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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杰什坦姆诗全集》，［俄罗斯］曼杰什坦姆著，汪剑钊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50.00元 曼杰什坦姆这个名字在我国已不算陌生，他与俄国“ 白银时代”的其他代表性诗人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是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这几位诗人的个人命运和他们之间兄弟姐妹般的关系本身，构成了一种经常被文学史家所忽略的“诗人现象”：诗人之间相互通晓的诗性原则作为心灵的万有引力，使相互倾慕最终变成了精神结盟。这一现象被布罗茨基归结为诗与帝国的对立，其结果是帝国崩溃了，诗则万古流芳。 专制制度下的“诗人现象”带有显而易见的否定因素和悲剧特征。结束长期流亡归来的茨维塔耶娃于1941年自杀；阿赫玛托娃的丈夫与儿子多次被捕，自己的作品则长期被禁；帕斯捷尔纳克靠谨慎的策略幸存，最终被迫放弃了诺贝尔文学奖；曼杰什坦姆则早早地在1938年就死于流放地，且至今死因不明。有感于此，我在十年前的一首诗中曾写道：“他的死被草率地宣布，/经过改头换面的措辞，/半个世纪之后依然投下阴影”（见拙作《曼杰什坦姆之死》）。而在20世纪的俄罗斯，这颗发出眩目强光的流星不过是不计其数的失踪者之一。 有人说，曼杰什坦姆不该写那首冒犯斯大林的诗，因为正是那首诗惹出了麻烦。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思考诗人在诗中运用技法的自由，其次才是以政治领袖为抒写对象的合法性问题，最后，这一事件作为古老的文字狱的现代翻版，难道不是读者暴力的典型个例吗？“克里姆林宫的山民”是否愿意尊重阅读伦理，完全取决于他对诸如此类的比喻所能忍受的限度。布罗茨基对那种统治者心态十分熟悉，所以他说： 诗人惹出了麻烦，往往并不是由于他的政治，而是由于他的语言上的优势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优势感。诗歌是一种语言叛逆的形式，它所怀疑的对象远远不止某一具体的政治制度：它对整个存在制度提出质疑。它的敌人也是成比例地增多的。（《文明的孩子》） 实际上“对整个存在制度的质疑”在下面的四行诗中表现的是如此有力，以致谁若是简单地认为曼杰什坦姆行为轻率，谁就对人类惩罚制度的严酷及文明的可怕异化缺乏足够的感受和理解：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诗人在文字的内部工作，但诗歌无论怎样要求自治，历史语境都会在个人表达中制造出某种回声，世纪这只毛茸茸的巨兽蹲伏着，随时向诗歌发出吼叫，人在威权之下的处境只能是噤若寒蝉，因为恐怖的施与者讨厌诗歌具有的“语言叛逆”的天性。波兰诗人米沃什有一首短诗是这样结尾的：“在如此严厉的惩罚下，/无论谁敢于发出一个声音，/他就得将自己认作一个失踪的人。”（《使命》）读起来颇似为他的这位前驱者写传。 曼杰什坦姆1891年1月2日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童年和少年在彼得堡度过，他的父亲是皮毛商人，母亲是中学音乐教师，俄国文学史家温格罗夫是她的亲戚。据他本人回忆，“母亲，尤其是外祖母，常以骄傲的神情吐出‘知识分子’一词。”（《时代的喧嚣》）。他与父亲的关系有着犹太式紧张，这一点与卡夫卡、策兰的情况相似，而母亲则是他最初的文学引路人。曼杰什坦姆的诗歌天赋很早就得到前辈诗人、象征主义者安年斯基的赏识，但他迅速摆脱了象征主义的影响，并与“诗人车间”（一译“诗人行会”）的成员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戈罗杰茨基等人一起创立了“阿克梅”派，成为他们中的“第一小提琴”（阿赫玛托娃《日记之页》）。 “一俟曼杰什坦姆的第一本诗集问世，象征主义作为一场统一的运动便偃旗息鼓了。”（克拉伦斯·布朗《奥西普·曼杰什坦姆诗选》英译版序言）这本以《石头》命名的诗集（1913年）为他赢得“石头诗人”的称号，而写于1912年的宣言式短论《阿克梅派的早晨》，已显露出他扫除包括未来主义在内的各种诗歌偏见的个人抱负。石头这种“哥特式元素”是曼氏诗歌建筑学的基础，诗歌的目的是“唤醒在建筑重负中沉睡的力量”，正如石头渴望被改造并进入“十字形拱”。 在同时代的俄国诗人中，无人比曼杰什坦姆更深谙浓缩与混合的诗歌艺术，他用过一个比喻——“阿拉伯式的混合、杂烩”，很适合于描述他的诗歌。像“失眠。荷马。高张的帆。”这样的意象并置，他运用起来娴熟得仿佛在实践意象主义的信条。他曾说：“俄国的语言和俄国的民族性一样，是由众多无止境的搀合、杂交、授粉和异族影响构成的……”（《论词的天性》）他的诗歌炼金术将希腊、罗马世界以及中世纪的形式熔为一炉，而他的个人独创性甚至就体现在当他“用所有时代、所有文化的语言说话”，人们却能清晰地识别出他的声音，并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自负、据说属于犹太性格中特有的急躁、儿童与英雄的复合、洁癖加上虔诚——当这些素质遭遇“剽窃”的指控和各种歪曲、谩骂，直到被告密者送往沃罗涅日，他的诗歌中始终有一个高亢、不屈、清亮的精灵在发声。有时他的自我辩护听上去颇为刺耳，譬如，“在俄罗斯只有我一人用嗓子工作。”（《第四散文》）或许只有少数几个知音真正理解了曼杰什坦姆诗学言说的价值，他的诗中“这种新的神奇的和声”难以指出其源头，所以阿赫玛托娃不禁发问：“曼杰什坦姆无师自通，这是值得深思的。我不知道世界诗坛可有类似的事实。” 即使在数度流放中，经历自杀与疯病的折磨，曼杰什坦姆的诗人本色在三册《沃罗涅日诗抄》中却得到了更艰苦卓绝的展现： 在窒息之后，我的嗓门/响起大地的声音——最后的武器。 或许可怕的不是惩罚，而是人的怯懦本性，只有诗歌是内心真实的《圣经》，作为一个“无畏地预知未来”的诗人，在灭顶之灾面前他亦不准备掩饰自己的洞见，此即为何，当他从词语的本性中发现了与苦难相邻的灵魂，而始终怀着“对世界文化的眷恋”。 曼杰什坦姆的大量诗歌手稿得以幸存，完全应感谢他的遗孀娜杰日塔·雅科夫列芙娜，她曾带着掩护他手稿的平底锅东躲西藏，而她的回忆录更是为诗人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1959年5月9日，保罗·策兰在为他翻译成德文的曼杰什坦姆作品集所写的跋中，将一个失踪者的漂流瓶讯息用他特有的迂曲但高度准确的方式（可能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披露了出来： 对1891年出生的奥斯普·曼杰什坦姆而言，一首诗就是能被感知和抵达的地带，经由语言聚拢在此核心周围，且形式和真理就源自此核心：围绕此个人真切的生存，质疑他自己和世界的时日，他此刻的心跳以及千秋万代。所有这些无非是想说，曼杰什坦姆的诗，一位被毁弃的诗人的诗，现在是如何从废墟里发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的，而他的诗对于我们今天又是何等重要。（转译自John Felstiner，Paul Celan：Poet，Survivor，Jew 135页） 有人认为，曼杰什坦姆诗中的音乐壮丽辉煌，他用词的蓄意的歧义与感知的复杂多重都是不可译的。策兰本人是一流的诗人与翻译家，他深信翻译是原作的回响，译事甚至被上升为情事来理解。他用诗表达了意义的移情：“奥西普这个名字向你走来。你告诉他/那些他业已知道的……”正是基于这种对话，策兰更关心将曼杰什坦姆诗中的诗意翻译出来，故时常大胆地“转换一下形式，即言说的音色”。他将“黑色的太阳”译成“暗日”就是音色转换的一个例子。 我向这部《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的中文译者汪剑钊先生讨教过如何处理曼杰什坦姆语速的问题。本着学者的严谨，他倾向于尽量忠实于原文的诗行单位，因为曼的飞行语速既是祭师般的语气决定的，又是意念原子高度密集的反映，读者如了解布罗茨基关于俄国诗歌重在旁敲侧击，而不突现贯穿始终的主题的看法，就会乐于接受曼的“天空……幻化成十三个脑袋”，或“俄罗斯、忘川和罗累莱。”这类词语的“磁性风暴”的洗礼。我同意翻译中不存在唯一的版本，所以当俄文原意为“And I am alone on all roads.”的诗句在中文中被处理成“我独自踏上所有的大道。”（《啊，我们多么喜欢口是心非》）时，倘若我们不放过此关键时刻，那么，诗人赶赴劫难的孤独形象或可发出另一种回声：“道路千条我却无人同行。”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02-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