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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出版于1943年的《阿尔腾堡的胡桃树》中，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借主人公万尚·贝尔吉之口说:“人的意义不在于他隐藏了什么，而在于他做了什么。”其时他在圣夏芒韬光养晦。及至到了晚年，一切已尘埃落定，他对人这样说:“人不是他所藏的一切，也不仅是他所做的一切。” 尽管马尔罗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评论他是“三分之一的天才，三分之一的虚假和三分之一的无法理解”，但有一种说法是为人广泛接受的:20世纪，法国比他更有成就的政治家大有人在，但没人取得像他那样高的文学成就；比他更有成就的文学家也不乏其人，但没人经历像他那样传奇的一生。在政治和文学两个领域纵横捭阖，马尔罗把自己的生命深深地刻进了法国的历史。 作为法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马尔罗多姿多彩的一生，留下了许多引人入胜的话题。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精辟地概括道:马尔罗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当然，或许还可以换个说法，除了把自己的一生作为主题，马尔罗别无选择。 此话不假。很多年后回望青年时代，马尔罗曾说:人生好比一个市场，在那里可以买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不是用钱去买，而是用行动。的确，马尔罗固然重视书本知识和前人的经验，但他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生活体验。因此，首先要有行动，然后才能产生出伟大的作品。 马尔罗令人眼花缭乱的传奇生涯，当始于1923年10月。那年，他和新婚妻子克拉拉怀里揣着一张来历不明的官方介绍信，乘船来到当时仍在法国统治下的柬埔寨。动身前夕，他翻阅了大量有关东方文化的资料，因此，一踏上高棉的土地，便直奔吴哥窟附近的丛林，伙同临时雇用的向导兼翻译，用锄头、锯子、杠棒肢解了七块巨石拼成的佛像浮雕。 不巧的是，雕像运抵金边，他便接到拘票。经长达七个月的审理，他被金边法院以“盗窃文物”的罪名判刑三年。马尔罗不服，向西贡法庭提出上诉。获无罪释放的克拉拉只身回国，在巴黎奔走呼吁，惊动了文学界的知名人士，纪德、莫里亚克、伽里玛、阿拉贡、布勒东等联名为他鸣冤叫屈。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看准时机，向他建议，预支三千法郎稿酬，订立三部书的出版台同。还说“干吧，第一部书交稿日期愈快愈好，想一想那么多作家给你带来的宣传效果！”就这样，马尔罗写出了《王家大道》。 那时，在墨西哥股票投资中荡尽家产，一心只求摆脱经济困境的马尔罗大概没有想到，他异常丰富动荡和戏剧性的经历才只是刚刚开始。此后，他曾驾机寻找传说中萨巴女王故都，在暴风雨中体验着死亡临近的滋味；冒着生命危险，他奉戴高乐之命前往圭亚那和安的烈斯群岛处理全民公决问题；他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国一方浴血奋战；二战中他化名“贝尔热上校”，领导游击队打击德军，并指挥军队参加了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 二 文学和艺术自然而然成了马尔罗传奇经历的延伸。他在1935年出版的小说《轻蔑的时代》中，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可怕情景；在1937年完成的名著《希望》中，他用华丽的抒情般的语言，生动地描写了在西班牙追求抗战胜利的斗争岁月；66岁时写就的《反回忆录》，则生动记录了与各个领域著名人物，如纪德、戴高乐、尼赫鲁、毕加索、高尔基等人的密切交往。 反过来，马尔罗也用行动赋予了文学和艺术新的价值理念。在他看来，小说是“体现人类悲剧最优越的形式”，文学成为战胜命运的手段。由此，不难理解，他的小说为何总是关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回忆录里则做得更彻底，他几乎没留下任何个人私生活的印记，只是记录了那些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原因最简单不过，在他看来，群体命运远远高于个人悲欢，“面对未知领域，某些梦想比起回忆更有意义。” 有一则轶事，或许很能解释马尔罗生前身后为人所“诟病”，同时也让人为之着迷的一个缘由。他的一名女性崇拜者对他提起《反回忆录》时虔诚地说:大师，这本书堪称完美，只有一点欠缺，毛泽东的谈话口气太像你本人了。这位读者所言非虚，1965年夏天，马尔罗的确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访问了北京，并在访问中接受了毛泽东的会见。这次会见约半个小时，并有刘少奇在场，当时只是泛泛交换了几句外交辞令，话题还没有深入就匆匆结束。然而在回忆录中，马尔罗却了用了85页的篇幅夹叙夹议，论古道今，写成了像本世纪两位革命巨人兼哲学家海阔天空的畅谈，言语之间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推崇与景仰。 他一生只到过三次中国，除去晚年的那次访问，1925年8月，他在外国统治下的香港和澳门逗留了四五天；第二次他周游世界，时间在1931年5——12月，中途曾在广州、上海、北京三个城市游览，后来又去了哈尔滨和满洲里，没有留下多少关于他访问广州和上海的记录。 然而就是这两次可说是浮光掠影的中国之行，让他写出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部作品:《征服者》和《人的境遇》。无论从主题和内容来说，作品呈现的都与当时的中国现实不相符合。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力，马尔罗把柬埔寨的故事移到了宜于波澜壮阔演出的中国舞台。他从西贡和堤岸的经验出发描写广州和上海，把卡蒂纳大街的走私贩子说成是外滩的冒险家，把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贡港口的社会动荡改编为上海街头的工人起义。 但，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法国和西方被当成一种真实来加以接受。《人的境遇》这部以1927年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甫一出版，就在法国读书界和评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致在短短的时间内，书店的窗橱便摆出第25次印刷本！这部轰动一时的作品还获得该年度重要的龚古尔奖，本来不大出名的马尔罗也一跃而跨入“法国第一流大作家”的行列。 三 马尔罗虚构的“真实”，为他带来了荣誉，自然也少不了一些麻烦。1937年，处于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就在《工人斗争》一文中，对马尔罗不了解中国革命却大发高论颇有微词。法国共产党理论家罗杰·加罗迪撰文说:“广州起义即使不是挑衅，至少是轻举妄动，导致工人阶级遭到戕害，这要归罪于他(马尔罗)。”然而，马尔罗生前宁可背这个“黑锅”，也不愿以“不在现场”为自己轻松开脱，任凭别人在他的历史上涂抹传奇的色彩。 1976年11月23日，马尔罗在巴黎逝世，纵使再乐意背黑锅，他也不能阻止别人在他过世后揭开它。2001年，适值马尔罗百年诞辰，距其遗体被迁入先贤祠，成为继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之后第五位供人瞻仰的伟人已有五年，一个署名奥利维埃·托德的学者，就在其出版的皇皇700页的传记中感叹道:马尔罗乐于构建或任凭别人构建他的神话，将一些想象的才能和功绩归于自己名下。“他的父亲就好说大话，而儿子则更胜一筹。” 这似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波伏瓦在自传体作品《回顾》中说到马尔罗，“望着一样东西，老老实实说出看到了什么，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太没意思了，他不会这样谈，他必须再想到另一样东西。”在马尔罗看来，世界的本质是思想。他虽然是历史中的一个身体力行者，最终却是以心灵和想象去触及历史的。所以在他笔下，与其说历史是真实的记忆，倒不如说是创造。 原载：《文学报》2009-05-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