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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水浒》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果卓著，但同时悬案日多，诉讼纷纭，许多问题都是一片模糊。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对20世纪《水浒》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回顾和反思。对此，学界早已有所反应，陈瑾、马成生①等就是先行者。本文试图对百年水浒故事源流研究作一梳理和评述。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讨论范围只限于金本之前的水浒故事，对于《水浒传》，只讨论成书过程，不涉及版本演变。百年水浒故事源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水浒故事的流传演变及《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最早研究《水浒传》演变历史的是胡适。从《水浒传考证》（1920）、《水浒传后考》（1921）到《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1929），他研究了从传说故事到小说成书到版本演变的全过程，并总结出《水浒传》是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宋江故事经历了民间传说到话本到杂剧到小说的演化，并以精辟之言概括出《水浒传》即是后人荟萃诸本，取舍缀集而成③。此后，在胡、鲁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对《水浒传》的形成过程作了更为具体的研究和理论总结。聂绀弩认为《水浒》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人民大众口头传说阶段——民间艺人讲述和记录阶段——作家的编辑、加工或改写阶段④。石昌渝也持此说⑤。对于此问题，研究者们看法基本一致，几无争议。 最早对水浒故事演变进行分期的是李玄伯。他把水浒故事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北宋末年至南宋末年的从口传故事变成笔记的水浒故事阶段；二是约在元明之间，许多短篇笔记连贯成长篇，变作章回体的长篇水浒故事；三是约在明代将《水浒》长篇故事或二传，或三传，或四传，合成更长篇的《水浒传》；四是清代的七十回本⑥。之后，严敦易提出水浒故事演化的三期理论：萌芽茁发期、融合炼铸期和凝固定型期。包括的时期，是从宋室南渡直到元代⑦。赵聪把水浒故事的演变分为五个阶段：传说——说话——话本小说——元杂剧——章回小说⑧。到20世纪90年代，夏梦菊把从宋代说话到金圣叹腰斩水浒这一全过程分为萌芽期、发育期、发展期、成熟期和定型期⑨。由于选取的水浒故事演进的下限的不同，所以对水浒故事演变的分期也存在差异，还因为与《水浒传》的成书和版本相联系，对此问题的看法更是难于统一。 水浒故事在演化的进程中何时定型的问题也是颇有争议的，争议的焦点在于水浒故事在元代是否已凝固定型。主要意见有四种：一是以胡适、赵景深和何心为代表的自由创造阶段说。胡适最先提出元代是水浒故事发达的时代但处在自由创造时期的观点⑩。赵景深《水浒传简论》（1948）中也指出《水浒传》与元杂剧大不相同，表明元代水浒故事还处在自由创造的时代，没有定型。何心也认为水浒故事在元代没有定型。刘靖之也赞同元代水浒故事杂剧在水浒故事从口头传说到《水浒传》成书的发展过程中，是处于“流动”的阶段。持此说者大多以元杂剧作为判断依据，有一个后来文学必定受先前文学影响的观念。二是以郑振铎、严敦易为代表的成熟定型说。郑振铎认为南宋即有《水浒传》底本，元杂剧中水浒故事与今本《水浒传》相去甚远，是因他们零星取用元中叶的《水浒传》，各自取舍，各自想像。严敦易认为水浒故事在元代已初步定型，还指出元杂剧多系作家的想像和创造，不是当时水浒故事真实面目的体现。三是以徐朔方为代表的半定型说。徐朔方认为接近《水浒传》小说的一套完整的水浒故事在元代说话人的口头已形成，虽然某些重要情节可能还没最后定型，直到元末或明初才初次成书。四是以洪克夷为代表的元代中期定型说。洪克夷认为水浒故事大约在元代中期，形成了有招安、征方腊、征辽等内容的长篇故事，自此以后故事基本定型。他把元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元杂剧反映的是元初的水浒故事，绕开了仅以元杂剧来判断水浒故事在元代是处在自由创造时期还是定型成熟时期的死角。水浒故事的定型，也就意味着《水浒传》的初步成书，这实际上是从水浒故事演化的角度来断定《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哪些材料反映了元代的水浒故事，反映了元代哪一时期的水浒故事，这些问题无法统一，再由此判断水浒故事在元代是否定型就更难统一。另外，水浒故事的定型，究竟指定型到何种程度，是否接近《水浒传》最初成书时的模型？而《水浒传》最初成书时包括哪几大块内容，学界迄今为止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深究。 对万历甲寅（1614）刊行的吴从先《小窗自纪》中提到的一种《水浒传》，因所载内容与今知各本有所不同，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引起了是否是“古本”的争论，进而又引发了吴读本在水浒故事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的问题。比如王利器初步认为吴读本就是今本《水浒》征方腊之所取资。石昌渝赞同此说。侯会认为吴读本是古本，与《宣和遗事》是并行不悖的两派水浒故事；今本《水浒》大约就是在吴读本与《宣和遗事》合流的基础上产生的。夏梦菊认为吴读本《水浒传》当是在元代中晚期之间，吸收了早期流传的一些故事而成的一种本子。因此本今人无从见到，是古本，抑或是万历间后出的本子，皆难以定断，诸家之说只能说是推测，它在水浒故事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也无从判断。 以前，论者多从内容方面谈水浒故事的传承和发展，而很少从形式上探讨它们演化的痕迹。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新的情况。聂绀弩首先指出水浒故事的演化过程中伴随着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逐渐提高。之后，杨义从叙事学的角度简略论及了这种内在形式上的演进。水浒故事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除了内容情节的演进，还有形式的演进，《水浒传》之前的其他文本形态的叙事特点以及水浒故事在形式上演化的脉络，还有待细致分析。 由上可知，除了《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大致分为几个阶段没有大的争议外，水浒故事的流传演变的具体过程，尚无精确的论述和统一的看法，也难以勾勒出较为清晰的线索。水浒故事演变分期、水浒故事何时定型、吴读本《水浒传》在水浒故事这个大系统中处于什么位置，甚至还有水浒故事发展演变过程中是否经过词话体阶段等问题皆是众说纷纭，模糊不清。水浒故事从民间传说到小说成书，中间仅只几百年时间，由于材料的限制，演变过程的真相难以明了，诸家之说皆难免有几分推想的成分。中间除了《醉翁谈录》外，也没有更多新资料的发现，使得许多推论无从做具体的验证。演化成书的过程种种推论都有，有的本着《水浒传》成书在元末明初这个既定看法往前推想，有的本着说话、杂剧这些已有材料往后假设。由于水浒故事的特殊性，它的演化不可避免地与成书时间、版本演变相纠缠，使得它的研究更是迷雾重重。 水浒故事的性质及主题 关于水浒故事的性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它划为元明传来之讲史；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分类说明中以其事实内容多捏合，或不以演史为主，列入小说家数中公案类；严敦易认为水浒故事最先隶属于“小说”类中的说铁骑儿和朴刀杆棒等目，后与讲史合流，正式的《水浒传》是在讲史的范畴下成型的。有的主要从内容上判定，有的主要从形式和体制上判定，标准不同，看法当然不一。此后，又有很多研究者如徐朔方、张锦池、夏梦菊等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但基本上不出上述几说。徐朔方认为一部完整的《水浒》说话属于“演史”的范围。张锦池认为龚赞并序所体现的水浒故事源出于“说铁骑儿”，《宣和遗事》属于“小说”的子目“说公案”。夏梦菊认为水浒故事成型后仍属于四家数中的“小说”，并非小说与讲史合流。另外对说话四家数看法的不一致也导致在此问题上的歧异，胡士莹与严敦易观点基本一致，但他认为作为定本的《水浒传》是“小说”、“说铁骑儿”和“讲史”合流的成果。夏梦菊也认为水浒故事先在“说铁骑儿”这一名目下传说，后转入“小说”中。可见胡、夏二人把“说铁骑儿”独立于“小说”之外。水浒故事的性质，由于所依据的标准不一，故观点各执一端，但都认为《水浒传》既有小说虚构的特点，又有讲史的长篇规模，并且水浒故事经历了从短篇向巨制的演进。水浒故事的性质涉及到把《水浒传》划为历史演义还是英雄传奇的问题，能否仅以形式和体制就把它归入讲史的范畴值得重新思考。 水浒故事的主题也是研究者颇为注意的一个方面。潘运告《宋元〈水浒〉故事与〈水浒〉——试论〈水浒〉的忠君思想》、佘大平《元人水浒杂剧的忠义思想》、张锦池《“乱世忠义”的颂歌——论“水浒故事”的思想倾向》都谈到宋元水浒故事的忠义思想。郭振勤《从生成史略论〈水浒传〉的主题》指出梁山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出现传奇色彩和归正倾向。徐海宁《古代水浒故事的主题演变探析》中以《宣和遗事》、元杂剧和小说《水浒传》为代表来探讨水浒故事发展史上三个阶段的不同主题。上述研究者探讨了在水浒故事演化过程中其倾向和主题的变与不变，这是新时期水浒故事源流研究的新成果。随着水浒故事的演变，水浒故事的倾向应该同内容情节一样，有传承，也有所发展，而最后定型阶段水浒故事的倾向也就与《水浒传》的主题紧密相连。因此，从水浒故事思想倾向的传承发展的角度来看《水浒传》的主题，对其主题之争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水浒故事的各种形态 传说、说唱、戏曲和小说都是水浒故事的具体的表现形态。北宋末年宋江起义发生之后，有关传说就见于街谈巷语，且绵延不断。随后的说话就是当时民间传说的一部分，野史、笔记、诗文等文人作品中也有民间传说的影子，民间传说没有文字流传，后人只能通过这些记载窥出它的一丝痕迹。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广泛搜罗了包括野史传说在内的有关水浒故事的历史记载和文艺作品。下面主要看看水浒说唱和水浒戏曲的研究状况。 1．水浒说唱 就现有的资料来说，水浒说唱包括宋元话本《醉翁谈录》（以下简称《醉》）和《宣和遗事》（以下简称《宣》）。关于它们成书于何时，体现的是哪一时期的水浒故事面貌的问题，很早以来就开始出现分歧。 仅是《宣》，就有三种观点：一是南宋说。胡适认为《宣》记载的梁山泊三十六人故事为南宋时民间通行的小说。余嘉锡《水浒传三十六人考实》序录（1939）中称《宣》殆南宋人所作。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自历史上梁山泊人民运动说起》（1950）推定《宣》是南宋时代的产物，在《癸辛杂识》之前。洪克夷指出《宣》所载水浒故事，依据的当是宋人话本，《醉》、《宣》和龚赞均体现的是南宋时水浒故事的大体面貌。二是元代说。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1956）中指出《宣》作于元人，其中的水浒故事出于元人话本，它是《水浒传》最早的底本。何心认为《宣》为元无名氏所辑。严敦易推定《宣》的编辑年代为1300年，并认为它反映的是元代的水浒故事，而非南宋。三是宋末元初说。其主要代表为马成生和王晓家。《醉》的成书也是众说纷纭。主南宋说的代表有何心、洪克夷、王晓家，马成生则认为成书于宋末元初，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取此说，而杨义更是径称元人罗烨《醉》。 《醉》、龚赞、《宣》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片模糊。严敦易推断龚赞稍早于《宣》；夏梦菊则指出《宣》早于龚赞，考证后者创作年代约在1292年左右；王晓家认为《宣》和龚赞皆产生于宋末元初，且龚赞较之《宣》，从人物命名到故事原型，更接近于《水浒传》。值得注意的是，张锦池指出《醉》所录水浒话本篇目并不是最早的水浒故事，而是取材于龚赞和《宣》两种水浒故事加工而成。 《醉》、龚赞、《宣》三者的确切成书时间，先后关系，有无传承，由于材料所限，研究者们不能作翔实的考证，大多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是大致的推测，有的干脆笼统地说在宋末元初，且所持之说皆有各取所需之嫌。这是基础研究，水浒故事演变的许多问题都依赖于文献考证的工作。 2．水浒戏曲 关于水浒戏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郑振铎在研究《水浒传》的形成过程时都对元杂剧作了或略或详的探讨，包括剧目的钩沉、与《水浒传》的关系等。30年代林培志在《水浒戏》一文中钩稽出元代水浒杂剧30种，明清水浒传奇25种。之后，杨绍萱谈到了元水浒杂剧的取材问题，认为元杂剧水浒故事大都据口传的梁山泊故事写成，并非直接由《宣》取材。 50年代傅惜华编成《水浒戏曲集》第一、二两集，代表了前60年水浒戏曲文献研究与整理的成果，但只是对现存的水浒戏进行整理，没有对整个水浒故事剧（包括存、残、佚）进行钩沉以及本事、版本流传等的考索。关于1985年以前元杂剧水浒戏的研究情况，宁宗一等编著《元杂剧研究概述》中综述篇之《元杂剧水浒戏研究综述》已按剧作概貌、思想倾向、艺术特征、李逵形象和兴盛原因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这里不再赘述。1985年以后，水浒戏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两本专著上：一是王晓家《水浒戏考论》，二是刘靖之《元人水浒杂剧研究》。前者对从古至今290种之多的水浒戏从历史源流、本事来源、思想艺术、人物塑造以及演出情况等几个方面作了探讨，但无论是文献的考证，还是史的论述，都惜其简略和粗率。后者是一本研究元人水浒杂剧的专著，对现存10种水浒杂剧（包括元明间4种）的著录与版本、写作年代、背景、思想、情节、人物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探讨，多有创见。 关于元代水浒杂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水浒传》吸收了正史、野史、笔记、话本、杂剧等的养料，再由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观点早已成共识，50年代严敦易却提出《水浒传》没有从杂剧中取材，没有受其启发的观点，此说开否认元水浒杂剧是《水浒传》来源之说的先河。80年代曲家源从《水浒传》与元杂剧的仔细对比中也得出元水浒杂剧并非《水浒传》来源的结论。如果元水浒杂剧不是《水浒传》的题材来源，也即《水浒传》没有吸收它的养料，那么就说明元代水浒杂剧不是《水浒》故事演变与成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能否仅以元杂剧故事情节与《水浒传》大不相同就否定元杂剧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还有待探讨，严、曲二人的看法本身也引起了某些研究者的质疑。 除了元杂剧，明清戏曲也是水浒故事剧的一部分。何心《水浒研究》、金宁芬《略谈明清水浒戏的思想特点——兼与小说〈水浒传〉比较》中分别统计出明清两代约有水浒戏26种和39种（包括朱有竢的2种），后者还论述了明清水浒戏的思想特点。佘大平《明初五种阙名水浒杂剧考论》也考察了明初杂剧的整体思想特点。对于明清戏曲的探讨，研究者大多注重与《水浒传》、元杂剧的比较，对其整体研究较为深入，而很少从水浒故事传承变异的角度进行个案的研究。 除了水浒戏文本的研究外，还有的研究者把它和小说的成书联系起来，通过水浒戏考察《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主要代表有王永健《从明初的“水浒戏”看〈水浒传〉祖本的成书年代》和李伟实《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新的角度，实际上是把水浒故事的流传演变和《水浒传》的成书时间相结合的一种研究。 水浒故事的历史真相 水浒故事的历史真相包括两个方面：水浒人物的历史原型和宋江起义的历史真相。 关于水浒人物的考证，谢兴尧首先作《水浒传人物考》，紧接着余嘉锡又作《水浒传36人考实》。之后研究者把考证的对象从三十六人发展到108人以至梁山英雄之外的《水浒》中人，主要代表是王利器和侯会。王利器《水浒的真人真事》一文中考察的对象包括了见于《水浒》但在《宋史》无传可查的一些好坏不分的历史人物，并借此说明《水浒》取材的断限，不仅仅局限于宣和年间，而是上起北宋初期下迄南宋末年。侯会《也谈〈水浒〉的真人真事》一文通过《新五代史》中的素材得出《水浒》取材的断限，决不止于两宋时期，起码应当上推到五代时候。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相长期以来为《水浒传》研究者所关注，人们对宋江是否接受招安，是否征讨方腊，自1939年陕西出土《折可存墓志铭》后多持怀疑态度。赵景深《水浒传简论》中否定征方腊、征四寇的真实。50年代张政竡《宋江考》、华山《水浒传和宋史》皆认为宋江曾一度投降，后又反叛，没有从征方腊。70年代后期对此问题也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如邓（广铭）张（国光）之争。直到80年代从李若水《忠愍集》卷二中发现《捕盗偶成》一诗，宋江受招安才铁定无疑。但宋江是否征讨方腊仍有争论。邓广铭《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肯定了宋江受了招安，但并没有从征方腊，而是在方腊反后的一段时期复又叛乱。刘靖之主张宋江没有参加打方腊，亦从未诈降过。李灵年、陈新《宋江征方腊新证》一文结合新旧材料得出宋江是参与对方腊作战的主力。 宋江起义的历史真相终于柳暗花明了。但这是史学的研究，只能作为背景和基础，它带给文学的《水浒传》的意义是紧接着应当思考的问题。能否把《水浒传》看作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英雄史诗？能否作一个类似《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比例估摸？能否以此判断它的真实性和是不是历史演义？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怎么回事，民间传说中的宋江故事又是何种面貌，二者之间能否完全等同起来？究竟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民间对历史的记忆和想像，为什么会如此想像，体现了怎样的民众心理？我们不能仅只纠结于历史，而要寻求历史背后的意义所在，把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关于《水浒传》的人物原型研究，从余嘉锡的纯史学研究到80年代之后的史学与文学的结合，这是极好的转换。从真人真事中了解作者选取素材、塑造人物的一些方法和准则，以及人物历史原型研究和人物形象源流研究的结合，都是有益的尝试。 小结 20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基本上都是文献考证与历史考据的方法，少有新方法的运用，更罕见考证和理论的结合；就研究视野而言，从多种角度，立足于大文化的背景来考察水浒故事传承变异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心理还没挖掘；就研究意识而言，水浒故事以《水浒传》为中心，上溯下追，可以考察它的流传演变史，而20世纪的研究缺乏对水浒故事进行整体宏观研究的意识。21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的研究，只有在这三个方面进行调整和努力，才能有所突破。通过上文的梳理和评述，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基础研究尤为重要 水浒故事源流的基础研究比如说水浒故事演变的脉络、形成演进的真相、演变的各个环节等都有待继续探索，各种矛盾的看法也需要一个较为明确统一的解释。更具体地说，《醉》、《宣》、龚赞的成书时间，代表的是哪一时期的水浒故事的面貌，水浒戏的文献研究等，对水浒故事源流的进一步研究是一种前提，不可忽视。从大处着眼，不得不先从这些小处着手，比方说只有认同了《水浒传》曾在元杂剧中吸取养料这个基本事实，然后才能去问它沿袭了什么，舍去了什么，添加了什么？为什么要如此增删取舍？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因素起作用？诸如水浒故事文化意义的演进，水浒故事的演变与时代、文体、受众的关系，水浒故事各种文体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之类的大问题的探讨都或多或少取决于上述小问题的研究结果。 二、水浒故事演变的研究应与《水浒传》其他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 《水浒传》形成之前，有水浒故事何时定型，定型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形成之后，有水浒故事继续演进，规模扩大的说法，前者与《水浒传》的成书密切相关，后者与《水浒传》的版本紧密相连。水浒故事的演变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过程，这也就与《水浒传》的成书、版本演变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反过来说，《水浒传》的诸多问题的研究或许也能从水浒故事演变的研究之中得到些许启发，例如招安之争、忠义之辨等问题就可以多个角度进行深度剖析、系统考察，而非单纯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从水浒故事演变的大角度来重新考察《水浒传》的成书、版本演变、主题等，或许有新的认识和发现，这也是研究水浒故事演变的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90年代已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三、水浒故事的比较研究 若能在与三国故事演变的比较中进行水浒故事演变的研究，则把这种研究向深推进了一层。小的方面来说，水浒故事演变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和三国故事对应环节的可比性；大的方面来看，立足于整个故事演变史，两种故事演变的相同部分，可以得出“世代累积型”小说形成过程的大致规律，不同部分也可以更好地认识两种类型的故事的特点，并进一步探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异，哪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 ①分别参见陈瑾《视野与方法：关于20世纪〈水浒〉文化研究的理性思考》，《文史知识》2000年第10期；马成生：《〈水浒传〉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 ②⑩《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水浒传考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24页。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95页。 ④《中国古典小说论集·〈水浒〉五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47、47—72页。 ⑤《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第319、329页。 ⑥参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1929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1—84页。李玄伯原文《〈水浒传〉故事的演变》发表于《猛进周刊》1925年。 ⑦《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26—41、103—104、271、101—104、99、272页。 ⑧《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3年，第2—7页。 ⑨《水浒演变史新论》（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水浒人物与水浒传》，台湾学生书局(台北)，1971年，第130—132、2、155—167、1—120、126—127页。林培志原文发表于1939年。《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5、396—398页。《元人水浒杂剧研究》，三联书店(香港)，1990年，第54—55、全书、5—12页。《水浒传的演化》，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9年20卷第9期，后收入《郑振铎全集》(第4卷)《中国文学研究》，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9—98页。《小说考信编·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39、41页。《宋元时代的水浒故事》，《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水浒传的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水浒演变史新论》(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69—271、270页。如孙楷第、胡士莹、陈汝衡等皆推测在《水浒》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可能经过了“词话”的阶段，在散文体《水浒传》之前，有词话体《水浒传》。分别参见《由高阳李氏藏百回本水浒传推测旧本水浒传》，《星岛日报》1941年第25—27期；《话本小说概论》(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736页；陈汝衡：《〈水浒传〉和说书》，《曲艺》1980年第5期。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页。《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98—132、345—363、132页。《话本小说概论》（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731—732页。《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江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汕头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东岳论丛》1998年第4期。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343、114—119、353、207—223、232—247页。《南宋杭州与“水浒故事”的形成》，《杭州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水浒琐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01—213页。分别参见《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页；《宋元时代的水浒故事》，《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水浒琐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01—213页。傅惜华：《水浒戏曲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宁宗一：《元杂剧水浒戏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85—297页。王晓家：《水浒戏考论》，济南出版社，1989年。赵景深主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37页。《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元代水浒杂剧非〈水浒传〉来源考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张锦池指出，以元杂剧水浒戏在整个元人杂剧的篇目中比重甚微以及对现存水浒戏个别情节的考证，否定元杂剧的水浒故事是《水浒传》的孕育先驱，这种用统计学与考据学来评价元人杂剧里的水浒戏在整个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很难说是一种科学态度。参见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华艺出版社，1993年，第356页。《水浒争鸣》1984年第三辑。《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逸经》1936年第1期。发表在《水浒争鸣》第一、二辑，后收入《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水浒争鸣》第四辑49—55页。《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原载：《中州学刊》-2003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