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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馆听讲座•《点评〈金瓶梅〉》系列讲座：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周先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周先慎教授。 只要一提到《金瓶梅》，人们脑子里马上会跳出潘金莲的名字，并冠之以“古今第一淫妇”。为了跟西门庆“偷情”，害死丈夫，何其毒也；为了满足性欲，“霸拦汉子”，令西门庆“脱阳而死”，何其淫也！潘金莲是否就是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淫妇”？作为女性，她是否也是那个社会、时代的牺牲品？她的悲剧性何在？请周先慎教授演讲《潘金莲形象的悲剧意义》。 《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书中有着露骨的性描写，长期以来被目为淫书。现在，淫书的帽子至少在学术界可以说是已经摘掉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后，又推出了《金瓶梅》的系列讲座，这就说明主持讲座的人是将《金瓶梅》作为文学名著、文学经典来看待的。但对这部书的认识和评价也还有不少分歧。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潘金莲这个形象，如何认识和评价就还有不同的认识。至今仍有一些读者和研究者，还是把潘金莲看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淫妇，对她极其憎恶。当然从书里的描写看，潘金莲这个人表现确实很不好，读者对她产生憎恶的感情也是十分自然的。但作为对文学形象的分析与评价，不能只凭爱憎感情，还应该考察这个人物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文化内涵。 其实，把《金瓶梅》看作是一部淫书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除了性描写，《金瓶梅》还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性描写在书中的比例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大。全书将近一百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删节本，只删掉不到两万字，就已经删得很干净了。用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韦君宜先生的话来说，删得比《红楼梦》都要干净。我们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读《金瓶梅》这样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的作品，评价像潘金莲这样思想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形象，不能只用伦理道德一种标准，还应该用多重标准来衡量，比如我们还应该用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等标准去分析和认识。 严格说来，一部文学杰作或一个艺术典型的产生，都并不是单纯地出于作家个人主观的艺术创造，还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跟深刻的文化背景分不开。《金瓶梅》所塑造的潘金莲形象及其悲剧，就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包含着不可忽视的文化内涵。 下面分五个方面来谈谈潘金莲这个形象和她的悲剧意义。 一、《金瓶梅》开辟了一个妇女成群结队进入长篇小说艺术殿堂的新纪元 《金瓶梅》的艺术描写以西门庆的家庭生活为中心，小说主要是写他的发迹、罪恶、荒淫、败亡。西门庆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可是小说围绕着这个有独特身份和地位的男人，却写出了一个女人世界，一个完整的涌动着生命活力的女人世界。在这个女人世界中，生活着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形形色色的市井妇女，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惊心駭目的人生悲剧。 中国妇女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妇女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最早得到表现是在诗歌中，虽然多数是由男性作者来代笔。在小说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有很大的区别。在短篇小说中，唐传奇和宋元话本就已出现了一系列闪耀着思想光彩和艺术光彩的女性形象，如大家熟悉的《莺莺传》中的崔莺莺，《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李娃传》中的李娃，《虬髯客传》中的红拂，《飞烟传》中的步飞烟，以及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等。但在《金瓶梅》之前，女性在长篇小说中始终没有自己的地位。《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不是没有写到女性，但不是充当反面角色，就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陪衬和点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正统文化思想，确定了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也确定了女人在小说中的位置。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正统文化，是歧视和轻賎妇女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论语•阳货》)，女主内、男主外，这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三国演义》是描写战争和政治斗争的，写的是男人们征战杀伐打天下，演出的是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女性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自然派不上正经角色。至于上西天取经这样的神圣事业，女人就只会起到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心猿意马的猪八戒，因为贪恋女色就很不坚定，蜘蛛精、白骨精一类的女性都是些破坏取经事业的捣乱分子。难得的是《水浒传》中也有几把交椅留给了女性，如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庄严隆重的排座次，她们都以“娘”、“嫂”称呼，连正经的名字也没有。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她们，梁山大聚义照样演得有声有色。而且不要忘记，潘金莲淫妇的恶名，原本就是在《水浒传》中被确定下来的。到了《金瓶梅》，女性形象开始成群结队地走进长篇小说的艺术殿堂，女人世界构成了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内容。离开了女性和她们的活动，《金瓶梅》所构建的艺术大厦就将要坍塌，甚至连书名都不复存在。 一个充满生机的色彩绚丽的女人世界在长篇小说中的出现，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杰出的艺术创造。然而这并不说明作者妇女观的高明。这样一个艺术新天地的开拓，从根本上说来，并不是简单地仅仅是作家个人意志和艺术追求的产物，而主要是社会生活的历史变化所引起的小说题材转变的结果。明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长期被压抑和被抹煞的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情欲和物欲开始得到重视和肯定。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就鲜明地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他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焚书•答邓明府》)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家庭，同样敏锐地反映出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异，因而引起了思想家和文学家们的重视；而中国封建社会以男性为本位的宗法制度，以及以男尊女卑为重要内容的正统文化思想，又都确定了妇女活动的主要天地在家庭。传宗接代、侍奉丈夫和公婆，成了女人的天职，贤妻良母成为社会所肯定和赞美的妇女范型。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确定了家庭是女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她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也是女人生命的归宿。因此，当长篇小说的题材由历史、政治、神话等转向现实的日常家庭生活的时候，一个女人世界便合乎逻辑地在《金瓶梅》中出现了。然而，历史现象常常是十分矛盾的，即使是社会思潮涌动的变革时期，社会文化观念的改变在普通人中也还是非常缓慢的。当女人活动的那个十分重要然而又十分狭小的天地——家庭，被文化人摄入他们视野之内的时候，女人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角色却丝毫没有改变。重视了她们的存在，却又更加鲜明地显现出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轻賎和卑微。在明后期，小说题材的拓展，小说写作艺术的进步，其实是同中国女性的历史悲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词话本书前有一首《四贪词》，讲的是酒、色、财、气，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四贪中，最主要的是色和财，这成为明中叶以后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和新兴的商人）普遍追求和关注的内容，这种追求和关注直接影响到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也影响到不少男人和女人的命运。男人们疯狂的色欲追求，使得许多女性已不能按旧轨道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循规蹈矩的正统妇女。妻妾成群的家庭里很难诞生标准的贤妻良母。妻妾间的争宠演变成无情的生存竞争，女性间相互嫉恨、争斗乃至残害，成为屡见不鲜的事实。女性的智慧和生命的活力，畸形地也是异乎寻常地在这种争宠的生死之战中表现出来。这种斗争的形态及其特点，虽然与当事人的思想性格有关，但也同样不完全是某个女性自身的心性或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历史生活和正统文化逼迫她们不得不如此。即使是具有刚强性格和意志的女人，在那样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也很难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极其可悲的。 《金瓶梅》真实地展现了妇女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这在过去的长篇小说中是从未有过的。但由于历史生活的制约，也由于作者自身妇女观的落后，在他的笔下，妇女仍然只不过是满足男人淫欲的玩物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都跟这一点分不开，都是从属于男人并由男人的好恶来决定的。《金瓶梅》的作者敏锐地感受到妇女的智慧和才干并不弱于男性的生活真实，但他却还是背负着父权社会传统文化思想的沉重包袱，因而他也还只能从负面来展示女人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这些女人们围绕着男人(在小说中就是西门庆)，互相嫉妒、争宠、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目的只不过是求得稳稳当当地占据一个被西门庆所宠爱(实质上就是玩弄和泄欲的同义语)的位置而已。这些妇女生活追求的目标本身就是悲剧性的。这悲剧是中国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而是必然的，是个人的抗争很难改变的。 兰陵笑笑生首次在长篇小说中具体生动地展示出封建时代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生活图景，在具体描写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文化内涵。生活在今天，我们要想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它的后期，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一夫多妻制度下，妇女的悲剧命运及其生活风貌，了解妇女的肉体和人格是怎样被蹂躏和被侮辱的，灵魂是怎样被腐蚀和被污染的，人性是怎样被异化和被扭曲的，了解她们过人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是怎样被消解在庸俗无聊的争宠斗争中的，就不能不读《金瓶梅》。 二、潘金莲是一夫多妻制的男权社会所孕育出来的一朵恶之花 在某种意义上，《金瓶梅》是为西门庆立传的，是这个富商、恶霸、官僚三位一体人物的发家史、罪恶史和衰败史。西门庆是统治《金瓶梅》中女人世界的“班头”和“帅首”，是这个女人世界的中心。这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宗法制度最真实的缩影。在西门府内外，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女人们，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跟西门庆的关系中，才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才得以展示其性格风貌和生活命运的。西门庆离不开女人，发家致富，为官做宦，荒淫享乐，无一不依靠女人，利用女人。没有围绕在他周围的女人世界，西门庆的家业、权势乃至整个生活，就很难想像能继续存在。可悲的是，这些女人也离不开西门庆，她们必须依附于他，而且心甘情愿地做被他玩弄和取乐的工具。能得到西门庆的宠爱，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即能够占有西门庆，成为这个女人世界中众多女性的奋斗目标，由此而展开的一系列尖锐激烈的明争暗斗，嫉恨、倾轧、阴谋、陷害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有时简直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就是在这种嫉妒和争宠中，小说展示了形形色色市井妇女那种卑琐、无聊、可怜、可悲的人生和命运。在这个女人世界中，读者可以看到一颗颗痛苦的灵魂，一个个充满血泪的惨淡的人生。 《金瓶梅》这部书的男主人公是西门庆，女主人公至少有三位，就是书名中所列的三个人物，潘金莲、李瓶儿、春梅。潘金莲是第一女主角。在《金瓶梅》所描写的众多的女性形象中，潘金莲具有独特的意义，是这部小说中最具生命活力，同时也是思想性格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按小说中所写，潘金莲这个人物的遭遇大概是这样的：她是清河县一个裁缝的女儿，父亲早死，家里很穷，九岁时就被母亲卖到一个官僚之家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实际就是做一个供有钱人家取乐的丫头。后来王招宣死了，母亲又将她卖给另一个财主张大户做丫头。张大户奸污收用了她，把她变成一个侍妾。但是那家的大老婆很厉害，在一顿苦打之后，把她赶了出来，将她嫁给了卖炊饼的武大郎。张大户给武大郎卖炊饼的本钱，并给他们房子住，实际上还是继续占有她，成了他的外室。武大郎个子很矮，又长得很难看，潘金莲对这个婚姻很不满意。她看到武大郎的弟弟打虎英雄武松长得很英武，就去勾搭，被拒绝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又遇到了西门庆，在西门庆的勾搭下两人很快成奸。为了去除障碍，他们合谋毒死了武大郎，嫁给了西门庆做了第五房妾。到了西门庆家后，在妻妾争宠中，她使出种种手段，先后害死了宋惠莲和李瓶儿母子。其间又同小厮琴童私通，同女婿陈经济调情。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又使西门庆服淫药过量而死。西门庆死后，她同女婿陈经济通奸，事发后被大娘子吴月娘赶了出去。最后，惨死在为兄报仇的武松的刀下。 对潘金莲这个人物评价的分歧，主要不在她有没有这样一些恶德和恶行，而是怎样看待和认识这些恶德和恶行，她的行为和遭遇有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作者对她的态度只是揭露和批判呢，还是也有同情的一面？应该说，从潘金莲一生的行事和表现来看，说她是一个淫妇，是一个坏女人，是一点也不错的。在她的身上确实是集中了许多令人憎恶的恶德，如淫浪、阴险、狠毒等等，都表现得非常突出。表现在她行动上的这些特点，不仅令人吃惊，也令人害怕。 前面说过，我们读《金瓶梅》，如果仅仅从感情出发，或者说仅仅以某种伦理道德信条做标准，那么，不论加给潘金莲什么样的恶名都是并不为过的。然而要认识和阐释这个形象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理解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文化意义和和艺术价值，仅仅停留于或满足于福善祸淫的一时痛快就很不夠了。《金瓶梅》是一部富于写实精神的书。作者并不是描写抽象的人性的恶，而是描写具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生悲剧。小说的艺术价值在于，它不只是写出了潘金莲是一个坏女人，同时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她为什么是一个坏女人和怎样成为一个坏女人。也就是说，它在无情地揭露这个坏女人的恶行恶德的同时，还写出了与这个坏女人的种种恶德恶行联系在一起的她周围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种条件所决定的她所经历的种种屈辱、悲苦和辛酸。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潘金莲形象，可以这样说：她是一夫多妻制的男权社会所孕育出来的一朵恶之花。她身上的恶反映了社会的恶。她的悲剧意义在于，是恶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恶女人，而恶社会又彻底地毁掉了这个恶女人。 三、潘金莲是一个悲剧人物，她的悲剧是一个追求者的悲剧 潘金莲的一生算不算一个悲剧？潘金莲算不算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是有不同看法的。说她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当然就包含着某种悲悯和同情在内，可是在有的人看来，潘金莲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对她有什么同情的。老一辈的诗人和剧作家孟超先生(就是因写了著名的昆曲剧本《李慧娘》而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金瓶梅>人物》，其中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千古悲剧人物潘金莲》，文中说她是“《金瓶梅》里边被糟蹋得最厉害的一个，被迫害得最残酷的一个”，因而认为她是一个“千古悲剧人物” 。但这本书在孟超先生过世20多年后的2003年重新出版，为新版写序的牧惠先生就明确地讲了他不同意孟超先生的看法，他说：“可以预料，孟超对潘金莲的评价会碰到反对意见。愚见以为，《水浒》中的潘金莲，多少让人同情；《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则实在罪恶滔天，招人厌恶。”我是基本上同意孟超先生的看法的，虽然他所说的 “最厉害”、“最残酷” 、“千古”等等，不免说得有点过分和绝对化，但不论从小说描写的客观实际来看，还是从作者本人的主观态度来看，潘金莲都确确实实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作者对她也是确确实实带有某种同情心的。下面我们就结合作品的艺术描写来作一些具体分析。 潘金莲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她的悲剧是一个追求者的悲剧。这是我对潘金莲这个形象的一个总的认识和评价。 潘金莲与正统文化所要塑造的那种贤妻良母型的妇女完全不同。她并不是一个很软弱的，安分认命、逆来顺受的，愿意昏昏噩噩地度过自己一生的女人，也不是一个很肤浅的、没有思想、无所追求的女人，而是一个富于生命的活力、不安分的、有自己的人生追求的、进取型的女人。她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既然生而为人，就应该像人那样活着，享有人生的欢乐与权利（包括当时社会最不能容忍女人有的情欲和性欲在内）。这种追求，在她那个时代和具体的生活条件下，像她那样身份和地位的市井妇女，可以说是一种最低的人生追求，但同时也是可能有的最高的人生追求。潘金莲的悲剧在于：她想成为一个人，过一种正常的人的生活而不可得，那个污浊的、罪恶的社会蹂躏她、摧残她、挤压她，同时又浸染她、腐蚀她、铸造她。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以潘金莲本来有的资质(主要是她的聪明和泼辣)，如果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环境，她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女强人，或甚至成为一个女中英杰的。但她终于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淫妇和坏女人，或者如清代的《金瓶梅》评论家张竹坡所说――“不是人”。问题就在于，单凭潘金莲那过人的聪明和泼辣的个性，她是无力抗拒也无法逃脱历史加给她的悲剧命运的。《金瓶梅》的艺术描写表明，潘金莲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坏女人，她的恶德恶行是罪恶的社会造成的。她不能容忍生活的不公平，不能容忍社会加给她的欺压和凌辱，便以恶抗恶，终于自己也成了一个恶人，并最后被恶所呑噬。她的悲剧不仅表现在她一生的苦苦挣扎，失败，屈辱，以致最后的被惩罚而慘死；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是罪恶的社会扭曲了她的灵魂，铸造了她的恶德，她是害人而最终又害了自已。应该说，在人生的舞台上，潘金莲的悲剧是演得有声有色的。在她的身上释放出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女性的生命活力，但这种活力又被社会的邪恶所控制。 从我们前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潘金莲既没有好的家庭背景，又没有财富(这两点对封建社会的妇女要嫁一个好男人，过上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条件)。她有的只是天生的聪明和美丽。当然单凭这两点，如果有好的环境和机遇，经过努力，她也是可能生活得像个人样的。但是很可惜，也很可怜，她从小就失掉了人身自由，失掉了独立的人格，失掉了做人的尊严。小说里写她“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小名金莲。”小说在后文还多次写到她的这双小脚(她第一次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就是从西门庆借捡筷子去揑她的小脚开始的)，这里特意点出连名字也同她的这双小脚有关，这样的描写不是毫无意义的。古代的男人欣赏女人的小脚，是一种变态的畸形的审美观，一种非人性的恶趣，这里写她的名字也用她那双被男人欣赏的小脚来命定，这就带有一种象征的意义，象征着她供男人欣赏、玩乐的地位、身份和命运。事实正是这样，因为父亲早死和生活贫穷，九岁就被母亲卖到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供人享乐。因“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九岁就被当成商品卖掉，失去了人身自由。这是她走向人生的开始，也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关于她在招宣府中的生活情况，书里边没有仔细描写。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后面的情节写到了招宣府中的寡妇林太太，公然把西门庆招到府里去通奸，则潘金莲少女时期在这个富贵豪华的官僚府第中受到的最初影响和浸染，就可想而知了。难怪她那样幼小年纪，就学会了“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什么叫做“扣身衫子”呢？就是一种能够显现女性身体曲线的紧身衣服，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很性感的衣服。再加上装模作样，当然是一种不安分的、放浪的、勾引人的表现。这样的描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明，她还在年纪很小，不知世事的时候，就企图以搔首弄姿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还来不及一试身手，王招宣就死了，她又以三十两银子的价钱被卖到了张大户家。像是一件不值钱的商品，在市场交易中，她又被转移了一次。这次遇到的男主人是一个色鬼，女主人是一个泼妇。她十八岁被张大户背着家主婆奸污收用，事发而为家主婆所不容，一顿毒打之后被强迫嫁给了武大郎为妻。写到张大户背着主家婆收用奸污了潘金莲时，作者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美玉无瑕，一朝损坏；珍珠何日，再得完全？”作者将潘金莲本来的质地比作美玉和珍珠，他的同情是非常明显的。令人悲叹的是，这颗被污被损的珍珠，由此便堕入了污秽、罪恶和不幸之中，再也无缘恢复她纯净无瑕的本来面目了。 《金瓶梅》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对潘金莲怀着同情，期待她能够变好，恢复原貌，却仍然严格地忠于生活，无情地写出了她的堕落和毁灭。 潘金莲对生活的明确的不满和反抗，是从对婚姻的不满开始的。她在失掉了自由的情况下被强迫嫁人，这本身就是极大的不公，就是可以反抗和应该反抗的。再看武大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小说写他是“为人懦弱，模样猥衰(即猥琐)”，因“身上粗躁，头脸窄狭”，人称“三寸钉，谷树皮”。总之是既矮又丑。武大与潘金莲不般配，在这个意义上这桩婚姻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她不满、怨恨，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喊：“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她常常在无人处弹唱一首《山坡羊》来抒发内心的感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丽铜(指一种质量很低的铜)，怎与俺金色比？”这里，潘金莲唱出了她对自己的评价，唱出了她内心的怨恨，也唱出了她对生活的憧憬和希望。作者的态度怎么样呢？在这段描写之后，作者有两句话评论说：“自古佳人才子相凑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他将潘金莲与武大的婚姻，与从古以来才子难与佳人相配相提并论，对潘金莲不满自己的婚姻并“憎嫌”武大，表现了明显的理解和同情。对这样不般配的婚姻，要是换成另外一个生性懦弱、听天安命、对生活无所追求的女人（在旧时代这样的妇女何止千万），也可以跟武大（他很老实，人并不坏）凑凑合合地过一辈子，日子或许也可能过得平平稳稳、和和顺顺，但也一定紧紧巴巴、窝窝囊囊，十分悲苦。这样逆来顺受地凑合着过日子当然也是一种悲剧，但却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这种悲剧在封建时代非常普遍，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可是潘金莲却是一个极有气性的女人，她跟多数安分听命的妇女那种卑怯的心理不同，她自视甚高，很不安分，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她既然认定自己是凤凰，是金子，当然就要另择高枝，就要闪现出金子的光亮来。她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她要奋力反抗。她的反抗是合理的，比之无数逆来顺受的女人来也应该说是可贵的。 可叹可悲的是，她的人格意识的觉醒却同她的奴隶身份不相称。强嫁给武大本身就是她奴隶身份的证明，何况在嫁给武大后她的命运还是被紧紧地抓在张大户的手心里。这里有一段描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张大户虽然被悍泼的主家婆逼得将潘金莲嫁给了武大，可是他仍然早早晚晚偷着与潘金莲“厮会”，这种关系由于张大户给了武大卖炊饼的本钱，住房也不要他给房租，因此为武大所默认。小说里写：“武大虽一时撞见，亦不敢声言。”大家注意，这种态度与后文写武大从郓哥那里知道了西门庆与潘金莲偷情就要去捉奸，态度和表现是很不一样的。这说明，武大虽然是个老实人，但在那个具体的社会环境里，他也很自然地不免把女人看成是可以换钱的工具。这一系列的描写都表明，潘金莲想要求得一个做人的机会，要追求幸福，但是社会却剥夺了她的人身自由，更剥夺了她选择爱情婚姻的自由。她的挣扎是非常艰难的。 潘金莲是一个失掉了人身自由的孤女，她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惟一可以凭借来进行反抗的就是她的姿色。按小说里所写，她长得很标致。小说多处写到潘金莲的标致，最突出的是第九回，是很多研究者都常常引用的，写潘金莲初嫁到西门府，借另一个妇女，而且是很容易产生嫉妒心的妇女，就是西门庆的大老婆吴月娘，从她的眼睛里大加渲染：这 “吴月娘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内暗道：‘小厮们家来，只说武大怎样一个老婆，不曾看见；今日果然生的标致，怪不的俺那强人爱他。’”连女人都会动情，嫉妒心都会因此而得到抑制，可见她的美丽对男人的吸引力了。有这样天生的过人姿色，按理应该是潘金莲的幸运，但由于她的身份地位，却竟成为造成她悲剧人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她以自己的姿色作为资本来进行反抗，但生活却逼迫她一步步走向堕落和犯罪。 潘金莲并不是生来就淫荡，是一个天生的淫妇。《金瓶梅》艺术描写的高明表现在，它很准确、很细致地写出了这个市井妇女沦落为一个淫妇的的原因和过程。有两段描写我们可以对比起来分析。一段是潘金莲在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之前，一段是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到正式嫁给西门庆之前。这两段描写是一个过程，前后是连贯的，同时又是有分别的。这两段描写表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 先看第一段。小说写她的各种行为和表现，确实是相当放浪的，但还够不上称为淫荡。放浪与淫荡很相近，但还是有分别的：放浪是指她不守礼法，或不遵守世俗的规矩，而淫荡则是指性放纵，是没有情感基础和情感内涵的纯肉体的寻欢作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描写是相当准确的。 小说第一回，作者在感叹她的婚姻遭遇不幸(就是所谓“自古才子佳人相凑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以后，就写她用自己的姿色来勾引男人：武大出门卖炊饼去了，“妇人在家，别无事干，一日三餐吃了饭，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还写她“常常站在帘子下面磕瓜子，故意把一对小金莲露出来”。但是这一大段描写，连同后文写她勾引武松，小说都写得很有分寸：第一，她虽然打扮光鲜艳丽，眉目传情，招花惹草，但是她并没有乱来。你看，那一帮浮浪子弟想用各种办法来挑逗她，勾引她，她不为所动，并不理睬。相反，在武大为了避免这些人的骚扰提出“要往别处搬移”，同她商议时，她毫不犹豫，马上答应，还提出为了避免“小人啰唣”(这是她的原话，表现了她对这些浮浪子弟引诱、挑逗她的一种反感)，不能再住这里的“浅房浅屋”，要去“典上他两间”大房来住，并主动把自己的“钗梳”(首饰)拿出来，真的去典得一套“上下两层，四间房屋”，还有“两个小小院落”的大房子居住。这绝不是专事勾引男人的淫妇所能有的表现。第二，她后来看见武松，见他“身材凛凛，相貌堂堂”，就动了心，小说写她是这样想的：“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谁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很自然地是从婚姻，从嫁人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想到的并不是勾引男人来使自己得到一时的性满足，这种心理显然也与一般所谓的淫妇不一样。对武松的态度，也可以说明她对那些浮浪子弟不屑一顾的原因，因为她要选择的是生活伴侣(婚姻)，而不是性伴侣(性欲的满足)。也就是说，这时的潘金莲，追求的主要是要改变不满意的婚姻状况，希望嫁一个称心如意的好男人。词话本在这回书中有这样几句：“这个婆娘在屋里，风流伶俐，诸般都好，为头的一件好偷汉子”。如果真的是好偷汉子，那这时就该真是一个淫妇了。但在她勾引武松和与西门庆成奸之前，小说并没有具体写到她偷过哪一个汉子，相反她有不少机会，却都置之不理。已经有学者指出，崇祯本(或称为绣像本)没有她“好偷汉子“这句话，如果崇祯本确是后来的改本，应该说这个地方是改得很好的。 再看看第二段，小说写她同西门庆的关系，也是写得非常准确和富于思想深度的。虽然是写两个人偷情，但男女双方的心理和所要追求的目的都是很不相同的。写西门庆，有这么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小说在这个时候介绍说他是一个“自幼常在三街四巷养婆娘”的男人，这就无异于告诉我们，他同潘金莲勾搭，也不过是“养婆娘”，是为了满足他的淫欲。二是，王婆深知其人，所以在二人初次成奸后，就特意问西门庆潘金莲的风月手段如何(她不问别的，如性情如何，容貌如何等等)，西门庆回答说：“这色系子女不可言!”色系就是绝字，子女就是好字，意思是绝好，好到了极点，到了不可言说的程度。可见他的淫欲追求确实从潘金莲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所以小说写，在这之后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西门庆是“常时三五夜不曾归去，把家中大小丢的七颠八倒，都不喜欢。”。可是第三，很奇怪，对这样一位令他如此满意的女人，从端午节相聚之后，竟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冷落和疏远她，不再到她家里去，而且音信杳无。这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出乎潘金莲的意料之外，也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西门庆在这段时间内娶了孟玉楼做为第三房妾，并且“燕尔新婚，如胶似漆”。再加上女儿西门大姐也在这段时间出嫁，就完全把潘金莲忘到脑后了。他这样做，除了我们这里讲到的纯然把潘金莲当作自己泄欲的工具这一点之外，也还有别的原因，这个等到我们讲西门庆形象的时候再作分析。 但潘金莲就不一样了，这次与西门庆勾搭，小说虽然没有明确写到她有婚姻的考虑，但她所期望的却是要找到一个能够依靠的男人。这一点小说是写得非常清楚的。第四回里写西门庆以揑她的小脚来挑逗她时，她这样说：“官人休要啰唣!你有心，奴亦有意。”这句话从表面上看只是奸夫淫妇互通心声，没有什么太深的意义，但联系到潘金莲的身份和具体处境，以及两个人后来关系的发展来看，却有值得我们注意之处，就是其中隐含着潘金莲的一种心理，一种内在的要求，就是两个人应该是“情投意合”。“情投意合”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无论是就情还是就性来说，都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但既然西门庆是把潘金莲看作是满足自己淫欲需求的对象，而潘金莲并不是，那在他的心目中两个人的关系就不会是对等的。潘金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她总是担心西门庆会负心，把她忘到脑后，因而几次提出来希望西门庆不要负心(对比来看西门庆就没有这种担心，对他来说，潘金莲即使负心他也不在乎，他要的是性伴侣，他的性伴侣很多，可以随时更换)。第五回，在毒死武大后，潘金莲就对西门庆说：“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你做主!休是网巾圈儿打靠后(这就是比喻忘到脑后的意思)!”第六回，又再次表达说：“蒙官人抬举，奴今日与你百依百随，是必过后休忘了奴家!”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心，并且一再地表示？就是因为她想找到一个能够靠得住的男人，但她已经感到这个男人是不大靠得住的。西门庆想找的是一个能满足自己淫欲的对象，就是性伴侣，而潘金莲期望的则是能得到一个情投意合的情人。所以在两个人成奸之后，各人的表现是很不一样的。一边是西门庆与孟玉楼燕尔新婚，把潘金莲忘得干干净净；一边却是，已经没有了丈夫的约束可以自由行事的潘金莲，在被冷落孤寂难耐时，并没有去偷别的汉子，而是苦思苦恋，盼望着西门庆的到来。第八回里的描写颇具深意：她“每日门儿倚遍，眼儿望穿。”她不能忍耐，于是脱下两只绣花鞋来打相思卦，看看西门庆几时能来。书中引了两首《山坡羊》，传达了潘金莲的心声：“他，不念咱；咱，想念他!”“他，辜负咱；咱，念恋他。”后来从玳安那里得知西门庆娶了孟玉楼时，她几次痛哭流泪，还写了一首《寄生草》托玳安带去，其中说：“将奴这知心话，付花笺，寄与他。”她不是在西门庆的面前流泪，而是偷偷一个人流泪，可见并不是装给人看的，而是内心痛苦的表现。此后，“每日长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一般”，在百般寂寞痛苦之时，独自弹琵琶，唱一曲《锦搭絮》，里面唱道：“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情性儿乖。” 她的这些表现和所唱的曲子，至少说明两点：第一，她与西门庆不同，西门庆只有淫欲，而这时的潘金莲是淫欲与情欲相混，而以情欲为主。第二，在她的心中，或者说在她的希望中，与西门庆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平等的关系。我思念你，你也应该思念我，如果你不思念我，就是负心，就是辜负了我。这里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求在两人的情爱(注意不是纯肉欲的性爱)关系中是对等的，平等的。西门庆曾经对潘金莲赌咒发誓，说如果负心了，就会如武大那样惨死(第五回)，但他还是很快就把这个让他感到极大满足的潘金莲抛到了脑后。前面我们说，小说对她与西门庆关系的这段描写，表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主要表现在：在那个时代，对于像潘金莲这样出身卑贱的市井妇女来说，就连偷情也是不平等的。她追求、期望，并且热切地呼唤这种平等，但是她得不到。《金瓶梅》对潘金莲这样的妇女的生存状态及其心理，描写得如此精细和真实，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并不多见的。作者真实地写出了这样的现实，也就自然地表现出了他的同情。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难看出，小说从第四回到第八回，情节的安排和布局，作者也是很有讲究，很有匠心的。写西门庆娶孟玉楼做妾，什么时候不可以写，安排在什么地方不可以，偏偏要安排在他与潘金莲偷情期间，作者是有用意的：这就与潘金莲对他的苦苦思念和苦苦等待形成对比，说明了：西门庆对潘金莲和跟潘金莲的关系是不当回事儿的，而潘金莲对西门庆和跟西门庆的关系，是很当回事儿的。在对比中显现出两个偷情人地位的极不平等。 因此我们有根据说，至少在进入西门府之前，潘金莲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真正的淫妇，虽然她已有不少丑恶的和罪恶的行径让人痛恨。只是在嫁到西门庆家以后，由于西门庆梳笼李桂姐而再次使她受到冷落和侮辱，她与小厮琴童通奸，以及后来与女婿陈经济的乱伦关系等等，才完全为淫欲所控制，堕落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淫妇。《金瓶梅》的艺术描写，充分地呈现出现实生活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不管怎么说，她参与毒死武大郎，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是一种犯罪，都是不能饶恕的。反抗不公平的命运，反抗不合理的婚姻，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本来是合理的，值得同情的。但可悲的是她以恶抗恶。她是一个生活于下层的市井妇女，虽然读过几年书，却既不受封建礼教的羁绊，也没有道德观念的约束。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权利，竟至不择手段，去剥夺跟她同样可怜的人的做人的权利。毒杀武大郎，这是潘金莲一生中的第一桩罪案。她一开始反抗人生就走上了邪恶的道路，手上染上了无辜者的鲜血。对她的身世遭遇不无同情的作者并不饶恕她，到后面的第八十七回里让她吃了武松的刀子，连心肝五脏都被掏了出来。但如果我们只是从她最后被杀的结局来理解潘金莲的悲剧，就把《金瓶梅》的艺术描写看得太浅了。 她以杀人的手段除掉了武大郎，经过一番曲折，终于做了西门庆的第五个妾。到了西门府，潘金莲才算真正登上了人生舞台，淋漓尽致地发挥出她的聪明才智，施展出种种风情手段，有声有色地演出她的人生悲剧。但从此，她的人生追求也就变得更加畸形和邪恶了。她一生都在追求，在追求中一步步走向堕落和犯罪。 四、在妻妾争宠中充分地表现了潘金莲的阴险与狠毒 在西门庆的家里，潘金莲凭着她的聪明和机敏，准确地判定自己不高不低、既贵且贱的身份地位，也准确地判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要在这个大家庭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进而实现压倒身边所有女人的理想，最根本的就是要笼络和讨好西门庆，得到他的宠爱。小说第二十四回里，写她花一两银子（她不像李瓶儿有钱，花一两银子也是一个大数）求刘理星替她“回背”（道家一种用镇书符水为人消灾免难的法术）时，便吐出了她的隐衷：“奴不求别的，只愿得小人离退，夫主敬爱便了。”所谓“小人”，就是指跟她争宠的对手，因此，博得西门庆的宠爱，压倒跟她争宠的别的女人，就成了她主要的生活目标和主要的生活内容。围绕着这个中心，小说展开了栩栩如生的描绘，令人惊心动魄。通过一系列有关她恃强争宠的场面和细节，小说生动地展示了她嫉妒、泼辣、阴险、狠毒等个性特征，同时也一步步深刻地揭示出她的悲剧命运，以及这悲剧命运所包含的社会内容。 争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潘金莲的人生之路充满了艰险。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西门庆是一个贪财好色、淫浪无耻、残暴粗俗的家伙，女人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满足他淫欲的工具，不存在真正的爱，更不存在专一的爱，因此潘金莲要求得到他对自己的专宠，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再一方面，是因为西门庆有一妻五妾，外加上一些受宠的丫头、妓女、姘妇，关系错综复杂。她面临的对手不只一个，而其中有的人（例如李瓶儿）某些方面的条件又显然比她更优越。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她生活在那个充满污秽和罪恶的黑暗王国中，淫欲不断膨胀而不能自制，一再干出淫乱丑行，自轻自贱自戕。她先是拉拢讨好大娘子吴月娘，挑拨西门庆毒打在妻妾中身份地位都比较低贱的孙雪娥，很快就得了手，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心计和手段。 但不久就遭受挫折，吃了苦头。西门庆梳笼李桂姐以后便冷落了她，甚至半个月也不跟她见面。潘金莲内心十分苦闷，她写了一首《落梅风》，让小厮玳安送给西门庆，传达她内心的思念之情和和孤凄的处境，期望西门庆由此能恢复对她的宠爱。谁知西门庆正沉迷于李桂姐的姿色，为了讨得李的欢心，竟然当着李的面将潘金莲送来的柬帖扯得稀烂，还把送信的玳安也踢了两脚。以后潘金莲还被迫将头发剪下来，让西门庆拿去送给李桂姐垫在脚底下每日蹝踩。这对潘金莲来说，当然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与此同时，潘金莲为了满足自己难耐的淫欲，竟勾搭上了小厮琴童，事发后被西门庆剥光了衣服，罚跪在地上抽马鞭子。对潘金莲的这种遭遇，作者也是流露出他的同情的，书中有两句诗道：“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潘金莲的这种遭遇，一方面是由于西门庆的淫纵与肆虐，另一方面也是妻妾争宠带来的必然结果。她结怨于孙雪娥和李娇儿，她跟琴童的奸情便是她们去向吴月娘和西门庆告发的，挨打受辱也是由于她们从中挑唆的。 但潘金莲是一个要强的、进取型（或者说是进攻型）的女人，她并不因为受到挫折失败就灰心退却。她既已确定的目标是要千方百计一定要实现的。自此以后，她在妻妾争宠中几乎发挥出全部的聪明才智，各种手段都施展了出来。对西门庆，她摸透了他的习性和心思，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卖弄风情，尽力满足他的淫欲需要，百般献媚，曲意奉迎，甚至连醉闹葡萄架、承溺呑精一类极其污秽卑贱的行径都能心甘情愿地干出来，屈身忍辱，无所不至。另一方面，她又很有分寸地对西门庆进行挟制和管束，甚至夹枪带棒尖酸刻薄地对西门庆进行冷嘲热讽。有时西门庆也确实有些怕她。有一次竟至“慌得装矮子，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向她央求。她对西门庆的态度，有时大胆得连吴月娘也替她揑一把汗。但什么时候该软，什么时候该硬，她都心里有数，分寸掌握得极好。由此可以看出她过人的心计、胆识和手段。 对跟她争宠的对手，她却毫不留情，为了保护自己，压倒别人，她施用了十分阴险狠毒的手段去打击陷害，无所不用其极。书中写了两次可以称得上是惊心动魄的她跟对手的较量，一次是对宋惠莲的，一次是对李瓶儿的。 按身份与地位来说，宋惠莲只是一个仆妇(她原名宋金莲，就因跟潘金莲重名而犯讳，才改名为惠莲的)，原不构成对潘金莲的威胁，只因她“生的黄白净面，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尤其是有一双比潘金莲的脚还要小的小脚，更兼她“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很快就把贪淫好色的西门庆迷住了。这就引起了潘金莲对她的嫉恨。尤其在她窃听藏春坞后，便敏锐地感觉到，如果任随宋惠莲同西门庆的关系发展下去，自己就有被她“撑下去”的危险。她绝不能容忍宋惠莲成为西门庆宠爱的第七房妾。于是潘金莲决心要剪除宋惠莲。这时的潘金莲，比之嫉恨李桂姐凄孤难耐而与琴童私通时，要变得聪明机巧多了。她玩弄的是两面派的手法，通过西门庆来制伏宋惠莲。欲夺之而先予之，她不急不躁，很有耐心。她先利用宋惠莲畏惧她、讨好她、依附她的心理，笼络住这个妇人的心。有时宋惠莲单独同她在一起，恰好西门庆来撞上，四下无人，她就“教他两个人苟合”。一方面讨得西门庆的欢心，一方面也赢得宋惠莲对她的好感和信任。明敏机变如宋惠莲者，竟也轻易被她瞒过，以为潘金莲确是对她“宽恩”，便格外贴近她，后来竟至敢于提出要在潘金莲的房里同西门庆苟合。潘金莲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她很有耐心地在等待和寻求机会。当宋惠莲的汉子来旺知道了老婆同西门庆通奸，趁酒兴大骂西门庆和潘金莲，并扬言要杀死西门庆时，她立即抓住机会挑唆西门庆设计陷害来旺。在如何处置来旺的问题上，潘金莲跟宋惠莲之间为了争夺西门庆展开了一场尖锐激烈的拉锯战。西门庆是一会儿听宋惠莲的，一会儿又听潘金莲的，徘徊游移于两个宠妇之间，显得耳软心活，优柔寡断。书中的有关描写十分精彩，生动地展示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生活中妻妾争宠的生活图景。机敏过人的潘金莲，抓住并利用了西门庆想完全占有宋惠莲的心理，调唆西门庆“不如一狠二狠”，剪草除根，置来旺于死地，终于击败了宋惠莲。来旺被解徐州后，宋惠莲得知被骗，气得寻死觅活，此时潘金莲又挑唆孙雪娥去跟她大吵大闹，终至于使宋惠莲一气之下自缢身亡。其后，宋惠莲之父宋仁因跟西门庆论理，又被西门庆买通官府毒打致死。潘金莲声色未露，顺顺当当地就假西门庆之手剪除了一个同自己争宠的对手，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却害了两条人命。 害死李瓶儿，用的又另是一种手法，更进一步表现了潘金莲的阴险与狠毒。比之宋惠莲，李瓶儿占有比潘金莲要好得多的条件，她不仅有色，而且有财，都是西门庆所贪恋的；她还有不在潘金莲以下的卖弄风情、取悦男人的手段；她更有潘金莲不具备的讨人喜欢的温柔性儿。因为这一切，李瓶儿得到西门庆特别的宠爱，成为威胁潘金莲的主要对手，引起了她的强烈妒恨。加之李瓶儿怀孕生子，竟成为西门庆家族的血脉所存，地位更是非同一般。由此李瓶儿便成为潘金莲的眼中钉，不拔掉这颗钉子，就没有她潘金莲在西门庆府中的地位。目标首先落在李瓶儿所生的官哥儿这个无辜的小生命上。她几次三番惊吓尚不足以泄她的心头之恨，后来见官哥儿爱穿红衣服，便日日训练那只凶猛的“雪狮子”猫儿，让它抓食用红绢裹着的肉食，终于用这个最阴险狠毒的办法害死了官哥儿，活活地将李瓶儿气死。一贯忍辱温厚，并多次在西门庆面前替潘金莲掩盖罪恶的李瓶儿，在临死前终于识破了她的奸计，悄悄地对吴月娘说：“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与他爹做个根蒂儿，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潘金莲在争宠中又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却又害死了两条人命。 封建社会大家庭中的妻妾争宠，是一场战争，没有硝烟，却一样你死我活，充满了血污。潘金莲在这场战争中大显身手，充分地表现出她那被罪恶的欲望所控制的聪明才智。 五、潘金莲悲剧的社会内容和《金瓶梅》的写实风格 潘金莲在争宠之战（实实在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一连击败了两个对手，毁掉了四个人的生命。潘金莲胜利了，但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潘金莲的胜利只是证明了而并没有改变她的人生悲剧。说潘金莲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主要还并不在于她最后的慘死（她的死只是让人感到是罪有应得），而首先在于她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不择手段所追求的目标本身就是悲剧性的。作为一个女人，她追求的人生目标实在是十分可怜的，不过是：稳稳当当地占据被男人玩弄侮辱的地位，成为男人发泄淫欲的工具。一个聪明美丽在正常的环境中本应有所作为的女性，却将她过人的智慧和精力，用来全力争取成为无耻男人手中的玩物。这样的人生追求不是太可悲也太可怜了吗？而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制度下妻妾争宠中无数悍妒型妇女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在这方面，潘金莲的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 潘金莲的悲剧还在于，她虽然战胜了两个对手，但她所追求的东西并没有真正得到。她是拼命地想稳稳当当地成为男人手中的玩物而不可得。潘金莲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以她的色相和风情，取悦于西门庆，满足他肉体上的一时之快。她始终只是西门庆泄欲的工具，而且还只是暂时的工具。她想求得“夫主敬爱”不过是一种幻想。她既没有能像李瓶儿那样得到西门庆的真正宠爱，也没有能像吴月娘那样的正妻的地位而得到西门庆的尊重。其实潘金莲对这一点并不是没有认识的。她很早就对宋惠莲说过：“十个老婆买不住一个男子汉的心”。但她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可是，等到她真正体尝到这种人生的苦况时，她的内心真有说不出的悲哀。第七十三回“潘金莲不愤忆吹箫”，写潘金莲从西门庆点唱的曲子中一下子就听出了西门庆对被她害死的李瓶儿的思念之情。于是便醋意大发，在席上便忍不住冷言热语地对西门庆投以讽刺。她残忍地害死李瓶儿，巴望着西门庆能将对李瓶儿的那份宠爱转移到她的身上，但西门庆偏偏不给她。在这个时候，潘金莲体验到的并不是胜利者的欢乐，而是一个失败者的悲哀。作者的描写挖掘到了人物的灵魂深处，而且表现出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从本质上看，潘金莲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她的悲剧性格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赋予她的。 在同吴月娘的关系上，小说进一步更深刻地表现了潘金莲的内心痛苦和悲哀。在害死李瓶儿之后，潘金莲也确曾骄纵过一阵子，以为她从此会受到西门庆的宠爱，会得势，因而竟敢跟大娘子吴月娘对立和较量。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虽由春梅辱骂申二姐引起，种因却很久远，而核心仍是所谓“把拦汉子”。潘金莲大撒泼，又是撞头，又是打滚，向吴月娘示威，并发泄内心的痛苦和怨恨。较量的结果自然是潘金莲的惨败。究其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吴月娘是正妻，而她不过是小妾；二是吴月娘正怀着胎，为西门庆百般珍重爱护，而她却是想尽一切办法也总不受孕。用潘金莲自己的话来说，是：“娘是个天，俺每是个地。”这个位置也是封建制度排定的，潘金莲再泼辣再要强也动摇不了，改变不了。地位悬殊，天差地别，这场风波最后当然只能以潘金莲的失败而告终，她忍气吞声，下跪磕头，向吴月娘陪礼道歉，这才使这场风波最后收场。她本来是为了“把拦汉子”而同吴月娘争斗的，可争斗的结果却是西门庆反而被吴月娘所“把拦”。这是她不愿看到，却又是她无力改变的。有一阵子，由于吴月娘的阻拦，西门庆竟不敢到潘金莲的房里去；甚至在她从薛姑子那里讨来坐胎的药，选定了壬子日服用，也因此而落了空。可以想见她内心是何等的悲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她害死了李瓶儿之后，险恶的用心由此败露，死者终于醒悟，生者也得了教训。这就成为她在西门庆死后被吴月娘逐出门外的重要原因。这个结局同时还说明，一旦男人死了，她也就没有了依靠，处于正妻位置的吴月娘就可以随意处置她。她是为男人活着的，也是依靠男人活着的，没有了男人作为依靠，她也就失掉了立足之地。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 潘金莲的悲剧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在她可悲的人生追求中，她的灵魂被扭曲，人性被异化，孳生、发展、膨胀了各种恶德秽行。她是一个被男人玩弄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个玩弄男人的女人。西门庆就是因为她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让他过度地服用了淫药而死在她的手中。小说的这种描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她是一个害人的人，而实际上她也是被社会所害。潘金莲是由恶社会所造成而又被恶社会所毁掉的一个恶女人，是一个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度下产生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悲剧性人物。对她的结局，作者一面从“一命还一命”的因果报应观念出发，用铺张的笔墨写她被为兄复仇的武松杀死，同时又对她悲剧性的一生深致悲叹：“堪悼金莲诚可怜，衣服脱去跪灵前。谁知武二持刀杀，只道西门绑脚玩。”不仅流露了对潘金莲惨死的同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在创造这个形象时明确的悲剧意识。 潘金莲是《金瓶梅》所创造的女人世界中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这个形象的悲剧意义，是不能简单地以“淫妇”和“坏女人”就可以加以概括和抹煞的。她自有她不能替代的悲剧意义和悲剧价值。她是在西门庆所统治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一个黑暗王国里，在充满罪恶、污秽的环境中开出的一朵恶之花。从潘金莲一生的恶行恶德中，我们看到了女性所经历的灵魂的躁动和痛苦，也看到了《金瓶梅》的写实精神和写实风格。 《金瓶梅》的特点，是将罪恶的人生和悲惨的人生如实地展示给人看，不加遮饰，没有美化，脱尽了迷人的诗意和理想的光彩。《金瓶梅》描摹世情，主要是写世情之丑和恶，写得很具体，很真实，很充分，不留情面，不留余地。作者用笔十分冷峻，很铺张，淋漓尽致，却又不动声色。除了因果报应的结局和一些诗词韵语，作者几乎将自己的褒贬爱憎感情完全掩藏了起来，好像他的任务就只是描摹刻画，让人物自己去表演、现形。但这并不能证明《金瓶梅》的作者毫无同情心。重要的是，作者不是孤立地写一个一个的人，也不是抽象地表现人性，而是从社会来写人，又由人来反映出那个社会。作者写潘金莲的恶，展示的是由正统文化和堕落的世风所造成的悲剧人生；这恶不仅仅是做恶者的罪孽，也是做恶者的不幸，这恶里带着做恶者本人的痛苦和眼泪。从社会悲剧的角度来认识潘金莲形象，我们就能体会到用笔冷峻苛严的《金瓶梅》的作者，也是怀着同情心的。 主持人：周先生为我们深入分析了潘金莲形象的悲剧意义，使我们了解，女性以群体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小说中，是在《金瓶梅》。它的作者生动丰富地展示了封建社会后期妇女的生活命运和悲剧图景。在群像中最具活力的是潘金莲，这个形象之所以成功，在于作者刻画出她的复杂性，写了她的恶德恶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把她写成一朵一夫多妻的男权社会所孕育出来的恶之花，并由此显出具体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生悲剧，也正是小说的艺术价值之所在。同时，周先生认为潘金莲是一个追求者的悲剧形象，并赋予了相对的同情。从作为一个追求者的角度来看，潘金莲的女性追求，甚至在今天，都有着现实性，不是吗？现代女性要想先第一成为人，然后才是女人，不仍然是何其难吗？ 另外，如果说潘金莲的淫荡是她被恶的社会压迫的一种反照，可她同样在压迫着其他的女性，像对宋惠莲、对李瓶儿，是那么的阴毒、残酷。若拿《红楼梦》做个不是是否合适的比对，我觉得，《金瓶梅》似乎一切都在一个“性”字，一切因“性”而起；而《红楼梦》则似乎一切都在一个“情”字，一切因“情”而生。“情”与“性”两相对比，在揭示人性隐秘的痼疾上，倒好像《金瓶梅》的笔墨更犀利甚至恣肆，将人性人情人欲剥得体无完肤，真是一点儿面子都不给。这也是《金瓶梅》的写实风格，即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罪恶与悲惨的人生。拿潘金莲来说，她情欲膨胀，人性扭曲，似乎只有在情欲里才有自我的存在。所以，她只要享受无边无际的情欲，任情欲之火烧死两任老公，任情欲之火烧死自己，最后死在梦中情人武松的尖刀之下。 其实，女性在中国小说中形象塑造的发展变迁，是从古至今女性生命轨迹的一种记录，也是一种文学的历史真实。当我们从史书中无从找寻更多对女性生存状态和命运记录的时候，小说就成了最好的透视女性在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貌相的最好折射。这会让我们思考很多，以女性的生命价值为例，是否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就是女性最好的定位呢？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依然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仍然是男性的生育机器和泄欲工具。相反，在一些发达的大城市，又有一些现代的知识女性，觉醒了主题意识，个性张扬，敢爱敢欲，甚至有的把男人当成玩物，成为西门一族中的女杰。同时，也还有些现代女性又在重复着《金瓶梅》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所以，才会有潘金莲式的以恶抗恶，丈夫出轨了，为了报复，找男人偷情，自我堕落，自我毁灭。女性要活得自尊自重自爱，仅仅以色立身终不能长久。单从男女感情来看，女性最怕的莫过于当她全身心地为男人付出一切以后，男人成了负心汉。 最后，祝愿天下女性享受天赋的生命权利，活出女性的姿彩！ 好了，让我们感谢周先生带来的精彩演讲。 [演讲时间：2006年7月30日] 原载：中国网2006年9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