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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文艺创作还是学术研究，其实都是两难的——它们一方面必须藉着行话，绕开或跳过种种非本真存在，直抵真相；另一方面却又可能在行话的熟极而流的操作中沉醉、迷失，遗忘了它们原本应该直面的现实世界，创作和研究就成了以行话始以行话终的不及物游戏。阿多诺就曾斥责海德格尔哲学无非是些“本真的行话”，林中路也即是逃避现世苦难之路。不过，阿多诺就能躲开海德格尔的覆辙？他的否定、无调、非同一性等理论，又能有多少现实针对性，不也渐渐沦为“本真的行话”之一种？ 我想，美国的“文学神话”菲利普·罗斯对此困境也应感同身受吧，他为他的采访录命名《行话》(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自嘲嘲人之意溢于言表——例行公事般的拜访、对话、录音，再用标准化的语言和规范整理出来，能有多少新奇、翻转、断裂、冲撞、震惊，这些话不是行话又是什么？从命名处我们即可看出置身后现代文明的人们什么都不当真却又希望能当真的油滑以及一切都不过如此的倦怠。行话的操练者一定是虚无的，因为他们委身于行话实现自身或度过自身，早已忘却了、斩断了由话指向物的象征体系；又一定是聪慧的，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那么兴冲冲、煞有介事地刨根问底又有什么意思，又能发现什么，不如一切打入行话。罗斯的虚无和洞明在《行话》中多有显露。比如，1990年2月，东欧巨变不久，罗斯飞赴布拉格采访伊凡·克里玛，克里玛向他描述起铁幕后面的审查制度是如何的苛酷，而地下作家是怎样的机智，地下文学又是何等的繁盛。此一描述既是心有余悸的，又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既是愤怒的，又带着隐隐的欢快和骄傲，一种为民主、自由书写了大半辈子如今终于迎来大转折的理所当然的、健康的骄傲。罗斯却兜头一盆冷水，“冒昧”地告诉克里玛，他们一直想摆脱的可怕处境其实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是惟一的“真相告诫者”，而他们一直向往如今一朝拥有的自由世界才是恐怖的，因为大众媒介会用空洞、歪曲的事实对人们狂轰滥炸。他甚至说，早在70年代初期，他就已认定：“在那儿什么都行不通，但一切都重要；在这儿什么都行得通，但一切都不重要。”罗斯的论断当然是对的，自由并非浑身光洁，亦有一种无法承受的轻。不过，这一论断抽离了、回避了具体的历史语境，无法用生命去感受另一些生命的疼痛和欣喜，无法细细体认“这一个”就把它归入历史的循环，所以只能是一种绝对正确却冷漠、虚无的行话，一种看似高深、辩证实则空无一物的游戏。 任何一位诚恳的创作者或研究者都应反抗行话，因为推翻了行话自己才能发声，都应在行话的全方位的、不由分说的钳制中寻找甚至创造出罅隙来，因为寻找到罅隙才能开辟自己的“空地”。不过，行话既然是创作或研究必须凭藉的工具，用行话来反行话不就像拽着自己头发跳离地球一般徒劳？最后的方法就是放弃反抗，改为反讽、嬉笑、拼接、亵渎、淫乱，在一种自我毁灭的癫狂中挣脱行话。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罗斯盛赞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是最疯癫、最厚颜无耻、最糊涂、最淫荡、最杂沓同时也最快乐的喜剧。不过，《巨人传》的时代早已过去，巴赫金的研究只是一次深情回眸，甚至是一种代偿性重构罢了，去圣已远的贝娄、罗斯们竟真的不顾一切地狂欢起来，不就成了有点无奈、有点荒唐的佯狂？除了佯狂，我们就再也没有反行话之路？ 在《行话》中，罗斯通过采访多位犹太作家、艺术家，创造性地淘洗出双重的“不纯”——相对于寄身的国度，犹太人身份是一种“不纯”；相对于光鲜、明媚的现代性，大屠杀更是一种以噩梦、浩劫之类比喻小心翼翼地遮掩的“不纯”。“不纯”是一种自反、哗变，义正词严的、整全的系统就从“不纯”处摇摇欲坠。“不纯”是一种开始，无数被行话遗忘、过滤的真相就从“不纯”处破壳而出，蔓生、延展出泼辣辣的一大片来。“不纯”还是一种面向行话的骄傲宣告——正因为“不纯”，所以我无法被行话收编，所以我一定是行话的终结者，就像普里莫·莱维在《元素周期表》里声称：“我开始为不纯而感到自豪”。“不纯”令人自豪，那么双重的“不纯”就让人惊奇、使人振奋了，因为有真相在源源不断地涌出，有新的话语方式在瞬间成形。原来罗斯也能庄重地、严肃地走出一条反行话之路来。那么，《行话》里究竟有哪些行话无法包容的新发现？ 我们都以为，艺术家的异秉在于超常的想象力，阿佩尔菲尔德却告诉我们，他的任务不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而是要抑制它，因为真实世界远非想象力所能企及。我们都以为大屠杀是一次癌变，早已有理性来切除，阿佩尔菲尔德却言之凿凿地说，大屠杀被一种原始的力量、一种神秘的潜意识所支配，“这个世界似乎是理性的(有火车、发车时间、火车站和工程师)，但这些只是想象的旅行、谎言和轨迹”。我们都强调文学的现实担当，克里玛却宣称，他从卡夫卡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文学没有必要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者担忧兴衰更替的统治体系；文学可以超越这些，而且仍然可以回答统治体系在人们心中所激发出来的问题”。我们都有一种“天堂—地狱”的简单二分法，昆德拉却不依不饶地把天堂打入地狱，让地狱死死拽住天堂：“如果我们希望理解地狱的实质，那么我们就必须审视邪恶之源的天堂的实质。我们很容易去谴责古拉格，但要拒绝以天堂的形式导致了古拉格的极权主义诗歌却依然困难。”我们这些现代性的良民都喜欢条分缕析、简洁明了，世界要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水晶宫殿”该有多好？贝娄却用《奥吉·马奇历险记》证明，“一切事情的‘混合性质’使人感到振奋。多面性就是乐趣”…… 遭逢着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我们便以挣脱行话的方式深深嵌入世界的内里，以嬉戏于相对性的方式牢牢把攥住某种绝对、确凿的东西。这种嵌入不只是话语上的掘进，更是生命与生命的无限靠近。这种嬉戏不再是指向虚无的后现代狂喜或行话游戏，而是一种明朗的、生发性的开创。最后的问题是，罗斯明明在反行话，却又为何以行话命名自己的作品？我想，《行话》就是对于行话的略带狡黠的嘲弄，更是对于反行话会不会成为新行话的警惕。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