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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水浒传》的作者,这是一个谜团。现在出版的《水浒传》在封面和扉页上著的名字有的是施耐庵,有的是罗贯中,或者是施耐庵、罗贯中。意思很明白,《水浒传》的版权或者归施耐庵、或者归罗贯中,或者同属两人所有。但是,无论施耐庵还是罗贯中,这两个人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学术界尚无定论。建国以来出版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在涉及两人的资料介绍时,都语焉不详,只笼而统之地说:生平未见史传,一般认为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人等等。很显然,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这些所谓的大家,在官家编撰的史书上是无证可考的,后人仅仅是根据古人的笔记、传奇之类材料的零碎记载为参照进行推论,因此,其真实性往往要大打折扣。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从明代初年到现在,比较流行的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独立编撰的;第二种认为是施耐庵、罗贯中合作的,即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第三种认为是施耐庵自己创作的;第四种说法是当代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一部积累型小说,是经过民间艺人口头加工、书商编纂整理、文人最后润色而成。下面不妨梳理一下各家之说,看看哪种说法更接近实际。 明代人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根据民间说书艺人的唱本所编的,如田汝成、王圻等人。这些人离《水浒传》产生的年代比较近,他们的观点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只要你认真推敲这些人的文章,就发现古人做学问非常马虎,不仅彼此之间互相抵牾,而且自己的说法也总是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关于罗贯中的记载,明代无名氏在《录鬼簿续篇》中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这段话是极不可信的,为什么呢?首先,无名氏是谁?显然是个假托的名字,恐怕是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畅销书,在坊间的名气特别响亮,这个无名氏借助与罗贯中“忘年交”的身份炫耀一下自己。因为“忘年交”自然是一个年少、一个年老,或者相识的两人都是老年人。由于古人“七十古来稀”,所以五十五岁就可称老翁。那么所谓“忘年交”至少也是五十岁相知相逢,换言之,无名氏与罗贯中相识时,其中一人、或者两人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那么“别后又六十年”岂不是一百一十岁?无论罗贯中和无名氏,都不大可能活到一百一十岁,所以这《录鬼簿续编》中的话,恐怕也是鬼话连篇,难以令人信服。明人田汝成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独立完成的小说,不过,他在《西湖游览志馀》中所说的话不仅不可信,而且语言之歹毒,令人不堪卒读。“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坏之报如此!”不管田汝成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对作者如此仇恨,都是毫无道理的,这种假道学、伪君子的话就更不足信。首先,他竟然毫无根据地断定罗贯中是南宋时代的人,言下之意,《水浒传》这部书早在南宋偏安一隅时就问世流传了,而事实上,根据文献记载,南宋小朝庭时代,所谓水泊梁山的故事,只是通过说书艺人的口在勾栏瓦舍流传,根本就不可能以小说的完整形式出现于南宋,而且他所说的罗贯中“编小说数十种”的言论也值得怀疑,现在能够查证的假托罗贯中之名的小说除《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外,只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但是只要认真细读,这些作品不仅语言迥异,而且叙述风格也天壤之别。说到作者的审美理想,就更不用多说,《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价值观就是相悖离的。因此,如果说《水许传》、《三国演义》出自一人之笔尚且还值得商榷,而其他几部从文本阅读的角度去理解,就根本沾不上边,找不着北。其次,田汝成和明代的一些所谓正统文人一样,认为《水浒》写宋江等人的事迹,不但是奸诈骗人之术,而且十分详细,这种坏书是不应流传的。第三,田汝成认为罗贯中写的《水浒传》是百般鬼诈,是教人心术变坏的书,所以,罗贯中的三代子孙都是哑巴,是老天给他的报应。田汝成怀着变态的心理,用这种恶毒之极的语言写出的文字,是不足为凭的,他的关于罗贯中是南宋人的立论更是不堪一击。事实上,南宋时代流传下来的与《水浒传》有关的材料,比较有价值的当推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这是龚圣与根据南宋宫庭画师李嵩为宋江等三十六人所绘的像而作的,每人一赞。《宋江三十六人赞》是目前透露给我们的南宋时期《水浒》故事较为直接的资源,特别是在李嵩的“三十六人画”无法寻觅的今天,“三十六人赞”及序言就显得格外珍贵。然而,龚圣与也只是根据画写了一些应景文字,这不但不是《水浒传》小说本身,甚至于连小说的故事源头都谈不上。关于这个问题,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说:“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全无事实,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没有考据材料的价值。”胡适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闻名的大学者,既然他“小心求证”出《宋江三十六人赞》仅只是在“绰号”做文章,那么这本书对《水浒传》的形成就不会有太实际的意义。事实上,《宋江三十六人赞》的大部分文字都花在对“绰号”的解释和概括上,这对后来的说书艺人在坊间的表演或许有启示作用,但对宏大叙事的《水浒传》不过是冰山一角。无独有偶,同样是明人的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传记类》中也肆无忌惮地攻讦罗贯中。王圻的所谓“通考”,不过是田汝成的拙劣翻版而已,毫无新意可言。“《水浒传》,罗贯中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王圻任意篡改田汝成的观点,企图“通考”出点新鲜花样,结果只是把“其子孙三代皆哑”翻新为“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也就是把原来的“编次”者罗贯中子孙三代成为哑人修改为“说者”即说这部书的艺人子孙三代皆哑,其用心之险恶,比田汝成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是仇恨编撰者,后者连所有说书艺人都恨之入骨,这种公然亵渎千百万《水浒传》爱好者灵魂的恶劣用心,这种阻挠《水浒传》故事于民间流传的恶意行径,又怎么能够借助他们留下的笨陋文字考证出谁是《水浒传》的真正作者? 也不知是相互抄袭,还是以假乱真,总而言之,明代人大多异口同声地咬定,《水浒传》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润色编次而成。如明人郎瑛在《七类修稿·卷二十三》中所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无名氏说罗贯中是太原人,郎瑛又说罗贯中是杭州人,这两个人的说法都不可信。因为无论施耐庵还是罗贯中都是一个假借符号,历史上断然没有这两人。郎瑛说《三国》、《宋江》(实际上就是《水浒传》较早的小说底本)都是杭州人罗贯中所编的,注意是“编”而非“著”。为什么会是“编”呢?因为他认为“必有旧本”,意思很明白,罗贯中是在别人写作的基础上加工、润色、整理而成的。如同当下的不法书商用剪刀、糨糊编成的大作一样。但他又不敢肯定,因为他还听说,《宋江》是“钱塘施耐庵的本”。这就是今人所说的施、罗二人合作的根据。甚至于有的学者还考证出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之类的无稽之谈,所依赖的材料就是“后学罗贯中编次”和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中所说的“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贯中亦效之为《三国演义》,绝浅陋可嗤也”。胡应麟的话不可靠,第一他是带着鄙薄的眼光看待这两部名著的,在胡应麟看来,《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类演义性质的书“盖尤在传奇杂剧下”,不仅极端浅显简陋,而且令人不耻和可笑;第二,他所依靠的也是“世传街谈巷语”的材料,并没有作周密翔实的考证,所以竟然自以为是地断言,施耐庵是元代的“武林”中人。这种无详尽文字作依据,无出土文物作佐证的所谓“师徒合著”说,纯粹是异想天开。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卷六》中也认为是施、罗合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高儒从内心深处就敌视《水浒传》所表彰的宋江等人,称之为“宋寇”,因此高儒之说也是拾人牙慧,以讹传讹。由于受时代的限制,王圻、田汝成、高儒这些所谓正统的文人学士,对《水浒传》所宣扬的反政府行为是持敌视态度的,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拒绝这部小说,反对《水浒传》在民间流传,因此,他们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所持的言论,大多穿凿附会,断章取义,不能作为真凭实据的立论。明代思想家李贽也认为《水浒传》是施、罗合作的,只不过他认为这部书是二人“发愤”之作。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李贽明确说道:“《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传其焉。”李贽关注的不是《水浒传》的作者,他所关心的是这部书的思想内容和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实愤宋事”是指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借《水浒传》批评宋王朝不用贤人,对外屈辱称臣,抒发施、罗二人失国孤臣的忠义之愤。因此,李贽对《水浒传》作者的看法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而且他的施、罗二公“发愤合著”说明显是沿用前人的言论。 现在出版的《水浒传》多数署施耐庵的名,于是便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即《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最后的编辑、整理、定稿者是施耐庵。其实,这种观点明代后期就比较盛行,如明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表面上看,这篇文章似乎很全面,对施耐庵生平干了些什么事,为什么要写《水浒传》,除了此书还写了些什么著作,都作了一一说明。因为王道生自称是施耐庵的晚辈和邻居,所以他杜撰的这篇“墓志铭”就成为后人认定《水浒传》是施耐庵创作的主要明证。但是只要认真揣读,便可发现这篇施耐庵的“墓志铭”假而又假,纰缪颇多。文章开篇写道:“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书,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其记载似乎十分明白,施公名子安,字耐庵,于元贞丙申年出生,至顺辛未年考取进士,曾经在钱塘做过两年的官员,因为性格直爽,与当时的达官贵人不合,便辞官回到家乡,闭门写书,追忆过去的所作所为,烦闷而不得志,最后抱恨而终。看上去滴水不漏,但只要略加推断,就缪处顿显。先说“至顺辛未进士”,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朝开科选士一共进行了七次,分别是仁宗延佑二年、延佑五年;至治元年;泰定元年、泰定四年;天历三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统元年。《元史》虽然是皇家修订的,或许有很多不利于统治者的史料会被删除,但是开科考试这样无足轻重的事是断不会漏记的,而且这七次考试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即每次科考相隔三年。王道生所说的“至顺辛未进士”,是指施耐庵在公元1331年考取进士,这纯属奇闻,因为至顺辛未这年元朝根本就没有开科考试,施耐庵又怎么考取进士?那么是不是王道生将“至顺元年”误为“至顺辛未”?然而,至顺元年的进士名单中并无施耐庵的踪影。进士已属天子门生,高中皇榜的人史书上应该不会有误。再看王道生的“曾官钱塘二载”说,钱塘就是现在的杭州。如果施耐庵在杭州做过官,那怕是个不入流的小官吏,即使《元史》上没有记录,地方志上也应该有零星记载,但《浙江通志》、《杭州府志》、《钱塘县志》等地方史书上,元代的大小官员名单中就没有施耐庵或施子安其人。以此推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完全是无中生有、道听途说的闭门造车,因为历史上就没有施耐庵其人。王道生为了证明自己的立论,又历数施耐庵的大作:“先生之著作,有《志馀》《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侠客传》(即《水浒传》)。每成一篇,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尤多。”这又让人糊涂了,《三国演义》是以罗贯中之名编辑整理的,怎么又成为施耐庵创作罗贯中校对的了?而且《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写作价值取向完全不同,《三遂平妖传》把领导农民起义的王则称为“妖”,赞美的是“平妖”的功臣文彦博,这和《水浒传》所倡导的社会理想是背道而驰的。据文学史家考证,《三遂平妖传》属冯梦龙编纂的作品,而非施耐庵。很显然,王道生的这篇《施耐庵墓志》属于捕风捉影之作,因为他自己尚不敢确凿认定是否有施耐庵这个人存在,所以很多话均是模棱两可。譬如文中说道:“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之;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这足以说明王道生对施耐庵生平事迹并不知道,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佚事,但是,虽然如此,他还是可以不绝如缕、一条一条地把那些人所共知的事详细叙述出来。至于说到施耐庵本人,王道生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不得亲见”,只是想望一颜面都没有实现。为了证实自己谎言的真实性,王道生又编造了一段他与罗贯中邂逅相遇的历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髻,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佚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这似是而非的谎话被王道生编得好像是无懈可击。当然,他自己留了一手,一旦谎言穿帮,他就把责任推给罗贯中,因为施耐庵去世时他只是幼儿,还没有长大。等到长大成人了,偶然在福建的旅馆遇到施耐庵的学生罗贯中,并同宿一个房间,于是,两人相见恨晚,就着蜡烛的余烬畅谈施耐庵生平佚事,凡谈到可歌可泣的地方,两人都禁不住慷慨悲伤。王道生与罗贯中在他乡不期而遇的故事,真可谓是古人“无巧不成书”的经典版本。但这还不算巧,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还编出一段他是施耐庵一墙邻里的胡话:“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这篇《施耐庵墓志》的故事真是编得严丝合缝又无巧不成书。这王道生不仅是施耐庵一墙之隔的邻居,还在他乡巧遇其门人罗贯中,又恰巧遇到施家后人(施述元)迁施耐庵的墓于兴化大营,并与施述元相交四日,留恋不止,舍不得离去。于是向施家后代询问了施家的家世、施述元今后的志向,但都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惟独问到祖上施耐庵时,得到的结论是“与罗贯中所述略同”。王道生写这篇《施耐庵墓志》,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实在一点都不过分。把一个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人写得有根有据,入情入理,真正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欺天奇闻,这作假的功力的确令人叹为观止!除王道生给施耐庵写墓志铭外,明人杨新在《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也提到施耐庵:“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这篇墓志铭写的施耐庵的后人施以谦,文中提及的有关施耐庵的资料,基本是抄袭王道生,只是在抄袭过程中有意拔高施耐庵的品格,所谓“高尚不仕”,就是道德高尚不愿意做官。而且还吹嘘说明朝建国后,朝廷曾下诏书要施耐庵出山做官,他也坚决推辞不就,隐居故里著《水浒》以自得其乐。这些带有彰显的文字,都是后人故意抬举施耐庵之所为,不足为凭。明末清初的才子评论家金圣叹不但极力反对李贽的“《水浒》忠义说”和“发愤著书说”,而且,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他认为非施、罗二人合著,而是施耐庵独立完成的。金圣叹点评的《水浒传》对原书的结构作了大幅度调整,虽然以袁无涯的一百二十回刻本《忠义水浒传》为底本,但只保留了七十一回,七十一回之后的内容被他大刀阔斧地拦腰斩断,并将第一回改为“楔子”,再写一段“惊噩梦”为结局,还借施耐庵的名写了一篇《原序》,对《水浒传》成书的原因和过程作了详细交待,“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风雨甚,无人来之时半之。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这篇所谓的“施序”当然百分之百是假的,但是文字却十分漂亮,有的句子千古流传。所以,金批《水浒传》于1641年刻成之后,风行三百多年,大大提高了施耐庵的知名度,同时也误导了世间很多读者,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就是施耐庵一个人。 由于金批《水浒传》流传广泛,受其影响,清朝有很多人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如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里就明确说:“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代皆哑。”这又是正人君子们对《水浒传》流传的仇恨心理,为了证实自己立论的正确性,铁珊还举了几个莫须有的案例:“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而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撰《红楼》,终身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铁珊的观点与明朝田汝成、王圻之流如出一辙,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视《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等名著为洪水猛兽,对作品的作者更是刻骨仇恨,极尽谩骂之能事。而且铁珊的观点都是抄袭别人,不值一提。清朝人都认定施耐庵是有其人的,并且还有“族谱”、“宗祠建立纪述”之类的记载,但是,这些文字记述大多是来自明朝人的一知半解的说教,并无太多新论。如陈广德在清咸丰四年写的《施氏族谱序》和自称施耐庵第十四世裔孙施岑在清咸丰四年“谨记”的《施氏宗祠建立纪述》等。非常奇怪的是这些纪述都把施耐庵作为施氏家族的始祖,而施耐庵之前的施家祖上均无记载。如《施氏宗祠建立纪述》、《施氏族谱》之类,对施氏祖先没有丝毫信息的传递。 综上所述,施耐庵、罗贯中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是一个假托的符号。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中国古代的社会实情说起。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史上,诗歌和散文是文学的正派产品,而小说这样的文体从来都归属于不入流的“街谈巷议”、“稗官野史”,作者常常遭到统治者的迫害和正统文人的唾骂,前面说到的施耐庵、罗贯中子孙“三代皆哑”就是很明显的例证。这样的人文环境,作小说的人自然从来不著真名,都只是找个假名作替身,这就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多麻烦,尤其是好钻牛角尖的考据者。既然施耐庵、罗贯中是虚拟的人物,那么彪炳千古的《水浒传》又是谁创作的?答案中只有一个:无名氏。不过这个“无名氏”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民众。其实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许多扛鼎之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不是个人的创作,而是融汇了多人甚至无数人的智慧积累而成的,《水浒传》尤其如此。《水浒传》最早的蓝本应该说是南宋时代的民间说书艺人的说唱底本,这些本子大多是批评南宋小朝庭北面称臣的政治策略,这样带有“泄愤”性质的说书,自然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其流传的广泛性可想而知。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难以计数的说书人和听众都参与了创作。元人无名氏撰写的不是历史的历史文章《大宋宣和遗事》为《水浒传》的流传垫定了事实基础,而元人数不清的“水浒”戏曲对《水浒传》的最后成书准备了艺术框图。到了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一些书商为了获取更大利润,把这些民间创作收集起来,请文人进行加工,然后刻印成书,将原来供听众“听”的说唱本变成小说卖给读者,最后又经过许多才华横溢、睿智进取的文人再创造,才形成现在我们读到的《水浒传》。所以说,《水浒传》的真正作者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了。 原载：《文学自由谈》 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