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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 孟子、朱熹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天”是“理”的本原，人所具有的观念（理）是出自于“天”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朱熹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三国演义》对于“天”的认识与孟子、朱熹的认识是一脉相通的。书中并没有关于灵霄殿、冥府、龙宫等神仙机构场所的描写，也没有出现玉皇上帝、菩萨、龙王等神仙人物，但却大量谈及“天数”、“天命”、“天运”、“天理”、“天道”等。书中人物并不是通过“天”的艺术形象来认识“天”的，而是从对于“天”的崇拜观念出发来认识“天”的，他们对“天”的认识基本上是抽象化、理念化的，是唯心主义的。 《三国演义》第８６回中，写蜀国的学士秦宓向吴国的使臣张温言天之理，说：“昔混沌既分，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所言之“天”似当为由物质所构成，但他仍不知“轻清之外”“还是何物”，而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览”的张温也“无言可对”。他们对于“天”的认识相对是肤浅的，唯物的观点很抹糊，而更多的人物对“天”的认识则是唯心的，认为天是有“天命”、“天理”、“天道”、“天运”和“天数”的。 《三国演义》认为“天”有“天数”，而地上国家则有“气数”，“天”的“天数”决定人间国家的“气数”。国家存亡系于天命。书中写汉朝的传国玉玺上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汉家气数”是由“天数”决定的。书中虽然也说汉末“致乱之由”是“桓灵二帝”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强调：“汉朝天数当桓灵”（４回）、“汉家气数已尽”（８回）；作为对汉末三国晋初历史变化的归结，书中借后人之诗说：“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１１９回）；“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１２０回）。点明“天下大势”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由“天运循环”决定的。正是认为“天数”决定国家“气数”命运，三国时期政要人物都注重以“天数”、“天意”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曹丕为夺取政权，让他的心腹王朗逼迫汉献帝禅位，就强调汉室“气数已尽”，而“天之历数”已在曹氏（８０回）；蜀汉为建立封建割据政权，也借“天意”制造舆论，诸葛亮劝刘备做皇帝时称：“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刘备登基自称是“天命不可以不答”，也是借“天命”为自己做皇帝加以遮饰。他们都称自己的“君权”是“天意”神授的。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变化着的精神本体。“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１４回），书中许多有影响的人物都有这种思想。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时册曰：“天命不于常”（８０回）；诸葛亮北伐前说：“天道变易不常”（９１回）；王朗与诸葛亮争论时说：“天数有变”（９３回）；司马师也说：“天道三十年一变。”（１０８回）但是《三国演义》中所表述的天数的变化并非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是没有质变的量变过程，是一种“天数”的循环。由这种天数的循环导致的天下大势分合的循环，自然也是一种量变过程而非是一种质变过程。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有意志和情感的。所谓“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说法书中随处可见。董卓死后迁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以至“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书中说：“天之怒卓，可谓甚矣！”（１０回）《三国演义》中人物也深信有“天意”。庞统、法正等劝说刘备谋杀刘璋，夺取益州，刘备便深恐“上天不容”，而法正则认为是“顺天命”，是“天与（天意赞许）”（６０回）；诸葛亮擒获孟获，蜀军历遭“哑泉、灭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而能无恙，诸葛亮也以为“岂非天意乎？”（８９回）；诸葛亮与王朗论辩，也说：“今幸天意不绝炎汉”（９３回）；而诸葛亮临终为自己未能完成“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大业而遗憾之时，仍认为不是自己不“竭忠尽力”，而是“天意如此”（１０４回）。可见刘备、诸葛亮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而且这种“天意”主宰着人事，令人警惧。 在《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都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或惩罚。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一类的话语，而乏助或失败之时，则多言“天灭”、“天亡”、“天丧”、“天败”一类话语。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祭过天地，有客人来投，并献良马金银等相助，刘备就认为这是“天佑”（１回）；汉少帝被常侍张让劫持，迷路，“正无可奈何”之际，“忽有流萤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飞转”，陈留王便认为这是“天助”（３回）；官渡战败，袁绍身处绝境，自己便以为是“天丧”（３１回）；刘备身处危境，“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便自认为是“天亡我也！”（６４回）。其实书中这些人物并非真的受到“天”的佐助或惩罚，而是他们从自己的理念心态出发，将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以“天意”加以解释。 《三国演义》认为行德政者和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天命不于常，唯归有德”（８０回）；“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归有德之人”（９３回）。书中以蜀汉体现德政，故蜀汉人物多得“天佑”和“天助”。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而且“天”又是公正的，“天意无私曲”（９回），所以书中便十分强调“顺天命”。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对刘备说：“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３７回），他强调“人”不能与“命”争，“理”不得违“数”，就是说人不能与天数、命运相对抗，而应顺从天命。曹丕心腹王朗与诸葛亮论辩时，更借古人之言提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观点（９３回），肯定“天”是决定国家昌盛和败亡命运的主宰者。诸葛亮与王朗论争，不仅不否认天意，而且也以“天意”立论，说“不绝炎汉”也是“天意”。司马懿指出诸葛亮勉强攻打中原是“自负才智，逆天而行”，因此结局必然是“自取败亡也”（１０２回）；诸葛亮自己也承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１０３回）；他得知自己“命在旦夕”后，曾设法祈禳避灾，但终于没有成功，便深有感慨地说：“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１０３回）。诸葛亮本是一位胸怀大志，富于才智，而又欲有所作为的人物，他都无奈于天意，难逃定数，其他凡夫俗子就更应顺从天命了。人的生死成败系于天命，人的才智在天数天意之下是难有作为的，这种消极的思想使《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染上了悲剧的色彩。 《三国演义》在强调顺天命的同时，还强调天人合一，认为只有顺人应天，政权才能巩固，功业方能成功，所以书中许多政要人物都大谈“顺人应天”。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策文就说这是所谓“应天顺人”（４回）；王允假意劝董卓效“禹之继舜”的方式即帝位，也说是“正合天心人意”（８回）；谋士郭图劝袁绍联结刘备剿灭曹操，说是“上合天意，下合民情”（２２回）；阚泽至曹营下诈降书时对曹操说：“某等非为爵禄而来，实应天顺人耳。”（４７回）；孔明等人劝刘备即帝位，也说是“应天顺人”（７３回）；孙权劝曹操“早正大位”，也说是“应天顺人”（７８回）。书中三国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一再强调“天与人归”、“天人之应”、“应天合人”、“天心人意”，强调“上合天心，下顺民情”、“上合天意，下合民情”。这种把“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正是汉儒和宋儒颇为提倡的，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程颢说：“天人本无二”（《二程全书·语录》）；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朱子类语》），《三国演义》中的顺天应人的天人合一说显然是受汉儒和宋儒思想影响的结果。 在《三国演义》中，所谓“天意”是通过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一套完整的预示体系显现出来的。书中认为预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乾象变化，谣谶梦幻暗示等都是“天意”的表现，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 《三国演义》言及“夜观乾象”、“仰观天文”、“夜观星象”之事约有二十余处。多以星象天文预应政事大局和将帅杰出人物的吉凶。如太史令王立“仰观天文”，便预言“大汉气数将终，魏晋之地，必有兴者。”（１４回）暗应曹魏立国乃天意所定。又如官渡之战前夕，谋士沮授仰观天象，预言“恐有贼兵劫掠之害”，袁绍不听其言，就被曹操烧了乌巢粮草。曹操见“南方旺气灿然”，心中就想到东吴孙权”恐未可图也”（３３回）。谯周见“北方旺气正盛”，就劝诸葛亮不要勉强伐魏（９１回）。至于描写孙坚、周瑜、庞统、关羽、张飞等人之死，天上都有将星陨落，诸葛亮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便知自己“命在旦夕”等，均是强调天人相应，而人则据天象揣知所谓“天意”。《三国演义》中善观天象、预测吉凶的人物并不多，以诸葛亮为最善，其他如谯周、殷馗、沮授，以至曹操、刘备、司马懿等也都程度不同地通晓天文星象。 《三国演义》描绘吉凶之兆的地方约三十余处。孙坚、董卓、张飞、赵云、曹丕、孙权、诸葛恪等人之死均有凶兆，或“狂风骤起”、或“城门无故自崩”，或“江海涌涛”，非止一端。董卓将死，其母感到“肉颤心惊”（９回）；关羽被害，刘备“自觉混身肉颤，行坐不安”（７７回）；张飞遇难，刘备也是“心惊肉颤，寝卧不安”（８１回）。这种相关人物感官心态的反应，也是一种兆示。一般说来，《三国演义》言及国家、人物凶难幽微之时，往往都有凶兆。汉代桓灵失政，国祚将终，书中便言有狂风、青蛇、地震、海水泛溢、雌鸡化雄、黑气飞入温德殿等“种种不祥”。魏室衰败，则有阴风灭灯等凶兆。而天子出生出行，或朝代兴起，又往往有吉兆异兆相伴。例写曹丕出生，有“青紫色云”“覆于其室”（３２回）；阿斗被难，有“红光”相护等。书中一方面显示世事先兆，一方面也写政要人物寻求兆示以祈避祸得福。曹魏代汉自立，要报称有“凤凰来仪”、“麒麟出现”（７９回）；蜀汉立国，也称说有“祥风庆云”之瑞（８０回）。把兆示作为说明本集团的封建政权的合法性的根据。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等人很重视世事先兆，凡兆几乎都要追问主何吉凶，而每一个兆示，在书中无不应验。刘备接应关羽，行间青旗倒卷，一鸦自北南飞，连叫三声而去，诸葛亮占课知“长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将”，果然关羽攻取长沙，又得黄忠、魏延二位降将（５３回）；诸葛亮正计议出师，忽一阵大风，自东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树吹折，诸葛亮就占一课，便定“此风主损一大将”，果然应在赵云病重而死（９７回）。借助占卜解释兆示，预测吉凶，在《三国演义》中也是事事必应的。《三国演义》中有不少占卜的高手，诸葛亮之外，还有孙翊之妻徐氏及吕范、庞统、管辂等。徐氏一日卜《易》，得一大凶卦象，劝其夫孙翊慎行，孙翊不听，结果被边洪所杀（３８回）；管辂堪为神卜，他应曹操之请为卜天下之事，预言：“三八纵横，黄猪遇虎；定军之南，伤折一股”，后果应建安二十四年己亥正月曹操大将夏侯渊被黄忠杀死（６９回）；管辂又卜，劝曹操“未可妄动”，预言“来春许都必有火灾”，连一向多疑的曹操也信之不疑（６９回）。占卜成为预言家们用无不验的预测吉凶的手段。 《三国演义》中有几位精于“数”学的高士，他们明于天命数学，预言吉凶前程无不准验。紫虚上人在刘备入西川前便预言诸葛亮与庞统二人的吉凶“定数”，说：“左龙右凤，飞入西川。雏凤坠地，卧龙升天。一得一失，天数当然。见机而作，勿丧九泉。”（６２回），果然道号凤雏的庞统先卒于落凤坡。又如异人李意，当刘备向他问及发兵伐吴的休咎之时，他口不言语，却画了四十余张描绘兵马器械的图画，然后一一扯碎，再又画了一人仰卧地上，被人埋葬，再书一个“白”字，方稽首而去（８１回）。行为虽似狂癫，实则天机深邃，后刘备被东吴大将陆逊大败于彝陵，损兵折将，终痛悔而病死于白帝城。而李意的字、画早已预示了刘备的结局下场。至于管辂预言夏侯渊之死、曹丕贵为天子；诸葛亮于摩天岭立石碣，言“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预言钟会、邓艾内讧身亡等均有仙机妙算之功。这些人物在《三国演义》中被描绘成了有超凡能力的半人半仙似的人物，实际上他们也是书中借以预示天命仙机的代言人。 《三国演义》中有十五六处人物梦境的描写，这些梦境都是人物吉凶之兆的幻想化的表现形式。吴太夫人曾在生长子孙策时，“梦月入怀”，后生次子孙权，“又梦日入怀”。卜者认为有此梦兆，“其子大贵”，果然孙策、孙权成就江东基业（３８回）；曹操修筑建始殿，伐梨树为梁，夜间便梦见梨树之神来报复，并言其数已尽，醒后就头痛难忍（７８回）；后主刘禅在成都，夜梦成都锦屏山崩倒，果然与诸葛亮病死军中相应合（１０５回）。《三国演义》中诸多梦境都寓有现实人物处境遭遇、吉凶祸福的暗示，也是作者于梦境中透露出所谓天意命数。 《三国演义》中引有谶语和童谣约十余处。这些谣谶之语多半都与天象、预兆、预言相配合，暗示人物吉凶或国家前程。如写庞统与诸葛亮际遇，引童谣云：“一凤并一龙，相将到蜀中。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坡东。风送雨，雨随风，隆汉兴时蜀道通，蜀道通时只有龙。”（６３回）是暗示庞统将遇难，而蜀国只剩诸葛亮一位军师的结局。又如许芝等逼汉献帝禅位时，言过乾象之后，即引谶语云：“鬼在边，委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午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８０回）以此谶语证明魏当在许昌受汉禅。《三国演义》中童谣和谶语多数是预示人物吉凶，少数是书中人物借以为自己夺权作借口。 《三国演义》的描写中，重于天命，而轻于鬼神，故天命描写多，而鬼神描写相对较少。有身影出现的只有化作妇人状的火德星君（１１回）、化作“弈棋者”的“南斗”和“北斗”（６９回）、化作老叟状的“山神”等有限的几位仙神，都不是大仙，而是小神。火德星君使糜竺免受焚财之失；南斗和北斗使少年赵颜增寿；山神使中哑泉之毒的蜀兵得到解毒之法。他们各做了一件好事。又写冤魂向曹操、曹睿、诸葛恪等肆杀者索命，是表现暴虐者的报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位神魂显圣的人物，他们都是蜀国的臣将。关羽死后，一魂不散，常在玉泉山显圣护民，后其魂缠定吴将吕蒙，吕蒙因之而七窍流血致死，关羽报了杀身之仇（７７回）；关羽神魂又惊散吴将潘璋神魂，帮助关兴杀死潘璋（８３回）；伏波将军马援显圣，救助了在哑泉中毒的蜀军（８９回）；诸葛亮显圣，请求魏将钟会入川后“勿妄杀生灵”（１１６回），保护了四川人民。他们三人虽已为鬼魂，但仍是忠于蜀汉事业，爱憎分明。 《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些“得天书”、“行妖法”，以及呼风唤雨、飞砂走石之类怪异现象的描写，多属迷信妖妄、荒诞不稽之谈。 总括《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其基本内容是以汉宋儒家“天人感应”的神秘学说为基础，认为天是有意志、有情感、能明辨是非、有褒贬倾向，能对世事加以兆示影响，并最终主宰世间人事的精神本原；认为“天意”是人所不能违抗的，世事宿命天定，人只能顺天而行；国家政权和人事功业只有顺人应天才能存在和获得成功，否则就只能国破人亡。“纷纷世世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１２０回）体现了《三国演义》天命观的基本思想。 《三国演义》宣扬的天命观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本质上是封建阶级用以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也是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集团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用以排斥其他封建集团争夺政权的工具。这种天命观为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用以麻痹人民群众的君权神授的谎言提供了“理论”根据；这种天命观所表现的宿命天定思想，与封建迷信、因果报应之说等相结合，成为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起着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封建阶级的统治，麻痹和毒害人民的思想精神的反动作用。作为意识形态，其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不足取的，其反动本质是应加以批判的。但是，《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又强调天命归有德，表现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鲜明倾向，与全书褒扬仁政和忠义，肯定蜀汉为正统的命意是相一致的，对突出全书惩恶扬善、诛暴颂仁的主题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故对其积极因素应具体分析，不要简单化地完全否定。 从艺术描写的角度看，《三国演义》在情节中搀杂的与天命观相关的天文星象、预兆谶谣的描写在书中的作用更应具体分析。《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采用七实三虚的艺术方法依史演义，其所叙汉末动乱、群雄割据、三国鼎立，以及西晋统一全国等约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基本上均有史据，其中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战争，以及重要人物生平思想等也基本符合历史实际。依史演义的情节是《三国演义》的基本情节和主要内容。《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艺术描写方面，也有艺术虚构。这种虚构多是据史事推衍生发，使情节更为生动，人物形象更为饱满，倾向更为鲜明，因而使全书增加了艺术的真实。而有关天命观的宣扬，有关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的描写等，多属附会和搀杂，并不构成全书的主要内容，在全书整体情节结构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且，这些描写在书中有时还有着某种特殊的作用。有关天文星象预兆谶谣的描写与史事情节的叙述相配合，往往造成伏笔照应的艺术效果。描写较好的部分，亦使作品增加了文学的意趣。例如第６３回描写庞统惨死于落凤坡的情景，先写蜀中豪杰彭姜提醒刘备天象不吉，“罡星在西方，太白临于此地，当有不吉之事”，奉劝刘备“切宜慎之”。继写军师诸葛亮特遣马良奉书给刘备，再次言及“罡星在西方”，“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乾象“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提醒刘备“切宜谨慎”。两事自然引起刘备重视，决定回荆州议论此事，不想却引起庞统的误会，以为是诸葛亮怕他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将此书相阻耳。”便反释太乙数，说“罡星在西”，是刘备“合得西川”，“别不主凶事”，而“太白临于雒城，先斩蜀将泠苞，已应凶兆矣。”因此，他力劝刘备不可疑心，“可急进兵”。刘备无奈，进兵雒城。他要取南小路而进，刘备虑及诸葛亮信中所言，担心他的安危，遂以夜梦神人手执铁棒击其右臂之事劝他“还守涪关”，这又引得他大笑，说出对诸葛亮的误会，说刘备是被“孔明所惑”，“心疑则致梦”，将了刘备一军，使刘备只得同意继续进兵。而行军途中，又发生了“坐下马眼生前失”，把他掀下马来的不祥之兆，刘备明知坐下马“临阵眼生”，会“误人性命”，仍不顾自己安危，与他更换所骑之马，使他深为感动，言：“深感主公厚恩，虽万死亦不能报也。”体现了主臣情谊。他改骑刘备所骑白马取小路来到落凤坡，被蜀将张任误认为是刘备，设下埋伏。而他见此地“两山逼窄，树木丛杂”，“心下正疑”，又闻此地名为“落凤坡”，方大惊曰：“吾道号凤雏，此处名落凤坡，不利于吾。”方欲退军，却惨死于乱箭之下。他死后，书中又补引东南童谣以相照应。整个情节把史事叙写与星象谣谶等兆示相结合，反复渲染，层层深入，相互照应，波澜起伏，细节心理描写逼真，表现人物个性鲜明，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此外，书中写崔州平预言诸葛亮逆天而行必然徒劳，写李意暗示刘备败亡白帝城；写诸葛亮临终观看天象，知自己命在旦夕，仍于五丈原禳星力求免灾，终至未果，发出“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的没路之悲等，也颇有文学的意趣。但从总体看《三国演义》中有关天命星象、征兆谶语等的描写，文笔多不十分生动，缺乏新意，在书中不属艺术精华所在，故不能代表《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三国演义》宣扬天命观，情节中搀杂有天文星象、卦兆谣谶等的描写，一方面与作者的天人感应观念、封建迷信思想、唯心史观等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创作传统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元明之际，君权神授的观念是封建统治阶级一贯宣扬的统治思想，罗贯中有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宿命天定等天命观念是很自然的，无足怪的；当时社会群众和小说读者也都是普遍相信神鬼天命的。《三国演义》中宣扬天命观，搀杂相关星卦谣谶的描写，实际是作者思想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在《三国演义》艺术创作中的反映。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进程看，《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相关描写显然是受了魏晋以来志怪小说和唐宋传奇某些作品情节内容和艺术方法的影响。鲁迅在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时曾深刻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三国演义》创作明显受到志怪小说的影响，其部分题材即取自晋代干宝《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只是《三国演义》把志怪故事与天人感应观念，与史事记述相结合而已。在小说创作中搀杂天命怪异的描写，在《三国演义》之后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即使在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中，也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