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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法人、游民、江湖人 前面都是围绕江湖讲的，对于形成江湖的江湖人还没有做深入分析。讲了半天，老说江湖人，到底什么是江湖人呢？上面说了江湖人的主要成分是游民。那什么是游民呢？要讲游民必须从古代社会的特征说起。中国古代社会自周代以来都是宗法社会，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的远近组成了宗法共同体，这些靠自然血缘关系形成的组织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而且它还与社会组织形式同构。 从周代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宗法社会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秦以前的宗法是家国同构，周人的宗子（家族领袖）也是天下之共主；秦代以后到隋唐，也是一种宗法，这种宗法跟周代有所不同，其特征是与领主大庄园统治相结合。宋代以后至近代又是一种宗法，这是宗法家族制度，族长不一定就是宗子（长房长子），而是推举的，这与秦朝以前和两汉隋唐也有差别。这里不仔细讲了，但其以血缘为纽带的基本特征没有变。 宗法制度除了其以血缘为纽带的特征外，还有一点就是由宗法原则组成的共同体对于其统辖的宗法人是既控制又保护的。宗法共同体对属于这个团体中的人有或紧或松的控制，这好理解，过去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我们岁数大一些的对于解放前家族社会中大家族对族人的控制都有些感性认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其中一条就是“族权”，即宗族对于宗人的控制。族权控制力的重要，甚至胜过了官府的权力，因为自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不许县令下乡，不许基层官吏下乡扰民，这样与官吏直接打交道的都是家族族长、基层行政组织的头面人物（如保甲长之类）。有的地方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甚至宗族与行政组织合一，著名的社会学家林耀华在他的《义序的宗族研究》一书中就指出，族长与乡长就是一人，保长之类自然由族长派。官府有事涉及某人都是先找族长的，如果没有大事一般宗法人不必自己面对官府。他们出了问题也由族中惩罚。其刑罚的严峻有时超过了官府，比如不贞的妇女往往要“沉潭”。这是流行在湖南一带的酷刑。当时官府的刑法也不会严酷到这种地步。 然而宗法共同体对于族人是既控制，又保护的。解放后讲阶级论往往是讲宗族对贫苦农民的控制、压迫和剥削，很少提到保护，怕有阶级调和论之嫌。这是不对的，也不符合实际。我就宗族制度做过一些调查，大量迹象表明宗族对于本族的贫苦农民和弱势家庭（如孤儿寡母之家）都是有保护义务的。最近拍的一些介绍徽商的电视片也讲明，发了财的徽商要对本族尽支持义务的。对于年轻守寡的妇女，由于没有其他收入以维持生计，每年宗族都要给她几百斤稻谷，孩子上学也要给一定的资助。这些粮食大多来源于家族的公共田产，江南许多大家族都有公共田产。这种风气始于宋代，北宋的钱君倚写的《义田记》就是记当时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是如何搞义田、义庄，专门帮助贫苦族人的，让那些贫苦或遇到天灾人祸的宗人也能活下去。这种保护族人的方法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长期受到宗法网络控制与保护使人们的个性萎缩了，缺乏创造力和适应力。这些宗法人不用自己面对社会，便失去了在社会中搏风击浪的能力。随着人口的增加，或社会震荡的出现，或是宗法解体，或是一部分人被抛出宗法网络，就造成许多人“脱序”。那时几乎没有人帮他们，社会对于大量人口的“脱序”还处在盲目状态，从而无动于衷。解体的人也想求生，也要继续生活下去，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四处游荡、到处觅求生存机会的游民。我说的游民，不包含任何贬斥的意思（解放后，人们及官方文件中所说到的游民往往有贬视之意）。游民群体尽管有很多缺点，但这是因为社会结构中的不合理造成的，不能由谁来担承。 游民脱离了他的宗法组织之后就要走入城镇，通过自己奋斗，以博衣食。这样他必须改变自己原有的性格，从而形成自己的性格，否则就会被淘汰。游民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呢？《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早描写游民意识的通俗文学作品。根据这些文学作品我总结出游民意识的四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反社会性，因为游民不希望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动乱才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和社会地位。用《沙家浜》里胡传魁唱的词说就是“乱世英雄起四方”。必须得乱，社会乱了游民才有机会；稳定是不成的，因为稳定的社会是按部就班地发展的，游民没有机会。鲁迅先生写的《阿Q正传》，关于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争论很多，有的说阿Q是贫农，还是革命的贫农；是雇农，还是革命的雇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阿Q其实是游民，他没有固定居处，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连固定的宗族也没有，连姓什么都不知道，有一天突然说姓赵，结果被赵老太爷打了一个耳光说“你也配姓赵？”阿Q也就默认了不姓赵。其经济社会地位如此，不是非常典型的游民吗？他游荡于城镇之间，他最希望乱，“革他妈妈的命”，他们太可恶，阿Q想象的“革命”是三条，抢东西，抢人（女人），报仇（所有不顺眼的人都在报复之列，包括王胡、小D等），阿Q的这种“革命”目的非常明确。 第二个特征，就是主动进击精神，用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词说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说宗法人的性格是萎缩的，他不能代表自己，很难向社会索取什么；但游民不是这样，他们有一种主动进击精神，敢于主动索取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用李逵的话说就是“我是先打后商量”，先揍你一顿再说。李逵不讲主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必须遵守的“理”，一提主流社会的“理”，有人觉得这些“理”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是荒谬的。这样的主张是把阶级分析的理论绝对化了，认为各阶级有各阶级的“理”（即认为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这种主张在文革中甚嚣尘上），如果真是这样，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之间就没有沟通的可能，社会就要按照阶级分裂，不可能组成统一的社会。一个社会必有共同认可的规范和道理。而李逵是不讲理的，有时读者还觉得他很可爱，那是因为你与真的李逵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你身边坐着的就是李逵，你就会受不了的，因为时时刻刻他对你都是个威胁。“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这句曹操的口头禅，被游民实践着。像李逵这样典型的游民，天不怕，地不怕，以杀戮为乐事，不讲任何规则，取得胜利的机会就较多。他又心智不全，易于为人所用，因此黑会的头领，就非常垂爱这种人物。 第三个特征，游民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只讲帮派，不讲对错。也就是帮派性。为什么游民那么重视帮派？因为游民本是处在社会底层最弱势的一群，他要向社会索取，谁会乖乖地给他？这就要诉诸暴力，游民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就要组织起来，最简单的组织就是“桃园三结义”。大家看《三国演义》，总觉得“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真了不起，那么讲义气。实际上刘关张结拜是子虚乌有之事。结为义兄义弟这种风俗在三国时还没有形成，《三国志》上也没说这三个人就是义兄义弟。我看到的最早的结拜资料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讲到的，他说在社会动乱之中，人们走在荒野上，没有人，突然有一个伴，非常高兴，易于信赖，就简单结拜为义兄义弟。这是结拜的初始阶段，形成风气，大约在隋唐之际，天下大乱，群雄四起，结拜之风，盛行于军中。五代时便特别兴盛了。历史界对五代的研究比较少，其实五代虽然仅有五十多年，但它是中国社会一个重大演变时期。我们老说“唐宋，唐宋”，其实唐宋两朝有根本不同。唐朝的文化中还有贵族气、金粉气，因为它有贵族生活和思想意识为支撑；五代的战乱，把几百年形成的南北贵族大姓扫荡以尽，支撑唐代文化的社会基础被摧毁了；充斥宋代文化的是文人气、世俗气，还有游民气。宋代的生产能力是唐朝的十倍以上，可是老贵族（唐代的南北贵族都是数百年养成的）没有了，新贵族不可能一下子起来。这造就了唐宋两朝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五十几年的战争把唐代的文化积累也消灭了不少，宋代文化发展几乎是从头开始。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大部分都是兵痞和游民出身。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个流浪者出身。有的笔记记载，赵匡胤的父亲因战乱而流浪，路过杜家庄，佣工于此，被庄主所喜，遂招赘，生了赵匡胤、赵光义。后来说书人说赵匡胤是“一杆杆棒打天下”，也是把赵匡胤江湖化了，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这个时代夺取天下的游民、兵痞都是以各种形式结合起来打天下，结拜为异姓兄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结合形式。“桃园三结义”的结拜模式就是宋代江湖艺人创造的。《三国志平话》最早记载了这个故事。此书一开始就写这个故事，游民要向社会奋斗，就要组织起来。那时没有先进的社会意识，他们只能仿照宗法关系组织起来。游民的个体是平等的，他们不可能仿照宗法的君臣父子关系，他们只能模仿兄弟关系，结合成大体平等的关系。结义是游民最简单的组织，复杂的有秘密会社。成熟的秘密会社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组织是游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以他们非常看重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他们的生存基础。《水浒传》中英雄好汉为什么把上梁山聚义看成他们的最大幸福？因为帮派的所在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为什么游民把利益看的那么重呢？因为游民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一群，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肚子都不能填饱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舍弃利益而不谈。哪像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所写红花会中的英雄好汉那样超脱，他们都仿佛是不吃不喝，不怕寒暖的世外仙人。金庸是把秘密会社中的游民文人士大夫化了。真正的秘密会社本质上是游民的组织，他们靠组织吃饭，靠组织去争取利益，在这些面前，其他一切如真理、是非等等都要让路。因此说他们是“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只讲利益，不讲对错”。这不仅在《水浒传》有明确的反映（此书中是以梁山的是非为是非，同样的杀人放火梁山好汉做得就对，如果是其他蟊贼干的就要加以讨伐），而且也是由他们的生活处境决定的。游民是从宗法社会中游离出来的，“脱序”后便丧失了宗法社会中的角色位置，没有了角色位置，那种角色意识也就消失了。成化年间有一个唱本，叫《花关索出身传》，写关索的故事。故事开始写刘关张桃园结义，结拜为兄弟。他们说结拜是为了“干大事”，所谓“干大事”就是拉杆子造反。这时刘备就对关张说，我跟你们不同，我没家，你们俩全都有家，干不了大事。要想干大事，必须先杀自己家人。杀自己家人，关羽、张飞都下不了手，结果两人商量好互相杀对方家人。关公到涿州杀了张飞一家；张飞到蒲州，去杀关羽一家。张飞的心仁慈一点，关公的妻子叫胡金定，已经怀孕了，张飞不忍下手，就把胡金定放走了。她怀的那胎就是关索，后来关索找关羽认父。关索的故事一度盛行，现在已经失传了（《水浒传》中还可以看到点影子，杨雄的绰号就叫“病关索”，关索就是话本中的关羽的儿子，十分勇武）。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游民起事、奋斗过程中，下手极狠，连自己家属也不放过。他们抛弃了宗法社会里被人们特别看重的家庭伦理观念。说书人在讲这个故事时是当作具有正面意义的故事去叙述的。在宗法社会里，一个人是父亲就要慈爱，是儿子就要孝顺，人人都要进入由宗法所规定的角色，只有脱离了宗法的人们才可能抛弃宗法观念、做出一些被当时人认为大悖伦理的事情。游民把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完全寄托在“干大事”上，真是做到了“为了干大事，一切皆可抛”。这是生活在主流社会的人们、或者不为衣食担忧的人们所不能想象的。《三国志平话》中还写到刘关张三人结拜以后，便拉起杆子，上了“兴刘山”，与黄巾军和朝廷奸佞作战，打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儒家思想）在游民身上是不起作用的。当时这是惟一的文明，文明被自己褫夺了，表现出来的只有赤裸裸的野蛮。例如滥杀无辜，以杀人为好汉，以杀人放火为乐事，三天不杀人就手痒痒等等。这些在《水浒传》中都有深入的描写，只是由于作者站在梁山一边，为一些野蛮行为设置了许多非如此干不行的理由，有些理由似是而非，因此读者不自觉地被作者牵着走，失去了自己判断是非的能力。 江湖人的主体是游民，不过是比较成熟、经过一番闯荡的游民，不是一脱离宗法马上就成为江湖人了。江湖是有规范的，一旦成为了江湖人（如果不是有形的组织，不需要任何人认可）就要遵守一些江湖规范（当然这是自觉的），不能像一般游民那样生猛了。例如李逵在没见宋江以前，不过是个游民出身和游民习气极浓的小牢子，认识宋江、特别是上了梁山才有所规范，成为江湖人，他那不管不顾的性格也有所收敛。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但很难成为江湖的领袖和中坚，因为他们缺少文化和组织能力。那些能够一呼百应，在江湖上产生巨大影响、从而成为江湖领袖的往往是其他阶层的社会边缘人。 所谓社会边缘人，本属于主流社会，或是由于生活状态、生活经历（如《水浒传》中的三阮、林冲），或是由于统治者的政策（如花荣、宋江），或是个人的选择（如晁盖、鲁智深、柴进），他们从社会主流走到社会边缘，甚至堕入江湖，成为江湖的中坚或领袖。《水浒传》写了各种社会边缘人物堕入江湖的过程。这些边缘人物也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被统治者排挤到社会边缘和自我选择走向社会边缘的人们，他们往往是社会上的才智之士，能力极大。那些自我选择的边缘人物往往是心怀不逞之志，企图利用江湖上的人物，达到他们的目的。自我选择的典型人物是晁盖、柴进、鲁智深等，他们不愁吃喝，为什么不安于自己的生活？晁盖本是郓城县的东西村富户，平时仗义疏财，专结识天下好汉，爱弄枪使棒，身强体壮，不娶妻室。这种人物在重视家庭的中国会被视为异类，甭说在宋代，就是在二三十年前也不会被视为良民的。晁盖在下海前实际上已经成为黑社会的头头和江湖领袖。晁盖乐于接待江湖人，江湖上有他的字号。刘唐、公孙胜得到了生辰纲的消息，从千里之外向他来通消息，心怀不逞的吴用也来探听消息，他们都为一笔巨大的财富——生辰纲——聚在了一起。有的论者把智取生辰纲视为一种了不起的义举，梁中书的财宝当然是不义之财，他奉献给的蔡京也是劣迹斑斑的奸臣，梁给蔡京祝寿的目的也是借此买官。然而抢劫者的目的也不过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没有什么更高尚的宗旨。柴进虽有贵族的头衔，但他自我边缘化，而且不顾自己是“亡国之后”的敏感身份，与江湖人交往，把一些犯罪分子养在家中，决非个人爱好，这里一定怀有个人打算，只是在书中没有展开罢了。鲁智深是为了打抱不平、充当社会良心而走上江湖之路的。他们下海之后，由于其能力和品德，必然受到广大江湖人的拥戴。 宋江和晁盖等人有一点不同，他是被统治者的政策推向边缘的。有些研究者把宋江当作小官僚，实际上是不对的，他是吏人，宋代吏和官是有绝对区别的，他们是社会的另一阶层。从宋代开始禁止吏参加科举考试，断绝了做官的希望，有多大的抱负都成为泡影，这对心怀大志的宋江来说不能不是个巨大的痛苦。宋代的吏一般没有正式薪俸（北宋中叶以后，中央各部的吏才发一些微薄的工资，地方小吏仍然没有），都是靠外快为生，宋江本人却很好花钱，而且他有那么多钱，仿佛是赵公元帅，走到哪里，钱就洒到哪里。他的钱哪里来的？平常作奸犯科、专犯忌讳之处肯定不少， 所以在家中挖了地窖，以作临时避祸之用。他仗义疏财，热情招待江湖朋友，江湖人认为是了不得的义薄云天，其实在宋江来说，这只不过是在江湖上的一笔投资罢了。宋江多方交往，什么人什么对待，狡兔三窟。宋江早把闯江湖看作是他发达的一个通衢了。 衙门里的差役地位更为低下。差役本来是被派到衙门服役的，后来固定化，专门由一些人来担任。没有去服这个“役”的人们，交一些钱给他们，国家是不给差役发工资的。《水浒传》中的戴宗、杨雄、蔡福、蔡庆等都是没有薪金的。他们的收入更多是来自对老百姓和犯人的压榨。宋江初到江州时，戴宗对他说，到我这里轻轻咳嗽便是罪过，我要结果你也不难。以死威胁他，目的是向他要钱。 自宋代以来，吏胥差役形成了一个社会边缘，他们与社会上的作奸犯科者相勾结，官民两吃。后世说的“官匪一家”、“警匪一家”就是宋代形成的。我统计过所谓农民起义的领袖，吏胥差役出身的不少。民国初期有一个叫张相文的先生，写过一个叫《帝贼谱》的书，他把历来的武装造反的成事与不成事的人们作了一个统计，大约七百余人，吏胥差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们下海是为了一显身手。即使是太平时节，他们与江湖也有勾结，读过《儒林外史》的人知道，潘三就是这种人。这种人要做好人、做点好事是非常难得，因为这样就会没有收入。京剧《苏三起解》崇公道说得好，我们衙门里大堂上不种麦子，二堂上不种黑豆，没有你们打官司的我们吃什么去？老百姓也有一句话，是公门里头好修行。吏胥差役高抬抬手，好事就做成了。但是那个地方做好事是不多的。这些社会边缘人是江湖的后备军，一旦天下有变，他们改换门庭的机会就来了。 五、江湖上的芸芸众生 《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的成功与失败故事的。但就具体情节来说，它描写了各种各样江湖人的生活。我们说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水浒传》中也写了众多的游民。 毛泽东1926年写的《中国农民的各阶级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游民无产阶级分为五大类，即兵、匪、盗、丐、娼。我理解的游民比毛泽东说的要广一些。他只是说农村的，我说的包括城镇，也包括那种合法谋生的游民。《水浒传》写的“盗”非常多（不是指聚义以后，因为上梁山后都可以说是“盗”了），如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山寨上的山大王和喽啰，这是团伙；还有单干的，像江河中的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黑店的孙二娘，盗马贼段景柱，小偷小摸的时迁。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原因多种多样，如丧失了自己的产业、走投无路而干上了这一行的；有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吃了官司，上山下海以避难；更多的是因为干这种没有本钱的买卖，可以过快乐生活。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事业作大，使得官方对他们无可奈何。他们最后汇聚到梁山，他们认识到只有组成这种强大的团体，才能够在与官府斗争中有成功的希望。当然还有许多游民不从事非法活动，他们并没有祸害民众的行为，只是在江湖上谋生的江湖人。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离开了农村，没有正当的职业，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卷入反社会活动。例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亡在外的戴宗、在监狱里作了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逃避灾难的武松；自幼漂泊江湖、专好结识江湖英雄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式卖艺的薛永等等。一百零八将中最多的就是游民，大约是五十人，占了将近一半。为什么说《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从书中主要人物形象上说，它是以游民为主体的。我反对“农民起义说”，不仅因为梁山上英雄好汉没有什么农民，更重要的是《水浒传》中没有提出农民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对土地的诉求。冒着生命的危险造反却不要求他们最钟情的土地，岂非咄咄怪事！ 谈论游民，人们往往忘了高俅，他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没有正当的职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后因为参与诈骗，被发配，后得赦免，可以回东京，东京人没有人收留他。后来得以返回东京，给人做个跟班，由于机遇好，被徽宗看重，得以发迹变泰。他是属于那些得以改换门庭的游民。为什么《水浒传》中游民没有羡慕他，反而把他作为北宋末年“四大奸臣”的代表加以揭露抨击呢？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官位来源不正，二是出身太低。你别看游民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许多也是同病不相怜的，看不起同样出身的（例如阿Q就看不起与他略同的小D）。梁山好汉普遍认为只有靠一刀一枪搏出来的功名才是正当的，这正如科举考出来的状元、进士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一样。而高俅只是靠踢球起家，自然被认为是佞幸小人。又因为出身太低，自然把他视为祸水（其实从《宋史》的记载来看，高俅的劣迹不多）。中国古代对于官员的来历问题看得非常重要，对于佞幸小人这一点鞭笞非常厉害。例如唐顺宗的时候搞了一个革新运动，叫“永贞革新”，带头人是王叔文。在顺宗还是东宫太子时，王叔文只是个待诏的翰林。现在人们觉得翰林地位挺高，那是明清翰林给人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是清代，翰林品级虽然不高（翰林编修为七品），俸禄也低，但声望很高，汉人大学士、后来的军机大臣多有翰林经历，即使死后的“饰终之典”，没有翰林履历的都不能加“文”字。然而唐代的翰林待诏，则流品很杂，什么人都有，主要是怀有各种技艺的人被放在翰林院里，等待皇帝随时召唤。王叔文只是因为会下棋，陪着太子在东宫玩，太子就非常信任他。太子一继位就封他做大官，并让他主持改革大计，当时士大夫把王叔文视为小人，不仅仅是反对革新的，即使拥护革新的人有的也以与王叔文为伍而感到羞耻。这是当时的舆论。所以史书记载后来“永贞革新”失败，王叔文被杀，死前他慷慨地朗诵了杜甫的咏诸葛亮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唐书》上记下王叔文遇难前的这个细节并不是歌颂他，而是嘲笑他，认为这是很滑稽的事。你这种佞幸小人居然敢以诸葛亮自比！而且用的是杜甫的诗。宋代官吏的来源已经十分制度化了，对于高俅这种得官不正的作为，自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被人们蔑视，甚至连游民也看不起。 在郓城县从事演艺活动、被雷横打死的白秀英也是游民出身；甚至阎婆惜他们一家子也都是游民。阎婆惜会唱曲，与她父母流浪到郓城县，想在这里停留，不料父亲得病死在郓城。母女没有买棺材的钱，遂把阎婆惜贱卖给宋江，成了宋江的外室。可是作者对于同属游民的阎婆惜没有丝毫的同情，因为她不属于宋江梁山系统，而且刁难宋江，并打算出卖梁山，那自然就是十恶不赦了，所以把她杀了。白秀英、阎婆惜都属于江湖艺人，这里面有一个游民对于女性的态度问题。《水浒传》对年轻女性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不解，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施耐庵一定是恋爱的失败者，吃过女人的亏，所以他才那样敌视年轻女性。实际上《水浒传》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游民的，我们看阿Q对女性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 人们对于他没有接触过、但又十分向往的事物往往是口头上贬低、又心怀嫉恨的。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对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是不了解的，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英国人贝思飞所写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土匪认为女性是不幸的根源，不只是男土匪这样，女性匪首也如此看，遇有重大的危机先把妇女杀掉。因此《水浒传》写到的年轻妇女很少有好下场，即使是女游民也不例外。 《水浒传》中还写到许多游民知识分子，也就是稍有文化的游民。宋代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激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造纸技术的提高和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得书籍易于得到。唐代的书非常难得，像韩愈这样世代读书的人藏书也不完备，非常羡慕李泌家的藏书，鼓励朋友到他家去读书。在这种情况下，唐代受教育面非常窄。其科举制度也在初期，录取面非常小，《唐摭言》载，白居易科举及第后有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可知是科才取十七人。唐代还是用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这种类似文革中上大学的考试方式，使得平民子弟很难问津。到了宋代这些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其文化普及程度大大高于唐代。这样读书人数目激增，而读书人的出路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做官，尽管宋代科举录取名额大大增加（三年一科，一科有在千人以上者；唐代是一年一科，一科平均二三十人），官吏也远较唐代为多，但仍有大量读书人不能入仕。有钱的可以作隐士，有关系的可以奔走官场，有一技之长的可以附丽于豪门，也有的绝了做官的望，沉沦于社会底层，奔走于城乡之间，利用各种正当或不正当手段谋生。他们就是游民知识分子，他们在游民的造反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水浒传》中就写到这种人：比如吴用、公孙胜等，他们文化程度未必很高，但都要有一点道教的知识，有一点阴阳家的知识，成为队伍中的精神领袖。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任何时期的社会动乱里，他们都是中坚人物，使游民的反抗成为一种团体力量，成为一种有目标的力量。许多通俗小说写到人们造反，他们的队伍中往往要有个“阴阳家”（为行军打仗出谋划策）。北宋欧阳修给皇帝的上书中说宋代建国一百来年，社会也有动乱，烧杀抢掠，但都没有形成巨大的力量，原因就是说没有这类人物参加。这是符合实际的。 六、《水浒传》是江湖人的百科全书 《水浒传》是江湖人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前面说过江湖是因为江湖人而存在，《水浒传》就是描写了宋代及作者所生活时代的江湖，我认为《水浒传》这个小说产生于明代中叶靠前期一点，所以说书中所写的江湖生活也包括了明初的江湖。 《水浒传》小说及相关的戏曲说唱等文艺形式，在中国下层社会里普及了江湖的知识，使得一些走投无路的人、羡慕江湖生活的人投入江湖，从而大大丰富了江湖的内涵，也使江湖的队伍更为壮大。《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书中倡导了历史上从来没有正式著录的思想意识——就是造反有理的游民意识。《水浒传》宣传了一种游民“造反有理”的思想。作者用生动的故事形象，说明了当时佞臣专权，武官受压，吏人没有出路，正义不能伸张的现实；展示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肯定了梁山好汉聚义造反的合理性。这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在此之前，所有的文字著作中没有出现过正面歌颂敢于抗上、敢于武装造反的例子。作为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儒家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孔子就反对犯上作乱，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定。其他思想意识如道家、佛家也都是主张人们应该各安其位的。这些思想都是被当时社会制度的维护者称之为是“教人为善”的。文革当中的“评法批儒”运动，把庄子的《盗跖篇》说成批孔、歌颂奴隶造反的，这是歪曲。其实《盗跖篇》并没有否认盗跖也是强盗，不过他批评的是儒家称孔子为圣人，说他也和强盗一样。这并不是认为强盗好，而是说圣人像强盗一样坏。汉朝乐府中有一首诗叫做《东门行》。诗中写了一个男子汉没吃没喝，一怒要仗剑出去劫盗，以养活妻儿。他妻子拉住他不放，坚决反对他去干非法的勾当，劝他要考虑家庭。但丈夫一看家境的贫困，还是拔剑而去。但是这首诗也不是正面歌颂为盗，只是说明由于社会的不公正而出现了这种现象。像《水浒传》这种正面歌颂游民造反的文艺作品基本上可说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是《水浒传》首先提出来的，它为后世的农民起义和骚乱、武装割据、土匪抢劫等一系列对抗政府的暴力反叛运动找到了根据和心理支撑点。他们可以头头是道地说这是逼上梁山，或者我是替天行道等等。总之过去十恶不赦的造反仿佛没有什么了，成为许多不得意的人们不妨一试的事情。从此，“梁山泊”成为造反者膜拜的圣地；“宋大哥”也就成为江湖领袖的一种代称。 《水浒传》还通过它所创造的语言影响受众。书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可是那时多指读书人，而《水浒传》中专指的是绿林英雄。这种词义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过去我们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为好，现在就可称之为“好汉爷”了。又如拦路抢劫，入户偷盗，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且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于是，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其他如“聚义”、“江湖”、“招安”、“上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它们既反映游民的思想意识，也表达了他们的向往。这些话语所负载的思想情绪播及到各个阶层，对无依无靠的游民影响极大，因为《水浒传》告诉他们的道理符合他们的生活体验。 《水浒传》中特别歌颂“聚义”，描写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人们，在与相同命运的人结合起来之时所显示的力量。《水浒传》为游民的组织化构造了一套完整的操作和运行规则，这与它建造的话语体系是相辅相成的。后来许多游民组织借鉴《水浒传》，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天地会最为明显。 天地会的建立及其性质学术界都有争论。但对它受到《水浒传》的影响这一点则争论不大。加入天地会手续繁杂，其“入门诗”开头两句“桃园结义三炷香，有情有义是宋江”，就可看出受到《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影响。天地会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细密的组织规则，如天地会的内外八堂的建构都是借鉴《水浒传》的。《水浒传》中游民懂得了江湖上同道的交往应该是有规则的，这就是被江湖上认为最高准则的“义气”。实际义气是游民的道德，义气正是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描写而登上江湖殿堂的，从此深入江湖人的心，甚至极大地影响了其他阶层的人们。为了义气不怕两肋插刀，“江湖义气第一桩”，这种游民的通俗道德观念如此深入人心，应该是《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功劳。《水浒传》创造了江湖话语，也由于这些话语活跃在人们的口头，它们被江湖人所接受，并成为江湖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或基础。 《水浒传》书中的江湖是丰富而生动的，在其受众中有极广泛的影响。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社会有“水浒气”、“三国气”，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存在，不能否认《水浒传》的广泛传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正俗》中说，“三教之外，还有一教”，那就是“小说教”，极言小说对于民众思想影响之大。现在也是如此。因此通俗艺术的作家们更应有社会责任感，更要慎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通俗艺术创作者的历史观念和思想观念甚至落后于古代的江湖艺人，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作品搬上银幕、屏幕，把它们播散到更广泛的民众中去，其结果可想而知。 最后说一说“文革”中的评《水浒传》运动。“文革”中的评论是一种政治运动，不属于水浒研究的范畴，是“四人帮”根据毛泽东说的几句话搞的一次政治运动，其目的是针对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跟我们的研究没有任何关系。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价也是一家之言。但其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与早年不同。如果按他晚年说的作为定论的话，我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水浒传》不反皇帝，被认为是《水浒传》的最大缺点，我觉得不反皇帝不一定是什么缺点。鲁迅也说《水浒传》不反皇帝，但鲁迅的出发点和毛泽东不一样，这里就不细说了。我认为不反皇帝不是什么缺点，中国人想做皇帝的多了，不想做皇帝倒是一个优点。中国甭说那些起来造反的人想做皇帝，就是没能力的人也想做。每年中国要出好多皇帝，直到现在还在出皇帝，皇帝给中国造成的危害还少吗？民国时章太炎先生对康有为很反感，他说过：有人说康有为想做皇帝，这没有什么，皇帝人人想做；康有为的可恶之处在于他想当圣人，千古以来圣人就一个。所以说我觉得不反皇帝本身并不是什么缺点，《水浒传》之所以这样写，我们要考虑它出现的时间，当“水浒”的故事最初流播在平话艺人之口时，是南宋初年的临安。当时金人入侵在即，无论是什么思想，要想被社会普遍接受，必须打出“忠义”的旗号，这样才能在社会上通行。反皇帝不仅仅是主流社会不允许，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不能接受。此时“八字军”就在拱卫着杭州，他们本是北方平民组成的民军，因为抗金，被视为是“忠义”的代表，后来辗转到南方，受到南宋官民上下的欢迎。“水浒”的故事之所以强调“忠义”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产生的。《水浒传》在南方的故事之所以与“忠义”联系起来，与抗金非常有关系。当时怎么能反宋皇帝？除非你与汉奸刘豫等合流，刘豫做了皇帝，受到万众斥骂。难道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吗？所以说不反皇帝不是《水浒传》什么缺点。应该说明，这与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关系。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皇权的思想意识作为主流意识，甚至皇帝没了之后，人们的皇权意识还没有消失，现在到处歌颂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可以看出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匍匐在皇权之下。所以说反皇帝根本不是这《水浒传》所要深入描写的问题，因为这不是它要反映的主题。我特别关注古代通俗小说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这些社会现象确实给我们进入法制社会和公民社会造成了障碍。 原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