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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老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这本小说由七封信组成，写信者来自“世界科技与外包之都——印度班加罗尔”，他称自己为“白老虎——一位思考者与企业家”，收信人则是“中国，首都北京总理办公室，温家宝总理阁下”。这个叫巴尔拉姆·哈尔维的出租车公司老板，半夜在广播上听到中国总理即将造访班加罗尔，于是起意给他写一封信，讲述自己的经历。“哈尔维”属于印度的低级种姓，原意为“做糖果的人”。尽管印度早已废除种姓制度，但在民间，它仍具有划分阶层的效力。所以，主人公的低级种姓立刻使他的贱民状况不言自明，出身于社会底层，无钱无势，没有受过完整教育，少年起就在茶铺打杂——蝼蚁般的贫民生活几乎一眼就看得到底，熬到成年、结婚、生子、累死，就像巴尔拉姆·哈尔维的父亲——一个人力车夫——吐血而亡。然而，巴尔拉姆不是动物园里驯顺的动物，他是白老虎，丛林里罕见的野兽。为了摆脱被碾进泥土的命运，巴尔拉姆学会开车，从乡下来到大城市德里，并抓住机会成为富商阿肖克先生的司机。阿肖克的父亲正是从前横行乡里的豪绅“鹳鸟”(与绰号为“大水牛”、“野猪”、“乌鸦”的地主并称“四大禽兽”)。阿肖克先生留学美国归来，本以为能学以致用，但他那套美国方式迅速在印度法则前溃败，很快阿肖克也堕落了。巴尔拉姆这个表面忠诚的仆人，在一番算计之后，用一只威士忌瓶子敲碎了主人的脑袋，携巨款潜逃。他在班加罗尔开始全新的生活，开起一家出租车公司，俨然变身为成功人士，连警察局副局长都为他卖命。巴尔拉姆从不后悔曾杀人越货，因为“只要能体验一下不当仆人的滋味，哪怕是一天、一个小时、一分钟，这一切也是值得的”。 《白老虎》不仅是一个穷人的奋斗史，也是一个转型期社会的透视图。今日的印度，人口庞大，经济增长，传统文明与现代潮流激烈交锋，和中国颇有相似之处。小说中，巴尔拉姆的福地——班加罗尔——正是印度经济大发展的缩影。作为印度卡纳塔卡邦的首府，班加罗尔是一座美丽而令人骄傲的城市，素有“科技之都”和“印度硅谷”之称。早在1988年，班加罗尔就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全球十大高科技城市之一。2003年，印度软件出口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达125亿美元，这其中班加罗尔的贡献超过30%。然而，信息产业的发展并没有缩小贫富差距，改变印度全国普遍的贫困状态。就像《白老虎》所描述的，德里分为两半：“光明之城与黑暗之城”，富人们流光溢彩的西方化生活与旧城区牛粪遍地、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和厕所的赤贫状态对比鲜明。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印度号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但极低的教育普及程度加上不完善的选举、行政制度，使“民主”完全没有实行的可能。在巴尔拉姆的村子里，村民的选票即他们的手印，早就被村长卖给了出高价的候选人。 尽管小说以社会问题为指归，描写穷人悲惨的生活以及吞噬他们的社会机器，作者却认为它并非全然是“现实主义的”，而更像是一则变化中的印度社会的寓言，一个节奏迅捷的传奇故事。杀人犯巴尔拉姆改名换姓、成家立业后，仍旧保留着一张模糊印有他照片的通缉令，藏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夜半无人时，巴尔拉姆经常拿出照片在豪华吊灯的光影下把玩，并批评警察局用词不当，调侃“半数印度男人的面貌特征都和这张照片相符”。在写给中国总理的信中，尽管充斥着连篇累牍的惨事，主人公的语调却是讽刺调侃的、甚至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感觉。他用冷酷而有趣的尖酸慧黠，剖析有钱人的奇妙渴望、诉说穷人的无奈挣扎，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正是内容和语调之间的反差，使得整部作品读起来五味杂陈，蔓延着苦涩、辛辣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血腥的甜。 2008年，《白老虎》异军突起，击败萨尔曼·拉什迪的新作《佛罗伦萨的妖女》，获得当年的曼布克奖(The Man Booker Prize)。评委会主席迈克尔认为《白老虎》“展示出印度黑暗的一面”。作者阿拉文德·阿迪加在接受印度电视台NDTV新闻频道采访时，则否认自己刻意暴露印度当代社会的黑暗面、以博取西方世界青睐的做法。在一次访问中，他提到《白老虎》的灵感源于他作为新闻工作者在印度北部的经历，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人力车夫，“这使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印度。这本书就是力图呈现他们声音的一次尝试”。阿迪加发现“这些穷人和美国黑人的处境是相似的”。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阿迪加强调：“《白老虎》讲述的是一个追寻自由的故事，以及追寻那自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小说主人公是数百万在经济快速繁荣过程中被忽略的印度穷人之一，穷人一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叙事之外，缺乏文学的声音，但事实上，阶级矛盾也会派生出恐怖行为。” 阿拉文德·阿迪加，1974年出生于印度马德拉斯，高中时全家移民澳大利亚，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莫德琳学院求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曾在华盛顿和纽约工作，2003年以《时代》周刊撰稿人的身份回到印度，现居孟买。《白老虎》是他的小说处女作。阿迪加可谓土生却非土长的印度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度过。换言之，相较于东方传统，显然西方的思想文化对他影响更大，在观念、气质、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他生活在西方，受到西式教育。某种程度上说，《白老虎》更像是一个西方人在看印度，而并非本地人带着理解的同情去描述本国的苦痛与希望。在小说的开头，阿迪加描写了一场恒河边的水葬。恒河是印度的母亲河、圣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甘莫克冰川，全长2580公里，流域面积占印度领土的四分之一。印度教徒相信，在恒河里沐浴能洗去罪孽，洁净身心。死后，将骨灰或尸体抛入恒河，便能接近神明、升入极乐。恒河边的古城瓦拉纳西、沙德瓦、阿拉哈巴德是最著名的三座圣城，每天都有活人的晨浴和死人的葬礼，他们同时在一条河里浮沉，甚至相隔仅仅数米。这是印度教千百年来的传统，显然，阿迪加无法真正理解这种信仰对于劳苦大众的意义，他的眼光出自一具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身体，他说：“别去！总理阁下！我劝您千万别去恒河沐浴。水里都是什么东西呀！满是粪便、稻草、泡得腐烂的尸体躯干、腐臭的水牛，还有七种不同的工业酸！”他认为迂腐的信仰正是人民蒙昧的原因，加上印度古老的种姓制度、宗族关系，这些老灵魂和老阴影阻碍了新鲜阳光所带来的新生。他的愤怒、失望、焦急，使他不能静下心来，聆听每一首旧歌谣里必然包含的永恒性。 阿迪加说：“《白老虎》不是政治或社会声明。它是一部小说，其目的是要引起读者思考和娱乐读者。叙述者是一个有污点的人——一个谋杀者，他的观点当然不是我的观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读者思考。我越来越相信作为印度中产阶级生活的基石的主仆制度正在土崩瓦解，而它的崩溃又会带来更多的犯罪和不安定。这部小说是一幅濒临动荡的社会画卷。”实际上，他对印度的社会结构、政治运作的判断不失明智，他无法深入理解的是沉潜在一切社会问题之下的文化传统，这也正是这本小说不被许多印度人认可的原因。在印度的今生前世之间，他需要往过去走得更远、看得更多，因为未来的每一粒种子都隐藏在历史的褶皱里。 《白老虎》中，代表西方文明的是巴尔拉姆的雇主——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阿肖克先生和他的白人妻子平姬夫人。西风美雨荡涤了阿肖克身上的印度痕迹，他不嚼槟榔，也不刻意强调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区别，对待奴仆宽容开明，甚至会体谅对方的心情。然而，一场车祸使他那半生不熟的状态暴露出来。平姬夫人受不了印度生活的乏味，终日购物酗酒，终于因酒后飙车撞死了流浪者的小孩。阿肖克决定让巴尔拉姆顶罪，在印度，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那美式的开明、公正，瞬间便服从于印度的潜规则。后来车祸因无人报案，不了了之。巴尔拉姆在仆人房间里恐惧得不停颤抖，阿肖克却甚至懒得告诉他脱险的消息。这个半开化半土著的形象，极好地象征了西方的制度、思想在印度的水土不服状态。而这个国家亦正在新与旧、西方文明与东方传统间苦苦挣扎。 阿拉文德·阿迪加是第四个获得曼布克奖的印裔小说家，在他之前的是，萨尔曼·拉什迪(1981，《午夜的孩子》)、阿兰达蒂·洛伊(1997，《微物之神》)、基兰·德塞(2006，《失落》)。加上祖籍也是印度的奈保尔——早在1971年，他就凭《自由国度》获此殊荣——印裔小说家逐渐在西方主流文学界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洛伊一直并且现在依然生活在印度，其他几位基本从十几岁开始就定居西方，尤其是奈保尔，承认自己是“英国文化的养子”。所以，他们的作品无不体现出两种力量的融合与交锋，随之而来的有时是错位、有时是逆转、有时是夹缝中无比锐利而准确的眼光。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