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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作家，总是以心理事件作为他们文学聚焦的核心，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亚历克斯·米勒也不例外。他的作品始终关注人的心灵问题，致力于给生命提供惊觉的启示和有力的支点。在某些热衷世俗成功或在作品中掠奇猎艳的中国作家眼里，亚历克斯的小说似乎谈不上可读性，它没有强烈的戏剧冲击力，没有情节的跌宕起伏，小说没到最后的结尾，读者永远都不清楚，自己其实是与主人公一道经历了一次精神性的自我拯救之旅，和主人公共同创造了一起精神事件，这是不是现代性阅读的非常体验？ 亚历克斯的长篇新作《别了，那道风景》完成了一个生命在精神意义上的诞生。像《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采引导迷途的但丁一样，悉尼大学原住民教授维塔·迈克里兰成了德国教授马克斯·奥托的精神向导。如果说维塔是一座桥，那么她的叔父道佳尔德就是一个彼岸。道佳尔德的深度反省，延伸到马克斯的心灵空间，使他解除了对父亲怀疑的禁忌，审父意识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斯最终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超越。 广阔的反省奠定了这部小说敞开的视角。从个体、种族的反省，再到人类的反省，小说不断拓展反省的版图。童年的一段经历，构成了马克斯身为个体的罪，导致他一生不能原谅自己。父亲隐秘的历史，是马克斯下意识回避承担的种族之罪。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提出了“共谋犯罪”的概念。马克斯们也许没有直接参与人类的种族大屠杀，但他们已经被族群、父母牵连到这一罪行中。他们是其中的“成员”，他们的沉默和守口如瓶，将会使人类的罪恶持续蔓延。马克斯的故事和道佳尔德的故事——这些不同的“片断”，构成了人类整体的罪孽。无论是道佳尔德的反省，还是马克斯的反省，都是人类共同的反省。 作家对马克斯的故事采取“虚写”——小说把父亲暧昧的形象所指代的德国黑暗历史，处理成马克斯生命中的“心结”和精神障碍，这样做是极其聪明的，读者凭借对德国法西斯种族屠杀史实的积累，很容易填充小说留下的空白。如果正面表现该史实，小说不会比《安妮日记》《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逃离索比堡》等二战题材的优秀文学和影视作品对受众造成更具深度的冲击。作家对道佳尔德的故事采取“实写”——小说将澳大利亚原住民对白人定居者的种族屠杀事件，有意放大为正面展示的对象，由于它对读者来说是新鲜而陌生的，作家在写作时就可以游刃有余。前后两个故事跨越时间、种族、记忆的界限，在虚与实、明与暗两条线索的相互映衬中，唤起人们对人类整体悲剧的反思。 亚历克斯与澳大利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在写作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作品的主题都是通过苦难和救赎，达到“单纯和谦卑”的理想境界；描绘的人物即使是农民或是武士的身份，也都倾向于孤独和内省，凸显内心世界的沉重与伟岸；作家用现代派的感觉书写，细微地传达澳洲历史当中人物的孤独和困惑，“大屠杀”一章在《别了，那道风景》中完全有别于全书的写法，更像是博尔赫斯小说式的“宿命”体验，屠杀者和被屠杀者都预感到了灾难即将发生，但又无力将其改变。对手之间被赋予了一种兄弟般的心理感受，杀死的人是另一个自己——这等于为种族屠杀是人类共同悲剧的主题，做了感性的铺垫。 《别了，那道风景》以马克斯与维塔的第一次见面为起点，预示着一个反思主体的诞生。是谁创造了这样的机遇？是马克斯自己。在维塔看来，德国老教授因为自己关于大屠杀的论文粗制滥造，辜负了一代人的期望而当众道歉，说明老教授有挽救自己的基础。因此，维塔才有信心帮助马克斯走完漫长的反省之路。反省是艰难的，它需要智慧看清自己的低处，它需要胸怀承认自己的矮处，它更需要坚定不移的意志提升自己的高度。反省又是必须的，它是真正文明的标志，是个体、民族乃至人类逃离自身局限的惟一出口。 原载：《文艺报》2009-04-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