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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所谓的“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商人处于末位。重农抑商的政策，耻言利的习惯，“为富不仁”的判断，似乎都无法使商人在社会中确立起崇高的地位。然而，在《金瓶梅》中，作为文人本应有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商人所替代，而文人占有的社会空间也因此被放逐到了小说世界的边缘。 《金瓶梅》画面中心的西门庆，主要是一个开生药铺子的商人。在文人眼里，本应是受鄙视的对象，却常常成为文人的投靠者，甚至在文人尚没有与之正面接触前，已经在无意中与之演下对手戏。 《金瓶梅》开头，西门庆出场时的一番表演，与潘金莲的私情纠葛占了小说很大的篇幅，也是小说的重点所在。不过，在小说第七回，当他与潘金莲正打得火热时，专门替人做媒的薛嫂突然插进他们生活的间隙，找到正在铺子里算账的西门庆，为他介绍了一位守寡的富孀孟玉楼，并诱以一笔可观的陪嫁： 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几，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儿，胡 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他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三二百简。说得西门庆心动，第二天就去相亲。而后与孟玉楼两人一见钟情，遂把潘金莲暂时撇在一边。可以说，这里的孟玉楼，是唯一一次在风头上压过潘金莲的，也说明了追逐财与色的激情，是怎样交互地在西门庆的胸中涌动着。 不过，这段文字的主要意义还不在此，或者说，主要还不是两个女性之间进行的一场对西门庆的争夺战，而是两个职业男性为了孟玉楼发生的一次较力。一方是明处的商人西门庆，另一方是暗处的尚推官的儿子尚举人。西门庆准备把孟玉楼娶回家中作妾的同时，尚举人也正要以她为妻。据为尚举人说媒者的说法，“他又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得过日子”，但是孟玉楼偏对西门庆情有独钟，丝毫没有鄙视之意。唐诗中妓女的那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哀叹，在这里却变成了女性自觉自愿的选择。而孟玉楼也以这毅然决然对西门庆的选择，使参与竞争的对手尚举人彻底退败下来。这种失败，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文人在商人面前的失败，确切点说，是在《金瓶梅》世界里的失败。 不要说尚举人，在面对商人时遭遇了难堪，就是文人中最春风得意的蔡状元，作者也没有让他逃过被讽刺的命运。第四十九回，他到西门庆家拜访，西门庆挽留他住下并召来妓女董娇儿陪宿。蔡状元雅兴大发，在妓女的扇面上题了诗。但一夜风流过后，作者写道： 次日早晨，蔡御史与了董娇儿一两银子，用红纸大包封着。到于后边，拿与西门庆瞧。西门 庆笑说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这里，蔡状元对一两银子作的夸饰性的包装，是所谓的“红纸大包”，董娇儿拿给西门庆看的举动，西门庆打着哈哈，居高临下的解释，围绕这一切细节描写，让读者感到，作品中的许多人都参与到对文人的嘲弄中，从而将文人的那种得意、那种雅致、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一并抹倒了。 当然，不论是春风得意的蔡状元还是在出仕道路上艰难前行的尚举人，并不算是文人群像中最难堪的角色，作者之于他们，作为一种讽刺，笔锋所及，还留有一定余地，而对处于最下层的温秀才和水秀才等，作者的刻画，便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了。在第五十六回，西门庆因为考虑到文字应酬的需要，想要招纳一位秀才来为其打理，他的结拜兄弟应伯爵向其举荐了水秀才。举荐的大段陈述，完全变成了以应伯爵为主表演出来的滑稽剧。先是说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人品则是孔孟之流，然后开始介绍其个人遭遇： 曾记他十年前应举两道策，那一科试官极口赞他好，却不想又有一个赛过他的，便不中了。后来连走了几科不中，禁不的发白鬓斑。如今他虽是飘零书剑，家里也还有一百亩田，三四带房子，整的洁净住着。西门庆道：“他家几口儿也勾用了，却怎的肯来人家坐馆?”应伯爵道：“当先有的田房，都被大户人家买去了，如今只剩得双手皮哩。”西门庆道：“原来是卖过的田，算什么数。”伯爵道：“这果是算不的数了。只他一个浑家年纪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两个孩子，才三四岁。”西门庆道：“他家有了美貌浑家，那肯出来?”伯爵道：“喜的是两年前，浑家专要偷汉，跟了个人上东京去了；两个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来。”西门庆笑道：“恁地说的他好，都是鬼混。”而伯爵接下来对水秀才品行的介绍，更是离奇： 前年他在一个李侍郎府里坐馆。那李家有几十个丫头，一个个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几个伏侍的小厮，也一个个都标志龙阳的。那水秀才连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后来不想被几个坏事的丫头小厮，见是一个圣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极好慈悲的人，便口软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门来。哄动街坊，人人都说他无行。其实水秀才原是坐怀不乱的。若哥请他来家，凭他许多丫头小厮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乱么?再不乱的。 类似这样的叙述，我们似乎还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成是正话反说。因为问题不在于水秀才最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面貌，而是应伯爵所构成的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使本来清楚的事实，放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得到富有层次性的展现，并因这样的展现，使前后产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和冲突，特别在前一部分，每一个相对独立的段落因为西门庆的插话而把这种逆转性大大强化了。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叙述只是应伯爵的一种逗趣，但我们并没有理由怀疑这种叙述的真实性，是因为这一叙述本身先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时间的错位，即把“当先”与“如今”故意混淆，使得对这种错位的重新纠正，成了向一种真实的回归，而时间，时间中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把现实中的确凿无疑的真实性提炼成了如此精致而又深刻的表达，即在水秀才以自己的曾有的才学家产和美貌妻子面向一个开放而又流动的世界时，另一个才子占去了他中举的名次，大户夺去了他的田，汉子带走了他的妻子，以至于到最后，丫头小厮“括”去了他的操守，如同其他人曾经夺去他的身外之物一样。在一个开放的，在经商观念在这个小说世界里占有主导地位时，无法确保的流动性，终于括完了水秀才任何一点引以为傲的东西。 西门庆后来雇佣了所谓“大才盛德”的温秀才，与水秀才是一丘之貉，是个专找小厮泄欲声名在外的“温屁股”，弄得西门庆家的小厮惶惶不可终日。事情败露，让西门庆勃然大怒，一封书信将其逐出了家门。联想到此前水秀才在李家被逐的境遇，从而把水秀才、温秀才这班人定格在最为丑陋的画面中。 2 在书中，文人不但在社会地位上全面退缩，而且其作为四民之首的意识形态也同样衰落。我们看到，出自《山中一夕话》中的《哀头巾文》被引用到水秀才名下，似乎在《金 瓶梅》世界中，涵盖了所有沦落在底层的文人心态以及他们意识的自觉程度。 告汝头巾：“为你青云利器望荣身，谁知今日白发盈头恋故人。……埋头有年，说不尽艰难凄楚；出身何日，空历过冷淡酸辛。赚尽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数载犹怀霄汉心。嗟乎哀哉，哀此头巾。看他形状，其实可矜：后直前横，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真是祸根!……从兹长别，方感洪恩。” 开始，就是指望着靠头巾来出人头地，而对头巾的“直”与“横”的这种矜持态度的嘲弄，似乎表明了，作者认为不但头巾不能给人带来福音，而且恰是祸根。因为这样的自暴自弃的态度，使得文人对自身意义的界定包括自我人格的坚持完全转为对外在的世俗的标准认同。如果说这篇文字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是对那样一个社会的控诉的话，那么这番控诉或者说诉苦，也只有在一个世俗的成功者商人西门庆面前，让西门庆成为其真正的读者时，才获得了相对应的意义，并把这意义狭隘化了，以对自己的阶层意识的彻底背叛，归属到商人的价值标准中去。 也许，有人会说，对自我命运不幸的哀叹，是才子喜欢叫嚷怀才不遇的老习惯，凭什么说这才是意识形态衰落的征兆呢?我们这样说，既是基于一种小说提供出来的言说者自身的实际生活地位，也是他们周围的人一种普遍观念的反映。在前文，我们提到孟玉楼宁肯嫁给西门庆为妾而不愿嫁给尚举人为妻。当别人说及西门庆家虽为商人却并无多少钱财时，孟玉楼振振有词地说：“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其对贫富的观念，已经不是从钱的多少而是从是否流动、是否能用钱来生钱来理解了。其实，在这次事件中，不论是媒人的撮合，还是孟玉楼的亲戚们的或赞成或反对，金钱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动机。用作者插入的一句议论来说：“世上钱财，乃是众生脑髓，最能动人。”作者把金钱问题这样鲜明地揭示出来，显然对当时的社会是深有感慨的。在这样的氛围中，西门庆所理解的人生终极价值，是“咱闻那西天佛祖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是不奇怪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文人意识形态的衰落是有其必然性的。 我们当然无意于指责文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除把物质、把富贵看作其生活的目标外，却没有任何其他生活终极目标的存在。文人与商人，成了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的追求生活利益的一种职业，一种讨生活的手段。当西门庆说西方极乐世界也需要以金砖铺地时，最多表明了一个商人对精神世界的一种理解，但是，当文人的梦想也被黄金所羁绊时，这样的梦想已无法让他飘举在一个自由的空间。所以，当文人改善生活变得无望变得虚幻时，除了愤世嫉俗，除了把道德底线一概予以抛弃外，他们似乎已经再不能有所作为了。他们在写出他们的《哀头巾文》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在衰落时，已经无法以自己的精神原则来对生活进行抗争。他们既妥协于这样一种流俗的观点，使得小说中的文人反映他们心灵深处面貌的作品都是最无创造性的老套套或者恶俗不堪的打油诗，充分显示了他们精神的卑琐和空虚，形式与心灵之间的完全脱节，而西门庆还有孟玉楼的关于钱财好动不好静的议论，倒反而是能概括社会中出现的商业经济最本质的一面，显示了活泼泼的灵动性。 具有讽刺意味地是，在传统观念中，古代与当今是理想与现实的代名词，而当温秀才以“必古”这样的名字出现在舞台中，我们还以为他对于坚持理想和信念有多么大的决心，在经过若干回的云遮雾罩式演绎后，他的名字出现在西门庆家人玳安口中居然变成了“温屁股”，这样一个如此不堪的称谓替换了曾有过的崇高，其谐音中产生的意义张力，强化了这一形象的讽刺效果。 3 也许，在《金瓶梅》这样充满物欲和情欲的世界里，并没有多少空间留给那些能够坚持自身操守的文人，商人西门庆和其妻妾的故事所构成的人物主体，留给文人的笔墨已经十分有限。但是，题材分类学上的划分并不能成为文人所处边缘位置的好理由。我们发现，许多著名的长篇小说，其叙述观点通常能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而把小说世界的时空拓展得漫无边际，一部小说似乎可以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常常以创世式的故事开头，也常常以话说天下大势的议论风格来总结。小说的结构与世界的结构互为指涉，不但在具体的写实层面上，让笔触从西门庆一家延伸至外面的广阔世界，而且，在象征意义上，叙述者总会不时地点出有关一个家庭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整体意义，就如同第七十回，写西门庆等进京参见奸臣朱太尉，叙述者发一声感叹日：“妾妇索家，小人乱国，自然之道。识者以为将来数贼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钦北狩，高宗南迁，而天下为虏，有可深痛哉。史官意不尽，有诗为证：权奸误国祸机深，开国承家戒小人。六贼深诛何足道，奈何二圣远蒙尘。”就像习惯上的一种思维定势，家与国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得“六贼”获得了丰富的含义空间，既指徽宗身边的六个奸臣，也可指西门庆周围的六位妻妾，并以他们心中的贪欲，指向了佛教意味上的口舌鼻眼与身心。在日常生活、历史政治和宗教哲学互相勾连而在小说中构架起一个完整无缺的系统时，文人或者说士，所处的一个特殊位置，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 历史中的文人曾经以其全部的内在丰富性来显示其质的区别，《世说新语》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这种内在区别性在《金瓶梅》的世界里已经消失，他们仅仅是通过其已经获取的社会地位来显示其差异的。这种差异在空间的意义上，在与主人公西门庆交往中，被界定、被具体化，所依据的，是一个商人日常行事的固有标准。 那么，蔡状元呢?他不是直接进入到西门庆家中，受到隆重的款待吗?他不是正占有着一个舞台中心吗?并以其地位来对西门庆等人指出生活标准的取向吗? 如果说他确实走到了文人的顶峰阶段而在小说世界里占到一个中心位置的话，那也只是地位的巅峰而绝不是精神风貌的巅峰。对于占有这样地位的人，叙述者突然变换了一种笔墨： 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装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磕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厚爱，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人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一段关于狎妓的即景对话写得如此文雅，甚至连粗俗不堪的西门庆谈吐也叫人刮目相看，你一言，我一语，与蔡状元在一个中心画面演绎起旗鼓相当的对手戏，甚至连蔡状元都要甘拜下风。这样的中心位置，这样地把恶俗的西门庆与风流的魏晋时代相对接，除了说明他们自身的空虚，自我的虚假，除了带来反讽效果，还会有别的吗? 但是，可怜的温秀才连被讽刺的资格都没有。他一上场，只不过刚被描写了几句尚可哄人的外貌，“生的明眸皓齿，三牙须，丰姿洒落，举止飘逸”，接下来就遭到了严厉指责： 虽抱不羁之才，惯游非礼之地。功名蹭蹬，豪杰之志已灰；家业凋零，浩然之气先丧。把文章道学，一并送还了孔夫子；将致君泽民的事业，及荣华显亲的心念，都撇在东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将这种指责与水秀才的《哀头巾文》对照起来看，这一类人在《金瓶梅》世界被边缘化就不奇怪了。 4 同是文人一员，《金瓶梅》的作者似乎并没有完全认同这样的价值取向。当他毫不留情鞭挞了温秀才之流，含蓄地讽刺了蔡状元，也不掩饰尚举人的难堪时，也借助于笔下的人物显示了他的矛盾态度。在刻画西门庆的心态时，其作为商人的优越感并非彻底。这既表现在他在李瓶儿面前，对其所生的儿子直言不讳地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也更经常表现在，他虽是个粗俗不堪之人，却不时要学文人腔，说一些文绉绉的话，无意识中表示出他的附庸风雅，从而显示他对风雅作为文人的一种外表上的或者说形式上的准则或多或少的认同。带着这样的矛盾，他到底要把自己置于何等的位置呢? 在古代，由于白话小说创作的不受重视，使得许多情况下，描绘世界全景式的长篇小说的诞生，就是文人被放逐到世界边缘的证明。只有当作者并不那么情愿地从世界抽身出来的时候，他才获得了一份闲暇来构架一个文字的虚幻世界。当然，只要他心中还怀有一份梦想和激情，就并不妨碍他在小说世界里占一个中心位置。所以，在明代早期，当第一部成熟的白话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诞生时，或者说，当世代累积型的创作最终由一个较为高超的文人来集其大成时，尽管这更像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小说，但他仍然坚决地把文人诸葛亮放在小说结构的中心位置，把社会内容和生活的本质意义一股脑儿压到了他的身上，这样，不是斗勇斗力而是斗谋略，成为《三国》的最核心思想和最动人的情节。也是在这样的情节结构中，作者充分体验了文人对生活或者说对历史的介入，并把一种文人式的谋略以及信念发挥到了极致。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文人的乌托邦式的气氛笼罩着全书，使小说的悲剧式的结局带有一种别样的滋味，就这一点来说，作为小说的《三国》神韵和杜甫的《蜀相》是息息相通的。而接下来的《水浒传》，不妨说是在备尝了文人介入之梦幻灭后的产物。虽然吴用的位置相当于诸葛亮，但吴用与无用的谐音，已经暗示了他之无所作为。 但是，只有在《金瓶梅》中，作者向我们读者展示了一批文人在全面放弃其传统信念而自觉认同于一种他们曾经唾弃的价值标准时，也把他们的难堪，把他们在这样的世界中只能所处的边缘位置揭示了出来。因为无意于介入这样的世界，因为不想把自己的玫瑰色梦想献给这样的世界，所以他只能取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来恨恨地甚至于带点恶作剧地细细描写。虽然全面，虽然形象，但因为自身没有体验式地介入，现场的激动没有了，诗意的远景没有了，戏剧性地冲突也没有了。于是不得不在对性行为的一而再再而三地描写中，来保持一点题材上的所谓的刺激，哪怕这种刺激在不断地反复中终于变成一种最无意义的疲劳和厌倦。要不然，同样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不时发几句毫无创见的陈腐议论。 当世界把《金瓶梅》的作者驱赶到世界边缘时，他除了用自己的笔来发泄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他并不能有更多的作为，他也无法以写小说来为自己在世界讨一个地位。他甚至都不愿意或者说耻于承认他与小说的瓜葛，如同曹雪芹直说的在悼红轩里“批阅十载，增删五回”那样，因为《金瓶梅》的作者并没有写出值得让人留恋让人珍爱的东西。如果在他的心中确有光芒的话，无论是在边缘还是在纸背，都没有透过来。 不过，我们也看到，在《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有一首与小说本文毫无关涉的回前诗，暗示了作者一类人物在小说世界的外部位置。此诗写道： 百年秋月与春花，展放眉头莫自嗟。吟几首诗消世虑，酌二杯酒度韶华。闲敲棋子心情乐， 闷拨瑶琴兴趣赊。人事与时俱不管，且将诗酒作生涯。 一般认为，这首并不高明的诗，却可以借以猜测《金瓶梅》作者的身份、地位、性格、志趣和文化修养，而其基调中流露出仕途失意、郁郁寡欢的闲散心情，似乎表明了他对精神世界沦落，对价值标准颠倒的不管不顾。有意思的是，有些学者在引用这首诗进行分析时，一方面说“这首诗与情节内容关联不大”，另一方面又说，“至多是对西门庆潘金莲连连纵欲无拘的反论，至多是对故事中以相面叹人生论年华的消极嘲讽”。因为这一回的内容，正是：“吴神仙贵贱相人，潘金莲兰汤午战。”其分析思路，是在承认毫无关涉的前提下，仍努力要把这首诗放到一个整体的语境中去，而忽略了在《金瓶梅》世界里，在一些文人被边缘化的同时，有些文人是根本无法或者说不愿意进入这个世界的。他们与这个世界的断裂，使他们只能在这世界的外部，来舒展他们的眉头。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