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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笔者曾参观考察过东京国立博物馆、东北历史博物馆、仙台市博物馆中展出的绳文时代文化艺术品，在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仙台市国际文化中心图书馆、仙台市图书馆阅览和借读过关于日本原始社会史和绳文时代文化艺术史方面的书籍图片资料，回国后又翻阅查证了相关的古代文献、古史传说和考古资料，经认真研究，认识到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太昊时代”、“少昊时代”以及商周时代的上古审美文化都曾对日本绳文时代审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影响，日本绳文时代的审美文化无论是在深层文化观念方面还是在审美形式方面都发生了相应变化，从而呈现出由早期的神秘朴拙到中期的神奇华美再到后期的庄重秀雅的风格转换。 一 日本考古界所发现的绳文时代草创期陶器，最初是指在长崎县北松浦郡福井洞穴文化遗址以及鹿儿岛县、青森县、岩手县各文化遗址出土的以隆起的细绳纹(日本称“隆起纹”)为主，并伴有篦点纹、波折纹、指甲纹、戳点纹等纹样的陶器群。后来，又在长崎县佐世保市泉福寺洞穴的隆线纹陶器层下发现了更早的“豆粒纹”陶器。这些陶器出现在距今约1.2万年前，其时代之古老曾轰动世界。同样让世界震惊的是，200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发这样一则报道：“历时3个月的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二次发掘日前又有重大发现，其中最令中外考古界瞩目的是，发现了距今约1.2万年前的素面夹砂陶器，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陶器。”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最古老的陶器都出现在距今1.2万年前，一种是素面夹砂陶器，一种是豆粒纹陶器，依据目前有限资料，还看不出二者的联系，应当说它们是属于由海洋环境间隔开来的两个陶器文化系统。这两个陶器文化系统最初是并行发展的，直到距今9000年左右绳文陶器由草创期向早期转换时，情况才发生了值得人们关注的变化。 从距今约9000年开始到距今6000年左右，为绳文早期陶器发展时期，也是中国上古审美文化开始对绳文时代审美文化产生影响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以鹿儿岛县上野原文化遗址、北海道中野A文化遗址为代表的许多绳文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种颇有特色的以筒形釜(日本称之为“深钵形土器”)为代表的由釜、壶、罐、钵等组合而成的陶器群。这些筒形釜多为红褐色、黄褐色，其口沿外侧、颈部多施加细绳纹、刻划纹、折线纹、戳点纹等纹样。这一时期偏晚的某些筒形釜的口沿上多施加波浪形堆纹，还有一些筒形釜或者口沿上有状若鸟头的钮，或者颈部有数周附加堆纹，或者在口沿外侧、腹部有半圆形耳、近似鸡冠状的钮。比起草创期的绳文陶器来，它们的审美因素明显增强，装饰意味和文化内涵越来越多，从总体上看显现出一种神秘、古朴、稚拙的风格。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早期的绳文陶器与我国考古界在泰沂山区的后李文化遗址、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安徽北部宿县和濉溪一带的小山口文化遗址、太湖一带的马家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以筒形釜为代表的陶器文化群的特点非常相似。 距今约9000年到8500多年，泰沂山区的后李文化是与河南裴李岗文化时代基本相当，又略早于河北磁山文化的另一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它的“陶器的器表装饰以素面为主，有纹饰的数量甚少，较大型器物的口沿往往反叠成双层，即为叠唇。或用一周泥条加固，其上再按压成锯齿状或波浪状，有的压一周细绳纹或刻划、戳印短线。融加固器物和装饰于一体，从而成为后李文化陶器的一大特色。此外，还有在釜的口沿下饰锥刺纹和指甲纹，在器腹附加一、二周泥条堆纹，于颈下饰各种刻划纹，以及在器口外侧附设若干冠状堆纹的现象”。釜是“后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类，数量甚多，约占全部陶器的2/3以上。基本形制为，整体近似筒形，深腹，圜底……有的还在口沿外侧附加若干个素面或鸡冠状耳”。[1](P55)与后李文化时代接近的兴隆洼文化、小山口文化、马家滨文化，筒形釜、筒形罐数量甚多。从整体上看，这些陶器从形制到纹样都表现出一种神秘、古拙、厚重的风格特点。 为什么这些陶器的器形和纹样会与日本早期绳文文化陶器的形制和装饰纹样具有基本一致性?客观的解释只能是日本早期绳文文化陶器受到中国上古审美文化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中国考古学家栾丰实指出：“我曾推定大地湾文化(或称老官台文化)晚期，随着其自身的发展而开始向外扩张。由于关中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即南有绵亘东西的秦岭，北是干旱的黄土高原，西为起伏不平的山地，大地湾文化的居民自然选择了东方这片具有无限发展前途的土地。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裴李岗文化居民迫于外来的压力，举部向东、南等不同方向迁徙。淅川下王岗一期仰韶时代早期遗存，就是裴李岗文化迁徙到南方后遗留下来的。而多数则向东越过黄淮平原，进入海岱地区，造成了东方的巨变。”“我们还假设，偏于海岱地区北部、东北部的部分后李文化居民，甚至渡海东去，首先到达朝鲜半岛中、西部一带，与当地居民融合，但始终保持着固有的筒形圜底釜文化。而其一部再辗转南下，逐渐扩及和影响到九州一带。”[2](P23，22)那么，当时人们有没有渡海东去的能力呢?考古学家已经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时的船桨和海鱼的骨骼，这说明先民不仅具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能力，而且具有不可想象的航海能力。 联系到中国古史传说，与绳文时代早期相对应的当是“太昊伏羲氏文化时代”。“太昊时代”是一个太阳崇拜观念非常强烈的时代，太阳崇拜、火崇拜、凤鸟崇拜、鸡崇拜等文化观念对亚洲东部地区乃至整个泛太平洋文化圈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伏羲女娲皆为“风”姓，“风”通“凤”，是由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所生的意思。太昊之“昊”，是光明的意思，也是早晨太阳的意思。伏羲、女羲、羲和、常羲之“羲”，是早晨的意思，也是早上的太阳的意思。火为日精，火崇拜观念中同样内蕴着太阳崇拜的观念。凤鸟是太阳鸟，是原始先民以雉科鸟类如孔雀、锦鸡等为原型，借助丰富幻想创造出来的神鸟，是他们在氏族部落融合的长期过程中，将各个氏族部落作为族徽的图腾高度集中概括在一起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新图腾。人们出于对凤鸟这种太阳鸟的热爱与敬畏，便到生活中去寻找类似于凤鸟者，于是他们找到了善于报晓、迎接日出的雄鸡。 鸡本属雉科，新石器时代早期经人类饲养驯化而为家禽，所以它与“凤鸟”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在后李文化、兴隆洼文化、小山口文化、马家滨文化中，那些筒形釜上的波折状附加堆纹，特别是那些鸡冠状耳之所以会大量出现，就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人们对鸡的一种特殊感情，它们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太阳崇拜和凤鸟崇拜文化观念的载体。太昊时代这样一种巫术文化观念和审美文化观念，经过移民活动辐射到日本列岛。绳文时代早期筒形釜上所发现的集装饰与实用于一体的鸡冠状耳，同样是作为太阳崇拜、凤鸟崇拜和鸡崇拜文化观念的载体而存在的。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上古时代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太阳崇拜文化观念，但是采取何种巫术文化方式表达这种观念却有不同。通过凤鸟崇拜的方式，鸡崇拜的方式，来表达太阳崇拜的文化观念，应当说具有浓重的中国上古审美文化特色。 二 距今6000年左右到4000年前，中国上古审美文化对于日本绳文时代审美文化的影响进入中期阶段。这一时期对于日本考古文化来说相当于绳文文化的前期和中期，对于中国考古文化来说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和晚期)、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对于中国古史传说相当于“少昊文化时期”，对于日本古史传说则相当于“日照大神时期”。 绳文前期陶器上承早期陶器的造型和纹饰而来，又有新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筒形釜为主的陶器群口沿上的装饰纽渐渐突出，器体上的附加装饰逐步增多等方面，如各种内蕴图腾崇拜观念的鸡冠形耳、蛇首形耳，以及含有自然崇拜观念的兽面纹把手等屡见不鲜，从而形成向绳文中期陶器的过渡。绳文中期陶器作为整个绳文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峰，可以说是绳文人想象能力、创造能力、理想愿望的集中表现，是整个绳文时代审美文化水平的最高标志。尽管绳文中期的审美文化遗物遍布日本列岛，但最为典型者首推新潟县马高文化遗址、神奈川县胜坂文化遗址、长野县曾利文化遗址等出土的火焰纹陶器和大隆带纹陶器，可以说它们是绳文审美文化的突出代表。 绳文中期文化陶器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内涵的深化，二是形式抽象的强化。从精神内涵的深化方面来看，早在绳文早期，前期陶器中就已有表现的太阳崇拜、鸡崇拜、鸟崇拜、火崇拜等巫术文化观念，此时已经完全成熟。它们遏止不住内在的生命冲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特别是新潟县一带的绳文中期陶器口沿、颈部、肩部的大型堆塑装饰，若日升起，若火升腾，若凤翻飞，若鸡高鸣，亦真亦幻，亦实亦虚，形成一个充满动感的神奇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太阳崇拜观念已经不只是借助火崇拜、凤崇拜、鸡崇拜表现自身，它还直接通过人面太阳神的形式进行传递。不少筒形釜口沿上面堆塑有祖先太阳神的装饰。人面多为正圆形，不少人面突出眼睛和眉毛，炯炯有神；有的口部较大，给人以威严感；有的口部和鼻子较小，仿佛端庄的少女；有的概括性很强，往往只画出眼睛和嘴，流露出和蔼可亲的表情。在近乎正圆形的人面四周，则饰以状若宝冠的太阳光芒纹样。这样一种人面太阳神表现形式，与中国宁夏、甘肃、内蒙一带岩画中的人面太阳神形象非常相似，与良渚玉琮上面的太阳神形象亦有相近之处，体现的都是太阳崇拜与祖先崇拜、人界与神界的统一。 从形式抽象的强化方面来看，大量绳文时代中期陶器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距今五六千年前，人们的艺术抽象能力有了新的飞跃，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不仅可以在中国的半坡文化、大河村文化、马家窖文化等高度发达的陶器几何纹样上看得出来，而且也能从日本绳文中期陶器抽象纹样上获得真切的感受。新县马高文化遗址出土的那些陶器上堆塑的火纹、凤纹、鸡纹等，虽然有不少具象因素，但是这种具象因素也是抽象性的具象，而不是写实的具象。那些堆塑出来的波折线，似鸡冠、似羽毛、似火焰，日神与人神，凤鸟与雄鸡，火焰与气旋，多种表象混融在一起，具有不确定性。如果说马高遗址出土的装饰着火焰纹、凤鸟纹、鸡冠纹的陶器尚有不少具象因素，能让人联想到一些相关事物，那么在所谓“大隆线纹”陶器、“捻丝纹”陶器、“卷涡纹”陶器等具体类型中，尽管也有类似龙纹、蛇纹、蛙纹的具象性较强的装饰，但抽象性装饰仍然占有突出位置。这些几何纹样的文化内涵已经深深融化在形式中，可以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如蛇似龙的起伏流动的线条，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人感受到生命自由的活力。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绳文陶器具有一种与过去那种古拙厚重的陶器有联系又有不同的神秘豪华风格。 如果说中国的祖先崇拜观念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后李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就已产生，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的用于占卜的龟甲、类似甲骨文的刻符以及用禽骨制作的笛子等，很可能属于古史传说中作八卦、制契刻的人文之祖伏羲时代的文物，而当时日本原始文化观念中更多的还是自然崇拜文化观念，那么当距今五六千年时，中国已由“太昊时代”经“神农时代”进入“少昊时代”和“黄帝时代”，而日本则开始进入绳文中期的“日照大神时代”，那些陶器上的人面太阳纹形象有可能就是绳文人心目中的祖先神“日照大神”。“日照大神”虽属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但可能也有些历史的影子，并且与少昊部族对少昊金天氏这位太阳神的信仰有些关系。按照一些日本学者的看法，现代日本人的祖先是距今2300多年前从大陆渡来的弥生人。弥生文化征服并取代了绳文文化，为以后古坟时代文化的发展作了铺垫。就是说，弥生文化与绳文文化差异较大，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那么，绳文人从何而来呢?日本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北来说，南来说，西来说，以及综合北来说、南来说和西来说的混合说等。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中国后李文化、马家滨文化、小山口文化与日本绳文文化(草创期、早期)的关联。其实，这种联系一直到距今五六千年间也未断绝。根据对河南濮阳西水坡文化遗址遗物的分析，我国有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6000年前我国中原地区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依据对距今6100年到4600年左右的中国东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考察，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唐兰认为至少在距今5500年前中国已经进入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使部族战争成为可能，炎黄联军打败少昊部族的古史传说，就证明了这一点。少昊部族失利后，其中一部分人有可能乘船东渡到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东渡到日本，从而带去了崇拜少昊金天氏这位太阳神的文化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有这方面的传说。宗左近认为，在青森县津轻一带，曾经生活着一个阿曾部族。[3]传说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的圣王伏羲氏族的一部分渡海移住到这里，被称为津保化族。这两个部族曾经发生过战争，后来便出现了部族的混血与融合。我们认为这个传说与中国古史传说比较吻合。只是距今5000年左右，当是“少昊时代”，而非“太昊时代”，所以有可能是少昊部族部分人渡海东去。还有，正像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在《日本人从何处而来》一书中所指出的，绳文人存在的拔牙习俗不只是像有的学者所说与东南亚习俗有关，与日本列岛距离最近的大汶口文化中也存在拔牙现象，二者的联系需要认真研讨。[4]古史传说的相互衔接，考古文化所揭示的拔牙习俗的认同，都证实绳文前中期文化确实受到少昊文化的很大影响。 少昊师太昊之道，奉行太阳崇拜，以鸟名官，为鸟师。少昊部族部分人东渡日本，对于绳文中期全力张扬太阳崇拜、火崇拜、凤鸟崇拜、鸡崇拜等文化观念，真可谓如虎添翼。尽管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少昊时代审美文化与绳文前中期审美文化在陶器装饰造型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但是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玉器的一些主要纹样，在许多绳文前中期文化陶器纹样中多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比如，大汶口玉璧的圆形图案，良渚文化玉琮上状若两只圆大眼睛对称分布于鸱吻两侧的图案，以及那些光芒四射的太阳神图案，在绳文前中期陶器纹样中并不少见。就是说，东渡日本的少昊族人不只是带去了太阳崇拜、火崇拜、鸟崇拜等巫术文化观念，而且带去了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考古文化中的玉雕纹样，他们与日本当地居民一起创造性地运用泥条堆塑方式，通过巧妙借取中国玉雕纹样，来表达上述巫术文化观念，从而把绳文前中期审美文化推向历史发展的高峰。 三 从距今4000多年到2300年左右，中国原始审美文化对于日本绳文时代审美文化的影响处于晚期阶段。这一时期对于中国考古文化来讲相当于青铜时代，对于中国古史来说大约相当于夏商周这一阶段。对于日本绳文文化艺术来说，则相当于其后期和晚期。 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演进，使绳文时代后期和晚期的文化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当时的陶器制作，无论是在形制方面还是在纹饰方面，都是对绳文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所谓继承，是说这些陶器造型和纹样尽管较为简洁单纯，更加抽象化、图案化，很少有绳文前中期陶器上的那些立体化造型装饰，鲜有过去那种繁缛华美的风格，但是它们的一些基本纹样，如用泥条堆塑的火纹、鸟纹、蛇纹、涡纹等，仍然保留着与绳文前中期陶器同类纹样的一体性。所谓发展，是说这一时期的陶器与前中期陶器相比显系两种差异性较大的审美文化形态，如果说绳文前中期陶器群是一种更富有神秘性、幻想性、雄强性、豪华性、繁缛性的审美文化形态，那么绳文后晚期陶器群则是一种更具有平易性、规范性、典雅性、秀丽性的审美文化形态。这种变化趋势在陶器形制上的呈现有两个方面，一是绳文中期那种想象丰富、装饰华美的筒形釜越来越少，而经过图案装饰，变得雅致精美起来的壶、罐、豆、盘、香炉之类的日用陶器却越来越多，生活化倾向的加强是明显的；二是绳文时代前中期陶器多在口沿或肩部装饰神兽或动物头部造型的把手，多在器腹用泥条堆塑各种图腾动物，很少见到将整个器体制作为动物形象者，绳文时代后晚期陶器与此不同，将整个陶器器体制作为猪形、鸟形、卷贝形等动物形象的已不鲜见，实用性越来越强。绳文时代后期和晚期在审美文化领域中的这种流变，几乎遍及整个日本列岛，以青森县龟岗文化遗址出土的花纹图案纤细而又华丽的绳文晚期陶器最为典型。 绳文后晚期文化陶器与前中期文化陶器之所以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审美文化形态，从造形装饰与器表美化两大方面都表现出重大变化，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从内部原因来看，审美文化的这种变化缘自日本列岛社会性质的变革。绳文前中期从整体上说属于母系氏族社会，虽然已有从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转化的迹象。母权社会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特别重视血缘亲族关系，重视对图腾神灵以及自然神灵、祖先神灵的敬奉和依赖，所以当时的居民在制作以筒形釜为主体的陶器文化群时是把祭祀和敬奉图腾神灵以及自然神灵、祖先神灵的需要摆到极为重要地位的。到了绳文后晚期，日本列岛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尽管在某些方面也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这时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由于出现贫富差别，部族之间的战争在所难免。这种情况，可以从出土的人形陶塑中有许多身着“盔甲”的神灵得到证明。父权社会的到来，部族首领地位的重要，使自然神灵和图腾神灵退居次要地位，父性祖先神灵日益显赫起来。从这一方面看，那些神秘强劲、装饰华美的筒形釜群渐渐退去，而身着“戎装”的男性祖先神陶塑越来越多，就不难理解了。 从外部原因来看，审美文化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受到来自中国商周以来的文化影响。距今四千多年前，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王朝文明时代。商末周初，中国社会曾发生重大历史变革。武王灭纣，商朝军队残部一部分人随箕子移民朝鲜半岛，建立“箕氏朝鲜”；可能还有一些人乘船渡海到日本列岛。关于这一点，既可以从绳文后晚期劳动生产中出现一些与山东半岛石镰基本相同的所谓“石庖丁”，从生活中出现与中国三代古陶文化相近的鬲形陶器看出；也可以从绳文后晚期文化陶器上的某些图案纹样与中国商周青铜器上的蟠螭纹、云雷纹、卷草纹有些相似，从有的动物陶器整体造型、器表装饰与商周青铜动物牺尊亦有相近之点看出。从西周到东周，这种上古文化艺术交流可能多次发生过。宗左近在《日本美——绳文的系谱》中就说，距今大约2750多年到2200多年时，从周王朝至战国时代末朝，又有部分中国人渡海来到日本。[3]他们将已处于王朝文明时代的中国先进文化不断地带到尚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日本列岛，从而使绳文时代后晚期的审美文化蓬勃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中日两国上古审美文化交流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日本绳文时代的审美文化从整体上看是一个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审美文化系统，可是它又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系统，而是不断接受外来文化艺术影响，特别是来自中国上古审美文化影响的动态发展系统。在绳文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从草创期和早期，到前期和中期，再到后期和晚期，先后受到来自中国的“太昊时代”审美文化、“少昊时代”审美文化和商周时代审美文化的影响。正是由于主要接纳、吸收和发展了来自中国的上古审美文化因素，日本绳文时代的审美文化才在相对独立的演进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辉煌。 [参考文献] [1]栾丰实.东夷考古[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2]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3]宗左近.日本美——绳文的系谱[M].东京：新潮株式会社，1991. [4]樋口隆康.日本人从何处而来[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 孔智光(1943—)，男，山东曲阜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100 原载：《文史哲》2002年第４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