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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禹贡》：“东原底平。”郑玄注谓东原“即今之东平郡”。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进一步说明：“东原，今山东兖州府东平州及济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今本《辞海》释“东原”说：“据郑玄注，即汉东平郡地，相当于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所以，作为地域之称，东原即山东东平。 东平在汉代以后建置屡变，或称国，或称郡、府、州、路等，从来是鲁西南重镇；隋唐以后，东平因地跨京杭大运河两岸，为商旅必经驻足之地，经济文化格外发达；至金、元二代，人文荟萃，更成为文化名区，出了许多文学家，如高文秀、王继学、顾仲清、赵良弼、陈彦时、张寿卿、张时起、李显卿、张好古等，皆一时名家，近世有“东原作家群”之称。其中擅长水浒戏的高文秀甚至有“小（关）汉卿”之誉，而最杰出的代表，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一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名本，字贯中。他是山东东平人有文献的根据。首先，今见明刊《三国演义》有多种版本署名“东原罗贯中”，如最早版本之一，刊于嘉靖27年（戊申，1548）的叶逢春本题“东原罗本贯中编次”；其次，今见明刊《三国演义》最早的序文，即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刊《三国志通俗演义》首载别号庸愚子的金华人蒋大器所写的序中称“东原罗贯中”是该书作者。这篇序写于明弘治甲寅(1494)年间，序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比今见录载它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要早28年，说明早在明弘治甲寅之前，《三国演义》已经成书并流行于世。这两种最早的版本以不同方式表明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后出各版本均无异辞，使我们可以相信，《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至少是明清出版界公认的事实。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刊本题“东原罗贯中编次”类字样，是根据最早罗贯中本人的题署，这至多是一种可能，或说可能性很小。但是，至少可以相信，当时刻书、写序的人，不会没有根据地把这样一部大书归于某个人名下。至于有人认为可能是书商托名牟利，就更没有道理。古代虽有托名著书、刻书的风气，但是，所托之人必是先已有了名气，才可以收到托名牟利之效。而据现有资料可知，在《三国演义》之前，罗贯中并没有成名。以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的托名完全不合逻辑，而《三国演义》“东原罗贯中”的题署不会是任何意义上的伪托。总之，以平常心度之，当时刻书、写序的人以《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必有当代文化人值得相信的理由，后世不可以也不应当随便怀疑它。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国演义》两种嘉靖本虽是今存最早的版本，却没有一部是作者原本，而且难以确定它们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上已提及两种嘉靖本《三国演义》为“东原罗贯中”所著的方式不同：壬午本“东原罗贯中”字样出现在序中而题署无“东原”，叶逢春本“东原罗贯中”出现在题署中而不载庸愚子的序。这个重要的不同可使我们大致认定，后出叶逢春本的题署并不源于壬午本，两种嘉靖本以《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各自有据。也就是说，在嘉靖本之前，至少有两种以上的资料线索表明《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从而后世无论从何处看，都只能把它作为同一“东原罗贯中”的作品，这大概是《三国演义》版本不止一个系统的多种明刊本都署“东原罗贯中”类字样而从无异说的原因。总之，《三国演义》作者“东原罗贯中”不仅有可见最早版本的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又是来自不同方面的互证，后世就更加不可以也不应当随便怀疑它。 最后，除了《三国演义》，还有《水浒传》（115回本）、《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传》、《三遂平妖传》等四部小说也署名罗贯中。这四种小说除《残唐五代史传》不题罗贯中籍贯，其他也均题“东原罗贯中编辑”类字样。一般公认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或作者之一，《水浒传》各版本中独有115回本《水浒传》题“东原罗贯中编辑”，以罗贯中为“东原”人，也不会完全没有根据。至于《残唐五代史传》与《三遂平妖传》有托名罗氏的可能，但为其托名的人也是以罗贯中为“东原”人，说明这四种小说作“东原罗贯中”的署名即使不尽可信，却都能从不同角度间接地起到旁证作用，加强《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可信性。 当然，明人记载中也有说罗贯中是“钱塘人”、“杭人”、“越人”即浙江杭州人的，也有说他是“庐陵人”即今江西吉安人的，但是皆晚出，而且其口气似据传闻，比较“东原罗贯中”有《三国演义》等书版本的说明，并不足信。同时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小说的地位还不够高甚至很低，很少有人在意罗贯中是哪里人，因而诸说并存，并没有什么争论。但在那时，多数读者因《三国演义》而知道其作者罗贯中，自然大都以他为“东原”人。但是，到了1931年，古典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研究受到学界空前重视。当时有赵斐云、郑振铎、马隅卿三位学者访书宁波天一阁，合抄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公诸于世。其中《录鬼簿续编》所载“罗贯中”条是这样写的：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 这条资料被当时乃至今日众多学者认作20世纪有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生平资料的唯一重大发现。近百年来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凡涉及罗贯中生平的，大都以此为据，弃多种明刊本“东原罗贯中”的题署等于不顾，称罗贯中为“太原人”，进而推论其生卒年等等。这就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的由来。它不仅使包括“东原罗贯中”说在内其他诸说受到极大排斥，而且也给社会文化造成一定影响。最突出的是去年报载山西太原列《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入“三晋文哲壁”，弄出把《三国演义》开篇“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镌为罗贯中所作的笑话[2]。 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为《三国演义》作者及其籍贯的根据，定《三国演义》的作者为山西太原人罗贯中，目前看来，是一件极不稳妥的事。理由也极简单，就是这条资料并没有说“罗贯中，太原人”写过《三国演义》。而我国从来同姓名现象屡见不鲜。我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3]一文中已经举过许多古代的例子，而据中新江苏网8月21日消息：“南京大学……今年录取的1400多名新生中，竟有65人或两个或三个同名同姓，甚至还有四人共取一个名字。”这更加使我们相信，即使元明之际同姓名现象并不如今天这样严重，而在中国这样的姓氏文化传统里，“东原罗贯中”之外另有一个“罗贯中，太原人”——他是古代山西太原一位优秀的戏曲家——也并没有什么稀罕。“学贵有疑”，我们至少应当并且可以抱这样的怀疑。如果连这样的地方都径自确信无疑，那还谈什么科学精神、学术考证！而且，白纸黑字可以看得明白，《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资料没有记载这位太原罗贯中写过《三国演义》，而多种明刊本《三国演义》显著标明“东原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研究者若不抱成见，据实立论，就只能无处说无，有处说有，而决不可从《录鬼簿续编》无中生有，推翻多种明刊本的实有；否则，就是对学术规范的冒犯。但是，这一种冒犯却由来已久，部分是因其始于大家名流而不得纠正，为一些学者盲目推崇而愈演愈烈，使我们不能不把它作为“学术失范”的个案加以批评。 这的确是一种“学术失范”。且不说我国古代治学要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等基本的态度和无征不信的原则，单就学术研究技术操作的层面而言，也有一个如何对待资料的规范问题，即要求对无论何种资料都要先经过认真无误的鉴别，弄清其真伪及其与所探讨问题相关的程度，看其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作证据。此即胡适所说：“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本题的相干性。”[4](P285)这是我国考证学最根本的传统，汉唐以来有成就的考据学者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近世学者把《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用为研究《三国演义》作者资料，显然没有经过这样的驳问，所以就是“学术失范”；其论证没有在这条资料与《三国演义》作者之间建立起证据链，所以结论就不能服人。这看起来只是一条资料的适用不当，其实“学者考订史实是一件最严重的任务，是为千秋百世考证历史是非真伪的大责任”[4](284)，当事者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而后来者又怎么可以对如此明显的失误等闲视之或视而不见？ 另外，退一步说，即使不排除“罗贯中，太原人”是《三国演义》作者的可能，但是，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今济南长清为中心毗连东平的一带正叫做“东太原”。因此，这位“太原”罗贯中也有可能是“东太原”即山东东平人[5]。总之，上世纪30年代初《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资料的发现，根本不足以改变明代以来有《三国演义》版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约定俗成的结论。这位世界性的大文豪是元代东原即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人。他一生可能到过许多地方，所以他的籍贯有“杭人”、“庐陵人”等多种说法。但是，《录鬼簿续编》那位“罗贯中，太原人”，除了同姓名外，却很可能与《三国演义》没有任何关系，至少现在应当这样认为。 二 除了以上版本、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外，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东原罗贯中”而不是“罗贯中，太原人”，我们还可以从罗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文本风格及具体内容方面找到内证。当然，这是难得的，也未必十分可靠，但是结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以下四例值得注意： 一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诸书风格看，《三国演义》作者不可能是“罗贯中，太原人”。我的理由是，这位太原罗贯中“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是一位浪迹江湖的诗人气质很重的文学家。他可以以诗笔为戏曲——也确实是一位戏曲家，却好像很难成为一个以史笔为小说的演义家——《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也正是没有他写作《三国演义》等小说的记载。此原因无他，大概史与诗的分野或界限，即使到了野史小说与乐府、隐语以及戏曲同属文学的范畴而更为接近的地步，其在风格手法也有很大区别甚至难以兼容的地方。所以，古代作者于诗、戏曲与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很少兼擅。象吴伟业的戏曲，李渔的小说，其实都与他们各自擅长的诗歌、戏曲是两样文字，一副笔墨。而《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不具诗意，很多描写也可以说有戏剧性的，但其总体风格毋宁说是史笔。所以与《红楼梦》不同，书中没有或者极少作者自撰的诗文，而多引“史官曰”、“后人有诗叹曰”或沿用书场的韵语，也不甚依赖戏曲家常用的误会与巧合等构造情节，更看不出作者有刻意显扬文才的表现。而如果《三国演义》的作者象吴伟业、李渔那样是一位诗人或戏曲家，恐怕少不了“传诗”之想，总要忍不住自己“叹曰”一番。总之，就作者性情、文笔风格而论，笔者宁肯相信“据正史，采小说”写作《三国演义》的罗贯中是那位“有志图王”的罗贯中——他当是一位史家作风很重的人，而不敢相信那位诗人气质很重的“太原人”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附带说到，作家总是就其所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如果这位“罗贯中，太原人”是一位戏曲家而且还是《三国演义》作者的话，那么他至少应该写有一部三国戏曲，或者在他的戏曲中有与三国相关的内容、语辞等。但是，我们还未见有研究者举出这方面的证明来。这岂不是说，不仅《录鬼簿续编》没有载他写有《三国演义》，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与三国题材根本就不沾边？ 二是已故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为“东原说”所找出的根据之一：“我之认定罗贯中必是东平（即东原）人，还是从《水浒传》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浒全传》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然是罗贯中父母之邦，而陈文昭又是赵宝峰的门人，也即是罗贯中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罗贯中精心安排的。”[6]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也启发了新的思路。以至于信从《三国演义》作者为“罗贯中，太原人”的研究者，也发现了于己说有利的论据，如所举《三国演义》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之类，却实在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关羽作为“武圣人”，决不是只有太原人才崇拜他。倒是另有学者为“太原说”找出的根据之一，即发现繁本百回本《水浒传》第99回顾大嫂“封授东源县君”，以为罗若是东原人的话，就不该把“东原”错为“东源”。但是，在我们看来，却相反地成为《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又一内证。 三是正如发现者所指出，上引“封授东源县君”中“‘东源’二字，在简本中，或同……或作‘东原’（例如115回本）”，这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东源”的“源”字是“原”字在传抄翻刻过程中的音讹，“东原县君”才是作者原文。其间道理也并不复杂：我们知道，《水浒传》极少虚构郡县地名，而历史上虽无“东源县”，却有“东原”地，并且是载在《书经》的。所以，虽然古代称“东原”的地方也有一些，甚至《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21《诸葛亮六出祁山》则还提到陕西渭水之滨的“东原”，小字注说“地名”，但是《水浒传》写山东事，我们只能相信“东原县”是作者据《尚书·禹贡》古“东原”之称的捏造。按照例一举王利器先生所开辟的思路，顾大嫂在《水浒传》中是最后活下来的唯一女将，作者因《尚书》“东原”而捏造出一个“东原县”来，为顾大嫂结末“封授”为“君”之称，也应该不是无所谓的安排；而可以作这样的推断：罗贯中若果为山西太原人，就难得想到为顾大嫂封一个“东源（原）县君”；而只有在“东原罗贯中”笔下，这个“女将一员，顾大嫂，封授东源（原）县君”的设计才合乎情理。 第四个内证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与泰安临近，今东平为今山东省泰安市属县，《水浒传》第73至第74回写那位在泰安州东岳庙前设擂，“自号擎天柱，口出大言”，后来被燕青“撺下献台来”的任原，倒是“太原府人氏”。这当然不是作者有意褒贬这两大名区。但是，可以看出作者对临近东平的泰安州东岳庙至少是熟悉的，而对“太原”并无“故土”情结。进一步，又把《水浒传》（120回本）行文中一回称“太原府”，一回称“太原县”，而对“东平”一例称“东平府”的情况相比较，可知作者对“东平府”和“太原府”熟悉、认知乃至热情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对“东原”有某种“故土”情结呢？ 以上四点作为“东原罗贯中”的内证，各自来看，有的还可以说比较牵强。但是，合而观之，就不能不承认《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不像是“罗贯中，太原人”；他在小说中对东原（东平）情有独钟的诸多表现，与各版本“东原罗贯中”的题署与记载相印证，说明《三国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是可信的。 当然，《水浒传》成书过程漫长，前后文本变化很大，而今存可据考者已经不多。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上述四例一定都是罗贯中所为。但是，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能根本动摇“东原罗贯中”的可信性。因为，极端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排除，但是，在确认此书为罗贯中所著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对罗氏籍贯一般只在“东原”或“太原”二者之间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四例中只要有任何一例可靠，特别后三例中那怕只有一例是《水浒传》的编定者罗贯中亲笔所为，也足以说明他不是山西太原人，而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人。 总之，在对《三国演义》作者籍贯作了尽可能详尽的“内查外调”之后，我们只能尊重多种明刊本“东原罗贯中”的古传，而不能信从据《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断《三国演义》作者为太原人罗贯中的新说。进而近百年来各种教科书与传媒几乎无不以“罗贯中，太原人”为定论，客观上封杀了“东原罗贯中”等其他诸说的偏颇，也应当尽快修正为以有版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说为主、诸说并存的客观表述上来。若不得已而简言之，自应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东原（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人为是。至于杭州、庐陵，则应该是他南下后的客籍。而《录鬼簿续编》所谓“罗贯中，太原人”只是一位优秀戏曲家，还不能说他与《三国演义》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从而这条资料能否用于《三国演义》的研究也还不确定，只能悬置或存疑——目前看来，《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完全是想像力的产物。 尽管如此，从最彻底的意义上说，《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东原说”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但是，在这类问题上，研究者不能更起古人而问之，从来能做到的，不过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信所当信，疑所当疑。在这个意义上，罗贯中籍贯“东原说”就是这一学术问题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A].三国志通俗演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杨荣.太原“三晋文哲壁”错误百出[N].光明日报，2001-09-15. [3] 杜贵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J].北京大学学报，2002,(2). [4] 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A].读书与治学[C].北京：三联书店，1999. [5] 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A].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6]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上篇）[J].社会科学研究，1983,(1). 原载：《南都学坛》2002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