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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雄传奇小说的《水浒传》，已经开始对英雄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小说对生活的描写中，蕴涵着形式上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体现在具体性描写的加强并且在描写过程中提高了小说话语的丰富性。从小说史的角度看，这种描写形式对《金瓶梅》等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走向具体：生活描写的艺术深入 走向具体，这是《水浒传》在生活描写上的显著进展。以第二十、二十一回为例，小说以深细的笔墨描写宋江与阎婆惜的故事。作为一部英雄传奇小说，英雄在必要的关头杀戮“淫妇”，并不令人奇怪。引人注目的是，小说用了将近一回，写宋江与阎氏母女的日常生活。而它所占的实际时间仅仅从前半夜“月色满街”到后半夜“天色尚早，未明”，不足四五个时辰。与整个小说的宏大篇幅和众多人物的生活相比，该段落的描写密度相当大。如果再加上宋江舍棺材、讨阎婆惜、婆惜搭识张三等若干文字，就更加说明小说家对如此形式的描写很有偏好。其实，如果对上述的描写只用概括的方式，也丝毫不会违背“杀惜——犯罪——逼上梁山”的情节需要。金圣叹认为这是《水浒传》的一种文法，在“非正文”的地方，却用了“极不省法”。也就是说，小说对于一些生活场景，运用了细腻具体的铺张描写。 在这两回里，细致地描写了人的活动和环境。人物的活动，包括外在和内在的，居室和饮食的场景，这些都是具体的、直观的、呈现性的。我们想要弄清楚的是，这样一些“极不省法”的具体性描写，作为小说话语其表现效果如何呢？ 宋江的纳宠，无论是否无心，都接受的是一份以色酬义式的答谢，虽然小说的那个伦理叙述者将责任推给了那个“间壁王婆”的巧嘴。随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宋江又忽然疏远（或者被疏远）起“一起歇卧”的女人以及后来在婆惜面前的那副样子，都让人感到不可理解。宋、阎关系由密到疏的变化，固然力图表明英雄并不贪色，但同时也透露出宋江从相貌年龄上都与阎婆惜不相般配。而那小张三，在相貌、气质、才情、讨女人欢心等方面，宋江却远远不及。在世俗生活世界，这位江湖的枭雄却变得毫无魅力，败在一个没钱没地位的浪子手里。而宋江的忍让回避，完全是一个市井间懦弱怕事者的心态。似乎同武大郎都无法相提并论。婆惜对待两个“三郎”完全不同的态度，描写得具体传神，显示了英雄的可怜处境。其实，婆惜早已在不断伤害这位“黑三郎”，全不兜揽他。与张三郎的事也早有些风声吹在宋江的耳朵里，可是杀惜前，英雄还痴心地试探婆惜对自己的情分。“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时，先来偎依赔话”。宋江在床上受到冷遇，这个“快性的人”，一直不做声、在肚里寻思来寻思去，优柔寡断，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缩头缩脑，直到起床，才骂出一句“你这贱人好生无礼！”为什么大英雄要处于这样一种尴尬苦涩的境地呢？假如阎婆惜表现得如此，倒显得十分正常。而表现在宋公明的身上，就很耐人寻味。回想这位押司曾机智地稳住何观察，往晁盖庄上报信，何等的临危不惧、沉着胆大；而在一个小女子面前却作贼心虚、惊慌失措，进而杀人灭口。杀人之后还抱着那种憨痴的心理，指望阎婆私下了断。待到阎婆在县衙前突然发喊，英雄吓得慌做一团。却借唐牛儿抵挡一阵，英雄才闹中脱身。英雄显然不是市井女流的对手。 而阎婆惜既然如叙述者所说“是个酒色娼妓”，为什么对穷张三那么痴情蜜意呢？她对自己的私情不加遮掩。对自己的衣食靠山丝毫没有巴结逢迎，也没有一点感激之情。或者说她的厌恶怀恨是明显地表露在外的。从她的自白可见对宋江恨之入骨。这可以与潘金莲相对比，潘与西门庆有奸情，倒心怀愧疚，一改平时对武大的态度。而阎婆惜始终对宋江没有什么虚情假意的举动。在她眼里宋江不过是个衙门公人，她没有看到他有丝毫的英雄气概。她也许就根本不相信衙门内会有英雄，也难以相信强盗中有侠义之士。小说的描写非常切合人物的年龄和长期生活的环境。她要挟宋江，不过是退还典书，还她自由人身和贪图意外横财。而这些不过为了改嫁张三而已。她的死，是死于自己的愚蠢——贪婪而不顾险恶，敲诈而不留余地。与其说是“酒色娼妓”的本性，倒不如说是人性惯有的弱点。 小说在具体描写人物活动的同时，也具体地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例如，细致地描写了阎氏母女居住楼房的结构、陈设、器物等等。传统的评点多次称赞为“细婉之文”。这些具体的事物的一一呈现，有伦理意图存在其中，物的背后隐含着恩将仇报的意味。但是物的呈现亦如活动的呈现一样，都可能使意义变得闪烁不定。我们或许觉得这些一一呈现的物并没有给年轻貌美的女主人公带来幸福，相反，那种陈设，使人物的生活环境显得死气沉沉，寂寞无聊。这说明具体性描写出现的地方，话语的意义就变得复杂起来。当然，这样的话语意义，小说家倒未必已经自觉。但这种具体描写的形式却具有独立性，它产生的意义可以走在小说家意识的前面。 深入个体世俗生活，非常具体细微地描摹人物的言语行动，不动声色地让人物自己传达他那具有反讽意味的精神境界。这在具体性描写中很突出。第三十八回戴宗的出场就极为典型。戴宗尚未出场，差拨就道出此人“好生厉害”。接着此人果然为五两银子的贿赂不到，来找宋江算帐，吓得差拨躲了起来。这先声夺人的神行太保，活生生一个贪酷蛮横的小吏，其实这正是戴宗作为世俗社会中常人的本来面目。没有得到犯人的钱财，不但怒骂犯人而且要动酷刑，说囚徒在他手里“轻咳嗽便是罪过”，“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但当听到宋江说出他通贼的老底，慌忙丢了手中讯棍，乱了手脚，拖住宋江问道：“足下高姓？你正是谁？那里得这话来？”一个未来的梁山好汉一出场却横行霸道逼取人财同时还作贼心虚——“好小哉相！”这些卑污行径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期熏染而成，宋江到牢营里半月的生活就已经预先展示了这样一个恶俗的环境。戴宗当知道了宋江的来头时，简直判若两人，一会儿称宋江为“足下”，一会称宋江为“兄长”，一会儿称宋江为“哥哥”，一会儿称宋江为“押司”、“官人”。惟独不能容忍李逵称“黑汉子”、“黑宋江”，呵斥李逵“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李逵借了宋江银子，戴宗背后便向宋江陈说利害，说李逵赌输了，“那里讨这十两银来拜还兄长，戴宗面上须不好看”。并且深为李逵在场感到难看，对宋江解释道：“兄长，休怪小弟引这等人来相会，全没些个体面，羞辱杀人！”李逵伤了卖唱女，宋江便救助这家人二十两银子，戴宗埋怨李逵道：“你这厮要便与人合口，又教哥哥坏了许多银子”。大约戴先前从来都是逼人钱财的，此类举动可能不多，因此，只见坏了银子，而没有看到宋江慷慨好施的性格。而宋江却凭一面之交能识李逵是“忠直汉子”，“敬他真实不假”。正是从使银子、吃酒吃肉这些日常生活中间，李逵体会到宋江与戴宗的差别，他第一次感到他人对自己的宽纵和理解、对自己个性和偏好的尊重，所以，他与宋江结下的友情要远远超过了戴宗，却并非是因为宋江后来做了首领的缘故。人物的精神境界就这样在客观的具体的描写中得到了较全面的展现。 正是在生活描写的具体性当中，英雄显示了自身的限度，这个限度是其作为人、作为一个物质肉体形象、作为凡庸生活的参与者所不可避免的。 我们看，《水浒传》的描写趣味已经在发生着潜在的转移。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同，《水浒传》所描写的人物基本上都不脱离世俗生活的形式。财货、饮食、男女正是这种生活的主要方面。“水浒”的世界大体上是由市井俗人和江湖英雄所构成的。其中在英雄身上，非凡生涯与日常的物质-肉体生活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英雄开始被“降格”，大大地“世俗化”。[1] 人的形象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描写当中开始变得复杂和不确定。我们已经看到，一旦进入到关于人物生活的具体描写之中，具体的生活是怎样变得不受伦理框架的支配，而要生成自身的意义。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一个对象愈是具体，它所具有的方面就愈多。”[2]（p．361）因此，具体，也就意味着丰富和复杂。这也就是说，当人物进入具体特定的生活情境中，描写愈具体，也就愈特殊；愈特殊，个人性也就愈显著。描写的对象本身具有独立的话语意义，可以逐渐摆脱小说之外的东西对小说的左右。这也就是具体性描写的功能之所在。 二、伦理冲突：非同一性的对话裂痕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世俗生活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这类世俗生活的故事通过具体性描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但是在这类故事中的具体性描写并不总是停留在统一的道德判断的平面上，其中已经存在非同一性的对话性话语。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武松杀嫂是全书中伦理色彩最为浓厚的故事。小说所要叙述的就是败坏的品行如何导致了通奸、杀夫以及英雄在日常生活的伦理事件中发挥的正义作用。然而，在这样貌似铁板一块的叙事伦理中，实际上存在着非同一性的对话性描写，它同样深入到了人物生活的具体性中，从而触及到了伦理的视角所不愿正视的人生实际存在的状况。潘金莲的婚姻是“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这虽然是浮浪子弟嘲笑金莲婚姻的刻薄之辞，但这句话却隐含着事实——一个也许连武松也不敢正视的事实。这其中存在着潜在的对话性。金莲初见武松那种心理活动，不过是人性的自然而然的流露。这种正常而又自然的心理是所有与主人公处于类似的境况下的人都有可能产生的。只要将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对婚后生活感受的心理独白与潘金莲的比较一下，再看看两个主人公不能相提并论的生存状况，金莲的这种心理反应实在是正常不过的。宝玉面对黛玉和宝钗两个神仙般的少女还有自己的情感态度和选择。当然对于潘金莲这个人物，一切都变成了道德问题。道德与情节的结合，往往造成简单化的倾向。评价潘金莲，便是看她通奸、杀夫以及被杀。对恶性事件的兴趣，改变了理解人物的轨道，人物再也不是那个属于生活着的形象，而是一个淫妇和凶手。这样一来，作为事件中心的人物和作为生活历程中的人物，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自然被切断了，她的日常生活必须在事件中去理解，而没有日常生活本身独立的价值。但是从具体的描写看，与其说人物违反道德准则，不如说她时刻都寻找机会背叛自己的婚姻。同时，她情欲旺盛，实际上与英雄好汉们那种强烈的物欲有着一致之处。金莲之任情欲而不顾道德伦常也正如英雄追求物质享乐使气任性不顾王法。小说描写金莲与西门通奸后，也改变了对武大的态度，主动要给武大买酒吃，也不象往日那样欺负丈夫。对丈夫的态度好了，是因为自己做了“无礼”的勾当，但是既然做了这样的事，又为什么要对丈夫好起来呢？当初勾引武松不成，自取其辱，又哭又骂，反而诬陷武松，做出许多的张致来。而当通奸事实发生后，却大不似先前，这又是为什么？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描写已经多少深入到人的行为心理的复杂矛盾状态。金莲勾引武松不成，丝毫不怕武松，不仅骂武大而且也骂武松。可是等到挑唆西门踢伤武大后，显然最怕的却是武松。导致武大很快送命的，是由于武大搬出武松来恐吓潘金莲。于是那场谋杀亦如宋江杀惜一样无可奈何，出于情急之下，走投无路。描写叔嫂冲突，小说从吃酒开始写起，“那妇人吃了几杯酒，一双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这些描写显得十分微妙，武松显然感到不自在，他感觉到了诱惑，又逃避着诱惑。可当天晚上，武松还是按金莲的嘱咐搬来家住。从叔嫂相遇的第一天起，其实，武二郎先前自然轻松无所挂碍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这些地方正是具体性描写中那些非同一性因素极好的证据。雪天勾挑，“武松也知了八九分”，后来“有八分焦躁，只不做声”。为什么已经明白了金莲的意思，却要等着金莲到了出乖弄丑的地步，才夺过酒泼在地上，差点儿将金莲推了一跤，然后睁起眼来大骂。在英雄光明磊落清白品行的背后，暴露出人性的荒原。这也注定了英雄的方式不但不能避免家庭的悲剧，反而使这场悲剧变得更为血腥残酷。这恰恰是对“拳头主义”的反讽。 由武松自然想到了石秀，小说对这个人物的描写往往导致反向的阅读。他是个“精细”“乖觉”的人，他疑心潘巧云对自己添置衣服“一定背后有话说”；两天不回来“必有人搬口弄舌”。事实上，他的疑心根本不着边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物具有过分敏感多疑的病态心理。因此，从石秀的视角看到的女主人的体貌特征，与其说是描画了“淫妇”的形象，倒不如说是对英雄的心理特征的的反映和揭示。小说对潘巧云、裴如海的生活虽然描写细腻，但人物的生活完全被纳入伦理的视野里进行一种模式化的展示。男女相悦完全从淫情浪态的邪恶性质加以描写。甚至和尚都不是好人。人物因为一个侧面的问题而被放大成她的整体人格和生活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条伦理标准被作为人的好坏是非的普遍标准；与此同时，人物的日常生活被大大缩减化为一种德行败坏的生活以及对这种生活的残暴打击。但是，当潘巧云在石秀面前称赞海和尚“请佛念经有这般好声音”，不禁使人想起阎婆惜对张三的爱慕。这似乎不断暗示着美人不爱英雄。小说对“奸夫淫妇”幽欢场景的具体描写，似乎也暗示着男女欢情与英雄无缘。因此，英雄便用嗜血的杀戮来消灭本来不属于自己群类的欢情及肉体。 小说的伦理意图在具体性描写中很难保持主观上的统一，往往随着客观具体的描写的展开，就发生了主观的伦理意图与客观呈现的意义之间的分裂。以第八十一回为例，小说借李师师情挑燕青不成，来表现燕青心怀大事的“好汉胸襟”；同时又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贬低李师师“风尘妓女，水性的人”，对燕青有“邪心”。但是描写造成的效果如何呢？小说中的李师师并不贪图梁山送来的金银财物，贪图财物的是老鸨。李师师是皇帝宠爱的妓女，从利益出发，一般人是不愿与朝廷对立的反叛者结交的，更何况这种势利行当中人。但是李师师同情梁山义士，她与燕青饮酒论艺，完全超越了利害关系，也超越了双方的身份。她与燕青虽然交往日浅，但在皇帝面前称燕青是姑舅兄弟，设法引见，极力回护，并为燕青讨出一道赦书。她承担满门招祸的危险这样做，固然是有敬佩英雄的正义心肠，但更重要的是对燕青一往情深，对皇帝恐怕反而是事之以色。而燕青却利用了李师师的感情，他既要保持好汉本色，又要讨李师师喜欢。在这次政治冒险中，这个江湖浪子显出他善于控制局面和火候的手段。他怕与李师师肌肤相亲，就赶忙拜李做姐姐；但当他想让李师师给自己求一道赦书，便“以目送情与李师师”。如果从这些描写来直观人物，而不是从大事、大义、大丈夫的原则来衡量人物的话，一个风尘女子却有真情侠义，而好汉却无情无义，充满机心。描写中，李师师并不象那种脸谱化的风尘中人，无情、世故、逢场作戏、虚情假意、势力熏心等通常的职业恶德并未表现出来。相反，燕青却是地道的江湖本色。而且燕青谋求赦书可谓早蓄深心，他在平方腊之后，回京途中，早已收拾好一担金珠宝贝，带着赦书，只辞了卢俊义，悄悄走了，可见他为自己筹划得何等周密。 道德判断在《水浒传》中虽然通过英雄的行动表现出来，但是这也不能改变道德判断绝对片面抽象的性质。按照道德判断，娼妓是淫贱邪恶的，英雄是崇高伟大的，但是如果一个娼妓表现出崇高的感情，而英雄也有庸俗的地方，道德判断就开始不知所措，如果事物更为复杂具体，道德判断就只好坚持它的知性，对一切强行做出一分为二的判断。然而，在具体性描写当中，描写的具体性与伦理的意图发生着种种裂痕，或者出现了反向的意义，或者产生了反讽的意味，或者分裂出多重意义来，或者在道德评判与描写的具体性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或者具体性描写对抽象评判构成一种“反驳”。可以说，形式在这里开始背叛小说家的伦理意图。 三、具体性描写：小说话语的重要转折 产生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在使叙事文学的描写走向具体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自然，《水浒传》的具体性描写所出现的新特点，也并非孤立的现象。《水浒传》之前，也就是自金元近世文学初期，杂剧、小说等叙事文学已经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叙事文学在这个时期于艺术形式方面也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就描写而言，由于叙事文学特别关注人的感情的具体内涵，并力求予以生动传神的表现，因此，从说唱艺术到杂剧就注重具体细腻直接地描写人物的活动，尤其是心理活动。这些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实甫的杂剧里表现得很丰富。即使个人性的私生活片段也可能在叙事性的散曲中得到具体细腻地描写。[3]（第五编）而从小说自身的传统来看，想到描写的细腻，首推文言小说《娇红记》。“在这方面，它不但超过了志怪、传奇等文言小说，并可与《水浒》相颉颃”[3]（p.722）。描写细腻的结果，就使小说达到具体生动鲜明的效果。走向具体，正是当时叙事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也正是有这样一种形式进展的土壤，才成就了《水浒传》的具体性描写。 但是，先前具体细腻的描写类型，也还毕竟不能等同于《水浒传》的具体性描写。到了《水浒传》的具体性描写，才真正具有了小说话语的意义。其特征是：在直观的、具体的、呈现式的描写中，话语意义的丰富性大大提高了，并且具有不确定性、多义性、对话性。而其中含混、反讽1、矛盾、背离、造成反向阅读的语义也开始形成。这也正是“小说智慧”或者说“小说精神”的表现。因此，小说之外的原则，诸如道德判断、小说家的伦理意图随时会遭到具体性的反叛，从而仅具有相对意义。《水浒传》具体性描写所形成的话语特征，其直接联系，是这之前和同时的一些白话小说。例如，前期话本大都缺乏道德兴趣，其描写就往往专注于那些人物生活或事件的本身，显得具体而又客观。《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就很典型。高僧破戒，就文本自身和文化背景而言，都具有否定性命题的意味。但是那几近不露声色的叙述描写本身就留下了丰富的反向阅读的意义空间。2像明代中期前产生的《曹伯明错勘赃记》，是一篇叙述娶妓招祸的公案小说。妓女谢小桃从良前后始终爱恋没钱的倘都军，婚后，为倘而置富有的丈夫曹伯明于死地。这就很像阎婆惜的故事。明初的长篇小说《平妖传》写妖女胡永儿小时候，雪天，饥寒交迫，用仅存的几枚钱买来一点炊饼充饥，路遇老婆婆乞讨，就将炊饼分给乞婆。该段描写，就很具体地体现出她的善良。这就与《水浒传》具体性描写的话语特征极为接近。 在近世文学初期形成的《水浒传》的具体性描写，对后来的小说影响很大。尤其是后世那些以日常生活为描写中心的小说。《金瓶梅》就颇能反映具体性描写发展的情况。 《金瓶梅词话》开始所描写的潘金莲，就比《水浒传》更为丰富复杂，《金瓶梅词话》增加和修改的部分是：1．关于童年少年的遭遇，小说写她本是裁缝的女儿，父亲死后，母亲度日不过，九岁卖在招宣府，十五岁时，招宣死，其母争将出来，转卖与张大户家；2．关于性情才能，小说写她本性机变伶俐，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百家奇曲，双陆象棋，无般不知，识字，会看历日；3．关于婚姻，小说较细致地写对婚姻的失望和痛苦；4．遇事爽利，有主见，当武大为无钱典房为难时，金莲说：“呸，浊才料！把奴的钗梳凑办了去，有何难处。过后有了，再治不迟。”5．关于与张大户的关系和如何嫁与武大，原来作不肯依从大户、大户怀恨在心，白嫁与武大。《金瓶梅词话》则改为被大户暗中收用，为主家婆不容，大户白嫁与武大，早晚好厮会。大户因金莲而死，主家婆发怒，将金莲武大赶走。所有这些描写并没有比《水浒传》更精彩，但是却比《水浒传》描写的潘金莲形象更为具体完整，她不仅仅是一个“淫妇”和凶手，而且她自己首先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被卖、被摆布、被玩弄、受制于命运（因为她注定有刑夫之命）。她又是一个在才智性情上并非很一般的女人。这样一来，这个人物就有了更多叙述自己的故事的机会，也为性格留下可资理解的合理的审美空间。 到了崇祯本《金瓶梅》，这种具体性描写还仍然持续完善着《水浒传》故事的“后裔”。这一点最有代表性的是对潘金莲与西门庆初次幽欢的改造。《水浒传》描写王婆假意出去打酒，西门庆便借机挑逗潘金莲，二人通奸。人物形象十分粗糙，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具有强烈嘲讽和谴责倾向的情节。崇祯本中，这段描写多出许多笔墨。主要是对勾挑的过程做了详尽曲折富有情致地描写。人物情态逼真。潘金莲听着西门庆“白嘈”，“一面低着头弄裙子儿，又一回咬着衫袖口儿，咬得袖口儿格格驳驳的响，要便斜溜他一眼儿”。更重要的是初步显露出潘金莲的性格。对西门庆的挑逗搭讪，金莲从容相嘲，当西门庆央金莲替他搭衣服时，“这妇人只顾咬着袖儿别转着，不接他的，低声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门庆劝酒，“妇人笑着不理他”。西门庆故意寻筷子，“这金莲一面低着头把脚尖儿踢着笑道：‘这不是你的筯儿！’”西门庆借拾筷子，去捏她的鞋头，她“笑将起来，说道：‘怎这的啰唣！我要叫起来哩！’”当王婆撞见二人，假作吃惊，威胁她就范，潘金莲“红着脸低了头”，“羞得要不的，再说不出来”。要金莲给西门庆留下表记，“妇人便不肯拿甚的出来，却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掏，掏出一条杭州白绉纱汗巾，掠与西门庆收了。”这样的描写就对特定情境下的人物心理有了体察，并且有意识地丰富了人物性格，展示了人物特有的诱惑力。面向具体的人物生活本身，去理解其中闪烁的意义，让一切抽象的原则悄然引退，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使人物及其生活的审美意味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小说要掌握“复杂性的精神”[4]（p．17），诸前提中，其一便是要具备对世界的具体性的观察和表现的能力。而人的本性在具体的生活世界“处于一个超级复杂的系统的统一性中”［５］（p．130）。因此，可以说具体性描写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小说对人的认识的深入。 在传统小说的艺术演进过程中，具体性描写尽管在《水浒传》还没有成为一种完全自觉的形式追求，但是，由《金瓶梅》便可以看到《水浒传》的具体性描写所具有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 韩石．下降到物质-肉体形象——论《水浒传》的英雄[J]．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1，（2）． [2] [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4][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 [5][法]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的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