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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看显在动机。创作的显在动机即是艺术家创作的直接心理驱动力。在现实生活中，艺术家由各种事件、物象的触动，引起心理的波动以至于造成心理失衡状态，从而产生一定强度的情感，因而形之于艺术的笔墨以恢复心理的平衡。这是一种明显有迹可寻的心理动力过程。从《三国演义》作品本身的意蕴展示出发，结合古代小说家的一般心理特征，其所涵容的创作显在动机可分三个层面: 1.情绪、情感的抒泄。关干文学的情感抒泄功能早在汉代司马迁就有所总结:“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迁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文人的这种文字倾吐、排遣方式乃是一种正常心理泄导方式。古代小说创作实践中，其小说这种 文体形式本身无疑更适宜于情感的抒发。明代无名氏，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即对作者罗贯中的创作动机有所分析。他指出“观《三国演义》至末卷，见汉刘衰弱，曹刻替移，往往皆掩卷不悍者众矣。又见关张葛赵诸忠反居一隅，不能恢复汉室，愤叹扼腕，何止一人?及观刘后主复为司马所并，而诸忠良之后沓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为了排除此种遗恨，作者在书中就竭力颂扬心中理想的蜀汉一方，推扬他们的正义、进步、正统、智慧、仁德的方面，尽力贬斥被竖立为对立面的曹魏集团，否定他们的残酷、虚伪、1'}越、凶暴、奸诈的消极面，而且此种情感的发泄更鲜明地体现在了小说中部分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总之，罗贯中在吸取史传，民间传说，及其他种种有关《三国》的文艺形式作品的内容基础上，辅之以浓重的个人情感宣泄的动力因素，加诸自己的情感评价。尽管小说中也常有超出简单的情感宣泄功能上的理性思考，但创作中的情感动因线脉却实实在在，清楚明了。 2.教化意识的宣扬。中国古代小说家们大都具有较强的教化意识。《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亦不例外。正如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所言:该书“益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是“有义存焉”，其结局‘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肖，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可见，尽管小 说中思想观念的呈示颇为复杂，但《三国演义》的教化宣扬十分明显。这当中最为突出的即是充斥全书的强烈不可动摇的封建正统观。“拥刘反曹”的实质乃在于刘氏是汉柞正统，而曹魏却是越权篡逆。虽然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奸臣当道，宦官作乱，这种王朝实在没有存在下去的合理性，但它代表着封建政权的正宗，不用说篡夺皇位，就是功高震主，执掌实际权柄， 仍不为人们接受，被人们斥为乱臣贼子。虽然小说不时强调“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为“有德者居之”，但刘备一方恰为“有德者”的巧妙安排，说明作者头脑中固有的宣示封建“正统”意念的动机。除“正统”观的宣扬外，他如“孝”“义”等观念的传布，甚至女性观上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类的腐俗言论，都不能不说是作者某种程度上的故意作为。这里兹不赘述。 3.作意好奇的发挥。古代小说家的创作动力除情感宣泄等原因外，传奇意识也是其中重要一环。《三国演义》的创作也是这样。毛宗岗曾有言“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三国演义》可谓妙手著文章奇手写奇事，在艺术创作上获得了多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学术界也早有人指出《三国》一书有着浓郁的浪漫传奇成份。这实则是作家罗贯中作意好奇的尽兴发挥。无论全书的情节设计亦或人物形象的塑造，他都做到了“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在情节设计上，小说波涛跌兴，笔端惊澜，尤其是有关战事的描绘，更是奇谋妙策千奇百变，争战场面瑰丽多姿，是为“全景军事文学”的奇观，达到了愉悦读者的“不力凉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太急则不大慰”的审美效果。在人物形象的刻绘上，作品不 仅塑造了垂范千古的“三奇”“三绝”诸葛亮、关羽和曹操，而且展示出了一大批文臣、武将、谋士等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其人物形象较定型、性格鲜明突出，即学界所评的“类型化”或“特征化”，也显然与创作构思中的传奇意识有一定的关系。这种作意好奇的创作构思恰好证明了“中国古代小说主要是以传奇模式构筑的一部传奇的历史，一个传奇的世界”。 (二)再看潜在动机。创作的潜在动机是创作家能朦胧地感觉其积极作用，却又无法清楚了解它的存在状态的深层心理因素。其性质是深潜的、内藏的，往往还与显在动机形成某种矛盾、相悖的态势。在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叙事性作品的创作中一般表现为集体潜意识转换为创作的潜动机。一旦潜动机掌握了艺术家，艺术家就成为一个“集体的人”。集体潜意识便有可能通过他而外化为惊人的可感触形象。但其自我意识却无法明确知晓。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表面写的是桑地亚哥不服年老拼命出海打鱼最终只拖回一具巨型鱼骨架的故事，实则却表现了美利坚民族坚韧、顽强、进取的精神品质;歌德创作《浮士德》，自认为动机是“为了讽刺书斋生活”，但其潜 在原因却是曲折地表现了大革命时期向往革命又无 法革命的德国志士的鼎革愿望，歌德无意中充当了雅利安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代言人。及至《三国演义》这部中国古典名著亦然。 《三国演义》历经史传、民间传说诸种文艺形式 的长期熔铸、加之罗贯中惊人学识和修养的渗入，应该说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承载量。其创作中暗涵的潜在动机因素自然也十分的丰富。实际上有关这部演义名著主题及思想的多种说法，如“三本思想”说，“人才”说，“乱世英雄颂歌”说，“道义”说，“儒家思想”说，乃至“乱世情怀纵横风尚”说，等等，皆可归入此类动机之中。应该说，作者创作时主观上并未清楚或十分明确地要表现上述思想主题，但客观上题材本身的蕴涵和他本人的识见却使他不自觉地对之加以深入的展示。用艺术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即是，创作主体内积聚的大量的潜在能量通过曲折的、问接的方式渗溢出来，从而满足了潜动机的创作要求。就以影响颇大的“悲剧”说为例。《三国演义》对刘、 孙、曹三方争衡夭下的描写，刘备一方无疑是绝大多数人的理想代表。他是正宗的汉室帝胃，有才有德，有仁君风范。臣下文有智绝的诸葛亮、庞统，武有凉辣天下的“五虎上将”，他们忍辱负重艰苦卓绝，前赴后继奋进不止，最后竟功业失败率先灭亡，造成令人怅惘的悲剧。而作者对此悲剧的解释却流露出强烈的天命观。全书末尾古风叹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己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同时作品还流露出一定的历史循环论和历史虚无论，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诸葛亮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是明显的悲剧形象。这种悲剧意识的充溢，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伦理传统和思维结构—对“天命”的顺从和适应。然而在更深层次上，这种悲剧却表现了罗贯中沉重的思考和对历史的反思，即这种悲剧深刻凸现了封建社会带有某种规律性的哲理:美好、诚实、信义不敌丑恶、奸诈、虚伪;正义与崇高不敌邪恶与卑俗;仁政不敌暴政，王道难胜霸道。这正是我们民族的雄伟历史悲剧。作品对此虽未清楚说明，但其客观的显示已十分昭然。 当然文学的创作动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理、心理问题，上述两类动机在全书的创作动机系统中并非平面有序地简单排列，相反，往往呈立体相互交织甚至相互冲突的情势。由于思虑未周，这里仅就动机冲突的情况略举二例: 1.显、潜动机的互趋冲突。比如全书的中心主角“智绝”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作者一方而倾注全部心力赞美其才性、智慧、品德;另一方面，在潜在的心理深层，在展示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中却让人“不断看到富有反讽意味的表里分歧”，[2]而且“把文人进退两难的窘境记载了下来”[3]他描绘诸葛亮形象悲剧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道德异化智慧的深刻悲剧，揭示了中国文化史上染上浓厚封建色彩的德性文化，压抑民族智性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史实。(4]这种描绘诸葛亮形象的显、潜意图矛盾，就造成鲁迅所说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等诸多缺陷。 2.潜在动机内部的互斥冲突。前文己述《三国演义》创作潜意识中流露出浓烈的天道循环观念，是民族传统思维内性的潜在体现。但纵观全书实际描写，尤其是对刘蜀集团及其主要英雄才士群像的刻塑，却充溢着积极入世，顽强进取的昂扬奋发精神。尽管蜀汉一方最终败亡，三国一统归晋亦属某种定数，但作者对之却报以深挚赞许深切同情。所谓“今古兴亡数本天，就中人事亦堪怜”，既肯定人事，又归究天命，这两种不同动机的互斥互扬，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创作深层心理中的矛盾困境。 近代小说家吴研人在《两晋演义》中的批语有云: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此语道出了历史小说写作的困难:既要有历史的真实感，又要包含生动的艺术趣味。的确，成功的历史小说创作，应既不失对历史进行阐释的本旨，又不失生动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段。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说，作品的艺术表现也是一种阐释，即审美的阐释。由以上对《三国演义》这部作品创作心理动机的实际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该小说的三层主题，也即对三国历史的审美阐释。主要有以下三大层面，现略述如下: (一)武勇智术，瑰伟动人。三国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三分自是多英俊”，小说对猛将谋士的武勇智术描写在书中占有至为突出的地位。在书中战斗场面的描写中，主要以战将为中心。作者将大部分艺术心血都倾注在那些“虎责之士”身上，关羽的英武绝伦，世无其匹;张飞的勇猛刚烈，声震云天;赵云的文武双全，浑身是胆。其他如黄忠的老而益勇，马超的雄烈过人等皆触人深刻。书中其他执坚披锐，能征惯战之将亦不下数十人。其征战的场面也写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如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百万军中救阿斗，单骑大闹长板桥··一所有这些都展现了三国时代军事争战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具有一种壮怀激烈的阳刚之美。然而，作者更着力突出的却是英雄人物的智术在事业成败中的作用。谋士郭嘉遗计定辽东，兵不血刃，拓境千里，坐取三袁之首，根除北方后患，孔明在蜀国面临四面敌兵夹击情况下，填密谋划，“安居平五路”，解除了国之危难。书中凡用智者胜，不用智者败，“用智”己成为决胜与否的关键。曹操“腹隐机谋”，又善用人，在三国初期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刘备早期因无得力谋臣，弄得东奔西窜，难以立足，而一旦拥有“智绝”的才士诸葛亮，便如鱼得水，节节胜利。就是对武将的刻画，也往往以“用智”来突出其才品的高下。关羽、赵云、张辽、甘宁等著名武将皆不同程度地拥有“善谋”的本领，即使一贯粗豪的张飞，不是也有过“长板桥故设疑障”、“计夺瓦口隘”的巧妙机谋吗?可以肯定，智谋与武勇的描述展示是构成《三国》世界绚烂多彩画面的最重要板块之一。 (二)道德评判，善恶昭彰。鲜明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倾向是《三国演义》审美表现的又一大层面。‘它的具体展示就是“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和态度。作者对以刘备为首的蜀汉集团一方的品德和事业进行了热情赞扬和歌颂，对以曹操为首的曹魏集团则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和鞭挞。刘备的笃诚宽厚、信义卓著、礼贤下士、爱护民众的优良品德使他成为封建时代美 德美行的化身，而曹操的凶残暴良、狡诈猜忌、外宽内妒、杀戮人民等丑恶品德和行径，则使他成为封建时代统治者恶德恶行的集中代表。小说“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的形成虽然有一定传统的、历史的原因，但现实的政治态度、理想、愿望则是起更重要作用的因素。罗贯中从封建社会现实的政治状况出发，根据他个人对历史的观察、理解，显示出刘蜀一方的正义 性，并在具体描述中提出蜀汉“圣君贤相”、“兄弟忠义”的理想君臣关系模式;相应地对曹魏一方的君臣互忌、争斗乃至杀戮等丑恶内幕则加以深刻批判(特别是在曹操死后的魏方宫廷内部)。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思想条件等方面的制约，作者对歌颂的一方描写未免有欠真实(未能真正反映封建时代的社会 本质的一面)，但他的期待与展示却是真诚的、积极的。在对曹魏一方批判时，也不否认曹操一方人士的干略和才华，这就更加深了批判的力度。总之，作者对道德美的标示和道德丑的暴露起到了卓著的昭善显恶的艺术功用。 (三)悲剧意蕴，警示千古。如本文前一部分所述，历史小说就是作家以小说的艺术形式对历史作出某种阐释。它的艺术魅力产生即是一种作家捕捉到的历史内蕴与当代意识相互交融的特殊效果。在作品中，古代与当代(作者所处时代)、历史与现实达到了充分交融，形成一种穿越历史时空的哲理感。就《三国演义》的作品实际看，它呈现的深刻哲理主要就在于其笼罩全书的悲剧意蕴—蜀汉集团事业失败的悲剧。小说起始就描述东汉末年宫廷变乱、奸按擅权、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表达了对和平、安定、统一的理想社会生活的想望，而作者笔下的刘蜀集团正是实现这种想望的正义代表。他们身上聚合了很多正义者的优良品德:诚信、忠勇、友爱、互助;在人才队伍上也有敌方不可比拟的优势:文有智绝的诸葛亮、庞统，武有神勇的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他们忍辱负重，艰苦卓绝，前赴后继，奋进不止，但最终结果却是“出师未捷”，事业失败，功业未竟，蜀汉被曹魏所灭。这当中诸葛亮个人的命运悲剧更是让人感叹啼嘘，一洒同情之泪。他作为中国古代“贤相”的典型，智慧、果敢、忠诚、仁德，为蜀国大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直至“秋风五丈原”，死而后已。《三国演义》的这种悲剧结局深刻地凸现了封建社会的某种带有规律性的哲理，即美好、诚实、信义不敌丑恶、奸诈、虚伪;正义与崇高不敌邪恶与卑俗;良知不敌野心，善良输于凶恶。正如黄钧先生曾指出的，这部小说实则是我们民族的雄伟历史悲剧。书的结束古风有云:“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己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于此《三国演义》获得了穿越时空、横贯古今的永恒哲理内蕴，引起我们无尽的共鸣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_上述作品主题的三个层面，并非孤立地悬浮于作品内部，而是三者融合为一体。它们相互联结，互相渗透，共同铸就了《三国演义》这部伟大的历史小说。 原载：<<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