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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拉奇在书中所言，“我们的逻辑充满了悖论”，在阅读《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时候，我能够清晰地辨认出，法拉奇在其中被某种“悖论”所折磨、所撕扯的焦虑，而《信》便是一个典型的内在精神分裂的文本。 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的法拉奇，建立起以“自由、平等、公正”这样一些宏大的人类终极性话语为基石的理性高度，超越性别局限，甚至让众多男性难以望其项背。但是，当法拉奇用纪实小说的形式触及女性与生育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在她一如既往的超越性别的理性高度之外，却应特别关注她的女性性别在此时的独特意义——必然有女性独有的生命经验与情感经验，促使她进行这样的一次写作。 法拉奇特立独行、个性强硬，并终生坚持不婚，于43岁时才有了第一次惊世骇俗的恋爱，并且因此怀过孩子。在生还是不生两种选择的挣扎中，在小心呵护与任性而为的矛盾中，在意识中想生潜意识中却不想生的撕裂中，胎儿在三个月的时候死于母腹。 按照某种说法，这是胎儿感应到母亲排斥和恐惧他的出生的真实情绪之后，所作出的“自杀”行为。如果这种说法过于文学化，那么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更为实在的说法：母亲对胎儿的排斥和恐惧情绪，会直接作用于身体，使子宫的某些功能发生障碍，从而对胎儿的正常发育产生影响甚至引发胎儿死亡。 这是法拉奇的真实人生经历，也是她在《信》中陈述的基本事实。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每一种针对作者个人私密经验的写作，都有一个潜在的强大心理动机，那就是：通过再创作，创造一种话语逻辑，借此宣泄心理积重，抚平自我心理创伤。这一过程正与心理治疗类似。据统计，大多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对自己所放弃的胎儿都有或多或少的负罪感，有人可以自我消解，有人则需要特殊的心理治疗。而这种心理治疗，通常是由心理医生引导，促使女性与自己所放弃的胎儿进行“对话”，释放渗透于身心的负罪感。在这过程中，一场彻底放任自我脆弱的痛哭与忏悔，通常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法拉奇如何强硬、如何理性，当她的身体中孕育胎儿的时候，来自母性的原始感情不可能不对她产生作用，而母性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直接来源于身体经验，它用身体作出反应甚于用大脑进行思考。 《信》中的大多内容，是法拉奇那发达的大脑在思考：一方面，她高歌生命的意义，申明“出生胜于虚无”，即便是要以痛苦和死亡为代价，出生也是值得的。另一方面，她又为放弃胎儿的生命不断寻找巨大的理由——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孩子的幸福而造，这个世界也并不遵循历史进步论而必将变得愈来愈公正和美好，所以，“出生”未必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母亲为了自己已有的生命利益，应该有权力否定胎儿的生命权利。 《信》就是在这样两个相反方向的不断撕扯中陷入内在精神的分裂。 法拉奇没有直面女性生命经验中独有的真实、具体、甚或形而下的痛楚，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对于生命大义的形而上思考对其进行了置换——她似乎成功了，她的那些有关生命大义的高谈阔论，似乎足以将读者的精神世界笼罩在一个形而上的封闭循环之中。但，骗人容易骗己难，她的真实痛苦却像一朵不曾凋谢的花朵，隐藏于她身体与情感的深处，鲜艳依旧。 当作品最后，法拉奇看着被置于玻璃杯中的死胎而大发宏论，说什么“我为自己以痛苦和死亡为代价将你从虚无中引出来深感自豪”的时候，在这样空洞虚伪的话语背后，我听到的分明却是一种真实的哭喊——孩子，我为将你归还于虚无而深感负罪！ 联系到法拉奇晚年极力反对堕胎这一事实的时候，我有理由相信：法拉奇终其一生都没有治好自己放弃胎儿生命而引发的情感之伤。从在《信》中为女性的堕胎寻找巨大的理论支撑，到晚年极力反对女性堕胎，法拉奇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极端方式取代旧的极端方式，为自己不曾勇敢承担胎儿的出生之重而赎罪。 她有忏悔的潜意识，却在意识里没有让自己彻底地柔软下来，彻底地臣服于自己真实的身体经验与情感经验，匍匐于母性的大地之上进行最卑微却也是最有效的忏悔。 《信》的写作时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法拉奇在《信》中的“精神分裂”，如果联系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则有可能得到一个更为可靠的解释。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女权主义的重心，不再是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财产权、选举权等等具体的社会权利，而是从文化层面切入对男权主义的批判和反抗。 一部分如法拉奇这样特立独行、理性发达、个性强硬的女性，在反抗男权主义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文化枷锁的时候，却由于用力过猛，而出现背离女性自身的倾向。 男权主义对女性的文化控制与束缚，是通过一系列欺骗性话语而实现的。比如，“生育是女性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母性是伟大的牺牲”等等欺骗性话语，将女性的人生价值局限于自然生理功能的发挥，是对女性个体价值的局限和贬低。部分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女性，在反抗这种男权话语的时候，则使用了不婚不育、否定婚姻价值、否定母性价值的武器。她们这种姿态，一方面正是对男权欺骗性话语的某种认同，另一方面，她们还在此基础上参与制造新的欺骗性话语，比如“要做职业女性就不能做母亲”、“要保持精神独立就不能结婚”等等。如此，女权主义走向否定母性这一女性的自然生理功能，将其看作是女性之身的沉重负累甚至耻辱，从而走向与女性自身的背离。 法拉奇的女权主义思想，基本正处于这样的一个层面。在《信》中，法拉奇反反复复在进行诸如此类的申诉：“孩子，我并不是为我做出这种选择(让胎儿出生)。我敢发誓，让你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欢乐。”“我没有找到我应该拥有一个孩子的理由，我绝不会由于有孩子的缘故而觉得世界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早先我为什么没有拿掉你(胎儿)呢？为什么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来让你残害我呢？” 如果一个女性将生育看作是对孩子的恩赐，而不是看作女性自然功能的实现以及女性对自我生命经验的完善，那么她从中所感受到的就不会是平和、满足与幸福，而是牺牲自我利益的巨大恐惧。法拉奇的胎死腹中，或许真的可以引用医生的话，“思想也是可以杀死胎儿的”。 显然，这种与女性的自然功能不共戴天的思想，不应是女性主义思想的真义所在。 女性主义经过将近200年的发展，时至今日，应该彻底抛弃那种与男权主义剑拔弩张而用力过猛的姿态，而建立和完善一种更为包容、更为宽厚、更具生长性和建设性的话语。 女性有权利选择是否做母亲。但，当一位女性选择生下孩子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对男权的屈从，更不意味着她对孩子的恩赐，而意味着她希望完善自己的生命经验、体验孕育生命的神奇，意味着她有能力、有勇气承担养育生命的重任。 当然，女性也可以选择不做母亲，但不必像法拉奇那样为自己的选择寻找大而无当的理由、冠冕堂皇的借口，正如男权诱使女性就范时所使用的大而无当的理由、冠冕堂皇的借口一样，一样的伪善，一样的远离生命真实。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为女性提供这样的环境：使她们既能够通过做母亲而实现自然功能、完善生命经验，又能够不以牺牲个体价值、个人追求为代价，那么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显然，女性主义的努力，应在促成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生成与完善。 我以为，法拉奇的《信》在当下引入国内，其意义不只在于其中所展露的对于生命大义的思考，或许更在于引发一种反思：在女性的自然功能与理性选择之间、社会角色与身体经验之间，应建立起一种真实的平衡，一种行之有效的、不欺人也不自欺的女性主义话语。女性主义话语应该时刻谨防用力过猛而背离自身的陷阱。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意)奥里亚娜·法拉奇著，毛喻原、王康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3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