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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三国演义》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和山西省清徐县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十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９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在清徐成功举行。据初步统计，中国大陆全年公开发表《三国演义》研究论文大约７０余篇，提交清徐《三国》讨论会的论文也将近７０篇。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罗贯中的生平与著作 罗贯中研究，历来是《三国演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一直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本年度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文。 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鲁迅先生推断为约1330年－1400年（《中国小说史略》）。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作了新的探考，或认为罗贯中生于1315－1318，卒于1385－1388年（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或认为罗氏生于1314年左右，卒于1394年左右（孟繁仁：《罗贯中试论》，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杨林的《罗贯中散论》（载《海南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综合明代的《录鬼簿续编》、《稗史汇编》、《少室山房笔丛》等资料及前人有关论述，提出：“罗贯中的生年，根据必须早于贾仲明的生年，晚于施耐庵的生年，与葛可久的生年相近这几个条件，以及必须早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开始创作的年份至少二十年的条件，可以确定罗贯中生于公元1304年（即元成宗大德八年）左右。”并由此“假定其卒年在1384年左右或再稍后几年”。这种综合前人资料的思路是清晰的。不过，这里有两点值得考虑：其一，已有多位学者指出，贾仲明并非《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不宜以其生年作为推算罗贯中生年的依据；其二，所谓“明代淮安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水浒》学界也有许多人持否定态度，能否作为论据也值得怀疑。因此，作者的具体结论尚需推敲。 关于罗贯中的著作。除《三国演义》之外，本年度的论文涉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水浒传》的著作权。关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陈国军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非罗贯中所作》（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转载），从两个方面作了考证：其一，《残唐》的最早刊本是万历年间的建阳本；作为“按鉴演义”的历史小说，它所依据的史评书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余象斗刊行的《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其二，《残唐》第二十五、二十六则引用了周静轩的两首诗，而余象斗刊刻的《三国志传》、《唐书志传》、《南北两宋志传》等也引用了周静轩的诗。诸书均刊刻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及以后，相比而言，《残唐》刊行最晚，直到《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刻成后才得以面世。因此，《残唐》刊刻时间应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之后，它自然不是罗贯中的作品了。文章对材料的搜寻颇为扎实，值得重视。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有罗贯中作，施耐庵作，施、罗合著等说法。杨林认为，今本《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他通过重新构思情节结构，重新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把“施耐庵的本”增益编成了面貌一新的小说，大大提高了《水浒传》的思想艺术水平（同上文）。顾文若、焦中栋的《“施耐庵”为罗贯中之托名》（载《晋阳学刊》1999年第1期）则明确提出：“‘施耐庵’是罗贯中的托名，为‘是乃俺’的谐音，这是罗贯中为避文祸，根据杭州风俗做的一个隐语，罗贯中才是《水浒传》唯一可靠的作者。”看来，对罗贯中与《水浒传》的关系，还应作进一步的研究。 二、关于《三国》的成书年代与版本 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版本源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作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参见拙作《八十年代以来〈三国〉研究综述》，载《稗海新航――第三届大连明清小说国际会议论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本年度在这方面也有几篇值得注意的论文。 关于成书年代。杜贵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8期转载），认为从《三国志平话》的刊刻情况，可以表明《三国演义》成书的上限是至治三年（1323）；而据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中所引“（吕）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考证，参照章培恒、袁世硕先生的论述，《演义》成书的下限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由此作者得出结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作者引用的《吊白门》资料，尚属首次使用，理应引起注意。李伟实的《〈三国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三国演义新论》论文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则认为长期以来支撑“成书于元末明初”说的两根支柱均不可靠。其一，尽管《录鬼簿续编》记载了元末的戏曲作家罗贯中，但他是否编写《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小说家罗贯中，并无证据。其二， 万历年间个别文人有关《水浒》的记载，或来自传闻，或出自想象推断，也没有材料依据。他认为，最早最可靠的资料有两件：一是庸愚子（蒋大器）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一是郎瑛在《七修类稿》中的两段文字。据此分析，《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弘治初年，作者罗贯中是成化、弘治、正德间人，他与元明之际的戏曲作家罗贯中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这两篇论文，是对“成书于元代中后期”、“成书于明中叶”两说的最新阐述，均不同于传统的“成书于元末明初”说。对这一重要问题，也需要继续作更精深的研究。 关于版本。张宗伟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非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针对张志合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进行辨析，认为：“黄正甫刊本不仅不是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而且是《三国演义》今存明刊本中出现较晚的一种，孙楷第先生把它定为明天启间刊本是可靠的。”作者还对近年来部分学者所持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非罗贯中原作”的观点表示了异议。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本年度有关艺术成就的论文将近30篇，是近几年来此类论文数量最多者。从其内容来看，比较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审美特色。王海洋的《历史与现实的交融透视》（载《江淮论坛》1999年第1期），运用现代阐释学理论，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作了新的论述，认为《演义》就是罗贯中对三国历史的一种独特的个人阐释。“成功的历史小说创作，应既不失对历史进行阐释的本旨，又不失生动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段。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说，作品的艺术表现也是一种阐释，即审美的阐释。”《演义》对三国历史的审美阐释主要有三大层面：其一，对智谋与武勇的描述展示；其二，对道德美的标示和道德丑的暴露；其三，警示千古的悲剧意蕴。谭邦和的《乱世英雄的喜剧悲歌》（载《三国演义新论》论文集）指出：“人类的历史，就其审美情蕴来说，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奋斗史，还是人类自身的相互关系史，往往都呈现出悲歌与喜剧相互交替、相互交融的复杂状态。……以百年乱世群雄纷争作为描写对象的《三国演义》，其审美情蕴也呈现出喜剧与悲歌交替交融的复杂状态，耐人品味。”从故事情节的具体描写过程来看，乱世英雄们的厮杀拼搏，一会儿是喜剧，一会儿是悲剧；对一方是喜剧，对另一方则是悲剧。作者还常常把两种笔调交融起来，让喜剧场面弥漫悲剧气氛，让悲剧场面透出喜剧情味，审美韵趣因而更加丰富深刻。而从全书的整体艺术框架来看，则把阶段性的乱世英雄喜剧，纳入了漫长的民族历史悲歌。陈海云、孙世强、毕水海的《合群的悲壮，超现实主义的笔力》（载《三国演义新论》论文集），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合群的悲壮是《三国演义》的美学特征与审美特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与笔力是这一部蜚声寰宇的长篇巨制的重要支撑。”所谓“合群的悲壮”，是说壮怀激烈，壮极而悲，乃是作品中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共同属性。文章由此认为：“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道德价值加智慧启迪价值与审美价值，为《三国演义》成功的奥秘。”这些论述，应该说是颇有新意而启人心智的。 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这方面论文占了较大比重，所论对象以关羽、刘备、诸葛亮、曹操等重要人物为主，如傅隆基的《关羽从人到神的演化》、孟繁仁的《〈三国演义〉和关公文化》、胥惠民的《漫说关羽文化的魅力》、欧阳代发的《刘备形象漫议》、宋克夫的《论毛宗岗对曹操形象的评改》、雷勇的《曹操形象的文化意蕴》、黄崇浩的《封建社会“寒士阶层”的完美典型的悲剧》（均载《三国演义新论》论文集），以及曹巍的《欲念的满足：〈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再思考》（载《江淮论坛》1999年第3期）、谭良啸的《诸葛亮道家形象探源》（载《天府新论》1999年第5期）等等。其中不乏富于启迪性的见解。试以黄崇浩的《封建社会“寒士阶层”的完美典型的悲剧》为例。作者认为：“诸葛亮是《三国演义》这部历史悲剧的最高悲剧典型。”“整个《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寒士阶层的悲剧启示录。”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只身出山，只手补天。诸葛亮是出身于寒士阶层的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典范，他之成为悲剧英雄，不在于性格的缺陷。而在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2）三国鼎立，三维架构。诸葛亮与曹、刘、孙三大政治集团领袖的社会关系，乃是支撑其形象重心的三维支架。以三国鼎立的宏大背景来支撑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悲剧形象，是小说的显著特色之一。（3）千秋悲剧，千载余哀。《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实际上具有整个封建社会优秀知识分子代表的意义，他不仅仅属于三国时代，而是属于整个封建社会，因而其悲剧具有更加深刻的启示意义。这样的论述，显然不同于那种陈陈相因的简单重复，而是作者独立思考的产物。 关于《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这一直是《三国演义》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但也一直有学者在进行积极的探讨。沈伯俊的《〈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11期转载），从总体上对《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小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它们共同遵循的以史为经、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亦实亦虚、因事见人等创作规律，并着重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成就远逊于《三国演义》的原因：（1）创作思想的高低；（2）思想内涵的丰瘠；（3）情节艺术的成败；（4）人物形象的得失；（5）创造精神的强弱。总之，《三国演义》既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树立了光辉的艺术典范，又是它们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除了上面的几种原因之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模式本身的局限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将《三国演义》与其他历史演义小说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很有价值然而迄今很少有人致力的课题，本文的论述具有一定的意义。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本年度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还有一些颇有深度的佳作。王齐洲的《从赤壁之战的描写看〈三国演义〉的历史观》（载《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从对历代史学家有关赤壁之战的叙述和总结入手，指出：“《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名义上是以《三国志》为蓝本，实际上吸收了前人关于赤壁之战的思想成果，用艺术的形式对这次战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它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比历代史学家都要更积极更进步。”首先，《演义》并不简单采用先确立正统观念，再对人物和事件予以肯定或否定的传统做法，而是通过描写民心的向背来暗示战争的进程，反映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演义》在借鉴《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详写孙、刘联盟以突出赤壁之战的政治意义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描写了孙、刘联盟内部的矛盾斗争，使赤壁之战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政治内涵。再次，《演义》描写赤壁之战时，注意去发掘胜利者与失败者所以胜利或所以失败的原因。总之，《演义》的历史观突破了正统思想的束缚而更多地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心声，因而更能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欢迎。作者对赤壁之战的这种剖析，以往还很少见，显然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把握《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张靖龙的《纵横岁月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在剖析纵横思潮盛行期――战国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认真探讨了元明之际纵横活动频繁交作的原因及其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创作的影响（尤其注重三国史料所无而小说虚构的内容）。文章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充满的浓烈纵横之气，只有到其产生的元明之际的社会现实中，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并加深我们对这部不朽名著的认识。”“乱世尚纵横，纵横者，权谋机变是也，故历来有‘三国权谋’之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权谋，既有源于三国历史，带有‘道德大废’，‘诈伪并起’纵横之世的共同特征，又有元季大乱鲜明的时代色彩，而后者往往为论者所忽略。”就研究角度而言，本文别开生面，有利于人们开阔思路，更好地认识《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冯文楼的《伦理架构与批判立场――〈三国演义〉叙事话语的辨识与阐释》（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12期转载）认为：“所谓‘演义’，就是将历史上升到话语层面而形成的意义阐释和价值重建。”对历史人物的伦理评判及对历史进程之形式合理性的批判，是内含于《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两大叙事话语。前者是由小说遵道奉义的叙事伦理所形成的一套话语，它所关注的是人物行动的价值合理性；后者则是一种以批判为职志的知识分子话语，它所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文化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充分体现了作者以道自任的身份自觉和责任意识。《三国演义》在对“治乱无常”的慨叹和“天命”的敬畏、困惑中，深藏着作者对历史之非理性发展的深刻体察与反省。作者对《演义》的解读，颇有新意，反映了《三国演义》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和认识的深化。 在第十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期间及会后提交的部分有代表性的论文，将于2000年陆续公开发表。因此，我们将在来年予以评述。 综观本年度的《三国演义》研究，我们欣喜地看到，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研究的骨干力量。一些素未谋面的年轻学者，第一次发表《三国》论文，就已达到较高的起点，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都颇有可取之处。这反映出《三国演义》恒久的生命力，也反映出《三国》研究事业后继有人。我衷心希望同行们继续发扬团结和谐、平等争鸣的良好风气，继续付出扎扎实实的努力，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在新的世纪开创出《三国演义》研究更加绚丽多彩的新局面！ 原载：《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0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