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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周先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周先慎教授。 只要一提到《金瓶梅》，人们脑子里马上会跳出潘金莲的名字，并冠之以“古今第一淫妇”。为了跟西门庆“偷情”，害死丈夫，何其毒也；为了满足性欲，“霸拦汉子”，令西门庆“脱阳而死”，何其淫也！潘金莲是否就是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淫妇”？作为女性，她是否也是那个社会、时代的牺牲品？她的悲剧性何在？请周先慎教授演讲《潘金莲形象的悲剧意义》。 《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书中有着露骨的性描写，长期以来被目为淫书。现在，淫书的帽子至少在学术界可以说是已经摘掉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后，又推出了《金瓶梅》的系列讲座，这就说明主持讲座的人是将《金瓶梅》作为文学名著、文学经典来看待的。但对这部书的认识和评价也还有不少分歧。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潘金莲这个形象，如何认识和评价就还有不同的认识。至今仍有一些读者和研究者，还是把潘金莲看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淫妇，对她极其憎恶。当然从书里的描写看，潘金莲这个人表现确实很不好，读者对她产生憎恶的感情也是十分自然的。但作为对文学形象的分析与评价，不能只凭爱憎感情，还应该考察这个人物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文化内涵。 其实，把《金瓶梅》看作是一部淫书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除了性描写，《金瓶梅》还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性描写在书中的比例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大。全书将近一百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删节本，只删掉不到两万字，就已经删得很干净了。用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韦君宜先生的话来说，删得比《红楼梦》都要干净。我们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读《金瓶梅》这样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的作品，评价像潘金莲这样思想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形象，不能只用伦理道德一种标准，还应该用多重标准来衡量，比如我们还应该用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等标准去分析和认识。 严格说来，一部文学杰作或一个艺术典型的产生，都并不是单纯地出于作家个人主观的艺术创造，还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跟深刻的文化背景分不开。《金瓶梅》所塑造的潘金莲形象及其悲剧，就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包含着不可忽视的文化内涵。 下面分五个方面来谈谈潘金莲这个形象和她的悲剧意义。 一、《金瓶梅》开辟了一个妇女成群结队进入长篇小说艺术殿堂的新纪元 字串3 《金瓶梅》的艺术描写以西门庆的家庭生活为中心，小说主要是写他的发迹、罪恶、荒淫、败亡。西门庆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可是小说围绕着这个有独特身份和地位的男人，却写出了一个女人世界，一个完整的涌动着生命活力的女人世界。在这个女人世界中，生活着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形形色色的市井妇女，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惊心駭目的人生悲剧。 中国妇女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妇女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最早得到表现是在诗歌中，虽然多数是由男性作者来代笔。在小说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有很大的区别。在短篇小说中，唐传奇和宋元话本就已出现了一系列闪耀着思想光彩和艺术光彩的女性形象，如大家熟悉的《莺莺传》中的崔莺莺，《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李娃传》中的李娃，《虬髯客传》中的红拂，《飞烟传》中的步飞烟，以及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等。但在《金瓶梅》之前，女性在长篇小说中始终没有自己的地位。《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不是没有写到女性，但不是充当反面角色，就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陪衬和点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正统文化思想，确定了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也确定了女人在小说中的位置。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正统文化，是歧视和轻賎妇女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论语•阳货》)，女主内、男主外，这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三国演义》是描写战争和政治斗争的，写的是男人们征战杀伐打天下，演出的是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女性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自然派不上正经角色。至于上西天取经这样的神圣事业，女人就只会起到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心猿意马的猪八戒，因为贪恋女色就很不坚定，蜘蛛精、白骨精一类的女性都是些破坏取经事业的捣乱分子。难得的是《水浒传》中也有几把交椅留给了女性，如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庄严隆重的排座次，她们都以“娘”、“嫂”称呼，连正经的名字也没有。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她们，梁山大聚义照样演得有声有色。而且不要忘记，潘金莲淫妇的恶名，原本就是在《水浒传》中被确定下来的。到了《金瓶梅》，女性形象开始成群结队地走进长篇小说的艺术殿堂，女人世界构成了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内容。离开了女性和她们的活动，《金瓶梅》所构建的艺术大厦就将要坍塌，甚至连书名都不复存在。 一个充满生机的色彩绚丽的女人世界在长篇小说中的出现，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杰出的艺术创造。然而这并不说明作者妇女观的高明。这样一个艺术新天地的开拓，从根本上说来，并不是简单地仅仅是作家个人意志和艺术追求的产物，而主要是社会生活的历史变化所引起的小说题材转变的结果。明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长期被压抑和被抹煞的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情欲和物欲开始得到重视和肯定。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就鲜明地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他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焚书•答邓明府》)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家庭，同样敏锐地反映出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异，因而引起了思想家和文学家们的重视；而中国封建社会以男性为本位的宗法制度，以及以男尊女卑为重要内容的正统文化思想，又都确定了妇女活动的主要天地在家庭。传宗接代、侍奉丈夫和公婆，成了女人的天职，贤妻良母成为社会所肯定和赞美的妇女范型。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确定了家庭是女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她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也是女人生命的归宿。因此，当长篇小说的题材由历史、政治、神话等转向现实的日常家庭生活的时候，一个女人世界便合乎逻辑地在《金瓶梅》中出现了。然而，历史现象常常是十分矛盾的，即使是社会思潮涌动的变革时期，社会文化观念的改变在普通人中也还是非常缓慢的。当女人活动的那个十分重要然而又十分狭小的天地——家庭，被文化人摄入他们视野之内的时候，女人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角色却丝毫没有改变。重视了她们的存在，却又更加鲜明地显现出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轻賎和卑微。在明后期，小说题材的拓展，小说写作艺术的进步，其实是同中国女性的历史悲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词话本书前有一首《四贪词》，讲的是酒、色、财、气，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四贪中，最主要的是色和财，这成为明中叶以后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和新兴的商人）普遍追求和关注的内容，这种追求和关注直接影响到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也影响到不少男人和女人的命运。男人们疯狂的色欲追求，使得许多女性已不能按旧轨道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循规蹈矩的正统妇女。妻妾成群的家庭里很难诞生标准的贤妻良母。妻妾间的争宠演变成无情的生存竞争，女性间相互嫉恨、争斗乃至残害，成为屡见不鲜的事实。女性的智慧和生命的活力，畸形地也是异乎寻常地在这种争宠的生死之战中表现出来。这种斗争的形态及其特点，虽然与当事人的思想性格有关，但也同样不完全是某个女性自身的心性或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历史生活和正统文化逼迫她们不得不如此。即使是具有刚强性格和意志的女人，在那样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也很难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极其可悲的。 《金瓶梅》真实地展现了妇女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这在过去的长篇小说中是从未有过的。但由于历史生活的制约，也由于作者自身妇女观的落后，在他的笔下，妇女仍然只不过是满足男人淫欲的玩物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都跟这一点分不开，都是从属于男人并由男人的好恶来决定的。《金瓶梅》的作者敏锐地感受到妇女的智慧和才干并不弱于男性的生活真实，但他却还是背负着父权社会传统文化思想的沉重包袱，因而他也还只能从负面来展示女人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这些女人们围绕着男人(在小说中就是西门庆)，互相嫉妒、争宠、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目的只不过是求得稳稳当当地占据一个被西门庆所宠爱(实质上就是玩弄和泄欲的同义语)的位置而已。这些妇女生活追求的目标本身就是悲剧性的。这悲剧是中国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而是必然的，是个人的抗争很难改变的。 兰陵笑笑生首次在长篇小说中具体生动地展示出封建时代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生活图景，在具体描写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文化内涵。生活在今天，我们要想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它的后期，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一夫多妻制度下，妇女的悲剧命运及其生活风貌，了解妇女的肉体和人格是怎样被蹂躏和被侮辱的，灵魂是怎样被腐蚀和被污染的，人性是怎样被异化和被扭曲的，了解她们过人的聪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是怎样被消解在庸俗无聊的争宠斗争中的，就不能不读《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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