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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的名字》拥有成功的类型小说所应备的好质素，但它最伟大的地方也许在于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开放体，允许读者依凭自己的经验、直觉、喜好，进进出出、左冲右突。因此不论是在埃科的文学迷宫中心甘情愿不知前世今生的迷茫者，还是处心积虑、意图闯关出逃的钻营者，这部小说都能带给你足够多的智性之愉悦。 写过《美的历史》、《丑的历史》的埃科大可给本书起个副标题——“笑的历史”。在书里，他把一部亚里士多德有关喜剧论述的著作，安排为一连串修道院谋杀的原因。这群僧侣从头至尾为“笑”进行了一场场既严肃又好玩的学术讨论，甚至当凶手现形时，埃科仍不忘安排一场理足辞壮的正反辩论。那位过度虔诚、以至于造成一连串连环命案的老僧侣豪尔赫认定，维护神圣纯净的基督信仰，最可怕的敌人就是“笑”，并非任何激烈的反基督另类崇拜。因为，任何反基督信仰，只是基督信仰之光所存在的阴影，两者仍在一个世界与视界中，只是“暂时”膜拜的对象不一。而亚里士多德对“笑”所作出的论述使得情况变得不安。因为“笑”的最可怕之处在于能瞬间消除愚民的恐惧心理，而治人之法的基点就是惧怕。愚民在发笑的一刻连死亡都不在乎，遑论上帝。 如果埃科仅仅借这部小说表达对于宗教意识形态的不满，那他嘲笑调侃的口水未免溅得少了点。事实是，埃科真正关切的主题是，语言、文字或广义上的知识是否天然是可信的？当这些美好的名字一旦与政治、宗教、欲望或广义上的权力勾扯紧密，我们是否还能轻信似乎先天即完美圆满的它们？ 担负侦缉凶手任务的威廉修士通过一个“错误”的所谓启示录模式步步追索修道院的连环命案。有意思的是，这一模式竟被原本无心设计杀人模式的凶手利用演绎为真正的杀人事件，最终也是最令人精妙到说不出话的，这个不存在的模式却跌跌撞撞间编织勾连起原本纯属偶然无序的破碎独立事实，“正确地”找到了凶手，揭发出全部真相。虽然最终擒拿了真凶，但此前一向自负逻辑清晰推理严密的威廉不由得慨叹，“我表现得很固执，追寻着表面的秩序，而其实我该明白，宇宙本无秩序”。埃科的轻轻一点，明晰地揭示出人为的语言文字和广大无垠纷乱世界的并非一一对应的复杂辨证认识关系。 因此说，身为符号学家的埃科一方面知晓符号是“人在世上用来引导自己的唯一可靠的工具”，但另一面他深刻洞悉，如果说符号是有用的，那绝非符号本身使然，毋宁说是由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语言、文字作为符号之最重要之种类，它们真正令人歆服或害怕的，并非在于它们本身是“真的”或“假的”，而在于它居然可能经由各种人为工序成为理所当然信之不疑的“真的”或“假的”。语言、文字因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特殊且重要的地位，仿佛拥有了不证自明的“正确效力”，似乎天生能判别是非、裁定善恶。 书中这些为了亚里士多德之书不惜身死的修士，从本质上说并非恶人。他们只是为了满足求知欲，不允许自己有无法了解的事物，但最终带领他们走向歧途的也正是这世人原本认为高尚得无以复加的名词——求知欲，这种欲望能使他们变成为信仰而战的斗士，或成为散布异教的干将，为了能窥得神秘典籍而费尽心机，哪怕这样做泯灭人性、叛逆真理。 对知识的敬仰来源于人们深感自身知识的有限性，对知识的无尽追求本身也是人类期盼探索无限的重要表现。但知识和对知识的思考、使用并非天然等价的。尤其当知识成为获得世俗权力的重要途径时，求知，这个名词也许早已背离了它初始的清洁质朴的本义。小说的背景是中世纪的宗教世界，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了解了语言文字以及各种广义的知识所含藏的惊人力量，于是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制造出了凌驾一切的神”，然后奉神之名，不断建立世俗王国，征逐财富与权力，并不惜以战争与屠戮来维持各种既得利益。 知识通常是真理和自由的别名，我们总天真地以为它与权力有着巨大的，甚至是无法逾越的鸿沟。然而正如福柯所言，“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权力和知识是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一种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换言之，知识与权力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书末，面对在熊熊大火中燃烧的藏书馆，威廉修士无奈说出“也许深爱人类之人的使命就是嘲笑真理，‘使真理变得可笑’，因为唯一的真理就是学会摆脱对真理不理智的狂热”。是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质素也许就是学会嘲笑。从这个意义上说，《玫瑰的名字》就是这么一本将我们原本视为不可亵渎、不可冒犯、不可怀疑的种种堂皇高贵的名词、观念做一番大嘲讽的书。 作者：〔意大利〕翁贝托·埃科 译者：沈萼梅 刘锡荣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06-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