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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三国演义》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山高等专科学校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5月9日至12日在安徽芜湖成功举行。来自全国１8个省、市、自治区的７０名学者出席了本届讨论会。据初步统计，中国大陆全年公开发表《三国演义》研究论文大约有8０余篇。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三国》的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是整个《三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又是基本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辛勤探索，本年度在这方面又有几篇值得注意的论文。 沈伯俊的《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9期转载），系统回顾了20世纪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历程：从20年代鲁迅率先提出“成书于元末明初”说，到30年代因郑振铎等人发现明代天一阁抄本《录鬼簿续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而使“元末明初说”得到学术界公认，再到80年代一批学者分别提出“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成书于元末”说、“成书于明初”说、“成书于明中叶”说等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作者认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目前这一方面仍是资料不足，见解歧异。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对此争论也很大。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往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要真正解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在基本事实的认定、新材料的发掘、研究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多、更踏实、更细致的努力。只要研究者们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原则，弘扬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既珍惜自己艰苦探索的成果，又尊重他人的一得之见，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友好切磋，取长补短，就一定能圆满解决这个“世纪课题”。 张志和的黄正甫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认为：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显然不是明天启间刻本，而只能说它的封面、《三国志叙》、目录是天启间刻，正文则是旧版。”文章从黄正甫本的正文找出三个例证来说明它早于嘉靖壬午（1522）本：（1）黄正甫本卷十三有关“伍伯”的两处叙述，在嘉靖壬午本中都变成了“五百人”，以致叙述错乱不通。（2）嘉靖壬午本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一节中有曹操“遂令扯碎其书烧之”一语，此句下有注云：“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而黄正甫本卷十《张松反难杨修》一节中，此句正作“操令破板焚之”，可见它正是嘉靖壬午本注中所说的“旧本”。（3）黄正甫本引用了60余首周静轩诗，时间“应当是在周隐居之后而未去世之前”，而“周静轩大体上是生活在15世纪的下半叶，最多活到16世纪初。”加之黄正甫本中没有尹直为诸葛亮作的赞词，“这也可确证黄正甫本的刊刻时间必在弘治甲子（1504年）以前，实比嘉靖壬午（1522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时间早二十年以上。”文章的结论是：《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黄正甫本就是它最早的刻本，罗贯中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以这篇《前言》为基础，张志和又接连发表《〈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载2000年11月8日《中华读书报》）、《〈三国演义〉最早刻本在国家图书馆发现》（载2000年12月13日《中国文物报》）等文章，反复宣传其观点，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应该指出，张志和多年来一直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笔者也曾多次介绍其观点（参见拙作《〈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八十年代以来〈三国〉研究综述》、《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诸文）；他的这篇《前言》，实为他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的《黄正甫刊本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一文的重申和发展。不过，我认为他的论述存在若干片面之处，有待仔细斟酌。而张宗伟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非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针对他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一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辨析，旗帜鲜明地提出：“黄正甫刊本不仅不是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而且是《三国演义》今存明刊本中出现较晚的一种，孙楷第先生把它定为明天启间刊本是可靠的。”我在《一九九九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中曾介绍过此文。张志和想必也看到过张宗伟此文，则应予以正面回应，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此外，邱岭的《楠木正成与诸葛亮――兼考〈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将日本战争题材文学的代表作《太平记》与《三国演义》进行比较，特别是有关“三顾茅庐”和“死诸葛走活仲达”这两个故事的对照比较，指出：“《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只能借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不可能来自《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或其他。”由于《太平记》成书于1368－1374年之间，因此，“对《太平记》产生了影响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必定成书于更早时候。明初不可能，至晚也应是元末较早时期。”文章进一步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大约成书于14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一推断，正好与杜贵晨的成书于1323－1329年间的说法（见其《〈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不谋而合。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的专家，邱岭的这一考证另辟蹊径而又颇有新意，值得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重视。 二、关于罗贯中的籍贯 罗贯中研究，历来是《三国演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一直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本年度在这方面出现了一批论文，其中关于罗贯中籍贯的几篇比较值得注意。 李灵年的《罗贯中研究七十年》（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认为真正的罗贯中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即1931年郑振铎等先生发现天一阁抄本《录鬼簿续编》起步的。文章评述了七十年来罗贯中研究中几个主要问题：（1）关于罗贯中对《水浒传》的著作权问题；（2）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3）关于罗贯中的籍贯；（4）关于罗贯中与赵宝峰的关系；（5）关于罗贯中的政治思想。其中籍贯问题部分，就罗贯中的原籍究竟在何处，分别介绍了“太原说”和“东平说”（即“东原说”）的来历、有关学者的主要观点和论据。作者认为：“尽管持‘东平说’者不少，但因没有更多新材料的发现而进展不大。相对而言，‘太原说’在新材料发掘的基础上，展现了较为广阔的天地。但学术研究不能只看一时的成果，何况迄今谁也拿不出确定不疑的铁证。所以我们主张诸说并存，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再求得共识。” 刘世德的《罗贯中籍贯考辨》（原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经补充、修改后，收入《〈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是他关于罗贯中的系列论文之一，也是有关“太原”说的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之一。其中心论点是：“罗贯中的原籍应该是太原，寄籍则是钱塘。”文章首先强调，《录鬼簿续编》中“罗贯中，太原人”的记载是可信的，无可置疑的，理由有七点：（1）“太原”二字是明文，不应轻易怀疑其真实性。（2）贾仲明与罗贯中是“忘年交”，不可能把罗贯中的籍贯弄错。（3）“太原”二字，见于罗贯中小传，按小传的文体要求，弄错的可能性几乎没有。（4）同时代人撰写的传记文字中关于籍贯的说法，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太原”说正是如此。而“东原”等说法则不是由罗贯中的同时代人提供的，其可靠性当然要大打折扣。（5）贾仲明和罗贯中都是北方人而流寓江南者，对罗贯中的原籍应当特别注意，不会弄错。（6）说“太原”为“东原”的讹误，没有能够站得住的理由。（7）在天一阁蓝格抄本中，前面的《录鬼簿》著录了三位太原籍的戏剧作家，后面的《录鬼簿续编》则记罗贯中为太原人，前三个都没错，惟独说第四个写错了，恐不会这么凑巧。文章提出，题署罗贯中的21种版本，包括《三国演义》13种、《水浒传》4种、其他小说4种，其题署与罗贯中本人没有任何瓜葛，完全是出自后世书商的手笔，因而是不可靠的。“东原罗贯中”的说法，来源于嘉靖本的庸愚子（蒋大器）序；而序中的“东原”其实是“太原”的讹误。作者的态度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信任宁可给予明初的、和罗贯中同时而又稔熟的贾仲明，也不给予那弘治时期的陌生人蒋大器。”刘世德的论述，比以往有关“太原”说的论文更富逻辑性，但也存在一些可议之处。 本年度没有出现阐述“东原”说的力作。不过，笔者仍然认为，“东原”说可以继续与“太原”说展开平等的争鸣，在暨互相辩驳又互相启发的过程中，逐步取得具有说服力的共识。 近十余年来，孟繁仁等持“太原”说的学者在山西清徐发现了一部明代隆庆元年（1567）始纂，清代同治壬申（1872）重修的《罗氏家谱》，卷首的《序》称其始祖于五代后唐时由四川成都府迁居清徐。他们结合有关资料，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于是便将“太原”说进一步延伸和坐实为“清徐”说。但是，其论文在年代、世系的计算等问题上尚有明显的漏洞，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是持“太原”说的学者，多数也未表示赞同“清徐”说。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6期转载），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是站不住脚的。看来，罗贯中籍贯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继续付出艰苦细致的努力。 三、关于《三国》的电脑研究 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社会。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正在成为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势，并逐步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展《三国演义》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亟需面对、有待开拓的重大课题。而现实情况是：尽管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电脑，但主要是把电脑用作写作工具，有时也利用网络查询和传递一些学术信息；而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对电脑和网络技术掌握程度偏低），真正利用电脑和网络进行《三国演义》研究尚处于酝酿和起步的阶段，迄今尚无一项成功的实例。这种学术性、技术性都很强的研究，迫切地需要一批既熟悉《三国演义》、又精通电脑的专家的积极参与和通力合作。 有见于此，身为计算机专家而又热爱《三国演义》的周文业撰写了《〈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开展〈三国演义〉研究一文》（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对这一重大课题作了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指出：“由于《三国演义》研究专业学术性强，从事的人员少，依靠传统的研究、传媒方式，效率很低。而将《三国演义》数字化，采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研究，肯定可以大大加快《三国演义》的研究步伐，并可能取得快速的进步和质的飞跃。”文章认为，《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包括基础工程和研究工程两部分。“基础工程包括：将目前所见到的全部《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建立《三国演义》基础数据库等。基础工程是为下一步利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三国演义》研究打下基础，提供详实、丰富的资料。”“研究工程是要在基础工程的基础上，再根据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水平，确定各种研究课题。在目前计算机还无法进行自然语言分析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展如版本、文字、语言等比较简章可行，且可产生实际结果的研究。等计算机在自然语言分析上有所突破，再开展利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三国演义》的内容、情节、人物描写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还特别强调，实施《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除了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之外，还需要《三国演义》研究人员和计算机应用人员的合作，特别是需要既熟悉《三国演义》研究，又熟悉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 周文业的探讨，得到沈伯俊的积极支持。第十三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之后，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决定发挥各自的优势，密切配合，共同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目前，这一工程已经启动，希望得到更多的《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和计算机应用专家的支持，大家群策群力，将这一宏大的工程逐步推向前进。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本年度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还有一些颇有质量的佳作。李伟实的《毛氏父子所称〈三国志演义〉俗本与古本考》（载《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按照毛本《凡例》中提供的线索进行跟踪调查，并将毛本与具有代表性的八种明代《三国》版本加以对照，得出的结论是：“毛氏父子把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两个系统的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统统贬为俗本，而毛氏父子自称得见的‘原本’或据以校正的‘古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的存在。实际上毛氏父子所说的那个‘原本’或‘古本’，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靠托古来抬高毛本的地位。其实，毛氏父子整理的毛本，其底本就是李卓吾评本。”分析细密而扎实。郑铁生的《〈三国演义〉叙事形态的时空关系》（载《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分三个层次论述了《三国演义》叙事的时空机制：（1）审美与现实的时空差――小说家对叙事时间的控制和调度；（2）视野焦点是小说家对叙事时空控制和调度的根据；（3）时空选择――小说家叙事控制机制下的审美体现。这种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三国演义》艺术成就的论文，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颇能启人思索。范道济的《〈三国演义〉叙事时距析略》（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指出在叙事时距的安排上，《三国演义》的确是后世历史小说的典范，很难找出一部作品能具有它那样把百年战争史转换为文学叙事时在时距安排上所体现的气度和魄力。而全书叙事速度最慢、情节密度最大的均集中在诸葛亮和关羽身上。曲沐的《超越之奇与超验之美――〈三国演义〉艺术论之一》（载《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不拘泥于史实、达到主体超越的历史小说，表现出一种出尘脱俗和出人意外的超验之美。文章归纳了这种超验之美的几个方面：（1）距离美；（2）模糊美；（3）神秘美；（4）传奇美。这种对《三国》美学特征的揭示，乃是精心研究的成果，很有新意。孟祥荣的《简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立场》（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将人们对三国历史的文化立场分为三种：主流的立场、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的立场。“罗贯中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使得他的叙述，既遵从了正史的叙事框架又重建了历史的意义，既认同了主流话语的某些价值原则又时而采取了批判的立场，从而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叙事理性而又对历史意义作出了新的阐释。同时，又藉着对历史的叙述，传达出士人的难于在现世中实现的潜在的深层意识和人生理想。”如此分析，可谓别具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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