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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馆系列讲座：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黄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请来的主讲人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会长黄霖先生。他是我现在复旦大学作博士后课题的导师组成员，所以，我是一定得管他叫老师的。黄老师非常忙，很多地方请他去讲都没时间。所以，这次大家是跟我一起沾了老师的便宜。先让我们对黄老师表示欢迎和感谢。2005年，中华书局出了黄老师的这本《说金瓶梅》，书的内勒口有黄老师的夫子自道，我来念一下，让我们先对黄老师有个大概的了解：黄霖，1942年生。十一岁上县城嘉定进初中住校，常蒙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看《水浒》等书，被老师斥为读“黄色小说”而革掉了“大队长”的职。长大后在复旦工作，被人戏说为搞最正经的学问，又搞最不正经的学问。好在做人还正经，尽管姓黄，却未曾戴着有色眼镜来读《金瓶梅》；倒是想：长期被人看作“不正经”的《金瓶梅》，何时能使普天下都承认它名副其实地姓“金”，而不是姓“黄”。故从1979年起，在做“正经”学问之余，为《金瓶梅》作考证，写论文，做校注，编辞典，搞翻译，也不问在别人眼里这做的算不算“学问”，是“正经”还是“不正经”，自己只觉得堂堂正正，搞的是正儿八经的“金学”。书的封面上标明：品味“第一奇书”；感受“金学”奥秘。时间有限，今天黄老师只能选取一个角度，来给我们讲《金瓶梅》中女性人物的不同命运，大家欢迎。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现代文学馆邀请我来作这次讲座，非常高兴。十分感谢各位在这样的大热天中从很远的地方来听讲。 今天，我要讲的是关于《金瓶梅》中女性的不同命运，主要是联系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程度，以及她们在与社会与自然的冲突中，如何走完了自己一生的道路。《金瓶梅》这部小说的名字叫金、瓶、梅，是用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个女人的名字拚起来的，女性作为通俗长篇小说的主角，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值得重视的一种文学现象。这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女性问题的重视，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它不仅一般地写了几个女性，而是写出了在晚明社会中，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而这种觉醒，将与社会发生冲突，为社会所不容，最后多数是走向悲剧。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王学左派的兴起，“尊情论”的高扬，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群体长期所遵守的道德规范往往被嘲笑为“假道学”，代之而起的是鼓吹真情的直率表露、个人利益的大胆追求，在整个社会与文学领域内涌动着一股张扬个性、肯定人欲的思潮，这无疑促进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动。在封建社会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特别艰难。千百年来，她们长期处于一种依附、从属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的教条更为沉重地窒息着主体意识的独立。明代中期以来，随时着手工业的发达，妇女参加工作的机会增加，经济上的独立也有利于人格上的独立。同时，受教育的女性也逐渐增多。这在整个人性思潮的涌动中，都有力地推动着女性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发。她们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不完全把自己看作是丈夫的附庸，开始自觉地选择自己的命运，积极地追求美好的未来，为此不惜与社会传统观念决裂，以致被社会所不容，背上了不好的名声或遭致悲惨的下场。作家写这些女性的主体意识萌动，主要是通过写她们的情欲来实现的。情欲，无疑是在古代社会中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最活跃的催化剂。这是因为当时女性生活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爱情、婚姻与家庭就是她们人生的主要内容。当她们的情与欲同客观世界产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她们违背社会群体的规范、主体意识觉醒的开始。晚明作家所表现的女性主体意识有所觉醒的主题，也往往集中地反映在所谓情与理，或者是人欲与天理的冲突中。 一、潘金莲：有所觉醒后的悲剧 我们首先来看潘金莲。潘金莲可以说是古今文学史上最出名的“淫妇”。有人说她是“古今第一淫妇”。所谓“淫妇”，这里是指婚后的女性违背了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不忠于自己的丈夫或性行为过度。在潘金莲身上的具体表现，主要是：一、偷情；二、“霸拦汉子”。潘金莲的偷情可分三个阶段来看：一是当武大老婆时；二是当西门庆老婆时；三是被赶出西门家门待嫁陈经济时。 一，在当武大老婆时，除了一度与张大户继续来往外，主要写了她追求武松和与西门庆的关系。偷情的主要原由：她当上武大的老婆后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主要是意识到自己的“风流伶俐”与丈夫的猥琐无能不攀配：“他乌鸦怎配鸾凰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于是只觉得“奴心不美”，“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她不想忍受客观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个体微弱而懵懂的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晴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她第一个看中的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二郎，禁不住心里寻思：“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于是她自觉、主动地邀请武二搬来家住，献尽殷勤，百般挑逗，乃至“酥胸微露，云鬟半軃”，“要同云雨会风流”。但想不到这位意中人，认同的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个体的自由意志，不想“败坏风俗”“伤人伦”（以上第一回），回答她的是一顿无情的抢白。第二个是得手的西门庆。她勾搭西门庆的三部曲：1、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2、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于是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马上意识到“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第二回）3、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第四回）。她爱西门什么？除了外表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之外，主要还是西门的性格。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恶”。她又是个能为自己的命运奋斗而有胆有智有勇的人。当武大来捉奸时，西门庆慌得只知道“仆入床下去躲”，她却提醒他闲常时“卖弄杀好拳棒”，叫他不要当“纸老虎”，一时间使西门庆也感到不及她有“智量”，后来也觉得自己“枉自做个男汉”。而潘金莲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噹噹响的婆娘。”（第二回）她在追求个人的利益时，其胆其智，事实上已不亚于男性。可是，她为了与情夫“长远做夫妻，谐老同欢”，却采取了一种残忍而非法的手段，毒死了亲夫，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自我的“快活”（第五回）。在这里，可以看到她的炽烈情欲所催发的主体意识在觉醒，有令人同情与令人佩服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让她一辈子守着一个不爱的丈夫以保持其忠贞的名节，扼杀其人性；但她最后并不能恰当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克服人性中的弱点，将其情欲可怕地扭曲，恶性地膨胀，以杀夫的手段来达到改嫁的目的，终于走向了罪恶的深渊。在这里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之间的尖锐冲突。潘金莲就是这一冲突下的牺牲品。 二、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又与她的仆人琴童与女婿陈经济偷情。偷情的主要动因：已不是婚姻不配，而是由于丈夫的不专一而使她在精神上与肉体上感到压抑，以图报复。她偷琴童，就是因为西门庆一连半个多月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潘金莲“青春未及三十，欲火难禁一丈高”，写信给丈夫表示“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结果却被负情人臭骂了一顿。她在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盼不到西门庆来家，就“将琴童叫进房”，灌醉了他，“两个就干做在一起”（第十二回）。这里，一切都是出于她的主动与安排。她明明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七回），但当她一旦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就“不顾纲常贵贱”，“管甚丈夫利害”，“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十二回），独立地去面对现实。她是勇敢的，但又是盲目的。古往今来，男女的“偷情”本不能以封建的道德来一概而论，从先秦《诗经》至明代《山歌》中的酬唱，从崔莺莺到安娜·卡列尼娜的追求，那种建立在真情与挚爱基础上的“偷情”，从来被认为是千古佳话、人间美事。而潘金莲偷琴童，只是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它虽然表现了潘金莲的反抗性，但在这里看不到她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偷的只是“性”，而无半点“情”，她的主体意识反而显得模糊了。至于陈经济与她，尽管一开始他们就相互吸引，但还没有突破界限。第十八回陈经济初遇潘金莲时，“猛然一见，不觉心荡目摇，精魂已失”。作者说他们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后来，虽然他们一有机会就嘲戏调笑，偷偷地你捏我一把，我踢你一脚，有一、二次“把小丈母便揪住了亲嘴”，乃至匆匆忙忙发生过一次性关系（第五十三回），感情在不断深化，但主要还是两人间暗暗调情。直到西门庆死，潘金莲才主动地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说道：“我儿，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罢！”再次做出了“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八十回）的勾当。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偷情”？这有点像《雷雨》中繁漪与周萍的关系。当然两者还是不同的，《金瓶梅》中是小妾与女婿，《雷雨》中是后母与前妻之子的关系。假如从现在的伦理关系来看，娶小妾本来就是不人道的，这种“乱伦”的关系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原谅；而且，陈经济不像周萍那样叛逃，潘金莲独立、大胆的追求的陈经济确实并没有辜负她，直到最后，陈经济还把搬取父亲灵柩的事放在脑后，首先想方设法凑上一百两银子，向他的“六姐”表示：“一顶轿子，聚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第八十六回）因此。现在有人认为，他们之间的偷情是“清美”的，说“陈经济是全书中唯一的一个具有一定程度民主性的人物形象”。这我觉得也有点过分，这里的关键是，他们的爱情基础究竟是什么？不明确。如何对待当时的社会伦理关系？假如我们现在不承认小妾与女婿之间的偷情是乱伦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娶金莲与葬父亲两者的轻重缓急呢？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当时的作者是完全采取批判的态度的，我们今天是否能完全肯定呢？社会的关系毕竟不是只有爱情的关系，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社会有一个共同遵守的秩序，普遍认同的伦理道德。所以，在这里不以简单化。 三、她被赶出西门家在王婆家待嫁时，“又把王潮儿刮剌上”（第八十六回），这主要出于原始的性欲。根据以上分析，从潘金莲的几次“偷情”的动因看来，1、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2、不排除在异性浪子如西门庆、陈经济等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3、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于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去改变自我的命运，明显地表现了一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当时主流的社会规范不承认、不允许这种主体意识的萌发。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本身并不健全的主体意识就被压抑，被扭曲，且最终引向了绝路。潘金莲作为“淫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霸拦汉子”。一般人认为这是一个“欲”的问题。如孙雪娥说她“怎的霸拦汉子”：“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背地里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十一回）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有个“气”的问题。她地位低，受压抑，要抗争，“霸拦汉子”是她争取自己权利和地位的主要手段。1、第五妾的地位。在当时中国封建妻妾制的社会里，妻与妾的地位是极其不平等的。这在《大明律》中有明确的规定。这种妻妾不平等表现在《金瓶梅》的世界里，小妾对奴才而言是主子，但在主子之中实为奴才。西门庆稍不愉快，就可以对潘金莲“赶上踢两脚”。她与正妻吴月娘口角，西门庆二话不说即站在吴月娘的一边。聪明的孟玉楼劝她：“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头？”潘金莲再要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插烛也似与月娘磕了四个头”（第七十六回）。这种不平等，无疑使她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与痛苦，感到“气不愤”。2、没有李瓶儿、孟玉楼那么多的钱财；3、就是以色相论，尽管被吴月娘叹为“果然生得标致，怪不的俺那强人爱他”，但其他几位也并非都长得不美，且潘金莲在翡翠轩里亲耳偷听到西门庆特爱李瓶儿皮肤白，后来如意儿就评论潘金莲虽然长得好模样，但由于“红白肉色儿”，比起“白净皮肉儿”的李瓶儿来，只能算是“中中儿的”（第七十五回）；4、更何况李瓶儿后来又生了个能传种接代的儿子。这一切都是潘金莲在西门庆家里寻求权利平等，追求出人头地的障碍。假如她承认这种种不平等和放弃个人应有的人身权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也就罢了。但潘金莲素来看重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愿落在人后，这又不能不给她平添了几分“气”。而她要平这份“气”，在这里显示出她的人生价值，最有效而直接的办法就是“霸拦汉子”，乃至征服汉子。于是她软硬兼施，耍尽手段去勾住西门庆的魂。且看第八回，西门庆自从聚了孟玉楼，燕尔新婚，如胶似漆，早把潘金莲打靠后了。潘金莲在家望眼欲穿，心烦意乱，“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托玳安带信，请王婆帮忙，终于将西门庆请来。西门庆一进门，就责问他“怜新弃旧”变了心，“怎的把奴丢了一向”？逼着他起誓赌咒表示不负情，乃至一把将西门庆头上的“帽儿撮下来，望地上只一丢”，又夺了他头上孟玉楼送的簪，扯烂了“妙人”送的扇，着实将西门庆“奚落”了一番，真是咄咄逼人，把西门庆镇住了。接着就来软的一套，摆上酒肴，“与西门庆上寿”，又从箱中取出许多亲自“与西门庆做下上寿的物事”，最后是一根并蒂莲瓣簪儿，上面镌有一首诗：“奴有并蒂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这使“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把妇人一手搂过”；妇人紧接着斟酒一杯与西门庆，“花枝招扬，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这一连串的有力进攻，使西门庆乖乖地“就在妇人家歇了”。在这里充分地显示了潘金莲“霸拦汉子”的才能。当然，潘金莲“霸拦汉子”的最重要的武器是“好风月”，“到夜里，枕席鱼水欢娱，屈身受辱，无所不至”（第十二回），使西门庆深深地体验到“这色系子女（绝好），妙不可言”（第四回）。实际上，这也是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子女的潘金莲在妻妾斗争的漩涡中能取胜的最重要的本钱，也是投西门庆之好的最佳路径。潘金莲就是主要靠它才得宠于西门庆。“妇人云雨之间，百媚俱生”（第七十二回），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总算确使西门庆对她最为迷恋，用西门庆的话来说：“怪油嘴，这一家虽是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这使潘金莲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了满足，一定程度上实现她所认定的自我价值，但同时也使她更加背负了“淫妇”的恶名。潘金莲偷情也好，“霸拦汉子”也好，显然都与她大胆、积极、主动的自我追求有关。她想越过社会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不公平，而有意识地靠自己去把握自己个体的命运。她凭着自己的聪明与色相，尽管有时小遇挫折，如受到武松的抢白、西门庆的冷落，但总的说来还是节节胜利，特别是进入西门庆家后，孙雪娥、宋惠莲、李瓶儿，一个个障碍被她扫清，甚至西门庆最后实际上也成了她的玩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西门庆已经到了疲惫不堪之时，潘金莲为了个人的“畅美”，还不轻易放过他。直至西门庆死到临头，潘金莲“还骑在他上边”，使他“死而复苏者数次”（第七十九回）。在《金瓶梅》中，横行霸道的西门庆把所有的女人当作他泄欲的工具和性虐的对象，唯独潘金莲，作为一个女性，同样把西门庆及其男性当作自己需求的玩物、征服的对象。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女间的性关系早被彻底的异化，两性间往往没有平等与爱情，女性只是作为性的对象或工具，作为一种客体而存在，难以显现其主体的自觉。而潘金莲则不然，不但其性意识强烈而自觉，而且作为一个女性，由此而萌发的个体独立与自强的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这就难怪她得到了五四以后的一些人们的同情，从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到80年代魏明伦的《潘金莲》，乃至后来拍的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也带有一丝的同情。但在她那个社会里，她的主体意识的萌发、个体价值的追求，毕竟还超越不了那个社会的规范。她镇住丈夫，也只是利用了西门庆人性中的某一弱点，而不能控制住丈夫的全部。社会所承认的，还是夫为妻纲。西门庆真的一发火，她还得忍气吞声，甚至被脱光了衣服乖乖地准备挨马鞭子。就是在正妻吴月娘面前，她也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别人是天，她自己是地。最后也是被正妻抓住了辫子，轻易地逐出了家门。这说明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与其整体上处于朦胧状态相对称，其力量还是十分微弱的。正因为其意识上的朦胧性与力量上的微弱性，故其个人奋斗的结果往往是以悲剧告终。潘金莲的真正悲剧并不是被逐出家门，而是由于个人与社会冲突中的力量悬殊，而使潘金莲的主体意识萌发、膨胀时，不能不以一种扭曲、甚至是变态的形式出现。她为了与情人“长做夫妻”而最后去毒死了丈夫，触犯了任何社会都不能容忍的法律。后在西门庆家里，“颠寒作热，听篱察壁”，时时挑起事端，搞得家反宅乱，最后又为了满足一己之欲，又隐隐用致武大以死命的同样的手法——使西门庆“吃药”再“骑在身上”，将又一个丈夫送上了西天。潘金莲的这些所作所为，假如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无疑会使人觉得她的情欲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同时对丈夫、家庭与社会带来了危害。这正是笑笑生所担心的“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第一回），“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第四回）。正是在这里，小说用潘金莲这个生动的形象，提示了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观冲突的历史悲剧。最后，作家让武松用一把锐利的尖刀，剖开了这个触犯了社会普遍认同的礼与法的年青女子的胸膛，挖出了一颗强烈地追求个体价值的心，让读者感觉到：在晚明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主体意识稍有觉醒的的青年女子要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在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尖锐冲突中，既难以冲破社会的定势，又难以克服自我的弱点，等待着她们的往往是悲剧！ 二、瓶儿与春梅：还未觉醒中的悲剧 我们说潘金莲对于个体情欲的追求，多少伴随着一点主体意识觉醒的味道，这是由于她比较清醒地感觉到自我的存在，感到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明确地去追求自己的所爱，极力想摆脱一个女性“百年苦乐由他人”（第十二回）的命运。而且，她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是那样的大胆与主动，不顾社会礼法，不信任何说教，只相信自我，努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与此不同，李瓶儿、庞春梅等尽管在寻求情欲的满足过程中也有自己的个性，违背了社会传统的规范，所以也背上了“淫妇”的恶名，但这主要是出于原始情欲的冲动，缺乏主体意识的自觉，所以与潘金莲是有所不同的。请看李瓶儿。先前作为梁中书的妾，因畏惧夫人，“只在外边书房内住”。后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却“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第十七回），其叔花太监到广南去，竟带她去“住了半年有馀”（第十回），可见她实为太监的玩物。再遇“轻浮狂诈”的蒋竹山，只是胡乱地要他“有甚相知人家亲事举保来说，无有个不依之理”（第十七回），一无自己的主见，结果被蒋竹山轻易地骗到了手，而蒋竹山却是个性无能的“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往往干事不称其意”（第十九回）。小说通过这三桩亲事，清楚地告诉了人们：本“好风月”的李瓶儿却长期处在性饥渴的状态之中；她在寻求解决“郁结于中”的“不遂之意”时，实无个人明确的主见（第十七回）。后来她之所以倾倒于西门庆，主要也就是领教了他的“狂风骤雨”，深深地感到：“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第十九回）只有西门庆，才真正使她的性欲得到了满足。因此，李瓶儿尽管也“偷情”，但她只是停留在原始本能的层面上，缺乏自我意识和明确的追求，与潘金莲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不但如此，李瓶儿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法无天，个体的自觉而不顾社会的规范，即使亲手毒死了丈夫，一转眼就被新的追逐和欢乐冲得无影无踪，在良心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李瓶儿却不然。她的个体意识即是社会的规范意识，她的主体性是完全消融在客体之中的。在她的头脑里，还是将不忠于那个不喜欢的、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丈夫作为深重的罪孽。气死花子虚，虽然使她得到了西门庆，但同时使她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她的死，实际上就是被社会道德所压垮的。当然，小说写她是病死的。她的病，据一位医生诊断说，其起因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后着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第六十一回）。特别是官哥夭折后，悲伤之极，又不时受到潘金莲的欺侮，“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儿，每日茶饭都减少了”（第六十回）。但她病情加重而致死，显然与她的不能自拔的负罪感有密切的关系。当年，她在与西门庆合谋抵盗财物气死花子虚时，决定“不与男子汉一心”，一切都做得比较绝，活活将花子虚气死。这时，她沉醉在挣脱一种羁绊的亢奋之中，况且花子虚的死毕竟有异于武大郎的死，她可以不负什么法律的责任。但是时过境迁，特别是到西门庆家，遇到种种不如意之后，回首往事，免不了要觉得自己有负于过去的丈夫，升腾起一种负罪感。她的这种内心深处的苦恼，被善于通过梦来描写心理的作者刻画得是何等的精微。在她病重时，恍恍惚惚、几次三番地梦见花子虚来催命，这显然是她一种内疚心理的折射。特别是第五十九回写道： 当下了瓶儿卧在床上，似睡不睡，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活时一般。见了李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召唤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花子虚一顿，撒手惊觉，却是南柯一梦。醒来，手里扯着却是官哥儿的衣衫袖子。连哕了几口，道：“怪哉，怪哉！”一听更鼓时，正打三更三点。这李瓶儿唬得浑身冷汗，毛发皆竖起来。到次日，西门庆进房来，把梦中之事告诉西门庆。西门庆道：“知道他死到那里去了！此是你梦想旧境。只把心来放正着，休要理他！……” 梦，是她潜意识的反映。实际上，她一嫁到西门家，受尽羞辱，思想上就起过波折。西门庆骂她：“淫妇，你既然亏心，何消来我家上吊！……”（第十九回）“亏心”两字，正点着她的痛处。后来，官哥生病、夭折，她更怀疑这是遭到了报应，因此常常梦见花子虚来夺她的孩子。西门庆对此倒是很清醒，告诉她这是“旧时梦境”，每一次李瓶儿向他诉说梦境时，每一次都劝她“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第六十二回），即是要她从对花子虚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可是沉重的道德压力，伴随着因果报应的意识，总究使她喘不过气来。一直到临死前，她还是梦见“那厮领着两个人，又来我跟前闹了一回，说道：‘你请法师来遣我，我已告准在阴司，决不容你！’发恨而去，明日便来拿我也。”（第六十二回）“告准在阴司”一语，也正反映了她内心有亏，自觉罪孽深重。她请王姑子在她死后“多诵些《血盆经》，忏我这罪业。”深深的感叹说：“还不知堕多少罪业哩！”（第六十二回）因此，李瓶儿的死，可以说最后不是在法律，而是在道德的重压下走向了绝路的。社会道德观念实际上包容了她的个人意志，她还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至于庞春梅，同样是一个缺乏主体意识的女性。西门庆有意要“收用”她，在潘金莲的安排下，二话不说就被“收用”了（第十回）；后来，潘金莲又叫她“和你姐夫睡一睡”，她也二话不说就卸下湘裙，让陈经济“受用”了（第八十二回）。第八十五回写潘金莲与陈经济“两个正干的好”而被吴月娘捉住后，闷闷不乐，她就劝潘金莲说：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这就是她的人生目标。崇祯本于此有眉批云：“后之贪欲而死，已见端矣。”张竹坡有夹批云：“是春梅结果。”这都点明了春梅贪欲的本性。当时，她“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张竹坡在此批曰：“求为狗而不能矣。”她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动物本能的满足。后来在守备府里，也就是因为丈夫“逐日理会军情，干朝廷国事，焦心劳思”，“至于房帏色欲之事，久不沾身”，使她“难禁独眠孤枕，欲火烧心”，终于与周义“淫欲过度”，“死在周义身上”（第一百回）。她完全是因欲而淫，以淫为的，最后“以淫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淫妇”。人作为主体，其相对的客体本来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另一个是社会。人的主体意识独立，既要不受制于自然，又要不受制于社会。假如说，李瓶儿的意识还不能从当时的社会规范中独立出来，将个人消溶在社会之中的话，那么，庞春梅的“淫”恐怕连对于自然也未能驾驭。她只是人的自然本能需要的殉葬品。儒家所强调的：“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就表现了人类在对待情欲问题上能超乎自然、征服自然的主体性。可惜庞春梅的淫欲在多数情况下是连一点点情与爱的波澜也没有，纯粹是本能的冲动，最后就被这种自然的本能吞噬了一个年青女性的个体生命，所以她们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沾不上边。在社会道德的笼罩与自然规律的控制下，她们的那种原始的肉欲冲动，只能将她们推上人生的悲剧舞台。当她们很快地花消玉殒之时，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自身个体价值之何在。 三、另外两类：不是悲剧的悲剧 在《金瓶梅》中，还有两类没有主体意识的女性，虽然没有惨死，从这意义上说，不是悲剧，但实际上她们也是悲剧的一生。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所谓“淫妇”，另一类是所谓“贞妇”。从“淫妇”来看，偷情的金、瓶、梅们一个一个走向了绝路，但世上偷情的并非只有一条死路。这正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浮翠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开头所说的；“怎么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骗的到底无事，怎见得个个死于非命？”她们没有死于非命，倒不是因为所谓前缘所定，从《金瓶梅》来看，有三类“淫妇”没有断送了性命：一如王六儿，她干脆蔑礼无法，公开与丈夫合谋“借色生财”，倒也活得很实惠，又很轻松；二如林太太，偷偷摸摸地躲在礼法的背后，“好不干的细密”，仍然不失为尊贵的夫人；三如如意儿、贲四嫂等的淫，尽管也有违于礼法，但顺从于权势。中国的礼法从来是敌不过权势的，在权势的法码面前，所谓礼法早已显得无足轻重了。总之，她们与封建礼法擦肩而过，或者说封建礼法对她们也无可奈何，也有的本身就是受到了那样一个社会的包容，但她们的确是“淫妇”，而且是没有灵魂的淫妇，根本没有主体意识可言。从“贞妇”来看，吴月娘可为代表。她更是毫无主体意识可言。西门庆临死前，她曾发下了如下的誓言：“夫，我本女流之辈，四德三从，与你那样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马不须分付。”（第七十九回）应该说，她是《金瓶梅》中唯一的一个从一而终、克守妇道的女性。她压抑了个人的情与欲，一切都以顺从丈夫、遵循礼教为立身的准则，让封建的妇道完全吞噬了活泼泼的自我。 四、孟玉楼：走出悲剧的必然与偶然 在《金瓶梅》中，惟有孟玉楼一人，不但不是淫妇，而且有主见，有头脑，一直在探寻着一个女性所应该走的路。她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寡妇，身边又没有子女。这时放在她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顺“天理”，守贞节；另一条是尊人欲，再嫁人。她毅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青春年少，守他甚么！”而且她坚持自择对象。选择谁？她不希罕“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尚举人，而是选择商人出身的暴发户西门庆。这种选择，包括后来看中李衙内，在态度上都是表现为与男性平等的。西门庆来相亲时，她“望上不端不正道了个万福，就在对面椅上坐下”，表现得不卑不亢，丝毫没有流露出一星低三下四、乞求可怜的样子。当娘舅张四说了种种理由阻挠她嫁给西门庆时，她的头脑十分清醒，一一加以辩驳，“佳人心爱西门庆，说破咽喉总是闲”，坚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嫁给所爱的人。怎样嫁去？“二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正大光明地过门。她对过门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困难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七回）。果然，她进西门庆家后不能得宠，含酸失望，但并不悲观，也不胡来，处之坦然，巧于周旋，等待时机。机会终于来到。西门庆死了，妾妇们死的死，卖的卖，逃的逃，一片零落了。她瞄准时机，也不想“耽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一眼看中了“一表人材、风流博浪”的李衙内，决心第三次嫁人，理直气壮又光彩焕发地走向了另一个“两情愿保百年偕”的世界。小说详细地写了她又一次自择婚配时的心理活动： 那日郊外孟玉楼看见衙内生的一表人物，风流博浪，两家年甲，多相仿佛，又会走马拈弓弄箭，彼此两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无妻子？口中不言，心内暗度。况男子汉已死，奴身边又无所出，虽故大娘有孩儿，到明日长大了，各肉儿各疼，归他娘去了，闪的我树倒无阴，竹篮儿打水。又见月娘自有了孝哥儿，心肠儿都改变，不似往时。我不如往前进一步，寻上个叶落归根之处，还只顾傻傻的守些甚么？到没的耽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第九十一回） 很清楚，她认识到自己的青春年少的价值，对自己的前途有深入的考虑，要亲自去再择丈夫，改变命运。在选择对象时，她不像庞春梅那样“属皮匠的，缝着就上”，也不像李瓶儿那样稀里糊涂，而是有点像潘金莲那样多有主见，但显然比潘金莲考虑得更精细，更显示出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一再追问媒婆：“且说你衙内今年多大年纪？原娶过妻小没有？房中有人也无？姓甚名谁？乡贯何处？地里何方？有官身无官身？从实说来，休要说谎。”“你衙内有儿女没有？原籍那里人氏？诚恐一时任满，千山万水带去，奴亲都在此处，莫不也要同他去？”等等。在《金瓶梅》的女性中，恐怕没有一人那样自觉、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婚姻和命运。后来陈经济来勾搭她，甚至拿着她遗失的玉簪来要挟她，她不为所动，忠于“人物风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满”的丈夫和“郎才女貌、如鱼似水”的“天合姻缘”，机智地挫败了陈经济的无赖行为，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她显然不像吴月娘，只知道三从四德，恪守妇道；也不像潘金莲、庞春梅，纵情欲而不顾一切。她尊重的只是自我的价值，在合礼合法的范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择婚配，光明磊落地追求美好的生活。抗争的结果是挣脱了封建势力的羁绊而得到了一个“百年知己”的有情人，过起“两情愿保百年偕”的夫妇生活（第九十一回）。在人欲与礼法的矛盾中，她既满足了人欲，又无伤于礼法。她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生活的强者。这就无怪乎张竹坡称赞她是一个“乖人”、“高人”、“真正美人”、“第一个美人”。笑笑生塑造的这个能独立自主地摆脱封建礼法的束缚，不断地自觉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在她身上，是不是让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女性意识的苗头？她选择的路，是不是代表了当时女性应该走的路？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假如西门庆不死，她怎么办？她再聪明、能干和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最后能自由地选择到美满的婚姻吗？换句话说，孟玉楼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还是建筑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是的，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孟玉楼的主体意识有所觉醒，不断地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同时，封建的社会礼法与婚姻制度，不允许已婚女性自由地另择婚配，这也是一种必然。这两种必然的冲撞，即以微弱的个体与强大的客体相拚，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而已，最后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告终。孟玉楼的美好结局，确是一种偶然的机缘成全了她。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假如没有她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坚持不懈的追求，同样是得不到美好的结局的。而后一点正是她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也是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 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明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并非是作者的自觉表现。在笑笑生的脑子里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道德观念，小说中充斥着“理欲之辩”的枯燥说教。不过，作者毕竟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他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生龙活跳，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晚明社会中的这样一群女性，在人欲与天理、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中各自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们都有热烈的情欲。情欲本像饮食一样，原是人性中的自然存在，但各人表现了不同的追求，得到了不同的结局：有的人未能将原始的欲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超越自然的本能，结果被茫茫的欲海所淹没；也有的仍然将社会的道德来规范个体情欲，让沉重的的礼教窒息了活泼泼的生命；也有的主体的意识开始在萌发，却既不能节制主体私欲的无限膨胀，又无法对抗客观世界的严厉制裁，最终只能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出现，走向犯罪的深渊；但也有的能意识到“青春年少”的自身特点，在既合理又合法的道路上不断地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主宰自己的命运，得到了美满的结局。它让我们看到了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真实情况，从而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人的主体意识从何而来？为何而发？作为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个体，究竟如何对待自然，对待社会与对待自我？个体主体意识的高扬，究竟如何与社会有序的进步相和谐？总之，人的一生中，究竟该如何对待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这也就是我今天讲了之后，留给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黄老师远道而来，机会难得。还有25分钟，听了黄老师讲《金瓶梅》里不同女性的不同命运，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尤其是女性朋友，在剩下的时间里来跟黄老师交流探讨。哪位？黄：其他问题也可以。 问：我一直对这本书有一种神秘感、恐惧感，直到今天，我已经60多岁了，但是我感谢老师给我开了一个“门”。所以我非常感谢您辛勤的劳动。（掌声）黄：谢谢！主持人：您这是“六十才惑”。（观众笑声） 问：黄老师，您好，我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专业，因为我没看过《金瓶梅》，无论是洁本还是简本。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是刘世德老师，他曾提到“《金瓶梅》并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您讲的是《金瓶梅》中女性的悲剧命运。女性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因为女性问题的特性。您的讲座是在研究女性的悲剧命运，其实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我对《金瓶梅》这部作品了解得不是很多。我的问题是：我想了解一下《金瓶梅》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是什么？或者说，您是怎么看待《金瓶梅》这部作品的社会价值、社会作用的？谢谢！黄：刘先生讲“《金瓶梅》这部小说不是伟大的小说”，因为“伟大”、“杰出”、“优秀”等这些形容词如何用来形容一部小说或者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各人的尺度不一样。什么叫“伟大”？什么叫“杰出”？各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难说《金瓶梅》是“伟大”还是不“伟大”。《红楼梦》、《三国》、《水浒》、《西游记》，我认为都是伟大的小说，各部小说的价值都不一样，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长处。但是，我可以回答——《金瓶梅》这部小说的价值，可以跟其他小说，或者说其他文学作品来做比较。大家在比较当中可以认识它是伟大还是不伟大，是杰出还是不杰出。从社会意义上讲——刚才这位同学讲的——至少在反映封建社会的黑暗面，或者从反映封建社会腐朽真实的情况来看，没有一部小说——包括《红楼梦》——比它广泛和深刻。它反映的面，我们可以和《红楼梦》相比。从反映社会面来讲，《金瓶梅》从最基层、最底层一直反映到最上层，反映到皇帝，它把社会最后的矛盾实际上归结到皇帝。这部小说用张竹坡的话来讲，它是通过西门庆一家写到了一个清河县，再写到整个朝廷，再写到皇帝，写到“天下国家”。中心人物是西门庆。西门庆这个人物无恶不作，但他怎么会步步上升？他主要是通过行贿蔡京。蔡京给了他一张“委任状”，马上封了他一个官；这是皇帝给蔡京的空白委任状，他填了上去。所以，归根到底还是皇帝给的。人家告西门庆的罪状，条条都是属实的、真实的，结果皇帝批下来，把人家曾御史，那个告状的人，流放到岭南，而西门庆反而升官。所以，这部小说从下面一直写到朝廷的四大奸臣，一直写到皇帝，矛头最终针对着皇帝。这个在封建社会中是很不容易的。《红楼梦》的作者就讲，我不敢讪谤朝廷，而《金瓶梅》它就是讪谤朝廷。它反映的社会矛盾、对立面，你们可以比较。这是一个面。另外，从西门庆这个人物，他无恶不作，各种问题都反映：官场的腐败，商业社会的黑暗，等等。社会的政治、经济，各种情况；人的社会道德，等等，反映的面相当广泛。所以，郑振铎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意是说“要从文学中看出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金瓶梅》中的社会到现在还没有僵死，一些人物还活在人间”。原文我背不出，意思就是这样。这个话当然是对30年代讲的，但是我们现在那种官场的腐败，比如“官倒”啊，《金瓶梅》里都写到了。它写贩盐通过那个蔡御史，批了条子，他就赚了好多钱，这就是典型的“官倒”，等等。所以，你要了解那个黑暗的社会，你就要看《金瓶梅》，这是郑振铎的话。那篇有名的文章叫《谈〈金瓶梅词话〉》。我在这儿声明，他当然是对30年代讲的。他说，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到现在还没有僵死。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他把《金瓶梅》说成是“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极峰”，极端的“极”、山峰的“峰”；鲁迅说“同时书部，无以上之”——没有一个比它再高。这是他们两位的评价，我不说它伟大不伟大。这是从反映的社会情况来看。毛主席说，这本书写了明代真正的历史，建议许世友他们去看，对好多人讲过这样的话。这个也是它的社会价值。从艺术上来讲，我觉得《金瓶梅》是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转折意义的作品。至少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它写的东西，不再是帝王将相，像《三国演义》；不再是英雄超人，在现实当中不大有的那种打老虎、拔大树的那种人；也不再是妖魔鬼怪，像《西游记》那样。它是生活当中的人，平平常常的人，用《金瓶梅》词话本序言的话讲就是“寄意于时俗”，写当时的下层的东西。这是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面向现实。这在西方也是这样，开始写的都是那些远离现实的东西，后来就面对现实了。这是从反映的面——现实的东西来看。写人——从艺术表现上讲——它写的人物的性格，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不是像《三国演义》那样人物是类型化的：好人好到底，坏人坏到底；一出来就是这样，这个人是好人就是好到底的，坏人就是坏到底的。《金瓶梅》里的人物就有一些是复杂的，立体化的。西门庆尽管很坏，尽管我说他是个恶棍，但不是个恶人。他还是个人，他有时也有真情，他也讲交情。比如，对穷朋友常时节借钱，是很慷慨的；他对李瓶儿也是有真情的，她死的时候，他哭得那么厉害。尽管这个“情”怎么样，基础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再研究；但他也是有真情的，他不是一个恶魔。这就是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些人你很难说他（她）是好人还是坏人。潘金莲这个人物，我今天的分析，就有一些同情的地方。最特殊的，就是像宋惠莲这个人物——这个女性我今天没有讲到——宋惠莲是小说当中写得很好的人物，尽管写了五回。你说她是坏人还是好人？她尽管是个淫妇，她跟西门庆偷情，她想爬上去等等；但她还有真情，看到丈夫被西门庆无辜迫害的时候，还是良心发现。这个性格就比较复杂了。这属于在写人上的很大的变化。再包括我刚才讲的写女性，写小人物，也是一大变化。另外一个，从结构来讲，原来的小说，《三国》、《水浒》、《西游》，都是像链条一样，一环一环地扣。武松写十回，林冲写几回，鲁智深写几回，这样接上去的。《金瓶梅》的结构是网状结构，写生活当中的事，像结网一样的，不是一条线连一条线那样一串串穿下去的。这个结构有很大的变化，对以后的《红楼梦》有很大的影响。再从语言来讲，真正口语化的语言就是从《金瓶梅》开始的。《三国演义》那个语言是半文半白的：半文言，半白话；《水浒传》口语比较进步；但是到《金瓶梅》，那个语言完全是活泼泼的。好多生动的土语、土话、方言，尽管你现在看不懂，但意思也能懂。它很生动啊！这在语言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完全是口语化的。所以，近代有人说，它是纯口语的东西。因此，《金瓶梅》在小说语言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这都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小的方面也很多，比如讽刺笔法，对《儒林外史》的影响很大。《金瓶梅》的好多讽刺是客观地描写，让你去比较，一比较你就觉得作者是在骂他，是在讽刺他了。比如，刚才讲的陈经济，一边写他父亲死，一边写他要去娶潘金莲。他这么写，你就知道这个人物是怎么样的不讲道德，把父亲扔到一边了。比如说刚才讲的林太太偷情，就把她那房子写得是怎么样的讲节气，怎么样的讲正气，厅里挂着“节义堂”，两边的对联也都是写的讲节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她却在做着最不要脸的事情。这些都是讽刺的手法。《儒林外史》后来就是抄袭了这种手法来写的。再譬如，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他跟人家吃饭的时候吹牛，说我这个人最讲邻居关系，从来不占邻居的半点便宜。这句话刚刚讲完，家人来报，说他早上关了人家一头猪，邻居找到门上来吵闹了。这就有很大的讽刺意味。《金瓶梅》就是这样写的。那个韩道国，这个不要脸的，他一边刚刚在跟人家吹，我当了西门庆家里的伙计，我跟西门庆这么好，是“通家之好”，连房间里的事情都讲，讲得天花乱坠。这个时候人家马上来报他，他老婆跟他弟弟通奸被人家抓住了。这些用种种客观描写来进行讽刺的笔法，都是很有创造性的。所以，它在小说发展史上有一种里程碑的意义，转折的意义。还有具体的表现手法，很多，脂砚斋讲《红楼梦》深得《金瓶梅》之壶奥，就是指深得《金瓶梅》的奥妙。比如，《金瓶梅》里通过看相、算命、酒令等等——你们看过都知道——这些都和客观人物的性格有关系。它里面的算命、相面，都和它人物后面的命运发展有关系。吴月娘讲的那个酒令跟孟玉楼讲的酒令，跟她们的性格刻画都有关系。这些东西都被《红楼梦》对十二金钗的描写借用了去。所以它在小说发展史上，艺术表现上，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最简单地讲一下它在反映社会意义方面和艺术表现方面的价值。至于伟大不伟大，是优秀还是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观众掌声） 问：黄老师，我以前看过《金瓶梅》，但是不是很理解。今天听您讲了以后，对我很有启发，有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我今天非常有收获，首先向您表示感谢。另外，我想问一下，《红楼梦》我看过很多遍，无论从哪一章看下去我都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尽管我知道很多人对《金瓶梅》的评价很高，像《红楼梦》都是脱胎于《金瓶梅》，或者还有一些很著名的学者认为它的价值在《红楼梦》之上，刚才也听您讲了对它的社会价值的评价。但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很想问的是，为什么我个人在读《金瓶梅》时，感觉读得非常枯燥，没有多大意思，觉得写来写去就是写的吃饭啊，官场啊，都是乱七八糟的那么一些事情。我找不到文学阅读的快感。我想问一下，若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怎样读《金瓶梅》，我个人才能有些收获？谢谢您。黄：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刚才我讲了《金瓶梅》的好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金瓶梅》有不好的一面，或者说不成熟的一面，粗糙的一面。应该辩证地来看问题。它和《红楼梦》相比，有比《红楼梦》反映的面更广泛的一面，被《红楼梦》借鉴的一面。但《红楼梦》毕竟在它的基础上有很多发展，搞得更精致，表现得更圆熟。总的倾向是这样：一方面，《金瓶梅》总的说来比较俗，它写的是比较俗的东西；《红楼梦》写的东西比较雅，它在艺术表现上有发展，更高明，更圆熟。另一方面，《金瓶梅》的确有很多粗糙的，不成熟的，很累赘的地方，特别是词话本——不知你看的是词话本还是崇祯本——词话本就更罗嗦，不是那种案头读的；崇祯本经过修改以后，更适于读者阅读了；词话本当中比如那个宝卷，引了很大一长篇，那个东西你看得就会很枯燥，拖沓的东西也很多。这都是不成熟的、粗糙的东西。我刚才说里程碑是说它的转变，但要说到“到位”，它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红楼梦》在这个基础上搞得很精致，很圆熟了。总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观众掌声） 主持人：黄老师从女性主体意识的视角，为我们讲解、分析了《金瓶梅》中三个主要人物，也就是“金”潘金莲、“瓶”李瓶儿、“梅”庞春梅，及其他一些女性人物，包括吴月娘和孟玉楼各自不同的命运，并提出了思考。事实上，女性的主体意识与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矛盾，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也还是存在的。所以，女性要有主体意识，活出自我，也要有对情与欲的节制。像春梅那样的人生观，“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是不可取的。不过，今天又确实上演着《金瓶梅》的现代版，比如红杏出墙“一夜情”、给人当“二奶”，甚至当妓女卖淫。然而，一旦生活中只剩下了情欲，势必会被情欲所毁灭，西门庆是这样，后来的潘金莲也是这样，她毁灭的了别人，社会也毁灭了她。我在此，男人就不管了，祝愿现代女性在主体意识下，姻缘天合，美满幸福。因时间有限，黄老师不能讲很多，他有很多精妙的见解，都在这本《说金瓶梅》里。这本书的封底有一个广告语，最后一句是“千秋功罪，众说纷纭，且请金学名家黄霖先生带我们走进《金瓶梅》。”黄老师在这本书前写了篇导言，题目也叫《走进金瓶梅》，他认为：《金瓶梅》“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特色，就是第一次全心全意将人间的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能看到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就是几个称得上‘极是清廉的官’，也是看着‘当道时臣’的眼色，偏于‘人情’，执法不公。到处是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我在这里，再替黄老师做个广告：能否把《金瓶梅》简单地定为“黄书”，请先看姓黄的老师的书。黄老师在书的最后把思考留给了大家，他说：“《金瓶梅》这部名著应当璀璨于世界文学之林，还是将它幽禁于十八层地狱？千秋功罪，还是请大家来评说吧！”感谢黄霖老师！ [演讲时间：2006年7月16日] 原载：中国网2006年8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