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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但需要批评引导阅读，仰仗批评深入地揭示其艺术价值，同时还需要通过批评进行理论建构，以新的理论成果指导创作实践。金圣叹《水浒》评点(以下简称“金批”)即在作品批评和理论创造两个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在当时成为我国小说理论发展的里程碑，而且当前仍然具有阐发的理论空间和现实意义。本文即着重探讨金批的主要理论建树及其宝贵价值。 一、因文生事——文本虚幻特性的深层奠基 “金批”表面上虽然缺乏严整的文本样式和系统的逻辑结构，但其思想光芒却并不因此逊色。金圣叹独具慧眼，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相比较，认为《水浒传》已从史传的樊笼里脱颖而出，不再依托历史(史事和史传)而成为完全独立的存在。金圣叹敏锐地发现并准确地抓住了小说的虚幻文本特性。 (一)史书“以文运事”。从时间流程来看，必须先有曾经发生过的真人真事，然后才有专门记述史实的著作；从内容联系来看，则后者是对前者的记录与摹写，并以前者为绝对参照。因此，评判史书的标准是“真实”，它要求“史记”必须与曾经发生过的人、事、情、景如合符契，不能随意虚构，即史书之“文”仅能充当史实之“事”的工具。如司马迁《史记》所写之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都应当被视为“实有”，即曾经真确地发生过。 因此，《三国演义》以史书为基本依托，在历史的基础上丰富与拓展，一方面作为优秀的艺术作品产生着巨大的审美效应，另一方面也使历史从庙堂走向了民间，使庄重的历史通俗化成为其重要功能之一。虽然小说中或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和读者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其中的虚妄，如左慈、于吉、管辂等带有神秘色彩和超凡能力的人物，这些本届于非人间的虚幻形式，则仍被视为真实的存在，故《三国》有所谓“七实三虚”之说。“据史演义”，强调的是故事本身，是对史迹(史记)进行的丰富、润色与重构，以写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但也正因如此，小说不可避免地由史书之记事转向了写人这个重心。金圣叹指出史书“以文运事”，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反面确立了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 (二)《水浒》“因文生事”。这是金圣叹从正面确立小说本质的一个重要命题。金圣叹认为，小说与史书有根本区别，它的基本方式“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皆由我”。创作小说之目的，重点不在讲述故事，而是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金批第三十三回评：“(作者)胸中自有一篇绝妙文字……特无所附丽，则不能以空中抒写，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借题作文。彼其意期于后人见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文而见也。”明确指出，小说重点在文，事为文料，而且先有文、后有事。与史书相较，小说中文与事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文为主，事为宾，不是文表现事，而是事展示文。 金圣叹之“因文生事”，强调的是小说本体的虚幻特性。就人物而言，从《水浒》开头所言梁山英雄乃天罡地煞下界之虚幻预设与夫《三国演义》之历史分合规律引出《三国志平话》以“因果报应”解释显示着本质的区别。从不管佛教、道教还是历史循环论的观念而言，虽然三者都属于对人物命运的超验解释，但有一点需特别注意，即《三国演义》《三国志平话》都是先有史事后有解释，而《水浒》与金批则异于此，它是先预设而后发生，在深层体现着“幻由心生”的观念。金圣叹立足《水浒》实际，把原来带有“反映”色彩的文本态势扭向了“表现”的理论方向。那么，《水浒传》的创作虽有史的因由，即实事真人的依托，但更重要的是凭空杜撰。长篇巨制未必即是对已逝去的真人实事的追踪摹写，而是一种意识(即语言)的运作与展开。 (三)小说胜似《史记》。明代李贽认为《水浒传》与《史记》的价值同样重要，清代的张竹坡认为应该把《金瓶梅》当作史记来读，甚至称其本身就是一部“史记”。从中可以发现史学传统对艺术理论的深层影响，可以看到由李贽到金圣叹再到张竹坡的发展轨迹，其间既有贯穿始终的史学传统，更有对史学传统的摆脱与超越。 金批言小说胜似“史记”，道理何在?从史学传统看，小说继承了史传的“春秋笔法”，将作者对社会人生以及人物性格的理解和评价寄托在字里行间，寓道德褒贬和是非判断于具体形象的叙述描写，使读者不仅可以增加社会知识和人生经验，而且可以获得道德提升和心灵净化。从小说与史书的区别看，则史书只能叙述人和事件的基本轮廓及主要梗概，而小说可以表现更复杂的层面和更丰富的内容，特别是人物的面貌、事件的细节、事物的神理和生活的趣味等等。金批指出，施耐庵不仅写出了人物的基本性格与精神风貌，而且写出了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栩栩如生，活脱灵现。《水浒传》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历史发展，而且写出了人物关系的深层内蕴，写出了细致入微的人情世态，读来令人趣味盎然，美感无限，这是史书难以企及的。 (四)小说是心造的虚幻意象。金批关于小说“因文生事”、“胜似史记”等观点，多从与史书的比较中侧面提出，而对小说虚幻本质的界定则是从正面直接阐述的。金批第五回评：“耐庵说一座瓦官寺，读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庵说烧了瓦官寺，读者亦便是无了瓦官寺。大雄先生之言曰：‘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法人不造。’圣叹为之续曰：‘心如大火聚，坏种种五阴，一切过去者，无法而不坏。’今耐庵此篇之意，则又双用其意，若曰：‘文如工画师，亦如大火聚，随手而成造，亦复随手坏。如文心亦尔，观文当观心。见文不见心，莫读我此传。’吾读瓦官一篇，不胜浩然而叹。呜呼!世界之事，亦犹是矣。……一部《水浒传》悉依此批读。” 佛之“心造诸法”，“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现象世界的生与灭都是主观精神的表现。金圣叹借此说明《水浒传》文本的基本特性，小说意象的发生犹“如工画师，随手而成造”。在小说中，瓦官寺的出现是施耐庵主观意识的产物，它的消失也是施耐庵巧妙构思的结果，它(法)的存与灭都是人的主观精神(心)活动的结果。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一切叙述和描写)，都属于凭空杜撰，不必以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和客观存在过的人物做参照，因为小说的本质即是虚幻。金批贯华堂古本《水浒传自序》就认为小说是作家“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的产物。从这一角度来审视《水浒传》，当然可以说“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因而具有虚幻的特性。 二、因缘生法——创作根本规律的深刻揭示 金批的理论价值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小说创作规律的揭示。金圣叹自以为把捉到了施耐庵的创作秘诀，自以为窥见了《水浒》获得巨大成功的深层奥妙，他要把“金针”度与世人，认为如此方不负作者的惨淡经营和良苦用心。他在总结《水浒传》的创作经验时，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即以“因缘生法”为《水浒传》“文字总持”。“因缘生法”是《水浒传》的创作纲领，读者只有理解和掌握了这一点，才能真正领悟《水浒传》的艺术价值和思想精华，他进而认为，这一“总持”具有广泛的普适性，把握了《水浒传》的“文字总持”，就能掌握读通天下之书的不二法门。 (一)“因缘生法”。金批强调，创作必须做到“深达因缘”，即把握“因缘生法”的根本原理。金批第五十五回评：“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而耐庵作《水浒》—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夫深达因缘之人……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宇宙万物的生灭，都是内外相因彼此作用的结果，离开了一定的内因外缘，事物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世间的人与事体现了“因缘生法”，小说中的人与事同样符合“因缘生法”的道理。作家的“亲动心”与“设身处地”，就是以己之心体会人事的“因缘”，从而使人物情节符合自身的逻辑关联，从而传神地展现出一个本质虚幻却给人以真实效果的艺术世界。所以金批认为，小说中的人和事似乎都有自己的行动逻辑，而与作家施耐庵没有任何关系。 金圣叹用“因缘生法”分析了宋江杀惜的情节：“宋江之杀，从婆惜叫中来；婆惜之叫，从鸾刀中来。作者真已深达十二因缘法也。”“十二因缘”指一系列因果关系形成的逻辑环节，金批借此分析小说情节发生、发展、结果之间的关联：宋江起初本不想杀阎婆惜，是婆惜的喊叫让他产生了杀人的念头，而婆惜喊叫又是因为看到宋江的鸾刀。小说之“文”随着事件的内在规律，一环紧扣一环地铺陈开来，形成了一个连续运动、关联紧密的情节序列。这一分析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和自身逻辑，把批评的目光凝聚于小说文本，借“法”的假有性揭示了小说的虚构特征，削弱了作品与现实联系的纽带，将文本作为一个自足圆成的对象来观照，显然有利于发掘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 (二)“格物”与“忠恕”。金批认为，作家要使“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必须“深达因缘”，要想“深达因缘”，就必须“格物致知”，便又涉及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即“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格物”讲的是修齐治平之宏观程序的重要一环，是由内到外之逻辑序列的原初起点，“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金圣叹在这一儒学的命题中注入了佛学的内容，他说：“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谓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也。讲于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认为施耐庵的创作得益于龙树之学，即“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的缘起性空论。格物的前提是掌握“因缘生法”，格之于心就能获得良知，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逐渐由“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 但金批之“格物”，既非通常理解的考察客观事物，也不是主张文学源于社会生活，而是“为圣人身通六艺，非物物而格之，只是识得矩字”，把“格”理解为“格式之格”，指作家内心对于情理的揣度功夫，即对情理的开悟。“忠”是指事物的具体性与特殊性，“恕”则是指认同以及认识这种具体性与特殊性的根本途径，即“以物种的尺度来建造”。佛典《中论》认为万事万物皆属假有，说它“有”，是肯定其现实存在；说它“假”，是从深层揭示其本质为虚无。金批的“忠恕”思想，深入地揭示了艺术作品与客观存在的辩证关系。 金圣叹说：“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他认为“忠”是反思自我的方法，先确证“吾忠”，进一步设身处地，于是延伸为“恕”，“忠恕”是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从“因缘生法”的角度看，事物都由因缘和合而成，认识自我个性须考虑相关因缘，推及他人也要分析相关因缘。致知在格物，格物在忠恕，而忠恕又须掌握因缘生法这一格物与忠恕的前提。作家进行艺术构思，必须充分考虑人物生存的条件以及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己之心推及他人，“心”临其境，使笔下的人物能“尽人之性”，“任其喜怒哀乐”，从而达到“各自人妙”，于是就涉及另一个相关命题——“亲动心”。 (三)“亲动心”。在揭示作家创作成功的奥秘时，金圣叹提出了“亲动心而为”这一著名论断。“动心”一语，既有深远的儒学渊源(如孟子“动心忍性”之说)，同时亦注入了佛学的内容(如六祖慧能关于风吹幡动的公案)，当然还有明代心学的思想，如“吾心即是宇宙”之论等。金圣叹综合多种思想，把它改造成了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金圣叹说：“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若夫既动心而为淫妇，既动心而为偷儿，则岂惟淫妇、偷儿而已。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辩泚笔点墨之非人马通奸，泚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萨特说，当演员登上舞台进入剧中的角色之后，他就被艺术文本的虚幻性非现实化了。演员如此，作家亦然。施耐庵自然不具淫妇、偷儿之性，但他能够灵魂出窍，在意识中化为淫妇、偷儿，将自己融入笔下的人物形象之中，在精神上进入忘我境界，幻化为描写对象，揣摩、体验其“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塑造出逼真传神的人物形象。 金圣叹的“设身处地”说，描述了小说创作过程中主客融合、忘我幻化的特殊状态。他分析施耐庵描写火并王伦时的林冲：“此节若便立起，却起的没声势；若便踢倒桌子立起，又踢得没节次；故特地写个坐在交椅上骂，直等骂到分际兴发，然后一脚踢开桌子，抢起身来，刀亦就势掣出，有节次，有声势。作者实有设身处地之劳也。”他还引用赵松雪画马的典故：“传闻赵松雪好画马，晚更入妙，每欲构思，便于密室解衣踞地，先学为马，然后命笔。一日管夫人来，见赵宛然马也。”说明景阳冈武松打虎的情节都是作者动心揣摩的结果：“今耐庵为此文，想亦复解衣踞地，作一扑、一掀、一剪势耶?”此论的确揭示了想象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所达到的艺术效果。 金圣叹凭借佛学、心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因缘生法”揭示了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与审美特性，并用“格物”、“忠恕”、“亲动心”等命题阐述了艺术创作的独特心理和运作方式，建构了一个严密的小说创作理论体系。 三、一心所运——人物性格理论的深入聚焦 金圣叹的小说观念亦是人物性格理论的基础。它融合并代表了明代心学、佛学的思想意识，强调主叹、精神的巨大作用，强调艺术创作的根本特性——虚构、虚幻，而又含有真实——情理、关系之真实，认为这是产生小说(人物、情节、价值)的根本依据。金批丰富而深刻的人物理论，大致可以下方面把握。 (一)人物性格是小说艺术价值的重要构成。中国小说受史传文学与古代神话的影响，“传奇”遂成为一个鲜明的特色，作家的追求和读者的关注集中于故事的出人意表和情节的曲折离奇，小说文本的基本构成不是人物而是故事。与此相联系，在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中，一方面过多关注作品对史传的补遗功能，另一方面特别强调小说的道德教化作用，人物性格处于次要位置甚至被忽视。李贽的《水浒传》评点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金圣叹则进一步把目光瞄准了人物性格的塑造。金批高度赞赏《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并指出它令人百看不厌的主要原因。“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又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直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金圣叹首先使用“性格”一词，并赋以具体的理论内涵(个性化)，抓住了小说艺术魅力形成的关键因素，奠定了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在作品中的核心地位。 (二)人物的个性化是性格元素的合理配置。金批认为，施耐庵之所以能将一百八人刻画得“各自入妙”，就在于通过长期的“格物”功夫掌握了人情事理的基本规律。“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个性化不但要求人物的外在形貌能给读者以鲜明印象，还要能够把握人物性格的深层结构与精神特质。对此，金批中有许多精彩论述，如他对带有同种性格元素的几个人物的剖析：“《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绊，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粗卤”是抽象的相同点，而“粗卤”的深刻成因与具体表现却各式各样。因此，个性化的描写必须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的微妙差异，要做到各种性格元素合理配置，才能塑造出独特的“这一个”来。作品无论写多少个人物，都必须服从个性化的需要，做到一人一样，绝不雷同或相似，这是成功作品的根本标志。 (三)人物个性化需要使用多种表现方法。“因缘生法”是人物性格的宏观成因和深层机制，因缘巨网的笼罩使人物形象带有宿命的色彩，但每个人物又因具体因缘而各具独特性。因此，必须在深入体察普遍的人情事理和准确掌握人物基本性格的前提下，借助多种艺术方法将其外貌、语言、心理、行为等具体地叙写出来。金批第二十五回总评鲁达、林冲、杨志等英雄好汉，说他们“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呈现出不同的情态面貌。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西门庆见了潘金莲，像狗见了肉却吃不到口那样急得乱蹿，对此小说有一系列行动描写，金圣叹评道：“写西门庆接连数番踅转，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搩，妙于无意思，真是一篇花团锦凑文字。”在揭示人物深层心理状态方面，金批说：“通篇写西门庆爱奸，却又处处插入虔婆爱钞，描写小人共为一事，而各为其私，真乃可丑可笑。”揭露了西门庆与王婆狼狈为奸，谋划干同一件坏事但又各怀鬼胎的丑恶嘴脸，揭示了作品通过心理描写表现人物个性的重要作用。金批还总结了小说通过语言描写展示人物个性的高超技巧，他说：“《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人物语言必须符合其身份、职业、性格特点，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此外，金批对水浒人物进行了等级划分，如说鲁达和武松等是“上上人物”、卢俊义、柴进等是“上中人物”，并简要地提示其性格特点，概括了突出人物性格的具体方法，如“夹叙法”、“绵针泥刺法”、“背面敷粉法”等，对于小说理论的丰富和阅读实践的指导也不乏积极意义。 原载：《学术论坛》2006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