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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起，来自学科内外的质疑和争论就层出不穷。20世纪上半叶，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就围绕各自代表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方法、对象和范围展开激烈论争，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的伯恩海姆报告引发了从全球主义向文化主义转向的持久争论，而到了21世纪初，以斯皮瓦克①和巴斯奈特②为代表的文化翻译学派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合理性进行了彻底反思，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文化翻译”说和“星际性”。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强烈的自我反思和危机意识，无论是传统审美意义上的国别文学比较或母题研究，还是后殖民语境下的区域研究或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的政治化；无论在拥有众多世界级大师的欧美比较文学阵营，还是在民族意识逐渐提高而超越了殖民意识的中国、印度和非洲，比较文学都在自我反思和危机意识中发展、转向，并在重生中获得勃勃生机，仍然占据人文科学的前沿。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身份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相关学术杂志、国际研讨会、研究生培养等方面都呈现一派生机。2009年3月举行的美国比较文学年会有二千余名学者参加。然而，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发展方向等问题目前仍然众说纷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思想，加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美国哈佛大学大学比较文学系系主任、2001-2003年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会长大卫·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中，针对北美文学呈现的“双向趋势，向外——从欧美领域向全球扩展，向内——加强对本土文化及亚文化群的民族传统的研究”，（达姆罗施：25）将比较文学的未来诉诸于世界文学。他指出，“比较文学只有与民族文学的研究和世界文学的语境建立崭新的联系，今后才能蓬勃发展”。（达姆罗施：27） 事实上，早在1827年，歌德就发出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来临”的呼声，（艾克曼：220）为当时尚未诞生的比较文学注入了一支强有力的催化剂。近两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文学早已不是歌德心目中的关于文学未来的前瞻性理想，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处于动态界定过程中的概念。全球化时代到来后，世界文学被置于更广阔、更开放的多元文化的语境之下，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全新的界定。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世界文学是一种流通模式，是对民族文学的全面折射；第二，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作品；第三，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跨越时空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李滟波：169）诚然，这里所讲的世界文学不单是各民族文学简单堆砌而成的经典，而是处于作者、作品、读者动态关系中的流通、翻译和阅读模式。 在巴斯奈特看来，比较文学危机的症结在于过分规定研究对象和范围，人为地限定了比较文学的发展。比较文学的未来在于“放弃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的对象，而聚焦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承认文学流传所带来的必然的相互联系”。（巴斯奈特：6）具体途径是强调读者的作用，对阅读本身进行比较，借助翻译的革新和变革力量，从而“勾勒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巴斯奈特：6）然而，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纷繁庞杂的一个世界文学体系，女性研究、后殖民批判、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纷至沓来，在这种形势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从比较文学的历史性转而守护世界文学的“文学性”？如何在世界文学的鸿篇巨制中端正阅读方法，提高理解和阐释能力，建立正确的阅读模式？这是比较文学学者在向世界文学转向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为解答这些问题，达姆罗什在2009年3月又出版了新著《怎样阅读世界文学》。 该书是达姆罗什针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世界文学的阅读模式发表的具有实践和指导意义的又一力作。承接《什么是世界文学》的一贯风范，作者考察的文本时空跨度很大，除囊括经典作品如吉尔伽美什史诗、《一千零一夜》、沃尔科特的《奥梅罗斯》、杜甫和华兹华斯的诗歌外，还特别选取了读者不太熟悉的新作，如村上龙的《味噌汤里》。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姿的世界文学图景。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世界文学超越了语言和种族界限，为读者奉上了跨时空的阅读盛宴和文化大餐，是任何单一文学语境中的民族文学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即使在开放多元的全球化时代，身处不同文化语境的读者想要获得与作者同样深刻的文化背景知识也绝非易事。文学传统本身依然与个体文化的层次相关。在阅读世界文学的过程中，读者就不同文化传统中文学自身的含义、由不同思维范式所决定的文学表现样式、以及由不同生活习惯和经验所提供的文学内容，寻找新的理解模式，建立新的阅读方法。在这方面，《怎样阅读世界文学》为读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式和范例，对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世界文学作品时可能遇到的问题逐一作了解答。 世界文学给读者带来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文学”自身的含义——它的创造和阅读模式、社会背景和影响。从狭义的文学角度讲，文学指“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用突出适宜的语言写成的具有创造性的想象作品”。(Damrosch:6)而从广义上讲，20世纪初以来，文学的疆界就不断扩大，囊括了宗教、哲学、短文、自传、纪实，甚至口述文学和电影叙事。文学的种类和范畴也出现了众多层次，使读者对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作者的预期发生错位，在面对不同的文学规范和习惯时往往陷入一片茫然。达姆罗什从诗歌入手，对表达个人内心思想传统的西方爱情诗和极端社会化和群体性的印度爱情诗进行了比较。他告诫读者，阅读陌生传统的作品，遇到表面上不合逻辑、没有意义、过于平淡的地方，不要急于下结论，而要将其放到当地文化背景中去寻找新的意义。一般情况下，令人迷惑茫然的地方恰恰是走向作者独特方法与观点的通途，从而认识到作者如何依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表达超越时空界限的人类的共同情感。 不同文化对文学的缔造方式不同，作家在创造过程中担负的使命也不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代表的西方文学批评传统将文学看作虚构的产物。这一方面崇尚作者的创造性，认为诗歌是哲学性的而不是历史记录，能够表达超出日常生活限制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另一方面又把创造性的文学写作看作是幻想、假象或欺骗，给社会道德带来危害，所以柏拉图才要把文学逐出理想国。而另一些文化则认为文学深深根植于现实之中。作品并不是作者的虚构创造，而是对周围生活进行观察、再现的产物。杜甫和萨福的诗就说明了东西方文学传统在再现现实生活的层面上表现出的差异，但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除了作者创造方式的不同外，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模式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杜甫和华兹华斯的诗既可以看作“语象”，是独立于生平之外的自足文本，也可以看作是作者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的写照。但无论采取何种接受方式，读者必须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即在陌生传统中寻找足够多的立足点。亚里士多德和阿毗那瓦笈多等批评家都发表过关于文化传统与文艺创造之间关系的宏观论述，即使不能为具体的文本提供明确的解读，但也可以为理解具体作品提供可供比较的线索和必要的参照物，如作者特有的表达形式、比喻和表述方法等。通过把具体作品与批评相结合，读者最初形成的呆板的平面形象就逐渐转化为丰富的三维立体形象，继而进入到新的文学世界中来，享受世界文学带来的美好体验。 对读者来说，不仅外来民族的文学是陌生的，自己民族的古典文学也是陌生的。哈特利在小说《送信人》中写道：“过去是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们做事方式不同。”(Hartley:3)这就是我们阅读研习古典文学时遭遇的本民族文学传统的陌生感。《奥德赛》虽然深深刻在希腊民族的文化记忆中，但对于读者，即使是希腊读者，它也既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读者既不能深陷于古代具体生活细节的探究而无法自拔，也不能将它等同于现代文化带给他们的愉悦，而应该以一种“超然入定”的态度，追随作品中场景、人物、主体、形象的逐渐展开，把握作者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文学在时间流逝中的传承和改变，主题、修辞随着文化传统的变化而衍变，这也是该书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以西方史诗传统为例，考察了口述文学到书面文学的发展及两者间的相互影响。荷马史诗最初在本质上是口头的，是吟游诗人在盛宴上表演的噱头，并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场景自由发挥。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发明楔形文字后写下了最早的诗篇，并充分利用了口述史诗的重复技巧。当史诗流传到两河流域的古王国美索不达米亚时，口述重复和固定场景的技巧则产生了新的文学效果。重复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心理因素，在技巧和质量上则更注重文学性。而把由口述史诗演变而来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则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他充分利用“指环创作”的手法表现平衡感、形式秩序和命运。随着文学性充斥于史诗传统，史诗本身逐渐被散文诗小说所取代。然而，现代小说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口述文学的丧失。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沃尔科特的《奥梅罗斯》依然与口述传统密切相关。 作者还根据顺时次序梳理了诸神和冥界在史诗传统中不断变化的再现，表明文学传统不是线性继承的，而是在适应、改变、前进、回归中交替发展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文学阅读和研究的时间顺序却可以倒置。比如诗歌中采摘玫瑰的形象就可以逆向追溯，从文艺复兴后期诗人罗伯特·赫里克到法国文学巨匠皮埃尔·龙萨，再向前可以直接溯至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和他的同代人提布卢斯。另一条线索则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所罗门。这种逆时追溯使我们回到作者参照的影响源头，同时又瞥见作者特有的表现手法乃至世界观的成因。身处同一时代的不同作者对“及时行乐”主题的完全不同的阐释也呈现出古代世界的多样性，为跨越时空的阅读增添了新的魅力。 世界文学为拓宽读者自己的文学和文化视野提供了良机，但阅读陌生文化背景中的作品无疑是读者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文学选读的编者也许能够介绍作品的历史和文学背景，提供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但是这些信息远远不够。读者依然停留在作品的表面，由于作品的震撼力而惊讶不已，但仍然无视这种陌生感而用自己的知识结构生搬硬套。诚然，读者在阅读新作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以往阅读习惯的影响。但是在阅读跨文化边界的作品时，却不能完全依赖已有的知识储备，更不能彻底摆脱积累的根基，而应该创造性地应用它，将它作为跃进新文化环境的跳板。产生于不同的文学背景和在创作技巧上差异很大的作品同样具有可比性。比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就在主题、形象、人物、情节上都具有可比性。《俄狄浦斯王》是一出寻找事实／真理的知识剧，以发现隐藏的罪恶和诅咒为核心；相比之下，《沙恭达罗》则具备更多的心理戏剧成分。但是形象和场景对这两部戏剧都很重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倡导的“承认”与“拒绝”这对儿对立因素的并置在两部戏剧中都有完美的表现。索福克勒斯强调命运高于个人的能力，这在迦梨陀娑笔下的人物中找到了知音；而在人物数量和情节安排上，这两部戏剧则差异明显。 文学作品的比较还可以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出发，探讨作品中社会关系的剧变和新政治体制的建立。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老实人》(1670)和日本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心中天網岛》(1721)就从东西方文化两个维度表现了17-18世纪工商业中产阶级的逐渐兴起，并在19世纪完全取代封建贵族的社会现象，二者间的可比性毋庸讳言。读者在阅读陌生文化背景下的作品时要坚持比较的眼光，寻找它与本民族作品或其他熟悉作品的异同，以陌生作品提供的新视角和新维度来审视熟悉的作品，这种阅读方法极其有利于经典的重读。 然而，陌生与熟悉之间的比较虽然有助于对作品的深刻理解，但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比较文学的窠臼。严格说来，把陌生文化中的作品引入到熟悉的本民族语境中来，这涉及翻译的过程。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受益的文学，这是达姆罗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不仅体现在英语文学由于以霸权语言为媒介而风靡世界，如史蒂芬·金和J.K.罗琳的作品，刚一出版就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居世界各地畅销书之榜首。而且，对于小民族语言来说，翻译就更显得重要。假如没有翻译的媒介，帕慕克的小说就只能在土耳其家喻户晓，而不会获诺贝尔奖而闻名于世。事实上，作品在世界中的流通主要取决于译者不同程度的再创造。而精通多种外语、能够阅读原文只是比较文学学者的专利。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学生阅读的大多是翻译的世界文学作品。虽然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是翻译象征着一种对普遍文化的乌托邦式追求，即使不可能达到确切，翻译也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文化与语言的差异造成了翻译的多样化问题，但也有不同的解决办法。达姆罗什探讨翻译的优势与缺陷，列举了读者阅读翻译作品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在他看来，即使对原语言没有任何直接了解，读者也必须用批判的眼光阅读翻译作品，明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选择和所持的偏见，进而深入探讨译作的质量，意识到所存在的问题。这种批判性阅读可以充实我们的阅读经验，有助于发现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受益的多寡和译者的贡献。译者首先面对的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选择，要在翻译光谱上从严格的字面翻译到自由改编的两极之间找到自身的位置，从而在忠实翻译与自由翻译之间找到平衡。 那么，读者在阅读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如何找到译者选择的蛛丝马迹呢？一个方法是比较不同译本。即使几个片段的比较也能见出不同译者的文学和文化价值取向，清晰地展现译者对读者期盼的判断。达姆罗什以伏尔泰的《老实人》的译本为例，考察了两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该作品译本的演变和接受情况。再就是归化和异化的问题。太多的陌生感会使读者感到困惑甚至丧失兴趣，而过分融入目标语语境又会丧失差异性。达姆罗什分析了不同译者笔下风格迥异的《一千零一夜》，指出译者首先要明确原作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基调、表达层次和形式、与文化环境的关系等等。在理解这些要素的基础上，再将作品的特点传达给新的读者，使之适应新的语言、时空和读者预期。好的翻译是对原作的创造性变革，是文化交流的具体展现，是作品从本民族走向世界而获得新生的必要渠道。批评的眼光不仅让我们了解译者所作的必要取舍，更促使我们正确评价译者在前人基础上赋予作品新生的创造性价值。 在探讨了读者阅读世界文学时面临的挑战和对策后，达姆罗什把目光转移到作者，考察作者超越本民族语境、跨越文化边界的写作模式。紫式部写作《源氏物语》时，目标读者只是京都皇室中的亲朋密友，绝对没有想到一千年后她的作品会被翻译成英文，那是她闻所未闻的一种语言，并成为北美大学世界文学科目中的经典文本。很多作品跨越时空、语言和文化边界而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但这并非是作者的本意。而另一些作品则有意渲染异国风情，把异域的生活世界引入自己的作品，或用本民族的故事指涉外国的文化传统，或索性把主人公安置在国外。这种作品本身就是对文化翻译过程的主动参与，也与语言翻译一样，面临一系列的复杂选择。如何呈现异域文化，是荒谬、神秘、恐惧，还是充满了新的机遇？是强调文化差异、普遍真理，还是在遥远的东方出乎意料地找到归属？异域社会与本土社会是什么关系？友好睦邻？竞争对手？还是有待征服的土地、迷失的天堂、或对本国社会的影射？ 达姆罗什分析了《创世纪》中约瑟的故事，埃及关于兄弟相争的传说，以及卡夫卡小说中的约瑟夫·K.。这些故事之间的联系说明身处社会边缘的少数族裔与生活在异域的外乡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不受家庭和出生环境的约束，只要适应转型，就可以在新大地上获得重生。但这种文化转型和差异在解放一个人的同时也可以使他彻底迷失。游记属于表现浓郁异域色彩的作品，虽然都基于实际发生的旅行，但游记作家又经常将道听途说的甚至完全虚构的故事掺入叙述之中，把事实与虚构混合起来了，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就是典型的一例。这部集亲身经历与浪漫虚构于一体的经典之作曾激励了J.K.罗琳、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哥伦布等无数西方人对新奇的东方的向往和想象。这种作品本身就是跨文化交流与对话，而一旦对话的双方是帝国与其殖民地时，其利害关系就不言而喻了。再现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作品是否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取决于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接受选择。 如今，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快速进程将世界文学拓展到史无前例的规模，作品流通不再是从宗主国向殖民地边缘的蔓延，而是多向流通；小民族语言的作品同样能辐射全球。这可在出版业见其一斑。由于出版商的运作，新作可以在一夜之间走红。20世纪八十年代末，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几乎无人知晓，但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为其提供了流通的大好机会。到1988年，除原文塞尔维亚语之外，已有英、法、德、意和瑞典语版本，此后几年内又被译成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丹麦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日语和中文。帕维奇的国际读众或许大大超过了塞尔维亚的成年人口。但他的成功绝非偶然。国际图书市场对东欧作品的关注，马尔克斯、拉什迪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走红，都是他迅速打开国际市场的必要成因。 面对国际图书市场的这种诱惑与挑战，作者该如何应对？达姆罗什提出的首要对策就是采用去本土化的写作方式，而不直接描写本民族的风俗、地理和事件。而要像卡夫卡、贝克特等作家那样，打破现实主义规范，选择具有神秘象征意义的场景，超越狭隘的地方主义，由内向外地将本土的内部情境展现给外部读者。在现代意义上，吉卜林是第一位世界文学作家，他的代表作《吉姆爷》以富有地方色彩的场景把几乎专业化的民族志评述和考察呈现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与此相反，由外向内的表现形式将外部世界引入本土环境，地方性成了全球文化的缩影。帕慕克是这方面的典型。他拥有广泛的国际视野，继承了欧洲现代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传统，但在选材上坚持地方特色。在《伊斯坦布尔》等作品中，他通过人物身份的转变、融合和丧失而表现了土耳其人寻求身份变革的主题。借助从国外引进的新技巧开辟本土作家没有走过的道路，使地方性作品具有全球性，这是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因此也是未来文学批评所应关注的重点。 最后，《如何阅读世界文学》并没有抓住某一理论或思潮喋喋不休，而是在几个具体方面给读者指出了阅读世界文学的康庄大道：优秀的世界文学文集和选集，可供查阅的世界文学网站，大学里开设的世界文学课程和优秀教材，有关世界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世界文学密切相关的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相互促进的其他艺术样式，以及向异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这些基础问题的提出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更丰富的文学养料，开拓更广远的文学视野，展现更多彩的文学画卷。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世界文学是不断扩展的书的宇宙，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宇宙中成为“理想的失眠症患者”的理想读者。(Damrosch:5) 注释： ①斯皮瓦克以赫然醒目的标题《学科之死》宣告传统意义上比较文学的死亡。Spivak, Gayatri C. 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巴斯奈特在1993年发表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指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zon. Oxford: Blackwell, 1993.2006年，巴斯奈特发表了《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一文，重新审视比较文学，梳理其症结。 【参考文献】 [1]Damrosch, David.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MA: Wiley-Blackwell, 2009. [2]Hartley, L.P. The Go-Between. London: Hamilton, 1953. [3]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戴维·达姆罗施：《比较文学的问题和选择》，丁欣、李小均译，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4期，第25-34页。 [5]李滟波：《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新解——评介大卫·达姆罗什著<什么是世界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4期，第167-73页。 [6]苏珊·巴斯奈特：《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黄德先译，载《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第1-9页。 原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