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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适这个人，当然是应当持批判态度的；但这主要是针对他在政治上的表现而言。至于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胡适的作用则不宜一笔抹煞。把胡适的观点一概说成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并不符合实际。以胡适对《水浒》的考证来说，就确有值得肯定的精当独特的见解，可供我们吸取与借鉴；其中自然有缺陷与不足，也可启迪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既有博大的胸襟，又有彻底的求实精神。应该承认，胡适是一个曾经对历史的发展起过正面作用的人物，他的“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的《水浒》考证，就对《水浒》研究和学术发展起过有益的作用。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决不可因人废言，这样才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本文拟就下列几个方面尝试着对胡适的《水浒》考证重作评价，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批评与争论。 一 胡适在一九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水浒传〉考证》中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胡适这番自谦的表白中，流露出一种很强的自信力。他称《水浒》的研究为“大事业”，表示要为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这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渴望在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有所建树的蓬勃生气的体现。 《水浒》自问世以来，以其深闳丰富的社会生活场景，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由此而表达出来的激切炽烈的思想感情，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在各个阶级中，激起了种种互相牴牾的强烈反响。由于《水浒》所写的是一个尖锐的具有爆炸性的题材，遭到了封建卫道者的猛烈抨击与肆意诋毁，被斥为“诲盗”之作；赞扬《水浒》的人，则竭力标榜其为“忠义”以相抗衡。这种“诲盗”与““忠义”的纷争，既掩盖了《水浒》的真实价值，又妨碍了人们对《水浒》的艺术成就的深入探讨。自南宋到“五四”运动，七百多年间，有关《水浒》的笔记、序跋、批注，为数虽众，然多是些残篇断筒，不成体系。封建文人的狭隘眼界，使他们只注重于零碎地考定史实、记录掌故佚闻，并没有多少学术价值。《水浒》尽管比《红楼梦》的诞生要早得多，在某种程度上讲，《水浒》还可以算是《红楼梦》在文学上的渊源之一。然而，却不能如同“红学”那样，形成一个专门研究《水浒》的“水学”来，这真是一件莫大的憾事。 把《水浒》研究看成是一门科学，并且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水浒》：这样一个新方向，这样一条新道路，胡适纵然不是唯一的、至少可以说是主要的开拓者之一。这决不是偶然的。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首举义旗之急先锋”（陈独秀语），鼓吹过“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事物，需要新的文学”①的观点。为了打破那“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②的文言，胡适明确地宣称：“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古典白话小说的名著《水浒》《红楼梦》等，都被抬到了文学正宗的崇高地位。一九二○年七月七日，陈独秀写了《水浒新叙》，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同时刊于汪原放用新式标点排印出版之《水浒》七十回本中。鲁迅一九二○年十二月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二四年去西安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也对《水浒》进行了新的考察与研究，都属于这种性质。胡适在九年的时间里，先后写出了《〈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致语”考》、《〈水浒续集〉序》、《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本文所引胡适言论，除注明者外，均见他的《水浒》考证各篇，故不再一一注出）等七万字的考证，在大方向上，同陈独秀、鲁迅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们是一致的。而在具体问题的探索上，胡适则又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胡适的《水浒》考证，是以对封建文人金圣叹的批判开始的。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水浒》研究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既是《水浒》高度文学艺术成就的知音，又是囿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偏见、歪曲《水浒》思想意义的罪人。胡适敏锐地捉住金圣叹的这一矛盾，他的透辟精当的见解，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以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比起所有的封建文人来，确实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瞭望点上，具有更为开扩的远大眼界。他指出：“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的序里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但是，金圣叹的文学眼光，却仅能停留在这种对于作家之“才”的抽象的赞美上，一触及作品的具体内容，他的文学眼光却大为逊色了。胡适指出：“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这种批评，既是击中要害的，又是令人信服的。 胡适不仅批判了金圣叹的文学观，同时还批判了他的历史观。胡适引用了金圣叹的“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以及“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并对这些具有民主性的观点表示赞同。但是，对于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所发出的许多“极迂腐的议论”，胡适则毫不含胡地予以驳斥，深刻地指出：“这种穿凿的议论，实在是文学的障碍。” 由此可见，胡适把封建时代评论《水浒》的最高水平的代表金圣叹作为评论与批判的对手，运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理论，既做到对《水浒》的文学性的充分理解、也注意到对《水浒》的思想性的正确阐发，这就使他确实开拓了一条研究《水浒》的新方向和新道路，并获得了远较其前人深入得多的成就。 二 胡适的《水浒》考证的第一个功绩，是他提出了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待《水浒》的主张，从而为正确认识《水浒》的价值找到了一把钥匙。他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这段话的精神是很正确的，虽然在具体节末上，尚有不少值得推敲斟酌的地方。胡适不仅把《水浒》的形成看成一个历史过程，而且自觉地把作品的形成同各个时代的社会特点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比如，他分析元朝以前民间的“宋江故事”的发生与流传久远的原因时，指出了下列三点：“（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情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这很有道理。鲁迅也曾说过：“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正同胡适的见解相合。由于胡适把他的“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运用到对《水浒》的剖析上，因而对于《水浒》的思想意义有了较深刻的阐发。他说：“《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曾经有人指责胡适把梁山泊英雄称为“强盗”，是对农民起义的污蔑，这是值得研究的。首先，把梁山中人看成“强盗”，并非胡适一个人的主张，鲁迅也同样认为，宋江“为盗亦是事实”，并分析说：“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受其骚扰。”鲁迅还引用胡适的话——“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认为“这话很是。”③其次，从作品的实际情况看，《水浒》虽然取材于历史上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传说，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能把它写成为农民起义；说它写的是“强盗”，倒是符合事实的。最重要的是，胡适并没有对《水浒》中的“强盗”抱敌视态度。他驳斥金圣叹说：“圣叹自序在崇祯十四年，正当流贼最猖獗的时候，故他的评本努力要证明《水浒传》‘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狗彘不食之恨。’但《水浒传》写的一班强盗确是可爱可敬，圣叹决不能使我们相信《水浒传》深恶痛绝鲁智深武松林冲一班人，故圣叹只能说‘《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好一个强辩的金圣叹！岂但‘饶恕’，检直是崇拜！”因而他得出结论说：“这部七十回的《水浒传》处处‘褒’强盗，处处‘贬’官府，这是看《水浒》的人，人人都能得着的感想。” 胡适不仅把《水浒》由封建文人的“诲盗”与“忠义”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而且比那些不切实际地抬高《水浒》的观点高明。如定一说《水浒》是“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④，黄人说“《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⑤。高则高矣，可惜超越了历史的客观条件，远不如胡适的见解切当，符合事实。 胡适关于《水浒》的思想价值的论述，达到了他同时代的非常高的水平。陈独秀的《水浒新叙》，短短三百来字，认为“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四句诗就是《水浒传》的“本旨”，并说：“《水浒传》的理想不过尔尔，并没有别的深远意义。”白胜的山歌固然唱出了社会的不平，但把它孤立地从全书中抽取出来当，作《水浒》的本旨，毕竟不够全面贴切。鲁迅深刻地指出了《水浒》中的人物在“反抗政府”，但没来得及写下研究《水浒》的专著。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的考证就更值得重视了。 三 胡适的《水浒》考证的第二个功绩，是他头一个以现代的“文学”的观点来看待《水浒》，从而把长期被湮没歪曲了的《水浒》的文学价值显露在人们的面前。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小说的地位是低下的，小说的文学价值，更不为人所看重。《水浒》自问世以来，真正能够欣赏它的文学性的人并不多。金圣叹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说过：“《水浒》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这种对于人物性格刻划的重视，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特点的。但金圣叹是一个“文章家”，他所重视的，主要还是《水浒》的“章法”、“句法”以及“字法”之类。胡适则要高明得多。他运用西方传入的“文学”的观点，凭着行家的眼光，对《水浒》的文学性进行了有机的综合分析，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 首先，胡适指出：《水浒》的中心人物是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等七、八个人，并提醒读者：“须知卢俊义呼延灼关胜等人不是《水浒》的中心人物。”这就打破了历来《水浒》评论家按座次论述人物的形式主义，明确了只有典型人物才是文学作品的中心与灵魂。 其次，胡适对于《水浒》的各个部分进行了细密的艺术剖析，发表了很好的评论。他高度赞赏《水浒》前半部的文学成就，但又掌握分寸，恰到好处。他认为：《水浒》“极力描写林冲，风雪山神庙一段更是能感动人的好文章”；“‘生辰纲’的始末，是《水浒传》全局的一大关键。……《水浒传》用这个旧轮廓，加上无数琐细节目，写得格外有趣味”；《水浒》根据武松的传说故事，“加上新的创造的想象力，从打虎写到杀嫂，从杀嫂写到孟州道打蒋门神，从蒋门神写到鸳鸯楼蜈蚣岭，便成了《水浒传》中最精彩的一大部分”；“江州一大段，不但写李逵的性情品格，并且把宋江的野心大志都写出来，若没有这一段，宋江便真成了一个‘虚名’了。”——以上是对前七十回中富有文学性的段落的欣赏与赞扬。胡适还指出，《水浒》也有“勉强插入”的“潦草”、“杂凑”、“敷衍”的文章，“最明显的例是写卢俊义的一大段。这一段硬把一个坐在家里享福的卢俊义拉上山去，已是很笨拙了，又写他信李固而疑燕青，听信了一个算命先生的妖言便去烧香解灾，竟成了胡涂汉了！还算得什么豪杰？”“《宣和遗事》里，卢俊义是梁山泊最初的第二名头领，《水浒传》前面不曾写他，把他留在最后，无法可以描写，故只好把擒史文恭的大功劳让给他。”这些分析，言之成理，切中肯綮。对于《水浒》的后半部，胡适评价很低，但认为也“还有几段很感动人的文字：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梦，都还有点文学意味。”这样说，就没有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毛病，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 再次，胡适还从文学的角度，考察了《水浒》百二十回本对旧本田虎、王庆两大段的改造。尤为精彩的是他对于王庆故事改造的意见。他说：“王庆故事的原本太象王进的故事了，这分明是百回本《水浒传》的改造者（施耐庵？）把王庆的故事提出来，改造成了《水浒传》的开篇。剩下的糟粕便完全抛弃了。”他还说：“这个王庆本是一条好汉，可以改作梁山上的一个弟兄，也可以改作水浒开篇而不上梁山的王进，也可以改作与宋江等人并立的一寇。”他认为，百二十回本将王庆故事进行了改造，消除了种种矛盾牴牾之处，使这个故事前后照应，并增加了细密的描写等等。层层推论，慎密周到，颇有说服力。胡适对于王庆故事改造的考证，似乎也可以算是《水浒》研究中一项重要发现。 四 胡适的《水浒》考证的第三个功绩，是他明确提出了一条研究《水浒》的科学途径：即“让读书的人自己去直接研究《水浒传》的文学”。他说：“这部新本的《水浒》把圣叹的总评和点评一齐删去，使读书的人直接去看《水浒传》，不必去看金圣叹脑子里悬想出来的《水浒》的‘作史笔法’；使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浒》的文学，不必去管十七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横云断山法’！”文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作品本身。只有对文学作品的客观现实进行深入的剖析，才能求得对于作品的本质的认识；放松这一项“第一义”的工作，专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以至名人的片言只语上打圈子，那种“研究的研究”，从根本上讲，是没有多少积极意义的。 胡适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我们能打破遗传的成见，能放弃主观的我见，能处处尊重物观的证据，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所谓“打破遗传的成见”，就是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决不要囿于传统的定论而停滞不前。胡适固然说过：“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⑥那样的话，要青年不要受马列主义的“迷惑”，这种敌视马列主义的思想，乃其阶级本性使然，应予批判。我们比胡适高明之处正是在于我们能自觉地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思想，从而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用照抄马列主义的某个现成结论的省力办法来代替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比如，毛泽东同志关于《水浒》的谈话，主要是从政治上哲学上着眼的，“四人帮”又进行了歪曲与篡改，因此，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不可跨越的“禁区”。所谓“尊重物观的证据”，就是要面对《水浒》这部作品的客观实际，从作品本身内容中引出固有的结论来。为了做到以上两点，“能放弃主观的我见”，就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胡适在《水浒》考证中，很大程度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表现了谨严的治学精神。下面试以他对《水浒》七十回的“古本”之有无的观点的变迁来加以说明。 一九二○年七月，胡适针对金圣叹断定《水浒》古本只有七十回，而罗贯中为“狗尾续貂”时，说道：“我们对于他这个断定，可有两种态度：（1）可信金圣叹确有一种古本；（2）不信他得有古本，并且疑心他自己假托古本。”经分析认为：第一种假设自然很难证实，但第二种假设更不能成立，答案是：“金圣叹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我们可以承认圣叹家藏的本子是一种七十回本。” 一九二一年六月，胡适在《<水浒传>后考》中，感到他原先所见的物证很不够，因而对于七十回古本之有无，已经发生了动摇：“我疑心这个本子虽然未必象金圣叹本那样高明，但原百回本与初本之间，很象曾有一个七十回本。” 到了一九二九年六月，胡适在做《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时，就十分坦率地承认：“……当时《水浒》版本的研究还在草创时期，最重要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我都不曾见着，故我的结论不免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我假定明朝中叶有一部七十回的《水浒传》。但我举的理由终不能叫大家心服；而我这一种假设却影响到其余的结论，使我对于《水浒传》的演变的历史不能有彻底的了解。”胡适在详细引证了鲁迅、俞平伯与李玄伯的意见之后，心悦诚服地说：“鲁迅先生之说，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李玄伯先生之说，有很大胆的假设，有很细密的推论，我也很佩服”。于是，他怀着“学问是平等的”的态度，“放弃了主观的我见”。这种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另一方面，胡适对于他不赞同的意见，也能摆事实讲道理地进行讨论。如他赞同李玄伯的《水浒》故事“地方性”的观点，而不赞成他的《水浒》故事曾经有过所谓“四传”的过渡时期的说法，以为还是鲁迅的“多元的长篇全传说，似乎比玄伯的‘四传’说满意得多”。对于鲁迅主张简本之成就“殆当先于繁本”的意见，胡适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从不同版本的对比来看，鲁迅的“删存无烦改作”的理由不能成立，应该是先有繁本，后有坊贾的删节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与胡适都各有一个方面的真理。由简到繁，或由繁到简，这两种情形在《水浒》成书过程中都曾经产生过。一般说，创作时，似应是由简到繁、逐渐充实、提高；而在坊贾翻刻时，则会由繁到简，“节缩纸板，求其易售”：二者交互递邅，并不互相排斥。就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胡适尊重客观的证据、平等待人、服从真理的科学态度。“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向被斥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但照胡适所说的： “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据之后，方才奉为定论。”⑦应该说还是有唯物精神的。 五 胡适的《水浒》考证，自然存在着阶级的与时代的局限。 前面说过，胡适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排斥以致敌视马列主义，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而且这样的“流毒”，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市场，故不在本文所论之局限性之内。 我认为，胡适尽管在《水浒》考证中表露出他的唯物的精神和历史的观点，但是，就根本上讲，胡适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在《水浒》考证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于人民群众是创作《水浒》这一伟大作品的基本作者的作用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而又片面地夸大了文人作家在《水浒》成书过程中的作用。 《水浒》这部作品所以能够形成，首先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热烈传播。民间的“说话”艺人的创造性劳动，则为《水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南宋时期，《水浒》中的“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故事，就已进入“说话”艺术之中，在市井的“瓦舍”中演出，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由于这些故事反映了市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所以能得以广泛和持久地流传，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于“说话”艺术对《水浒》成书的决定作用，胡适由于见闻所限，连提也没有提到。对于同样对《水浒》的成书起重要作用的元杂剧，胡适虽然已经注意到了，却评价甚低，认为“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创造力薄弱”。由此他片面夸大施耐庵一个人的功劳，认为是施耐庵凭着个人“高超的新见解”、“逐渐成熟的文学技术”、“伟大的创造力”，“把那草创的山寨推翻，把那些僵硬无生气的水浒人物一齐毁去；于是重兴水浒，再造梁山，画出十来个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这还不算，他还责备施耐庵“不敢抛弃那四百年遗传下来的《水浒》旧轮廓”，说：“倘使施耐庵当时能把那历史的梁山泊故事完全丢在脑背后，倘使他能忘了那‘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故事，倘使他用全副精神来单写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等七八个人，他这部书一定格外有精采，一定格外有价值。可惜他终不能完全冲破那历史遗传的《水浒》轮廓，可惜他总舍不得那一百零八人。但是一个人的文学技能是有限的，决不能在一部书里创造一百零八个活人物。因此，他不能不东凑一段，西补一块，勉强把一百零八人‘挤’上梁山去！”这种议论是完全本末倒置的。事实恰好相反，《水浒》中最出色的英雄人物形象，正是民间艺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充实、锻冶、提高的结果，而不是施耐庵凭空“重兴”和“再造”的。《水浒》结构上的特点，也说明了这个道理：由于《水浒》的故事长期在民间讲述，那些最精彩的受人欢迎的部分讲得多，精益求精，不断加工，逐渐形成了一组组以单个人物或一组人物为主体的相对独立的故事。施耐庵的功劳，恰恰是他能按照梁山泊故事的“旧轮廓”，把这些片断的独立的故事贯通起来成为一气，然后才有可能进行艺术的加工。否则，如果让他“忘掉”所有民间文学的成果，他是根本做不出这部《水浒》来的。 胡适的这种唯心的观点，在《水浒》研究中，倒是影响不小的。比如关于《水浒》作者代表什么阶级思想问题，一些研究者一方面承认《水浒》的作者不是一人，而是一群，即包括了瓦舍“说话”人，杂剧作家及编纂加工者在内，但临了还是主要依据施耐庵一个人的身世经历与立场观点来下结论，这就往往不能有准确允当阐述了。 总之，胡适的《水浒》考证，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导方面是好的，是有唯物的精神的。“四人帮”一伙借“评《水浒》”大搞阴谋活动时，曾经大张挞伐地“批判”胡适的《水浒》考证。其实，比起“四人帮”的胡言乱语来，胡适的许多见解却要有价值得多。比如“四人帮”反反复复鼓吹的“宋江架空晁盖”论，不过是拾取了被胡适驳斥过的金圣叹的“春秋笔法”的余唾而已。“四人帮”在《水浒》研究上散布的流毒是很广的，必须加以肃清。对胡适的《水浒》考证进行重新评价，似乎也可以算是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的途径吧。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①胡适《新文学建设理论·序》。 ②胡适《说新诗》。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④《小说丛话》。 ⑤《小说小话》。 ⑥⑦胡适：《介绍我的思想》。 原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五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