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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久远的沉默，往往是一种久远的期待，期待着公平、客观的认知和耐心的品味。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他那部《生活的艺术》一书的自序中，列举了十来位他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杰出人物的名字。他赞扬这些人“全是不依传统的人，这些人因为具着太多的独立见解，对一切事物具着太深的感觉，所以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喜悦，这些人因为太好了，所以不能遵守‘道德’，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的眼中是不‘好’的”[1](P68)。他认真地预言，这些人物的名字“在中国恢复他们的重要地位，不过是时间问题”[1](P68)。 我不知道林先生是有意回避那位更富有“独立见解”、更具有挑战性的人物——兰陵笑笑生，还是同样漠视这位小说巨擘的巨大存在。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笑笑生要比林先生提到的张潮更“感觉敏锐”更“熟悉世故”；比袁中郎更“戏谑诙谐、独出心裁”，即同样“不依传统”，而富有更强的叛逆性。令人遗憾的是，早在1937年林先生作出的预言，在他提到的人物中，确实在今天一个一个地开始成为现实。而兰陵笑笑生和他那部给他招来无数灾难的《金瓶梅》，却始终不为更多的人认同，笑笑生仍然是一个“孤独者”，一个被看作是“另类”的人物，他的书还要被一删再删！ 时过境未迁，关于《金瓶梅》，过去了的时代如何看法，我们暂且撂在一边不去管它。而在今天，我还是看到了《金瓶梅》无论在社会上、人的心目中，乃至研究者中间，它似乎仍然是一部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书。而且我自己就发现，在一个时期内，我虽然曾殚精竭虑、声嘶力竭地为之辩护，原来我竟也是它的误读者之一。因为我在翻看自己的旧稿时，就看到了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和评估它的价值的矛盾，这其实也反映了批评界和研究界的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我已感觉到了，中国的批评界和读者看问题的差异，其中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研究者比普通读者虚伪。首先因为读者意见是口头的，而研究者的意见是书面的，文语本身就比口语多一层伪饰，而且口语容易个性化，文语则容易模式化——把话说成套话，套话就不真实；同时研究者大多有一种“文化代表”和“社会代表”的自我期待，而一个人总想着代表社会公论，他就必然要掩饰自己的某些东西。在这些方面，普通读者就少有面具，往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比如对《金瓶梅》其实不少批评家未必没有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但他们一旦写成文章就冠冕堂皇了。尽管我们分明地感到一些评论文字的做假，一看题目就见出了那种做作出来的义正而辞严，可是这种做作本身就说明了那种观念真实而强大的存在。它逼得人们必须如此做作。且做作久了就有一种自欺的效果，真假就难说了。《金瓶梅》竟然成了一块真假心态的试金石，这也够可笑的了。 首先，就拿《金瓶梅》最惹眼的性行为的描写来说，必须承认，在我过去的研究文章中就有伪饰。现在再读《金瓶梅》时似经过了一次轮回，才坦然地说出了自己心底的话：我们既不能苟同以性为低级趣味之佐料，也无法同意谈性色变之国粹，当然我们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的被无限夸张也有许多保留意见。现在，也许经过一番现代化开导，我们真的认识到，性行为所揭示的人类生存状态，往往是极其深刻的。因为，在人类社会里，性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可以提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得到美的升华，绝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所以，我一直认为《金瓶梅》可以应该必须写性（题材、主旨、内容这样要求），但是由于作者笔触过于直露，因此时常为人们所诟病。但是，我更喜欢伟大喜剧演员W·C·菲尔兹的一句有意味的话：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好，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糟，但没有任何东西是与之完全相似的。信然。 至于对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来说，我倒是更同意《小说美学》的作者阿米斯如下的一番话： 人们摆脱了动物状态，既能变成魔鬼，也能变成天使。最坏的恶和最好的善都属于心灵，而这二者都在文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再现。因此，对那些学会了阅读的人来说，他们的灵魂是染于苍还是染于黄都由自己掌握。[2] 基于此，再回到过去了的时代，我们非常欣赏清人张竹坡所写《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说的大实话：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只看见淫处也。固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 凡人谓《金瓶梅》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3] 在我看来，这位张竹坡先生的意见比国粹派、谈性色变者、窥私癖者以及伪善者更懂得如何读《金瓶梅》，包括如何看待此书的性描写。 具体到《金瓶梅》的内容，我们既看到了裙袂飘飘，也看到了佩剑闪亮。这场关于情欲的奇异之旅在语言的纠缠里达到了最充分的展现。西门庆对潘金莲、李瓶儿和王六儿等的性爱是疯狂的更是毁灭性的。也许这正暗含了不朽之经典的所能具备的原素。 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性”是一把美好和邪恶的双刃剑。而将“性”沦为卑下抑或上升到崇高，既取决于作家也取决于读者的审美与德性。 说句实在话，围绕《金瓶梅》中的“性”人们已经说了几百年（是不是还要说下去呢？）。但是，当我们把这个问题置于人性和人文情怀中去，对它的解读就真的会是另一种面貌了。人们认为最羞耻、去极力隐讳的东西，其实恰恰是最不值以为耻、去隐讳的东西。大家以为是私情的东西，其实也正是人所共知的寻常事。真正的私情的东西恰恰是每个具体人的感情，那是最个性化的、最秘而不宣的东西。而事实上，历史行程已走到了今天，人们对性已失去了它的神秘性、隐讳性。人们在闲谈中带些性的内容都已变成司空见惯的了，但谁又会将心灵深处和感情隐秘一一流露和轻易告之他人呢？为什么对性，就不能以平常心对待呢？性不需要任何理由，它只是存在着。在我们以往的《金瓶梅》解读中，对性的态度与行为往往是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其实，这对于小说的本质而言是徒劳的。小说最应该表现也难以表现的是人的复杂的情感世界和游移不定的心态。人的道德自律在于要正视纯粹、自然和真诚。评论界开始明智地指出：劳伦斯将性的负面变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并把笔下的主人公的性关系以浪漫的诗意来表现。而像已故的青年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对以往的道貌岸然的反讽中，将性价值全然中立化，他让人们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于平淡中体味人的温情，人性之美自然溢出。我当然理解，笑笑生不是劳伦斯、王小波；《金瓶梅》也非《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黄金时代》。我只是希望我们从中能得到这样基本的启示：在未来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将性的价值尽量中立化；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以及以平常心对待性，这也许会变得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丑。从小说美学角度看，笑笑生把丑引进了小说世界，从而引发了小说观念的又一次变革，这无疑是《金瓶梅》对中国小说学的一大贡献。然而习惯了崇仰真善美和看惯了英雄如云的时代，又极愿领略雄伟劲直的阳刚之美的中国读者，很难接受和发现笑笑生的意义。 其实小说艺术的空间正因丑的发现被大大拓宽了，晚出于笑笑生三百年的法国伟大的雕塑家罗丹才自觉地感悟到： 在艺术里人们必须克服某一点。人须有勇气，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气，人们仍然停留在墙的这一边。只有少数越过墙，到另一边去。[4] 罗丹破除了古希腊那条“不准表现丑”的清规戒律，所以他的艺术倾向才发生了质变。而笑笑生这位先行的发现者，也因推倒了那堵人为地垒在美与丑之间的墙壁，才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艺术视野。他从现实出发，开掘现实中全部的丑，并通过对丑的无情暴露，让丑自我呈现，自我否定，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升华，一种对美的理想的渴望和追求。于是一种新的审美原则随之诞生。 笑笑生敏锐的审丑力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艺术倾向已经不是一元的、单向度的、唯美的，而是美丑并举、善恶相对、哀乐共生的，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则在小说理念上又有了一次巨大发现，即“丑”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它清楚地表明，自己并非是美的一种陪衬，因而同样可以独立地吸引艺术的注意力。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确实没有一切美文学中的和谐和诗意，所以它缺少理想的闪光，也没有美的存在。它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丑的世界，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它如此集中的写黑暗，在古今中外也独具风姿。总之，在《金瓶梅》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虚幻的理想美，更少有通常小说中的美丑对照。因为作者没有用假定的美来反衬现实的丑。这当然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也使小说创作在传统基础上升腾到一个新的美学层次。因为所谓小说艺术的哲学思考的关键，就在于寻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人生、看世界、看艺术。这个视角越独特，那么它的艺术就越富有属于他个人的、别人难以重复的特质，这就是作家的原创性。笑笑生发现了“这一个”世界，而又对这一世界作了一次独一无二的巡礼和展现。 进一步说，对于一个读者来说，面对一部小说，首先要尊重、承认它的作者审视生活的角度和审美判断的独立性，我们无权也不可能干预一位古代小说家对生活的时代采取的是歌颂还是暴露的态度。事实是，歌颂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伟大；暴露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渺小。《金瓶梅》的作者构筑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误读），就在于他违背了大多数人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势，违背了人们眼中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而我们却越来越感到笑笑生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根本没有用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觉感知生活。《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别具一格，就在于笑笑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审视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现生活的视点的叙事方式。是的，笑笑生深入到了人类的罪恶中去，到那盛开着“恶之花”的地方去探险。那地方不是别处，正是人的灵魂深处。他远离了美与善，而对丑与罪恶发生兴趣。他以有力而冷静的笔触描绘了一具身首异处的“女尸”，创造出一种充满变态心理的触目惊心的氛围。笑笑生在罪恶之国漫游，看到的是绝望、死亡，其中也包括他对沉沦的厌恶。总之，笑笑生的世界是一个阴暗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灵魂搏斗的世界，他的恶之花园是一个惨淡的花园，一个豺狼虎豹出没其间的花园。小说家面对理想中的美却无力达到，那是因为他身在地狱，悲愤忧郁之中有理想在呼唤，然而在那残酷的社会里，诗意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一切才是《金瓶梅》独特的小说美学色素，它无法被人代替，它也无法与人混淆。 以上所言，实际上涉及到《金瓶梅》的整个“阅读行为”，即读者群和评论者如何首先拓宽阅读空间和调整阅读心态这样一个亟需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面对《金瓶梅》评论者是否“高级”读者可以不论，但他首先是一个读者，他的评论始于阅读，甚至与阅读同步，因此有什么样的阅读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阅读空间。在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阅读空间中，有多种并行的或者相悖的阅读方式和评论方式，读者可以择善而从，也可兼收并蓄，甚至可以因时因地而分别取用。但任何封闭的、教条的、被动的，甚至破坏性的心态都可以导致阅读的失败。对于《金瓶梅》这样惊世骇俗的奇书，面对这早熟而又逸出常轨的小说巨构，必须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的阅读，从而才有可能产生出一种开放的建设的创造的研究与批评。 是不是在我们捧读《金瓶梅》时，把它看作是一个有许多窗口的房间？你从不同窗口望去，看到的会是不同的天地，有不同的人物在其中活动。这些小天地有道路相通，而这些道路则又是由金钱、权力和肉体铺就的，于是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个完整的世界——封建晚期的明代社会。比如： 从一个窗口望去，我们看到了一个破落户出身的西门庆发迹变泰的历史，看到了他占有女人、占有金钱、占有权势的全过程，看到了一个市井恶棍怎样从暴发到纵欲身亡的全过程。 从这个窗口，我们看到西门庆家族的日常生活，妻妾的争风吃醋，帮闲的吃喝玩乐，看到了一幅市井社会的风俗画。 换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当朝太师蔡京等市侩化了的官僚群的种种丑态。 再换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不，在所有的窗户外面，我们几乎都看到了潘金莲的身影。她是《金瓶梅》中一个无所不在的特殊人物：一方面，她充当着作者的“眼睛”，迈动一双性感的三寸金莲奔波于几个小天地之间，用她的观察、体验、分析，将其连接成一个真实的世界；她又是一个发展中的人物，开关她被西门庆占有，而后西门庆的生命终点又是她制造的。因此，潘金莲这个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又比西门庆更显突出。 …… 总之，《金瓶梅》的许多窗口是朝着这些“丑恶”敞开着，读者置身其间，各种污秽、卑鄙、残忍、诱惑、欺诈、挑拨、陷害、闹剧、惨剧等等无不历历在目，尽收眼底。这是我们从文本背后一次次发现的精神意蕴。 这说明，要想解读《金瓶梅》，就需要一个开放而智慧的头脑，同时还需要一颗丰富而细腻的心灵。进一步说，它还需要营造一种自由的精神气氛、一种人文情怀。 正是基于以上的理解，我从整体上初步把握到了这部“另类”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凑、场面开阔、布局纷繁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金瓶梅》不像它以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它大致相近时间的《西游记》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和神魔为表现对象，而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中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药。 笑笑生勇于把生活中的“丑”作为主人公，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来给人看，展示出严肃而冷峻的真实。《金瓶梅》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捕捉力及时地反映出明代现实生活中的新矛盾、新冲突，从而体现出小说新观念觉醒的征兆。 笑笑生以无畏的艺术勇气把性和丑引进了长篇小说世界，于是他突破的同时也就发展了传统小说审美学，他引发的小说理念的变革也是不能低估的。 对《金瓶梅》，我说了不少“好”话，属于“褒派”，但我并未忘记，笑笑生的市民题材作品的贡献在于对市井生活的精细描绘，但它过多地认同了市民生活的价值观念，无助于当代精神生活（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的提升。这是事实，容不得否认。 时间是敌人，也是朋友，这印证了《金瓶梅》自“淫书”走向经典之作的无限可能性，它的艺术张力也会在历史行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直到现在，我还是说，《金瓶梅》是一部永远说不尽的伟大小说。 【参考文献】 [1]万平近．林语堂选集[Z]．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2]万·梅特尔·阿米斯．小说美学[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 [3]侯忠义，王汝海．金瓶梅资料汇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A]．文艺论丛（第10辑）[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