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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年纪事》 ［南非］J.M.库切著文敏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故事只不过是故事，人家不会听进去的，他说。我讲了一辈子故事，我是太明白这一点了。”垂垂老矣，作家JC终于决定要写一些“观点强硬”的言论，而这些言论让打字员安雅觉得他“如此特立独行，和我们这个世界严重脱节”。的确，它鼓吹古老的道德美学，对恐怖主义施以同情之心，直言不讳国家是个人的最大敌人，对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时代报以冷嘲热讽……真是彻头彻尾的“反潮流”，而且读起来充满了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腔调”。 小说家是不是就该安心地写他的小说，少来谈论什么政治、时代呢？且不说那些关于数学、概率论的言论是否外行，就算是反潮流的政治观点说到底也无非是另一些老生常谈。可是他没法控制住自己不说啊。这个JC先生，或者就是作者库切本人，他显然依然相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公众事务就该有他应负的责任。“优胜与美德不可分离”，他必须说出这个被人遗忘的真理。 在这本新作中，库切继续着他对小说文体的探索。全书通分成上中下三栏，上栏即为那些匡世济民、特立独行的宏论，中下栏则分别以作家JC和受雇于他的漂亮女子安雅的视角叙述故事。通读全书便会发现，占全书三分之二篇幅的上栏原来是一本“书中之书”——它正是中下栏的故事中，JC所写的《危言》和《随札》。显然，库切在这部作品中再次使用了复调的创作手法:一边是直陈世事的犀利言论，一边是有关耻辱、欲望的叙述世界。到底言论是小说的一部分，还是小说才是言论的附带产品？或者它们是彼此独立，又共同地用来“说服”人们一些东西的吧？ 在上栏正面抨击完时事之后，库切又特意跑到叙事文本中，创造一个反对的声音。艾伦先生，这个“新观念”的代表者，一直在私底下对JC的文稿百般挖苦批评。他有点像库切的另一个自我，狡猾地不露声色地不断进行着自我解嘲。库切一直以来关心的主题——“耻辱”再次成为小说的基本推动力:JC保守着人文主义传统，认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都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可是这句约翰·堂恩的名言，却令深受艾伦影响的安雅一脸茫然，因为“新的观点则采用现代法律的解释”，“只要你不必为此负责，耻辱就不会落到你身上”。后来，艾伦借酒装疯，终于正大光明地侮辱了JC。而笔锋雄健的JC却一声不吭，逆来顺受。JC先生，著名的作家，不合时宜的思想家，就这样在时代骄子、玩转商场的艾伦面前败下阵来。好在他转而赢得了安雅的尊敬和感情，赢得了人性的优胜。这倒像对《危言》里一句话的注释:“让大家瞧瞧那些选择置身于游戏规则以外的人会有什么下场。”JC的观念在现实里固然吃不开，可没人能够阻止他在精神的领域有所斩获。这或许是一种“代偿”？抑或是一种对天堂的许诺？ 看来，小说家库切对自己的那套言论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有一种明智的犹豫。“在他的愤怒与羞耻极为强烈地压倒了所有的算度与审慎时，他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发言”，可是既然在当今时代作家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所谓的知名人物”，“注定了其外省人的命数”，那么他的言论又有多大的效力？况且，用安雅的话来说，那两位观点对立的男士，“一方是言之凿凿，一方是掷地有声”，双方又都显得一样的粗暴。所以当她建议JC何不写点故事时，JC作答说自己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人们被说服了，但转头一想，又发现自己有点底气不足。如此强硬的观点和强硬的表述，是否真是他唯一的选择？克尔恺郭尔曾教诲说，“学着采用没有说服力的方式说话吧”，一个小说家放弃了“没有说服力的方式”，转而直截了当地“掷地有声”地发言，是不是还能说服别人呢？ 就在这种矛盾中，我们看到库切不断地让人物相互对话、让不同的文本层对话，实际上也是在和自己对话。对于作家来说，有个问题是重要的:伦理准则怎样无间地融合到修辞中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是一个标准，可也是太过“沉重的劳役”。好在这么多年过去，写作的自由早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直接的言论太过干巴巴，很难有“说服力”，而“构建小说的可信度，没有谁做得比托尔斯泰更好了”，那么干脆把它们放到一块儿，看看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这可不是偷懒，也不是投机，要知道，在复调写作里，一加一可远远大于二呢。 看起来，库切的这番尝试还颇具奇效。你或许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可是读完整部作品，你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没有说服力”的说话方式，还真有点说服力——尤其是当这个作家“借着衰亡的征象”，满腔热忱地想为世界留下“这样一份提示”时，我们理应能在“每一个章节背后”，听到那种“对酒当歌、去日苦多的心曲”，感受到那种“更高的伦理准则。”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2-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