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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回本《西游记》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其作者一直是个迷。因为现存百回本《西游记》的最早版本——明金陵世德堂《新刻镌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没有编、撰、著者的姓名，仅署有“华阳洞天主人校”。长期以来，其作者被认定为元代道士——邱处机，清初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刊刻《西游记证道书》一百回时，在卷首增添一篇元人虞集《西游记证道书原序》，“以为邱长春作，并谓得古本”。（孙楷弟《中国小说书目》）于是，“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拨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清初学者吴玉搢，在乾隆十年（1746）纂修《山阴县志》时，见到明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载：“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山阴人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撰《茶余客话》时，据旧县志亦主张《西游记》为吴承恩作。清嘉庆著名学者焦循在所著《剧说》中曾引阮葵生的资料，并考辩此事。朴学家丁晏在嘉庆、道光年间完成《石亭记续编》一书，力证《西游记》为吴承恩作，指出邱初机作《西游记》小说之谬。清代大学者纪昀根据《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司马，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因此断定：“《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如我是闻》三）然而，这些学术成果当时均不被人重视，人们一直因循汪澹漪之旧说，一直到1921年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刊印《西游记》时，胡适在《西游记》中尚不知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来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西游记考证》）鲁迅先生在1922年与胡适通信中指出作者为射阳山人吴承恩，在第二年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根据天启《淮安府志》及吴玉搢、纪昀、阮葵生、丁晏等人论述，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最后加工写定者。至此，学术界见解趋于一致。 1983年，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第四期上，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对现行《西游记》为吴承恩作的说法提出质疑。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苏兴先生在同一杂志1985年第一期上发表《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对章氏观点提出争鸣。谢巍先生在同年《中华文史论丛》第四期上发表《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对章氏观点提出异议；内蒙古师范大学杨秉祺先生在同年该校学报第二期上发表《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作》否定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章培恒先生又于《复旦学报》1996年第一期上发表《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是吴承恩所作》一文，再次阐述他否定吴承恩著作权的理由。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小野忍、中野美代子等均对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持怀疑态度。近年来，山西运城学院教授李安纲先生再次提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西游记文化学刊》第一期，《苦海与极乐》）。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副教授刘振农先生对李安纲的新说提出反驳，认定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年第一期）现兹将他们的争论要点分述如下： 一、天启《淮安府志》记载问题 章培恒认为，鲁迅、胡适他们用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但该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西游记》是多少卷或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那又怎能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作为小说百回本《西游记》，而不是与之同名的另一种著作呢？在此情况下就断定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作，实嫌证据不足。 苏兴先生认为，将天启志的《西游记》说成是通俗小说，“非吴玉搢一人言”，“我们要来研究吴玉搢是怎样由‘杂记’而联及《西游记》，不迟疑的认定吴承恩《西游记》便是百回本《西游记》小说。很显然，他是由‘杂记’字样的前提定语即‘复善谐剧（谑）’联结得出的。万历二十年陈元之序《西游记》，概括作者的观点便是‘跅弛滑稽之雄’。这是读《西游记》者的共感。吴玉搢由‘滑稽之雄’联想及于‘善谐剧’者作的‘杂记’，把《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重合到百回本《西游记》身上。吴玉搢的逻辑思维是这样严密而唯物。阮葵生、丁晏、鲁迅深谙此旨，一致赞成吴玉搢此种理解。”天启志云，吴承恩“复善谐剧，所著杂剧几种，名震一时”。吴氏杂记是什么？《禹鼎志》不足当之。过去时代人们对笔记小说与通俗小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把通俗小说称之为“杂记”，大约也可能。天启志将吴承恩《西游记》与“杂记”联结起来谈，就不能讲什么“孤证”，游记类的东西既不需要“善谐剧”者来写，也难于因而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是当时当地人，孤证也可以立。 章培恒反驳说：一，仅仅“善谐谑”而没有“ 跅驰”的气慨，是写不出百回本《西游记》的。而在天启《淮安府志》的吴承恩传中，却找不到吴承恩有任何“跅驰”的特点。光根据“善谐剧”（谑）三字，就把他跟“跅驰滑稽之雄”的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等同起来，这正是犯了以局部代替全局的毛病，是一种思想上的毛病（片面性），哪里是“严密而唯物的”逻辑思维”？二，关于吴承恩传与《淮贤文目》是否前后映照，我们最多只能说：这二者可能是相互“映照”，但也可能并无“映照”关系。所以，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对于“杂记”是否就是通俗小说问题，章先生认为“在尚未找到称通俗小说为‘杂记’的先例情况下，恐怕还是把那部与‘杂记’相映照的《西游记》视为笔记小说为稳妥，但这“二者未必真有‘映照’关系”。 杨秉祺则认为，“明清官修的地方志都不收章回小说”“官修各级地方志的撰写都是这样地恪守成规，不能稍有逾越。如光绪《乌程县志》收录了凌蒙初的廿部其他著作，但偏不收他的《二拍》，收录了董说的八十五部其他著作，但偏不收他的《西游补》，收了陈悦的其他著作，但偏不收他的《水浒传》……”所以，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西游记》必非章回小说。 关于天启《淮安府志》记载问题，争论双方各执己见，均无实质性论据驳倒对方，持吴承恩说者，摆出明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言之凿凿，堪称铁证。而怀疑否定吴承恩说者，指出其可疑之处，《西游记》并未标明是何性质的书，多少卷册，明清官修地方志均不收章回小说。天启以后的淮安地方志均删掉了《西游记》，可证。而反驳者也说，正是因为删掉了，是百回本《西游记》无疑。 最近，曹炳建认为，天启《淮安府志》很可能照抄陈文烛撰写的《西游记》列入府志中，既不言明性质，又不言明卷数，显然有难言之隐。陈文烛是吴承恩亲友中少数几个知道《西游记》情况的人之一，不忍其淹没无闻，故含糊其辞，将小说《西游记》写入了正史之中。之后天启《淮安府志》便承继了陈文烛的“错误”。另外，正史虽不及通俗小说，但并不拒绝宗教类作品，历来正史《艺文志》多有“释类”便是证明。在《千顷堂书目》之前，有《徐氏家藏书目》，又名《红雨楼书目》，其“子部，释类”载“《西游记》，二十卷。”其所载为通俗小说《西游记》无疑。正是出于宗教考虑，陈文烛将吴承恩小说《西游记》录入《淮安府志》中，故天启《淮安府志》所收《西游记》当为小说无疑。（《辽宁师大学报》2002年5期，《西游记文化》2003年第1期）这是颇有见地的，可惜仍是推论，实证之处乏见。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待于更广泛的调查取证，还期待着新的考古文献资料的发掘。我们相信，这一问题定会有新的、更有力的证据出现。 二、关于《千顷堂书目》著录问题 章培恒先生认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有“吴承恩 西游记”的记载，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只是普通的游记类的作品。吴承恩西赴荆府，“写些游记，更完全是情理中事”。黄虞稷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目录学家，《千顷堂书目》系其私人藏书，“殆尽目睹”，不会分错类，著录是可靠的。 杨秉祺先生认为，《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的《西游记》是舆地类游记。因为《千顷堂书目》中也不收任何章回小说，“‘千书目’明白无误地把吴著《西游记》列入卷八“舆地类”的诸游记中，“《西游记》和它前后相邻著作一样：是游记而不是章回小说。古代文体名称中，‘记’中的‘游记’与‘杂记’基本上属于一个范畴。”“《府志》暗示这是‘杂记’，‘千书目’把它排在诸游记中，两书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吴著《西游记》是一部记游性质的笔记。” 苏兴先生认为，将吴承恩《西游记》载入史部舆地类，是《千顷堂书目》的误载。其原因，一是“黄虞稷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没有目验，是见书名想当然地误载。”“《千顷堂书目》是为了给编《明史·艺文志》做准备，非个人藏书目”。张均衡云，《千顷堂书目》“并非悉据旧目”，这就是说“黄虞稷确实藏有许多明人著书，但也据旧目，只是‘非悉’而已。”《书目》中列有《永乐大典》、《明实录》等书，如认为黄家实藏有这些书，实令人“很可疑”“吃惊”，而所列《永乐大典》的卷数与今通常所说也不一致。二、吴承恩不能写一部游记性的《西游记》，因为吴承恩罢长兴丞后，虽有荆府纪善一职的任命，他却没有到任，没有由东向西去荆府的西游。 谢巍说，吴承恩确实未有赴荆府纪善之任，他为苏兴此说提出两条补证，证明吴承恩隆庆二年到万历十年间的踪迹，是没有远走西陲，也没有去过蕲州，更不会再去“屈就荆府纪善”，他不会有西行材料撰写游记之类的《西游记》。 谢巍说，《千顷堂书目》著录及分类“体例特异”“而且颇多错谬之处”。他从该书卷三经部中列举了《素王事记》、《孔子通纪》、《孔圣图谱》等五书“分类不当，著录书名、卷数有误”的情况，又从卷五史部别史类中列举了《平台召见纪事》、《茶史》、《乙卯召对录》证明黄“并未检读”原书，“分类有想当然者”。又举《贻安堂稿》、《弹园杂志》、《林居漫录》等六书，证明其错误分类。卷六史部舆地类（上）中也有不少错误，他列举了《雍大纪》、《雍胜略》、《雍语》等书，即与吴承恩《西游记》著录在一起的卷八史部舆地类（下）中也有同样错误，如《山海经补注》，《山海经释义》，《四库全书总目》定为小说，而黄则入舆地，这证明《千顷堂书目》舆地类中也收有小说。所以，《千顷堂书目》著录不是没有错误，而是有很多错误（王国维批校本列举其讹误达一百多条，我又考稽得百余条）。故，《千顷堂书目》“将吴承恩作的小说《西游记》分入史部舆地类不足为奇”。 三、关于淮安方言问题 章培恒先生指出，吴玉搢所说“书中多吾乡方言”问题，天启志与“吴、阮、丁都未曾说明书中的哪些词语是淮安方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北京二版的《西游记》注释中明确提到的七条淮安方言看，“至少有四个不是淮安方言，或不能仅仅作为淮安方言，所以，“‘书中多吾乡方言’，‘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至少是不确切的”.章培恒认为书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吴语地区的方言”，并列举了十条“明显”的例子，是“淮安及其附近地区的方言中，都不这样使用”,“《西游记》中的方言并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为淮安人，倒是提供了若干相反的证据”. 杨秉祺认为，“若小说所用语言确是淮安方言，”只能证明作者是淮安人而不能证明作者是吴承恩”，但“这个论据本身并不确立”。实际上，“小说所用的方言是北方话而非淮安方言，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分支。书中许多淮安方言词只是北方话词汇中的一部分。整个北方方言区的人读‘章（回小说）西游’都会发现，因而感到非常亲切，但又有一些方言词不是自己家乡所有的，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就会使许多北方次方言区的人都会认为（章西游）是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写的。” 苏兴认为，《西游记》中的方言不可能专属之淮安，清初的黄太鸿说《西游记》“篇中多金陵方言”（《西游证道书跋》），证明书中的方言亦通于南京。吴玉搢和丁晏只是说‘多吾乡方言’，没有说凡方言皆属之淮安；阮葵生说得太绝对化了，‘皆字不恰，过头了。’”“考虑到吴承恩常跑南京，在嘉清初年即与吴人文征明、王宠等人交往，到苏州与文征明同泛石湖，他的口头生活用语夹杂吴语区方言词也是可能的。” 颜景常则从诗歌韵类与作者关系方面研究了《西游记》的语言系统，“《西游记》韵类不会属于北方话。这个韵类系统既不可能放在《中原音韵》之后的北方话里，也不可能放在《中原音韵》之前的北方话里。所以丘处机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西游记》押上声韵的诗歌至少有《醒世恒言》的两倍，入韵字在三倍以上，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全浊声母上声字，这些字都押去声韵，吴语区方言上述三个特点，在《西游记》里无所发现。一个吴语区作家会写出不反映方言特点的几百首诗歌吗？”“用北方话和吴语解释不了的现象，用淮海话可以迎刃而解。由于它和《中原音韵》不属于同一方言，发展道路、速度不同，所以在某些方面它比《中原音韵》保守，如有入声，无支思，车遮，某些方面它又比《中原音韵》离中古音更远，如n昆、n2尾，m尾的并合。”“皆来、齐微不合用，歌戈，鱼模不合用，中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读去声。这三个和吴语的差异，证明《西游记》不时吴语区人写的。这三个特点现代淮海话都保存着。我们的结论是《西游记》韵类属于淮海话。从音韵学的角度上看《西游记》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西游记〉诗歌韵类和作者问题》《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三期） 李安纲先生认为，科学地说，即使小说中全部用的是淮安方言，这也最多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是绝对不能当作判定作者的依据的。“我们在读《西游记》的时候，也发现小说采用了我们晋南的方言系统。而且我们也能够用晋南的方言词汇系统，来解决那些淮安方言系统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就此来判断，作者就是我们晋南人。”（《河东学刊》）1999年第一期） 四、关于“华阳洞天主人”问题 由于现存最早版本《西游记》—金陵世德堂《新刻镌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仅署有“华阳洞天主人校“，这是关于《西游记》作者之争的关键问题，郑振铎认为”华阳洞天主人似即陈《序》中所谓唐光禄“（《西游记的演化》），孙楷弟则认为作序的陈元之即世德堂主人唐氏（《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 苏兴先生主张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李的祖籍曾是句容，句容茅山有华阳洞，是道教圣地之一。李春芳之所以取号华阳洞天主人，一方面是对祖籍的怀念，更主要是显示他对道教有特殊兴趣，当然也是他在仕途经济疲乏路上不如意的心情反映。（《吴承恩小传》）、《吴承恩年谱》） 陈澉先生立刻提出异议，首先，种种迹象表明，李春芳并无“华阳洞天主人”这一别号，其次，金陵世德堂本序言曾说：“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书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在这里，作序人已经确切指出订校人为当时的一个好书者，因而不会是已经死去八年的李春芳，（《吴承恩的荆府纪善之补和西游记的写作刊刻》、《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 章培恒先生从史志方言等多方面对《西游记》作者提出疑问，“华阳洞天主人并非一定是李春芳，其证据实在很难成立。其一，华阳洞天主人并非一定要是名容人；其二，即使确是句容人，也不一定非李春芳不可，其三，罗洪先的诗只是说李春芳同东方朔一样“避世金马门”并未说他有华阳洞天主人的号；其四，即使李春芳与通俗小说有关一事，明末熟被人知，但也未必与《西游记》有关。 孟宝林先生则主张，华阳洞天主人就是李春芳，也赞同苏兴先生观点。(<<西游记研究>>第二缉,淮安西游记研究会,1988) 陈澉先生从三个方面驳斥苏兴先生“华阳洞天主人”即李春芳的观点：一、苏先生在《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小传》书中所列举的种种证据都不能证明“华阳洞天主人”就是李春芳。二、现存的有关李春芳的所有传志及其他文章都表明，李春芳从来没有“华阳洞天主人”这一称号，三、李春芳根深蒂固的崇道思想，同《西游记》強烈的抑道倾向也是格格不入的。在反驳“华阳洞天主人”即李春芳同时，则主张“华阳洞天主人”就是这本书的撰序者—“ 秣陵陈元之”。（《﹤西游记﹥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新考》、《明清小说研究》第2輯1985年12月） 黄俶成认为，陈澉的理由不过硬，第一，陈文认为苏兴以吴承恩诗文为据只能证明李氏家族在句容，却无法证明李春芳是华阳洞天主人。第二，旧时小说家者流不登大雅之堂，各种正史、别史、方志都没有记载过小说及其作者。如果直接记载，也就无需小说史家考证了，第三，对《西游记》抑道还是扬道，从来就有不同看法，李春芳很有点玩世不恭，他写青词只是一些表面文章，或一种文学游戏，我们不能以此来判断他是否崇道。（《明代小说史上的三个李春芳》、《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三—四期） 陈君谋先生认为，百回本《西游记》目前所知的最早刻本为万历壬辰世德堂本，最早接触和了解这本书的是世德主人唐氏、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和序文作者陈元之。作序的陈元之实即订校者华阳洞天主人，也即《西游记》作者，三位一体，陈元之是秣陵人，是陶弘景的同乡，陶弘景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家……自号华阳隐居。陈元之的名字来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元同。从籍贯和名字两方面来联系，很自然地使人想到陈元之跟陶弘景一样是道家，而华阳洞天主人很明显是道家的别号。这样，姓名陈元之，别号华阳洞天主人，两者就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苏州大学报》1990年第一期） 张锦池先生则从世本与杨本﹑朱本的思想性质差异上作比较，从各自突出人物不同的分歧中得出：世本思想风格与《吴承思诗文集》大相径庭。“今见外证材料不能证明世德堂本为吴承恩作”，而最后改定者应是“华阳洞天主人”，此人极大可能是陈元之。（《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北方论丛》1991年第一期） 廉旭先生立即提出质疑，校订者决不是创作者，陈元之决非《西游记》的作者，序中说“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这证实了在世德堂本之前的确有一个旧本，与世德堂本“新刻”“官版”字样恰在此时恰恰相互吻合，这也说明了“好事者”为之订校的必要性。陈元之在序中两次提到《西游记》一书不知何人所作，这是经他目验过的。序中还说道“好事者”在制版式准备印刷时，清陈元之作序，由此观之，陈元之不是订校者，起码不是作者。（《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质疑><苏州大学报>1991年第一期） 沈承庆认为,”华阳洞天主人与陈元之﹑唐光禄是世本此刻仅见的与成书有关的三个人”“虽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并不排除其可能为‘编撰者’的身份(而仅“秩其卷目”的那位‘订校者’是担不起这副担子的)”。“《西游记》第九十五回一诗中隐有‘李春芳长者留迹’词句。‘留迹’意为‘留笔’,与卷首‘华阳洞天主人’字样参着,皆为考定《西游记》作者之本证。”从一首怪诗的个别现象(孤证都难算上)就认定其为百回本《西游记》之作者,恐怕是太过随意,缺乏系统全面的证据与论证。(<<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p199)。 最近张燕、胡义成认为龙门派道士史志经弟子是《西游记平话》的作者,在引述大量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侧重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有关史实分析出发,主张把《西游记》作者一人一元化不符合历史事实,“完全无视故事框架定型者和哲学取向制定者,甚至为了突出最后定稿人的地位而有意抹煞他们,淡化名著必然固有的哲学思想性,显然不妥。”并对虞集给《西游记》写序一事持肯定意见,又举陶宗仪《辍耕录》的《长春真人》一节记述邱处机生平后,有“以上见<<磻溪集>> <<鸣道集>> <<西游记>> <<风云庆会录>> <<七真年谱>>等书”一句,后来, 樗栎道人秦志安在所编《重莲正宗记》的《长春丘真人》一节记述邱生平后,也写道:邱的所有诗歌杂说、书简议论、直言语录曰《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可见，早在元代，在金真道士中《西游记》系邱祖所作，已成广泛流传的某种共识，不能把这些文献中的《西游记》一律解为《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记平话》产生前后，特别是12世纪未，13世纪初，全真龙门派的独尊地位有所动摇，导致了《西游记（平话）》特殊宗教观出现。 他（她）所认为，把《西游记》（平话）》的产生放在关中道教文化区（在明代包括陇山道教文化区，含陇东崆峒山道教文化区等）历史、民俗、地理等层面来理解，《西游记》研究中的一系列疑团也能进一步获解，只有对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深有了解的邱门弟子，才可能构筑“西游故事的完整框架，龙门洞以东数十公里，即彬县花果山，上有水帘洞，清人孙兆桂有记：“邻（彬）州有花果山，水帘洞，山下一带，皆花果树木，山皆绿色，靠依泾河，雅有林泉三胜，洞在山上，殿宇三层，最上为孙大圣修真之所”，“曾有人攀附而登，竟至洞内，见有孙大圣像危踞其中，四面皆水，惶惧而下“（《片玉房花笺录》）“西游故事”中孙悟空原型之一，是《宋高僧传》卷三《唐上都章敬寺中悟空传》中“释悟空”，系“京兆云阳人”，云阳即关中泾阳县西北，离龙门洞也不远。彬县花果山水帘洞是《西游记》中同名景地的第一原型。王母娘娘所住的瑶池就在龙门洞附近的甘肃泾川县泾河边。至今遗迹犹在。乾县“旮旯庄”就是“高老庄”的原型，陇县龙门山洞口“火烧寨”就是“火焰山”下之寨，作为猴子成精的孙悟空形象的出现完成，也与关中陇山文化区特殊的史地因素有关，在宁夏发现的元抄本《销释真空宝卷》与《平话》情节极多重合；在甘肃安西榆林窟的西夏绘画中，也发现唐僧、猴行者和白马合作西行的形象，都表明孙悟空形象的产生确与党项西夏密不可分，（《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一期、《大理师专学报》2001第一期） 胡义成进一步提出“茅山道士闫希言：今本《西游记》定稿者”，“华阳洞天”只属于茅山道教，“华阳洞天主人”决非李春芳，明万历20年前后的“华阳洞天主人”，只能是茅山道士中的全真派，在明万历20年前的茅山全真道士中，只有闫氏师徒有这种可能性，一、当时只有他们是公然敢于与“华阳洞灵官”斗争的全真道士中的领头者和佼佼者，二、闫希言“来自终南”，其徒江本实后又归于终南，他们与三茅“华阳洞天”更具亲和力，自称其“主人”也在情理之中，三、当时的茅山只有他们文艺修养堪当此任。可以设想，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的出版，正是以闫氏师徒在金陵化缘募资作为契机和经济支撑的。（《柳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可惜实证较少，大多是推测判断，诸多史实细节尚待考证、辨析。但是,胡义成、张燕的文章打开《西游记》作者研究的又一扇门，尤为可贵的是，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域有关史实分析判断，实发前人之未发，对于研究《西游记》成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客观地审视，胡义成先生对《西游记》作者的研究，推测多于史实，史实的陈述多于实际求证，对百回本《西游记》中陈元之的《序》文“出天潢何侯王之国”的解释是错误的，这实际指关于《西游记》作者为谁是有传说的，是一位某藩王府的八公之徒。早在1933年，俞平伯先生据此说“若说姓吴的虽非“天潢”却大可以做“八公”的，此固可通，拿不出证据来何？志上只说吴承恩做长兴县丞而己。”（《驳〈跋销释真空宝卷〉》、《文学》创刊号1933年7月） 然而，1929年，吴承恩的《射阴先生存稿》在故宫博物院被发现，吴国荣在万历十七年所写的跋中，明确记载了吴承恩晚年“为母屈就长兴”后，有“荆府纪善之补”。1981年8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指示淮安县人民政府对吴承恩墓地进行调查，吴承恩父亲吴菊翁墓志铭早在1975年月1月已被发现，1974年冬天，当地农民在吴菊翁墓西侧挖了一个墓，出土的棺材档板上有“荆府纪善射阳吴公之柩”，此次寻访，确定了吴承恩的墓地，找到小半截棺材档板，上口宽485公分，下口宽525公分，高27.5公分。这就为吴承恩“荆府纪善”之职找到了根据，蔡铁鹰1988年亲赴荆府（今湖北蕲春）考察，找到诸多吴承恩到过蕲州的证据，一、吴承恩活动的编年有赴荆府任职的时间，二，荆王府旧事与《西游记》有直接关联，三、吴承恩有到过荆府的诗证。（详见《西游记成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月12月版）这些新的发现实际证明，吴承恩是最符合陈元之序中所言的百回本《西游记》最终完成者。 五、其他方面问题 章培恒认为，有同志为了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作，还用《二郎搜山图歌》、《禹鼎志》和云台山、水帘洞作为旁证。但是这三条旁证也都难以成立。关于《二郎搜山图歌》，吴承恩在其中称二郎神为“清源公”，而小说中都称为“二郎显圣真君”，从来未称“清源公”，说明作者不喜欢或不习惯使用（甚或根本不知道）“清源公”这一称号。关于《禹鼎志》，“虽跟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身份相应，但在明代，由于戏曲小说繁荣及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提高，喜爱小说，作有志怪小说甚或通俗小说的人并不太少”。因此，以此作旁证并不有力。关于“水帘洞名”，《朴通事谚解》所引述的《西游记》，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的小说，但其中已把孙悟空所住之洞名为“水帘洞”。假如《西游记》中的水帘洞之命名确是受了云台山水帘洞的影响，那也只能用来证明元末明初《西游记》作者为那一带人，而不能用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为淮安人。又据日本学者研究，《西游记》中许多地名在何乔远《闽书》中都有，“与其说是受淮安的水帘洞的影响，实不如说其受福建这一系列地名的影响”。 杨秉祺还认为，一、以“章西游”中许多文言诗词与吴氏诗文集中的诗词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的用词极不相同，足证二者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的。”二者在描写秋冬景、春景的习用词不同，“风格也不相类：吴的诗词较板滞，远不及‘章西游’诗词的洒脱流转”。二、反对尊崇道教、反对崇道反佛，这种思想在“章西游”中至为突出。从抒发这种思想倾向的时间和条件看，小说不可能出于吴手。小说的作者对于佛道两教都是不太尊重的，但对道教的态度严峻得多，对崇道灭僧的宗教政策尤其反感。这是当时的一部分现实，是针对明世宗朱厚骢而发的。但从吴承恩诗文集中看不出这类思想的任何流露，与此相反，文集中正有歌颂明世宗尊崇道教的文句。明世宗在位时，这部小说的刊出是不可能的，它的刊出应是在明世宗死后。但明世宗死时，吴承恩已六十七岁，在剩余的残力中写出这几十万字的鸿篇巨制，按常理是不可能的，“章西游”作者应比吴承恩小廿岁左右才合情理，成书刊出的时间应在隆庆、万历年间。 李安纲先生考证认为，唐僧八十一难原型是宋代的道教南宗清修派创始人石泰《还源篇》五言绝句八十一章；又认定《西游记》正是对全真道经典之作《性命双修万神圭旨》的文学形象渲绎，并从主题，人物和结构三方面来论证《性命圭旨》是《西游记》小说的文化原形。从而推测《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个精通儒道释三教、易经八卦、阴阳五行、中医经络、金丹大道的知识分子。（详见《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二期、四期，《苦海与极乐》，《西游记文化学刊》第一期） 李安纲先生在新评新校的《西游记》上便署名为“无名氏”。 李时人《西游记考论》（199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版）对吴承恩作者说提出怀疑。 唐遨《西游话古今》（1991年，香港，中华书局刊）中写道：“如果无论如何要使用吴承恩之名，那么在其名前加上‘传’字不就妥了”。 刘勇强《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1992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说《西游记》作者是一个迷。 徐朔方在给《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排印本（1994年，上海古藉出版社出版）写前言道：“个人创作之说是毫无根据的。” 六、争论的启示 关于《西游记》作者的世纪之争，堪称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绝妙“奇观”，对于推动《西游记》吴承恩的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争辩情况看，否定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证据不够充分，仅仅从一般情况推测、假设、怀疑，失之于片面、孤立，没有揭示实质性本质特性，代表人物章培恒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大多从主观推测，经不起推敲，所文章一发表，便引来苏兴、谢巍、刘怀玉、蔡铁鹰等诸多学者的一一批驳、回应、责难、商榷。并非陈大康所言章培恒先生论文早六十年发表，“以推理严密显然可占上风”，实际上，“再谈也好，三谈也罢，均难以摆脱由于受日本汉学家影响的思维定势，恰恰也绕不开以下三条：一、无法否认明《天启淮安府志》关于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只能怀疑其未注明性质，难以否定白纸黑字的文字。）二，无法证明《千堂书目》关于吴承恩《西游记》归入地理类不是错误的，（只能根据需要证明的确是游记，而游记在哪儿呢？吴承恩作过游记？也难以肯定，更不要说是正确了，相反，驳论者却将该书目翻了个遍，以证明其编辑失误，失当之处多矣）。三，无法界定“华阳洞天主人”“陈元之”“吴承恩”三者与百回本《西游记》著作权之关系。四、《西游记》与淮安方言用韵之关联，章氏更难以涉足（涉及到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倒被颜景常、刘怀玉、蔡铁鹰、朱德慈等占上风，至于杨秉祺、李安纲诸君的责难，恰恰是強弩之末，难以击中要害。 在诸多史料、考古资料的搜集整理基础上，学界前辈得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江苏淮安吴承恩是站得住脚的，并不因日本、中国几位名教授的怀疑责难而动摇。 结合近十余年来研读《西游记》的经历及教学实际来看，我认为——探讨《西游记》作者须从《西游记》成书史、作品本身、作者所处时代及文学发展史的传承等多角度系统综合地来进行深层次研究。 首先，我在《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华阳洞天主人’与〈西游记〉》一文，指出关于《西游记》作者论证双方均忽略了“华阳洞天主人”这一唯一能见到的确切的与《西游记》有关的名号。比较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基本内容与《西游记》相近之处是不少的，佛道思想的痕迹，形象思维的能力以及驾驭语言文字的技巧均表明，吴承恩具备创作《西游记》的基本条件和素质。从小说本身来看，涉及作者姓名的至少有三处：第七回云：“伏逞豪强大势兴，降龙伏虎弄乖能。偷桃偷酒游天府，受箓承恩在玉京。”第九回，张稍说：“承恩的，袖蛇而走。”第二十七回目次：“承恩八戒转山林。”这些地方并非随意涂鸦，而是有意点睛，用嵌字游戏法让后人猜迷，呈现出作者的苦心孤诣。 其次，我结合教学实践，经多年学习、考察（1989年、1996年及2002年、2004年数次去江苏淮安考察），认为吴承恩与陶渊明有较密切的关联，《西游记》虽是一部神魔小说，却以山水田园诗多广杂而独步古典小说之林。《西游记》可谓集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之大成，作者定是一位有高深文化素养、热爱山水田园，崇尚陶潜“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田园诗中人。汲汲乎富贵尊宠、劳顿于官场之人不能写出那么多充满世外桃园之气息的山水田园诗。否定与肯定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双方均忽略了山水田园诗——这一百回本《西游记》里貌似闲雅却意蕴深厚的文本载体。尽管《西游记》里的山水田园诗词数量众多，但真正地表现作者核心思想的则是第九回的首端渔翁张稍与樵子李定的一段对话，虽为游戏笔墨，却显露出作者热爱山水田园的审美情趣。纵观全回文字，两人对诗（词）堪称集前代山水田园诗（词）之大成，其核心便是“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又第64回，荆棘岭十八公等与唐僧的对诗、联句，又称一绝，作者着意于此，并非随意涂鸦，恰如 书中所云”漠漠烟云去所，清清仙境人家，正好洁身修练，堪宜种竹栽花。……说甚耕云钓月，此间隐逸堪夸。“即使是神怪处所也写得尤如“世外桃源”一般。吴承恩热爱山水自然、田园风光并崇尚陶渊明的人格与田园诗,自觉创作大量山水田园作品，据统计，吴氏现存诗123首，涉及田园风光的有37首，占全部诗的30﹒8%；现存词23首，涉及田园的有19首，占全部词的82﹒6%；小令五首，涉及田园的有3首，占全部小令的60%。吴氏在其诗文词中多次提到陶渊明，如“有栗里渊明，一床琴洒”（《大中丞白溪张公归田障词》）、“栗里渊明，又醉东篱之菊”（《贺金耻斋翁媪寿障词》）、“问讯渊明，折腰吏，尔能为否？”（《赠赵学师归田障词》）、“小小楼居，客来正值黄花放，落英新酿，坐有陶元亮。”（《点绛唇》）、“大父则寄一真于元亮，世纲鸣冥。”（《寿贾百松障词》）。(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不难看出吴氏对陶渊明的崇敬、仰慕。陶氏的平淡自然诗风给吴承恩以潜移默化般的影响，吴氏诗词多从神韵上谙得其三昧。吴氏的《宿田家》与陶渊明《归园田居》、《饮酒》何其神似。吴氏的《种藕》平常语平常事平常的情境，颇得渊明诗风之妙境。（容另文论及）。 通过两大不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探寻文学流派在历史发展中的传承关系。从陶渊明对后人影响与吴承恩对前代文学的学习、继承的个案比较中，研究杰出作家的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代文学、作家的学习、继承上，惊世之作《西游记》并非无根之水，它是作家吴承恩继承中国传统文学的典范之作，也是作家精湛艺术修养、文学才华的综合体现。没有精湛的艺术修养的人创造不出传世之作——百回本《西游记》。 以上仅仅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西游记》的一种新的尝试，尚有诸多工作要做，如《西游记》与《射阳先生存稿》之关联，《西游记》与陶渊明之关系等。这场跨世纪的争论启示我们，对于《西游记》作者的研究，尚须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要“实事求是，小心求证”，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懈怠、马虎。 通讯处 安徽芜湖教育学院文化传播系 邮编 241000 电话号码 0553----3848780（宅）13095491758 Email yangjun4732@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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