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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三国志演义》（注：罗贯中此书原名究竟叫什么？今见诸明刻本卷端除附加“按鉴”、“精镌”等许多词语外，书名或题“三国志传”，或题“三国志通俗演义”，或题“三国志”，或题“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等等。考小说史，其书名乃依傍陈寿《三国志》而来。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诚德堂熊清波本有《序》亦曰：“《三国志》一书，创自陈寿，……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明白易晓，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云。故知罗氏原著书名无疑不叫“三国演义”，今姑通称而谓之《三国志演义》，以俟后考。拙作《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辨》（载《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已叙说之，可参见。）早期刻本很多，诸明本的书名题署各有异同，先后参与整理者也甚夥，而其原本为罗贯中所编撰，则成为学术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一 近年来，有的学者以为《三国志演义》编撰者不是罗贯中，因为这部小说的某些明代“梓行”本（如黄正甫本）并未署作者姓名，而这黄正甫本却被认为是最早的刻本。因此，问题的澄清还须从版本谈起（按：关于黄正甫本的详细讨论拟另具文，此处只对涉至原编撰者与相关的问题略作旁及而已）。 众所周知，《三国志演义》成书后，长期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明弘治七年甲寅(1494)庸愚子（金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弘治七年此序只提“誊录”传抄，不及当时有刊刻之事。到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关于修髯子（关西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乃托称有客请求刊刻，以传“四方”，于是才有了刻本。这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事（注：今人沈津先生认为此前或有刻本。他在上海图书馆所藏明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上，发现改装用的衬纸中有《三国志演义》残叶，谓据残叶“衬纸的字体、纸张、文字等进行鉴定，此种刻本应在明嘉靖刻本之前，或在明成化、弘治间。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载此刻之行款，当另一新版本也。”见《文献》季刊1990年第2期第200页。 陈按：1989年10月在沪开会时，当月20日曾专往观看该残叶。所见此刻确为未著录的早期明刊本，半叶12行，行22字。但其年代的最后鉴别，尚待进一步的充足证据，故而暂时未敢苟引。况且，今见之所谓“嘉靖元年本”（即“人文影本”的底本）并非此年刊印。其真实的刻书时间还需要重新确定。当然，真正的嘉靖元年本也有待查找。至于嘉靖元年前的刊刻问题，并不排除存在的可能性，但要等真实可靠的发现来作结论，目前只好暂从修髯子（张尚德）《引》之说。）。 不过，今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下称“人文影本”），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底本是明嘉靖元年壬午张尚德刊刻的，但是事实上未必如此。从同系统的夏振宇刊本（注：夏振宇本的板心刻“官板三国传”，可见其母本为官版，尽管分卷不同，正文与注也有所加工，且有不少错误，但是从总体来看，夏本与“人文影本”有许多相同或接近的地方（包括误文误注），而且其卷首也有明嘉靖壬子（午）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夏本的祖本当是嘉靖元年张尚德“小书庄”刻本（或其底本），与“人文影本”的母本（或祖本）同出于一源，只是各自在历次翻刻过程中又进行了不同的整理和修饰。因此，通过夏本当可窥探嘉靖元年张尚德原本的某些面貌。）来看，尽管夏本晚出而且有许多加工整理，却也保存了嘉靖元年原刊的某些文字。下面仅举数例以略说之。例一，“人文影本”底本有脱文。如卷首庸愚子《序》，夏本写“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读到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这里有两个“读到”，乃正是原文骈体对句的提示需要。但“人文影本”此处缺失后一个“读到”，显然是其底本刊落的缘故。又如夏本此《序》分析曹、孙、刘三家时，指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立心操行，又非老瞒可议。”接着说刘备“君臣契合，辅成大业”。这里其实也是评说三家的用人，以为刘备“君臣契合”乃最上，孙权“得人”的“立心操行”为其次，曹操则又无可与孙权相比。前后呼应，意思层次分明。但是，“人文影本”却刊落“立心操行”四字，那末东吴孙氏所用人之“得”便隐然不显，也模糊了三家“得人”的差别，此当非嘉靖元年本的原来面貌。例二，“人文影本”底本有误字，夏本可正之。如夏本修髯子《引》，谓此书“简帙浩瀚，缮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缮本”，即抄本。《后汉书》卷八十四《董祀妻传》载曹操问蔡邕遗书，邕女琰因书已流失，“罔有存者”，乃凭“诵忆”而“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缮书”，即抄写所成本也。按因《三国志演义》“简帙浩瀚”，此前只有“誊录”相传而抄写工作繁重，所以这里才说“缮本甚艰”。然而，“人文影本”此《引》“缮本”作“善本”，非也。通常所谓“善本”乃指珍贵难得的版本，虽然也包含有抄本在内，但是当时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明嘉靖元年此《引》不可能称其近代小说为“善本”，故知此处当以夏本为是。例三，“人文影本”底本经过文字修饰，删除了一些“忌讳”性的细节描写，而其母本（或祖本）某些文字则从夏本中可以看得到。如夏本所保留对关羽、诸葛亮的一些微词，当为未加修饰的祖本原有，但不见于“人文影本”。又如“人文影本”写曹操得冀州后，“操自统大军征袁谭，直抵平原。谭料非敌，遂弃平原，走保南皮。”而夏本在“直抵平原”与“谭料非敌”之间，还有一段约十二行近三百个较为朴实的文字，描写袁谭向刘表求救，表听刘备“只宜养兵自守，彼虽求援，切莫妄动”之计，遂贻书拒绝。如果说刘备在白门楼落井下石，是因为吕布曾经抢夺过他的地盘，其负“射戟”之恩似尚为情理中事。但是，袁谭既与他并无嫌隙，而又在他穷途匹马来投时，还曾亲自迎奉而待之为上宾。袁谭有大难，刘备理应设法救援，今却反而阻止刘表出兵，其行为实在鄙劣。这种有损于刘备形象的描写，在尊刘贬曹倾向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后出的夏本是不可能擅自增添的，而当是保存原本之所有。例四，“人文影本”底本的正文又有挖改的明显痕迹，当非原本所为。如夏本写鲁肃过江邀孔明，说：“孔明之兄为江东参谋官，望公既久，……愿请公同见孙讨虏，共议大事，若何？”这里鲁肃直呼之“孔明”。但是“人文影本”的底本此处进行了挖改，将“孔明”二字改作“贤公”，殊不知通检全书并无称谓孔明作“贤公”之词语。这里的挖改，显然不是因为校正文字的需要，实亦乃为尊刘而敬重孔明之缘故（注：《三国志演义》写孔明被称为“大贤”、“公”等，“人文影本”的底本经过挖改而合称之为“贤公”。但“贤公”之谓，亦不见于尚保存对孔明有某些微词的夏本等。）。如此等等，可见“人文影本”及其底本并不是明嘉靖元年张尚德“小书庄”的原刊本。如果把“人文影本”当作嘉靖元年原本，并以此为坐标来判断、分析或研究《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及其年代问题，所作的结论无疑将不会是十分可靠的。况且，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传抄以及后来诸多的增改刊刻，《三国志演义》的版本问题已变得十分复杂，而且依据刊刻的先后有时也还并不足成为证明其对原书接近程度的唯一标尺。 今有学者认为，黄正甫本是刻于明嘉靖元年（甚至是弘治十三年）以前的最早刊本，此本未署作者名，于是便否定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诚然，属于“三国志传”系统的黄正甫本中的某些文字，应该说仍保存其祖本面貌而可能比较接近于罗贯中的原书。所以，拙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曾将此本与“人文影本”有关诸葛亮形象的描写进行了比照。不过，我至今仍然还认为此本刊刻时间晚于“人文影本”的底本，孙楷第先生据序末题署而确定为“明天启间”刊的说法，还当是可信的。今仅就有关问题作如下简述，并向方家请教。 首先，从刊行者其人的年里与刻书活动来看。（一）黄正甫乡里。此本卷端题“书林黄正甫梓行”，全书卷末木记又作“闽芝城潭邑艺〔书〕林黄正甫刊行”。刊行者为黄正甫，是学术界确认而没有争议的事实。按《明史》卷四十五载，建宁府下辖建阳县。据明清地方志记述，“芝城”即建宁府的别称，“潭邑”则为建阳县，此“书林”乃特指建阳县崇化里书林地方（注：芝城，据清康熙《建宁府志》载，因府城南有紫芝山（古代产紫芝）而得名。“潭邑”（或又作“潭阳”），明万历《建阳县志》载：“建阳县古有大潭城。闽粤王无诸筑城于上，以拒汉。下瞰大溪，潭水泓澄，故以名焉。”书林，方彦寿《建阳刘氏刻书考》（上）说：“在建本中，凡出现‘书林’二字，均指崇化书林”。又说：“建阳崇化里村外歌乐山上，历史上曾有一座书林门，门的上方即大书‘书林门’三字，系出入书林的古驿道的必经之地。”（见《文献》季刊1988年第2期第208页））。明代当地著名刻书世家，如余氏刊本等亦多自题“闽书林”、“闽建书林”、“建邑书林”、“书林”云云。由此可见，黄正甫乃是福建建宁府建阳县崇化里书林（今书坊乡）人，其所刻的是明代数量甚多的闽建本《三国志传》中之一种。 （二）主要家世与生活年代。南宋理学家黄幹（朱熹弟子、女婿）曾寓建阳，有子遂定居于此。据清刻《敕建潭溪书院黄氏宗谱》记载，其后裔黄尚问(1299～1383)入赘至崇化里，黄正甫（名一鹗）即尚问之十世孙。 此《宗谱》又载：一鹗（即正甫）父名黄世茂。“世茂公之子，讳一鹗，字正甫。妣江氏成女。生卒俱失考……生子三：国荣、国堂、国丙。”世茂尚有子黄一方，即正甫胞兄。此谱又云：“一方公长子，讳国聘，邑庠生。万历十三年乙酉九月初五日（生），殁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初十日。”（注：见方彦寿文（《文献》季刊1989年第3期第241页）及其惠函。）今依当时一般民间习俗来推算，男子年十八娶亲，约二十岁前后得长子，那末由黄国聘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上推，黄一方则当约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前后出生。黄正甫在《宗谱》排名上，是黄一方紧邻相接的胞弟，如果他比其兄少三至五岁或稍后些，则约当生于明隆庆三至五年(1569～1571)或稍后。按明隆庆只有六年，由此而知，黄正甫主要活动年代大约在明万历、天启期间。这也许离事实并不会太远（尚可参见下文）。至于说黄正甫大约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以前，即他出生前约七十年左右，便已经“梓行”这部《三国志传》，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三）刻书活动。黄正甫刊本除《三国志传》外，今所知见的还有刊行于明万历年间的其他通俗畅销书。 《兴贤日记故事》四卷，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刊，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卷一端题“新镌徽郡原板校正绘像注释便览兴贤日记故事”，“洪都詹应竹校正”，“书林黄正甫梓行”。书末有木记题“万历辛亥孟夏月／书林黄正甫绣梓”（注：关于《兴贤日记故事》一书，承蒙日本新𣺅大学副教授中川谕博士协助调查并寄来书影，谨此致谢。）。 《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一卷，现亦藏日本内阁文库。卷端题“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此书上图下文，每半叶有两则行孝故事，全书六叶共二十四则君臣行孝故事。此书与《兴贤日记故事》合为一册（其编叶：前《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从第一叶始至第六叶；后为《兴贤日记故事》，从第七叶始至书末（注：关于《二十四孝日记故事》，参见福建省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学者方彦寿先生、日本学者中川谕博士等惠函及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惠赠的书影。对于以上学者的盛情支持，深表谢意。）。陈按：以上两种同时合编入此丛刻本，俱为黄正甫所刊。故日本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类书と庶民教育》一文录载作：《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万历辛亥（三十九年）‘书林黄正甫绣梓’”。 《精选古今诗词筵席争奇》三卷，“明万历书林黄正甫”刊，见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一著录。按当时此类争奇体裁作品十分风行，如明万历、天启间建阳书林余氏萃庆堂就刻有当代作家邓志谟的六种“争奇”各三卷：《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童婉争奇》（有天启四年序）、《蔬果争奇》（有天启四年序）、《梅雪争奇》（注：邓志谟，名灵，号景南，别号竹溪散人、亦号百拙生。今人孙一珍说他“生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左右，卒于天启四年(1624)以后”，是“在万历和天启年间多产的作家”（见《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第72、78页）。邓志谟著述颇丰，有小说、戏曲、“争奇”系列作品，以及通俗日用类书等数十种。余泗泉萃庆堂刻其书最多。但是邓志谟作品，今多流失国外。据金文京教授《晚明小说类作家邓志谟生平初探》说，邓志谟六种“争奇”作品都为余氏萃庆堂刻，余刻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五种、龙谷大学一种。除此之外，所见《山水争奇》三卷，尚有明天启间清白堂刻本，存“康生”藏书印。 此外，另《茶酒争奇》二卷，天马山人（朱永昌）撰，明天启四年(1624)甲子清白堂刻本，亦有“康生”藏书印。 由上可见，明万历、天启间“争奇”体作品风行一时，黄正甫书坊刊刻《筵席争奇》是毫不为怪的。）。其《山水争奇》三卷，还有明天启间建阳书林杨氏清白堂刻本。黄正甫所刻《筵席争奇》当也是时尚畅销书。 由上可见，黄正甫其人主要生活年代及其刻书活动都是在晚明时期。 其次，再从黄正甫所“梓行”的《三国志传》来看。 此书乃孤本，今仅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图）。据原北平图书馆旧卡记录：“《三国志传》二十卷八册，明书林黄正甫刻本。购订处：邃雅斋（北平琉璃厂）购。收到日期：（民国）24（1935年）／3（月）／11（日）”。是1935年原北图从琉璃厂书肆购得的。所见八册乃金镶玉重装本，入藏前当已为之。有学者说：“黄正甫刊本的封面、叙、目录是天启年间重印时补配的”；而正文是“今见”之“最早刻本”（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即正文比“叙”、“目录”早，其“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见《〈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因此，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关于正文。从各卷卷端所刻的书名来看，此本首卷端题“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第七卷同，第二卷只缺“全像”二字、第八卷“新刻”作“新镌”二字）；然而，第三卷端题“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其第四、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卷端题都同第三卷。此书共十六卷卷端刊刻有“京本”二字，全二十卷卷端都题“新刻”、“考订”等字样。何谓“京本”？郑振铎先生说：明代闽地书铺，“凡翻刻南京、北京书，皆冠以京本二字，以示来源，有别杜撰”（见《西谛书话》第60页）。可见黄正甫是据“京本”（这里当指南京刻本）翻刻的，当然也不排除他利用先前已翻刻“京本”而成的部份旧板来印行，无论属于哪种情形，都是曾经加过工（所谓“考订”、“按鉴”等）的“新刻”。既然有“京本”在先，黄正甫本就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事。即使以为“新刻”、“京本”云云是一种商业宣传手段，那末这种宣传的本身，无疑也透露出当时已经出现了《三国志传》众本纷呈而黄正甫本并不“最早”的消息。 今见黄正甫本正文的一些文字，未必都能算得上“最早”。以其卷之二《曹操兴兵报父仇》段对曹操在兖州招纳贤士的描写为例，来与余象斗双峰堂刻本《批评三国志传》（下简称“余本”）相比照，不难发现其多处文字是经过改易的。(1)“余本”写郭嘉推荐刘晔，说他“十三岁与母报仇，杀仇人头拜墓；二十馀岁在扬州席上砍杀刚强郑宝，名闻淮海。”而黄正甫本则删去杀人之事，并把刘晔从“光武嫡派子孙”改为“光武宗派”。“余本”写荀彧推荐程昱时，说他“身长八尺三寸，美须髯，眉清目秀”，黄正甫本也加删除。这些是因为强化尊刘贬曹倾向的需要。(2)“余本”写曹操访请程昱，“遣人于乡中根问，果得消息于山中读书”；黄正甫本改写作“操遣人于乡中访问，在山中读书”。又，“余本”写夏侯惇推荐典韦时，对曹操谈其发现典韦的经过：“某（惇自称）于中山射猎，见一大汉逐虎过涧，问之即典韦也，收在军中久矣。”而黄正甫本改作“惇于山中射猎，见此人逐虎过涧，收在军中久矣。”显然，黄正甫本的这些文字经过了改易，尽失其本色；而且将“根问”改作“访问”，将“一大汉”改作“此人”等等，使活生生的口语变成僵硬的书面语。(3)“余本”写曹操招纳人才，在列举四位谋士姓名后，谓“更有五十七人不录”；接着又列出“文武兼全”者、“武将”名单，随即说“多有部下之人，不及录亦多。部有精兵三十万。”黄正甫本保留了“余本”前句“更有五十七人不录”的文字，却将后句“多有部下之人，不及录亦多”等大加删改。经过一番修饬，黄正甫本的文字确实是简洁多了，但留下的斧凿痕迹也十分明显。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到，黄正甫本的某些文字不可能比“余本”更早，而“余本”刊刻的确切时间是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 （二）关于“叙”、“目录”等正文卷前文字与所谓“封面”问题。单就字体而言，很难断定这些卷首资料与正文刊刻时间的前后。因为一家书坊不会只有一个刻工，而一个职业刻手也不会只熟悉一种字体。同期刻印的正文，可能有时与卷首资料的字体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如要对这个问题作鉴别，还需再从其他方面来探索。 黄正甫本卷首目录的段数与段目，与正文互有异同。(1)黄正甫本二十卷，每卷十二段，所以卷首《目录》末云：“首尾共计二百四十段”。但是，除了缺叶外，今所见正文失刻了四则段目，实只存二百三十六段。即卷之二缺刻原第七段段目（按卷首《目录》此段作《李催［傕郭玘［汜］杀樊稠》。“余本”、乔山堂本同黄正甫本的卷首目录。下凡如此，俱简作：“同某本”），卷之五缺刻原第十二段段目（按卷首作《曹操乌巢烧粮草》，同“余本”、乔山堂本），卷之十二缺刻原第五段段目（按卷首作《曹操试神卜管辂》，同“余本”），卷之十九缺刻原第十段段目（按卷首作《姜维祁山战邓艾》，同“余本”、乔山堂本）。黄正甫本正文虽然不刻这些段目，但是其内容与文字依然保留，而且描绘这些故事的上图也照刻不误。今见这些故事图，依次为：“李ｊｕé＠⑤席上计斩樊稠”（卷一）、“曹军烧绍乌巢粮草”（卷五）、“操令管辂卜左慈事”（卷十二）、“司马望救邓艾出阵”（卷十九）。足见这些卷首目录是正确无误的，而恰恰只是正文应有的这些段目漏刻了，却并非原本（或祖本）正文就是如此。(2)卷首段目文字与正文不尽一致，在明闽建刻本中是并不罕见的。黄正甫本有这种情形，其他建本也都不乏其例。如“余本”卷八正文段目《诸葛亮计伏周瑜》，而卷首作《孔明智伏周瑜》；汤宾尹校本《三国志传》（下称“汤本”）卷二十正文段目《司马炎复夺受禅台》，而卷首作《□□□［司马炎］复受魏禅》；乔山堂本《三国志传》（下称乔山堂本）卷二正文段目《刘玄德北海解围》，而卷首作《刘表［备］北海解围》等等。至于黄正甫本卷九正文段目《赵云智取桂郡》、《黄忠魏延献长沙》，而卷首作《子龙翼德各得郡》、《关索荆州认父》；卷十二正文段目《瓦口关张飞战张傕》，而卷首作《张飞关索取阆中》，这是因为正文删改了关索故事而另题段目的结果。其实，这种情况全同于乔山堂本，而乔山堂本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万历四十七年(1619)，比明天启三年(1623)才出现的黄正甫本要早许些年头。这里还应该附带地指出，乔山堂本的卷首目录存有卷十二之段目《曹操试神卜管辂》，正文删去此段目（黄正甫本同），并将此段正文紧接于上段末（黄正甫本与之大体相同），只不过乔山堂本正文删去描写管辂的文字比黄正甫本要多得多，故其卷首似已完全没有必要保存此段目。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学者提出乔山堂本的卷首文字要比正文晚刻的看法。因为这些并不能用以证明正文与目录之间刊刻的先后。 黄正甫本卷首《目录》之前有癸亥（即天启三年）博古生《叙》，其后有《君臣姓氏附录》。正文有些错字，《君臣姓氏》中也可以找得到。如卷二写夏侯惇推荐典韦时，曾说：“此人乃陈留巴吾人也”；《君臣姓氏》之魏国臣纪也载：典韦，“陈留巴吾人。”其实，“巴吾”乃为“己吾”之误。按陈寿《三国志》卷十八本传载：“典韦，陈留己吾人也。”又，《后汉书志·郡国三》亦记陈留郡下有“己吾”县。可见正文与《君臣姓氏》都一起错了。又如黄正甫本往往将“阿”字误作“河”。正文卷二写曹操“留荀彧、程昱领军三万，守鄄城、范县、东河三县”；《君臣姓氏》之魏国臣纪亦谓程昱“东河人”。但据《三国志》卷十四、《后汉书》，“东河”俱为“东阿”之误（“东阿”，时属兖州东郡）。正文卷三写孙策移家属于“曲河”并曾以“曲河”为据点，此“曲河”即“曲阿”。黄正甫本正文错误与卷首《君臣姓氏》之如此划一，也难以令人相信正文与卷首刊刻时间距离竟达一百二十多年之久。 至于说到黄正甫本的“封面”，更令人十分惊讶。因为今见此书根本没有封面。所谓古籍的“封面”，刘国钧先生《中国书史简编》说：“书的起首处总有题着本书名称的一叶，现在称为书名页，从前称为封面叶或内封面。现在称为封面的一页，从前称为书皮或护封，是不计算在全书之内的。”“国图”入藏的此书已缺失封面叶，所见题有“三国演义二十卷 明书林黄／正甫刊本”字样的外叶，其实就是书皮（即俗称“书衣”）。上文已经说到，“国图”所藏此书乃是民国年间金镶玉重装本。今见原书叶内，已加有稍大于原宽长尺寸的衬纸。此书皮大小尺寸俱同于衬纸，再从其纸质与色泽来看，书皮纸也当产于民国时（最早不过于清末）而不可能到明代后期。所见书皮是民国间重装时加上去的，根本不是明天启三年的原物；况且书皮上的字样也并不是刻印的，而是重装后用墨笔添写上去的。因此，将民国年间重装时所加的书皮当作明天启三年之物，并用以为刊刻时间先後的例证，实在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丝毫不能说明问题。 综上所述，黄正甫本尽管有一些文字比较接近《三国志演义》原著，但它刊行于明天启间而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这当是无可变更的事实。晚明时期，在《三国志演义》被大量刻印的情况下，人们既已熟知其原编撰者是谁，而省刻罗贯中的名字是不足为怪的，并不一定是要对其著作权提出挑战，更何况黄正甫本又没有对作者问题提出新说法。后来的毛本《三国志演义》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今见最早的毛评本是清康熙十八年刊出的《四大奇书第一种》，亦不署原编撰者姓名（后来的毛本都如此），此时批评者毛宗岗本人尚还在世。其实毛宗岗并非不知道。早在康熙初年，他曾协助瞽目的父亲毛纶评《琵琶记》而成《第七才子书》，并在其代父执笔的《总论》中说：“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记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又说：“予因叹高东嘉《琵琶记》与罗贯中《三国志》皆绝世妙文，予皆批之”云云（注：引文见清成裕堂刊本《第七才子书》卷首。有关毛评本，可参见拙作《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可见毛宗岗并非否认罗贯中的著作权，而只是忽略了原编撰者的署名权。黄正甫本亦当如此。所以，在著作权观念十分薄弱的古代，尤其是对流传已久而群众熟知的小说作品，书坊有时省刻其原编撰者的姓名，当时人们对此是不难理解的。 二 明代的记载屡屡不绝，可以证实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 第一，明代著述的记载。 （一）书目簿录： 著名藏书家高儒有自序作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的书目著作《百川书志》，其卷六《史部·野史》记载：“《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十］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按高儒是涿州人。这位北方的私人藏书家，其藏书簿录已经记载了《三国志演义》并确认原编撰者是罗贯中。 （二）杂著叙录： 文学家郎瑛(1487～1566)笔记集《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又，此书卷四辩关羽怪诞事时，说“玉泉显圣，罗贯中欲申公冤，既援作普净之事，复辏合《传灯录》中六祖以公为伽蓝之说，故僧家即妄以公与颜良为普安侍者”云云。按郎瑛是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其《七修类稿》有明嘉靖间刻本。今姑暂且不论籍贯问题，但从郎瑛书中，可以看到当时江南地方已经熟知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 文学家胡应麟(1551～1602)所著《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在谈及施某编《水浒传》时，说：“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按胡应麟，浙江兰溪人，明万历四年(1576)举人。家中藏书极富。所谓罗本乃施某“门人”说姑先勿论，但他对《三国志演义》的编撰者问题也是确信无疑的。 （三）小说序跋： 明代小说的序跋很多，其作者姓名或有伪托。今以明本所刊为据，大致可免误将清人作品混入。 先说《三国志演义》的序文。最早的作品是明弘治七年(1494)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此时，罗贯中之书还只处在传抄阶段。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钟陵元峰子《三国志传加像序》，说：“……而罗贯中氏则虑史笔之艰深，难于庸常之通晓，而作为传记，”又，万历二十四年(1596)诚德堂熊清波刊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卷首有《重刊杭州考正三国志传序》，说“《三国志》一书，创自陈寿，……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明白易晓，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云云。这些都明确承认罗贯中的著作权。 再说其他明刻的许多小说序文，也都载及此事。如万历四十七年(1627)龚绍山刊本《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卷首有题林瀚《序》。其开端便说：“《三国志》罗贯中所编”云。明带月楼刊本《东西晋演义》卷首有杨尔曾《序》，谓曰：“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古今小说》绿天馆主人《叙》说：“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明刻本《今古奇观》笑花主人《序》：“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新列国志》可观道人《叙》：“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等等，也都明白无误地确认罗氏为原编撰者。 第二，明代的版刻记录。 根据知见版本的首卷端题，明确著录罗贯中为原编撰者的《三国志演义》诸刻本，今大体依照年代顺序而记述之。计有： 嘉靖元年(1522)序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按今见“人文影本”及其底本虽非嘉靖元年原刊，但其原刊本卷首题刻当作如此，故记录之。又，以下只记有关罗贯中及刊行者的题刻；凡刻“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或类似字样者，俱略而不再记录。） 嘉靖二十七年(1548)序本：《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十卷，“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书林苍溪叶逢春ｃǎｉ＠⑧像”。（按卷首序末题“嘉靖二十七年岁次戊申春正月下浣之吉钟陵元峰子书”。） 万历十九年(1591)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书林周曰校刊行”。（按卷首《引》后有云：“万历辛卯季冬吉望刻于万卷楼”。） 万历二十年(1592)本：《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二十卷，“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书坊仰止余象乌批评”、“书林文台余像斗绣梓”。（按末卷尾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 万历二十四年(1596)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二十卷，“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书林诚德堂熊清波锲行”。（按木记云：“万历岁次丙申冬月诚德堂熊清波锲行”。） 万历三十三年(1605)本：《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二十卷，“东原贯中罗本编次”、“书林少垣联辉堂梓行”。（按卷末木记：“万历乙巳岁孟秋月闽建书林郑少垣梓”。） 万历三十九年(1611)本：《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二十卷，“东原罗贯中编次”、“书林云林郑世容梓行”。（按有木记：“万历辛亥岁孟秋月闽书林郑云林梓”。又，魏安谓此种是郑少垣联辉堂本的“翻印本”。） 万历三十九年(1611)后（？）本：《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二十卷，“东原罗贯中编次”、“江夏汤宾尹校正”。（按此本刊刻时间，从周兆新先生说。） 天启崇祯间（？）本：《新锲京本校正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二十卷，“东原贯中罗本编次”、“书林冲宇熊成冶梓行”。（按卷二端题“书林种德堂熊冲宇梓行”。此本封面称“刻卓吾李先生订正三国志传”，其刊刻时间当在“李卓吾”评本风行之後。魏安说在“天启崇祯间”。） 崇祯间本：《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二十卷，三国部分题“元东原罗贯中演义”、“明温陵李载贽批点。”（按此本版心题《二刻英雄谱》。有熊飞馆本。） 明清间（？）本：《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六卷，“元东原罗贵志演义”。（按“罗贵志”疑当为“罗贯忠［中］”之形误。又，此本刊刻时间，可参见岑桦《六卷本三国志简记》，《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六卷本三国志》。） 此外，夏振宇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首卷端题“后学罗贯中编辑”，夷白堂刊本《新镌通俗演义三国志传》题“后学罗本编次”，藜光堂刊本《精镌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传》题“元东原罗贯中演义”，杨美生刊本《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题“元东原罗贯中演义”，□［书］林魏氏刊本《二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题“元东原罗贯□□□”等等。除少数刻本不署名外，大量的明刊本都题刻罗贯中为《三国志演义》的原编者。 以上可见，长篇巨著《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即罗贯中。这应该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3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