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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 谷裕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0年前考大学时，我填报的专业志愿是“法国语言文学”——当时想，既然有可能读大学，就得好好珍惜机会，学习不太有条件自学的小语种。但德语也是小语种，为什么没报德语专业？ 那个时候，当听说可以考大学，简直做梦都不敢相信——如今我们把“文革”结束的时间标志定在1976年，其实，至少在1977年底突然宣布恢复高考之前，我自己的生活感觉仍然是“文革”式的。这年秋天，我从下乡插队的川东深山回到城里，在重庆市立图书馆当职员，工作是每天给进馆的每本新书端端正正盖上馆藏章。以前听人说，在图书馆工作可以读书，这时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每天得给上百本书盖章，完全是计量劳动，哪有时间看书……直到1978年春天，这个市立图书馆的图书搬运工仍然是两位所谓“历史反革命”——较年轻的一位留学过苏联，年长的一位已经60出头，早年留学法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尽管我非常崇拜他，想跟他学法文，却不能拜这位王姓老先生为师，否则就成了与……勾结。 话说回来，1976年确实是个历史“时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帮同龄朋友开始狂热地读西方的古典小说。我读过的小说中，法国小说家给我的印象最深：雨果、梅里美、司汤达、乔治桑、莫泊桑（李青崖译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德语文学家仅读过歌德和海涅，都喜欢不上，于是以为德国只有哲学，没什么文学，尤其小说不行。由于想学写小说，我想当然地以为，应该学法文，因此填报了法语专业。结果被考得好的占满了——当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生投入高考，当然比咱们有优势，幸运的是，德语专业没招满，我被调配到德语专业。 在外语学院读书，我——不仅我——还有我们一帮同学都非常仰慕在大学的外语系读书的同行，比如北大、南大、武大的德语专业等，因为，大学里的外语系以修“语言文学”为业，我们的专业则仅仅修“语言”，自觉低人家一大截：毕竟，据说人家除了学语言，还要（甚至主要）学文学——读原文的小说、诗歌、戏剧，多幸福的事！我们这些专业外语学院的，不过仅仅学会说外国话，学得再好至多不过嘴皮子快，对了悟人生和善于言辞都不会有任何长进。文学作品才养人，大学不是技术学校，如果仅仅为了学说外国话，两年时间也就可以了——三、四年级学什么呢？外报阅读、科技德语、商务会话……这些还需要花时间在大学里学？想想看，倘若你在中文系学的不过是晚报阅读、科技汉语、商务会话……那成了什么样的大学生？ 尽管是专业外语学院，70年代的我们——不仅我们这些学生，还有我们的老师都热爱文学，没有德语文学教材，我们的老师自己选编德语文学读本，全是古典文学……于是，我才知道，德国除了歌德和海涅，还有莱辛、诺瓦利斯、克莱斯特……于是，我才知道，过去我以为德语文学家除了歌德和海涅没别人，不过是因为，相对从事法语、英语、俄语古典文学翻译的前辈来说，我国从事德语古典文学翻译的前辈要少得多——于是，我切身感到，前辈的翻译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学习兴趣取向的影响真不可小视。 刚上三年级时，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三位先生主编的四卷八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第一卷面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初版五万册；第二卷1981年初版四万册），如今的大学生没法感受甚至理解当时我们这些在校生所感受到的震撼——要知道，对于还没有彻底脱离“文革”感觉的我们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是绝对腐败，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卷出版时（1984），已经改为“内部发行”，印数限制在两万。禁忌的东西反而容易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那个时候，正因为现代派作品是禁忌，我们便不假思索地热爱这些东西……就这样，本来我们的德语文学界正准备好好做一番德语古典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结果，20多年过去了，这个领域几乎依然荒芜，至少没太大长进，仍然是歌德……海涅…… 西方现代派的文学感觉是怎么来的？现代派作品读多了，除了心情越来越差，难免会生发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回溯上去，启蒙运动就是一个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重大历史时刻。就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陆续出版（卷四于1985年面世）的那些日子，我们在校园里听见了“新启蒙”的呼唤——如今的在校生同样很难理解，发出如此呼唤需要很大勇气。可是我觉得，什么是“启蒙”我们都还没有搞清楚，搞“新”的启蒙难免稀里糊涂。所以，那个时候，我宁可让自己多关注19世纪以来的反启蒙文学。 因此，当读到《隐匿的神学》这本书稿时，我自己的心情非常复杂。书稿第一部分扼要分析了启蒙运动前后德语文学的“文化语境”，但书稿的重点甚至学问功夫的重点在第二部分：解读六位德语古典作家的要著……坦白说，其中四位作家我都不熟悉：莫里茨的德文原版书买过却没读过，冯塔纳的小说读过但没读出名堂，瓦肯罗德和伊默曼的文集则从来没听说过。要是我上大学时就能读到这样的书——甚至如果有幸的话，还能在课堂上听到老师带读德文原著，用中文讲解，那该多好（千万别像如今那样，要求我们的老师用德语讲解，那样的话，听的和讲的都肯定稀里糊涂）！ 心情复杂的原因还有宗教问题：在我的感觉中，启蒙文化的矛头针对的是基督教，但启蒙后的文学又大多带有基督教色彩……我搞不懂，要是那个时候能读到这本书，我相信自己会少几年困惑，因为，这本书的研究重点在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德国的新教与文学的关系。我由此了解到，所谓基督教文化在西方其实差别不小，不了解基督教的教派特色与近现代文化的复杂关系，恐怕很难深入了解近现代欧洲文学的嬗变细节。近十余年来，我国学界的宗教研究虽然有了很大长进，但仍然受到学科划分的局限：宗教专业在哲学系，文学研究则是中文系（如果幸运的话还有外语系）的事情，要把两个专业结合起来做研究，开题报告就很可能会受到质疑：你究竟做的是宗教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德国有个叫波默（Jakob Bhme，1575—1624）的思想家很有名，这位所谓“神秘派”大师对德语思想和文学的影响据说相当深远，但他写的东西很难按我们如今的专业划分来分类，哲学系说他属于宗教专业，宗教专业说他属于文学专业，文学专业说他属于哲学专业，结果是没有哪个专业研究波默……北大毕竟是北大，谷裕博士的这项研究竟然还能立项，要是换过学校，也许要另当别论。 迄今我仍然没有搞清楚西方的启蒙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即便从文学角度来看也如此。几年前，有位眼尖的德国学者注意到，施特劳斯有篇讲稿题为“启示与理性”，其中有个不起眼的注释，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57节与19世纪瑞士德语作家麦耶的中篇小说《对佩斯卡拉的诱惑》相提并论；通过对这个注释的识读，这位德国学者凸显了启蒙的根本问题：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参迈尔《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239—246页，华夏出版社，2004）——让我惊异的是，竟然连德语文学史也不大提到的叙事作品，也受到关注启蒙问题的大思想家施特劳斯的关注！这种关注意味着什么呢……无论如何，这部《隐匿的神学》研究的恰恰是文学，尤其是小说，从而让我有机会进一步细察启蒙文化的历史遗留问题。 小说创作为什么偏偏在西方18、19世纪的启蒙后时代突然一下子多起来？这与启蒙运动带来的震撼究竟有什么关系？通过阅读当时的寓意叙事、尤其小说，我能够得到的东西的确更为切实。当然，理解叙事作品恰恰很难，因为，寓意叙事在西方源远流长，好些历史上的大哲人也惯用小说形式搞精神斗争，因此，倘若启蒙之后有谁用寓意叙事来反启示宗教，绝非一大发明，而是传承古希腊的伟大风范（荷马—柏拉图）——至少启蒙后的德语小说创作直接受到过柏拉图作品的影响。说到底，读谷裕博士这本书，感觉复杂的原因更在于：掩卷之余忍不住要想，启蒙后的德语文学中是否爆发过一场基督教与异教的精神战争……有人通过写小说站在异教立场反基督教，有人通过写小说支持基督教反异教，精神之战打得惊心动魄？ 值得感谢的是，谷裕博士非常用心地解读了作品，即便在如今的大学里，据说连德语语言文学专业里也没有多少学生有热情读古典作品（有热情教古典文学的教师同样的少），毕竟还有我们这些从1970年代过来的热心读者。当然，从这本书中我学到的东西和我仍然感到困惑的东西一样多，但无论学到的还是仍然困惑的，毕竟都事关一个老问题：启蒙究竟怎么回事，在启蒙后的语境中是否能够透彻理解启蒙……毕竟，如今的大学状况正是启蒙的直接成果。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