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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在明末已被列为“四大奇书”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当时已经问世的长篇小说之中，它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清初人又把《金瓶梅》标举为“第一奇书”，这就不管你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是和书中放肆的性描写有很大关系了。性问题不仅是研究《金瓶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是拦在你面前必须先将它制服的一个问题，否则你就过不去。 指斥《金瓶梅》是“淫书”，应该说是师出有名的，虽然这个评价未免太皮相了一点；我以为，与其说它是“淫书”，毋宁说它是“愤书”。金圣叹评《水浒》，曾说：“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金批本《楔子》评）《水浒》作者的“何等冤苦”很容易解答，他发泄着封建暴政下平民的冤苦。逼上梁山的现实及其意义，读者、作者都是很明白的。《金瓶梅》所发泄的冤苦，依我看来，连作者自己也未必清楚，或未必完全清楚。这是须如本书作者所说，“站在新的时代文化高度观照《金瓶梅》”，才能发现其奥蕴的。 晚明的呼唤人性解放的思潮，以及上层统治者纵欲的“颓风渐及士林，……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当然是《金瓶梅》敢于和乐于渲染性关系的原因，但这些意识振荡和生活风习的感染，只是提供一种气候，而不是怨愤之所因的本源。这个本源包括《金瓶梅》作者在内的当时人是没法理解的，他们只能看到现象，从现象中直感到某种不对头的历史运动的窒塞和困恼，凭着敏感将这种历史苦恼从刻画人生现象中宣泄出来。 愤在什么地方？小说中西门庆一家的生活是变态的生活，变态的人性——不，别的都是常态的，只在生命最敏感的动物性的疯狂取乐上是变态的。这是一种摧毁生命的取乐，用我们现在常用的话，是“作死”。 这是一种生命无法找到正规的道路发挥其精力的自暴自弃。 正如不少研究者所论定的，西门庆虽有多重社会身分，但他真正的角色是商人。在商品经济中，马克思一再论证，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西门庆不能不是商业资本的肉身的代表。而且，在封建制的明代，要成为商业资本的代表，不可能没有经商以外的另外的社会身分，没有官僚、恶霸的身分和暴发户的特点，这个代表就不典型。资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崛起，即原始积累的时期，有一个不能排除的特点，就是掠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家主要依赖海外掠夺，夺的是殖民地的财富，心安而理得。中国虽然也有“发洋财”的海外贸易，但规模极小，不成气候，主要是向社会内部的各色人等那里巧取豪夺，夺的是左邻右舍。深夜扪心，大概不会心安理得，贪欲难遏而庆幸于掠夺得手之后，潜意识中是有愧疚感的。豪富者做佛事，做慈善事业出些钱，其中就包含着隐约的赎罪感，不仅是费财消灾或为儿孙修福。 商业资本的历史出路是转入生产，使之无穷地增殖，这便是西方近代工业社会得以兴起的经济规律。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原因，正是商业资本没有实现合于历史规律的转移。这个道理当时的商业资本拥有者是不能认知的，他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未能遂行历史使命的怅憾。但有一点却是不能否认的，钱得不到正当的使用，是要害人的，首先遭殃的常是钱的主人。“多财货则恣欲”是最便捷最易滑入的致害之路，如果钱的不获正当使用正好和某种历史运动的因果相联系，那么，钱的主人之被钱所害就带有了悲剧的性质，至少在客观上，他是历史运动的轨道挣扎下的牺牲者。他“多财货而恣欲”的自暴自弃，就成为一个历史角色的自暴自弃，即找不到正当出路的资本及其肉身的代表的自暴自弃——西门庆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悲剧象征。 当钱不能获得正当运用，既然会产生罪恶的效应，那么表现在人生现象中也必然是丑恶的。因此，《金瓶梅》的性生活的秽亵描写便是对历史的忠实；倘若把西门庆、潘金莲等人写得十分高雅，十分含蓄，就不但有背于人物性格的真实，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就没有美学的和历史的价值了。因此，哪怕小说对丑陋的性描写多少带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态度，乃至不无欣赏的态度，泄露了作者鄙俗情操的一面，也只能算是细枝末节；何况更还有因为晚明世风的大气候和冲激理学性禁锢的不应苛责的理由呢。 因此，《金瓶梅》所描写的商业资本的代表人物的自暴自弃，是对历史无可奈何的苦恼所激发的泄愤；戕贼自身的生命以泄愤。 而且，你难道嗅不出这个毁灭了的商人对世人的负疚感吗？ 用什么可以证明《金瓶梅》不可能是历史积累型的小说？因为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生现象的历史涵义，不能早于这个历史时期所发现，所表述，只能是那个时期的历史写照。这个证据比所有从文献中选剔附会的理由要硬得多。 这样一种自暴自弃、自我毁灭的人生现象，在美学转化中不比较细致地刻画出人性，用《西游记》以前几种历史积累型小说那样的粗线条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金瓶梅》将以往小说广袤的空间跨度缩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小城市的范围，以便拉近焦距，给人物性格的细微描绘以用武之地，以深度辐射广度，为后来的小说，特别如《红楼梦》创造了范例。 《金瓶梅》一出世，就受到了当时思想较开明的文人的赞赏，可想而知也遭到了一些卫道者的诅咒。但不论物议如何，它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之大却是空前的。中国小说从小说史的第一页唐人传奇起，就以绘写现实人生为目的，短篇小说中的优秀作品都有这个传统，但长篇小说却截至《西游记》止，都以历史和神魔题材间接地或曲折地评价人生。《金瓶梅》开创了以长篇小说描绘现实人生的新纪元，把长篇小说引上了与现实密接的干预人生的正规道路，这是小说艺术本该承担的第一义的任务。这一倾向以后就成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主流。《金瓶梅》的表现方法和技法也给了后来的小说作家以多方面的启发。别的不说，单就将方言引入人物对话以添加人物的生活气息和形象的真实感这点来说，就为后来不少小说所承袭，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都摒弃了早先小说对话所用的书面语言，以至后来竟有了方言小说这么一支。而在《金瓶梅》以前，只有《水浒传》在少数人物如鲁智深的对话中偶而一用，《西游记》也大抵只是在人物引用俗谚时使用方言，并且前此的小说中，人物对话和作者的叙述语言也没有《金瓶梅》那样的吻合和融洽。 《金瓶梅》还卷起了一股模拟的和蹑踪的旋风，这也是中国小说史上极堪注目的现象。其他几部成功的小说虽也有续作和模拟之作。如《水浒》有《后水浒》、《荡寇志》，《西游》有《后西游》、《续西游》之类，《红楼梦》续书最多，也不过10多种，而《金瓶梅》则引出几乎绵延了100年的系列才子佳人小说。 这些书不仅以主人公的名字缀合成书名，看得出是摹效《金瓶梅》的故智，而且分明是《金瓶梅》反理学禁锢意识的反动或调和。这类被称为言情小说的作品，虽然也主张男女择配自由，但归根结底是遵循礼教，删《郑》《卫》而续《周南》，不敢越名教一步的。婚外恋和再醮为这些小说所避忌，至于性描写则更视为蛇蝎，完全是把《金瓶梅》当作一个敌对的参照系而落笔的。这现象就足以证明《金瓶梅》的影响之深巨。另一面则有相当数量没有《金瓶梅》的历史的和美学的丰富内容而徒然渲染性行为的劣作，呈示着《金瓶梅》的负面的影响。 还有，较为聪明的作家则从结构生发上取法于《金瓶梅》的机杼，董说的《西游补》即是。《金瓶梅》取《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横生枝节，揳入其间加以展开，化附庸为大国，生发出了100回大书，《西游补》也取孙行者故事， 从“三调芭蕉扇”之后，由取经路上别出“青青世界”，构成一部别有情致的小说，杼机如一。 如此重要的一部小说，理应广泛深入地进行研究，但可惜研究《金瓶梅》比研究别的小说多一层困难。这是因为，研究小说从来就是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共同的事业，研究者必须从读者的美感体验的反馈中取得参照信息，有时还必须以读者的美感体验来验证自己的论证。《金瓶梅》虽然历来为文人所激赏，但读者的范围不广，而且也确实不宜普及，尤其在中国这样有长期性禁锢传统的社会心态的条件下，传播更须谨慎，这是无须论证的。事实是，《金瓶梅》名气大而读者不多，研究只局限在学者圈子中。鲁迅曾说“专门家的话多悖”（《名人与名言》），这话实在精辟而意味深长，《金瓶梅》的研究现象也证明专门家常多悖论，光是作者是谁的考证中，悖于事情的议论就颇不少，其他方面就可推知。 李时人同志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金瓶梅》的研究论文，有的与鄙见暗合，有的则是我所未尝留意或未尝发现的。他从晚明文化的全景着眼，议论《金瓶梅》的作者、创作过程和传播情况、历史内涵、艺术方法的各个层面，有不少不失为一家之言的创见，也提供了不少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都不是泛泛之谈和人云亦云之见。现在结集出版，我想定能有裨于《金瓶梅》乃至古代小说的研究，并能使小说读者获得理解和启发。我本人对《金瓶梅》缺乏研究，从来不敢轻率议论，此次因欣慰时人此书的出版，故敢就以往阅读所得印象，作如上的泛泛之谈，用以为学术界获得这一新成果庆。 标题注释： * 此文是作者为李时人著《金瓶梅新论》所写序言。 原载：《文史哲》1991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