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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及其创作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在我国已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但是，从研究的层面和深度看，长期以来，都停留于对诗人单篇作品的评价和生平与创作的浅层次简介上，而缺乏宏观概括和深层开掘的有份量的著作。可以说，这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憾。由张铁夫教授为主撰写的《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以下简称《创作》)在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超越，作为对普希金的本体研究、宏观研究和多元化研究，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开拓意义和创新的价值。 《创作》以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为背景，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哲学和文化高度，将普希金真实的生活足迹、心灵历程与其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对作为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和批评家的普希金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综合探讨。这种全新观照，客观、公正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伟大诗人的成长过程、艺术成就及其在俄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综观全书，它具有下列三个特点： 一、《创作》观点新颖，富于创见，对普希金学的诸多理论难点发表了与前苏联学者不同的见解，大幅度更改了某些传统的学术观点，为现代人重新认识和研究普希金开辟了全新的视角。 例如对于普希金按照莎士比亚现实主义戏剧原则创作的悲剧《鲍黑斯·戈都诺夫》，《创作》指出，它是继承莎翁优秀传统之作，不仅冲破了自17世纪以来法国新古典主义者布瓦洛所倡导的“三一律”的桎梏，使剧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灵活多变，不受任何约束，而且忠于时代和历史的真实，通过塑造复杂丰满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去反映特定环境中的社会生活。而某些前苏联学者却不敢正视这一艺术现实，矢口否认莎翁的影响，试图以此抬高诗人的地位。承认沙翁的影响，会不会损害或减弱《鲍黑斯·戈都诺夫》思想与艺术的独创性与民族性？显然是不会的。正如作者明确指出的那样，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俄国悲剧，是对俄国戏剧的大胆革新。 再如对于普希金和尼古拉一世的关系，《创作》用大量第一手资料真实地描述了普希金在重返莫斯科期间与尼古拉一世的谈话详情(一次谈话，同时列举了5份笔记与回忆录)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统治与反抗，迫害与反迫害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创作》着重指出：纵情高唱自由的诗人，在政治立场上却有摇摆不定的时候，这主要表现在重返两京前后他对尼古拉一世抱有幻想，指望“陛下会发善心”，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他曾给尼古拉一世写过表示“悔悟”的信和赞美诗，企图与政治和解。这些都是普希金思想和创作中显而易见的污点。而前苏联学者“为尊者讳”，只谈他与沙皇的斗争而不谈其妥协的一面，否认贵族出身的诗人思想有局限性。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关于普希金对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以及波兰革命的态度，即所谓“普密之争”，《创作》也作了详尽的阐释，提出与前苏联学者不同的观点。作者公正指出，密茨凯维奇和普希金是欧洲共享盛誉的伟大诗人，追求自由的精神和共同的道路及命运使之结成诚挚深厚的友谊。但是两位诗人的感情最终还是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彼此疏离了。密茨凯维奇与波兰人民解放事业血肉相联，对1830年旨在摆脱沙俄统治的华沙武装起义是完全赞同的。而普希金对此却持明显的沙文主义，把沙皇对波兰的侵略说成是斯拉夫人之间“古老的家庭争端”；在俄军攻陷华沙，起义失败时，他竟然写诗欢呼胜利。这种政治上的重大污点，无疑暴露了他的贵族出身的阶级偏见和大国沙文主义。密茨凯维奇对此大为愤慨，理所当然地写诗遣责了他的俄国友人。“普密之争”错在普希金而不在密茨凯维奇。前苏联研究家们论及普、密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只是大谈友谊而讳言政治分歧，并极力掩饰普希金的错误，甚至公然嫁祸于密茨凯维奇，指责他对俄国“态度大变”，把普、密关系的破裂责任完全归咎于这位波兰诗人。更有甚者，前苏联学者为了替普希金的错误辩护，为沙皇的侵略行径辩护，竟至断章取义，歪曲恩格斯对华沙起义的正确论断，这种做法有背于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是很不严肃的。当然，《创作》在指出普希金的错误时，并没有怪罪诗人或否定其艺术成就的意思。在作者看来，客观正确地评析诗人后期的不足之处，并不会降低或削弱诗人辉煌的艺术成就，也不会改变他在俄国诗坛崇高的盟主地位。因为即使身处逆境，诗人依然歌颂自由，诗人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叛逆的普希金”而不是“和解的普希金”。 二、《创作》对伟大诗人的诗体作品，特别是他饮誉全球的那些传世之作，重新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不仅补充了大量可靠的新的背景材料，而且高屋建瓴，运用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结合方法，以中国学者独具的朴实风格，真实深刻地揭示了普希金天才的创造力和巨大的艺术成就，极大地深化了我国读者对诗人及其创作的认同和理解。 抒情诗是普希金最有影响的诗体作品，《创作》以发表年代为序，分时期介绍了普希金诗歌艺术的成长过程。作者指出，作为一个诗人，普希金在皇村时期就已经脱颖而出，他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观，掌握了抒情诗的各种体裁，确立了自己的基本题材，为他的整个创作奠定了基础。南方时期的抒情诗无论在创作内容还是艺术风格方面，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而北方时期则是他的创作的转折点。随着现实主义因素的加强，他的抒情诗开始走向成熟，与此同时，他却越来越离开抒情诗，开始转向其他文体，特别是散文文体。 叙事诗是普希金诗体作品中最有成就的体裁之一，他一生创作了十余首叙事诗。《创作》通过对普氏的早期南方叙事诗，中期的《努林伯爵》、《波尔塔瓦》和后期的《铜骑士》的分析，论述了普氏叙事诗从模仿到超越，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历程。作者指出，《波尔塔瓦》是一部从哲学高度探讨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作品，《铜骑士》的主题是表现历史的进步与个人的生存、国家的整体利益与个体的一己私利之间的矛盾，它在长诗中以颂歌与挽歌的形式出现，同样是一个进行高度哲学概括的主题。这些观点，都是极有见地的。 “小悲剧”一向较少受到评论界的注意，诚然，它们形式短小，也不遵守三一律，与传统悲剧有较大的距离，但作者认为，它们塑造了一组独特的悲剧形象，充满了深刻的悲剧精神，是没有悲剧形式的悲剧，是俄国戏剧乃至世界戏剧中的奇葩，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呕心沥血7年多写成的代表作，别林斯基称它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关于这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之作的主题及其主人公奥涅金形象，历来存在着多种颇为分歧的看法。多数俄苏学者和中国学者都主张把奥涅金看成“多余人”。《创作》认为，“多余人”和“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之说，精辟概括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时代意识和民族意识，自有其深刻独到之处。但是，这种着眼于社会政治和阶级观点的批评方法，还不能揭示这部伟大创作所反映的对社会人生具有普遍意义和人性深度的人类意识。《创作》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哲理角度提出并阐释了人类意识的概念，这在学术界尚不多见。在作者看来，诗人通过奥涅金形象，站在政治的高度，从个性、自由和责任诸方面展示了个人与社会间的冲突及其解决办法。长篇小说肯定了个性与自由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由意味着人对特定社会环境的选择，而责任是个体存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是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的良方，它来自健全的个性，扎根于真实的生活。《创作》对奥涅金形象人类意识新的解读，从一个更深的层面剖析了这一艺术典型的人生价值和社会意义，进一步深化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题思想。 三、《创作》对俄苏普希金学，对包括我国在内的普希金在国外的接受状况的描述和评析，是这部学术专著整体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该书最富特色的章节。张铁夫先生从事俄罗斯文学教学、翻译和研究近40年，普希金是他崇拜的诗人，也是他大半生重点研究的对象。在他所出版的百万余言的译著中，多数都是关于普希金的著作。为了撰写《普希金学史稿》，他两度亲赴俄罗斯访问，走访拜谒了普希金之家、普希金故居博物馆，众多的普希金专家，翻阅并收集了普希金手稿和藏书，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如此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知识储备，使他对俄苏普希金学和世界范围的普希金研究所作的评述，不仅具有宏观概括的深刻性和历史感，从整体上拓宽了我国普希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而且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新鲜材料，极大地开阔了广大普希金爱好者的知识视野，对促进我国普希金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吴元迈先生在《创作》序文中所说：张铁夫教授对“普希金学”的全面和细致的梳理和评论，“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材料和述评，”它不仅使我们看到国内外普希金研究的变迁和发展，也决定了张铁夫同志这部专著的性质和独特视角。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