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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能像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刘备那样在民间具有巨大影响的偏居一隅的皇帝，可说是凤毛麟角乃至绝无仅有，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将封建社会推向了极盛顶峰的唐太宗李世民。究其原因，历届封建统治阶级将其作为阶级理论宣传样板是个重要因素。即便以封建史学家陈寿之客观忠实，也褒有余而贬不足，在其史学巨著《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陈寿就评价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存，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大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千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兢利，且以避害云尔”①褒扬之意溢于字里行间。历史虽然无法重演，但像刘备这样的封建仁君客观上可能存在吗？当然不可能!“事实上刘备这个仁君形象和历史上的刘备有较大的差别，并不是封建社会中的现实人物，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爱民如子’的仁君。”② 客观历史上虽不存在，但饱含个人情感色彩的艺术形象却可以在作家的笔下生成并影响读者。作家是艺术形象之母，艺术形象又必然是作家的精神之子。刘备这个仁义君王的形象，就正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饱含感情，运用生花妙笔，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而这个艺术形象又正好是作者兼济天下，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化身。生活在元季明初动荡年代，目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罗贯中，本“有志图王”，据说还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反元义军。然而，他最终失败了。所谓名未得显，志未得伸，这一点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是非常大的。于是通过著书立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然而，不仅是现实，就是历史也往往跟个人之美好理想相去甚远，“仁义君王”刘备所处的三国时代同样如此。刘备那么宽厚仁慈，重义轻利，蜀汉集团君臣上下即使和衷共济，智勇绝伦，最终还是丢掉了江山。反观曹魏集团(包括司马氏集团)虽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却居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事实上的胜利者正是道义上的“弱”者，而道义上的“强”者却是事实上的失败者。即不能不违心地勾划出以刘备为首的蜀汉政权最终失败的悲剧结局，又要竭力讴歌自己心目中的仁义君王。刘备这个理想人物这就给创作增加了难度。一部《三国演义》，只有从“三顾茅庐”到刘备进位汉中王这三十几回是蜀汉王朝的上升昌盛时期一一即使这一时期也有当扬长坂之惨败——其余从总的形势看，都是在写他们的失败。因此可以说，作者心目中的仁义君王偶像，刘备是在失败的形势中塑造的。 不以成败论英雄，败军之将方言勇，《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利用反面环境来表现正面性格，在失败的悲剧中凸现刘备这一仁义君王形象的。 《三国演义》作者保护刘备这一仁义君王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不让他与其思想性格决不相容的环境接触，免得破坏形象的完美和统一。最明显的例子有两个:一是将《三国志》上刘备“自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绥系其顶着马柳”，①张冠李戴成了张翼德怒鞭督邮，刘备急喝张飞住手(《三国演义》第二回):二是《三国志》上记载，彝陵大战后，“孙权闻先主驻自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②《三国演义》将此移花接木到诸葛亮身上，是他派邓芝出使东吴，重修蜀吴关系(《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作者这样处理，原因很明显:怒鞭督邮这种暴烈行为出现在猛张飞身上不足为奇.并会使张飞粗暴刚烈、疾恶如仇的形象更为丰满。但是若对于“弘毅宽厚”，、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来说却万万使不得。至于与杀害义弟关羽的孙权重修旧好，让诸葛亮去完成，刘备则是至死与孙权誓不两立，原因很简单，谁叫你东吴杀害关二弟呢?如果让“今若与之联合，是负二弟之盟矣”的刘备来完成，将会破坏刘备义重如山的形象。仅此两例，我们便不难看出，作者罗贯中为保护他心目中追慕的仁义君王刘备的完美形象，是如何既不脱离历史事实，又大胆而巧妙地改造历史，使其唯我所用的。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