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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施耐庵”以朱武自寓 1958年12月10日，毛泽东在他读《三国志.张鲁传》的批语中写道：“《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毛泽东读古书实录》，黄丽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一回里宋仁宗差遣太尉洪信前往江西龙虎山，宣请张天师赴京祈禳瘟疫。洪太尉到了龙虎山上清宫，为见天师，步行上山。洪信在京师养尊处优，行不多远就腰酸腿软，走不动了。“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气喘。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引自《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以下同此），洪信惊得往后便倒。老虎“去了一盏茶时”，洪信才爬起来，“行过三五十步”，“又一阵风，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洪信见了，又惊得往后倒下。等蛇不见了，他才爬起来，正要再往山上走，“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只见“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转出山凹来”。这个牧童就是“虚靖天师”（注：《老子》道经：“致虚极，守静笃”），是他变幻出吊睛白额大虫和雪花大蛇来。此山叫做龙虎山，一蛇一虎正合龙虎之名。 《水浒传》第二回“九纹龙大闹史家村”，起因是史进结纳了少华山上的强人，“为头那个大王唤做神机军师朱武，第二个唤做跳涧虎陈达，第三个唤做白花蛇杨春”。跳涧虎和白花蛇恰与第一回中的吊睛白额大虫和雪花大蛇相对应，这绝不是闲笔。所以神机军师亦当与“虚靖天师”相对应。在全书第一百回（最后一回）里，叙梁山众将的结局，“朱武自来投授樊瑞道法，两个做了全真先生，云游江湖，去投公孙胜出家，以终天年”，神机军师最终逍遥自在，修道去了。张三丰《云水前集》中一首“赤壁怀古”诗云：“龙争虎斗今安在，月白风清我又来”（《张三丰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主题是相似的。一部《水浒传》，先写鲁智深、林冲等几位跳涧虎一般的好汉（第十一回末尾：“梁山泊内，添这个弄风白额大虫；水浒寨中，辏几只跳涧金睛猛兽”），再于第十八回中引出宋江来。跳涧虎比喻梁山众头领，白花蛇比喻山寨之主宋江。而道童则比喻在“龙争虎斗”之后复能“月白风清”的人生。 因此作者在朱武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感悟。他把《水浒》当作历史来写，所以让史进在梁山好汉中第一个出场。他让朱武跟史进结交，也就是把自己写进了历史。作者说朱武“虽无本事，广有谋略”，在第五十九回里说他“智可张良比，才将范蠡欺”。作者特意安排朱武名列七十二地煞之首，宋江为天魁星，朱武为地魁星，“一同参赞军务”。在第八十四回，宋江、卢俊义兵分两路攻取蓟州，宋江这一路吴用、公孙胜作军师，卢俊义这一路朱武作军师（注：第1090页“留下柴进、李应、李俊......守住着蓟州城池”一长段，应移到第1085页“宋江听罢，便请军师吴用商议”后面），他识破了辽兵的五虎靠山阵、鲲化为鹏阵（1086页）和太乙三才阵、循环八卦阵等（1120页）阵势。征方腊时，公孙胜已去，吴用替宋江擘画，朱武还是卢俊义这一路的军师（1183、1237）。全书“引首”说“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第1页），作者这位“儒流”中人以朱武自寓，在书中扮演了类似张良、范蠡的角色。高儒《百川书志》记“《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施耐庵”应该就是“朱武”。 在第五十九回，史进、朱武等人上了梁山，紧接着就讲“徐州沛县芒砀山中，新有一伙强人......为头一个先生，姓樊名瑞，绰号混世魔王......手下两个副将，一个姓项名充，绰号八臂那吒......又有一个姓李名衮，绰号飞天大圣......”，这三人与少华山朱武三人正可比拟，因而作者是以樊瑞来对应朱武。史进、朱武、陈达、杨春前去收捕，却不敌项充、李衮，暗衬出樊瑞的本领高强。但樊瑞“不识阵势”（790），这方面比不上朱武。樊瑞即是“反瑞（造反有利）”，作者明确指出芒砀山“乃是昔日汉高祖斩蛇起义之处”（786）。作者在这里补充介绍樊瑞，实有深意。他唯恐读者误解了他写此书的用意，就用“樊瑞”来点醒读者，他怀念朱元璋（“朱武”）举旗造反的光辉岁月。这时宋江在梁山早已势掩晁盖，在“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设法接掌权力（通过设置对立面：卢俊义，相反相成）之后，梁山上将出现两条路线的分歧。朱武等人被樊瑞的手下打败，实际上是暗示代表招安路线的宋江远不如代表继续革命路线的鲁智深。因为在天罡中鲁智深排第十二（除了宋江），在地煞中樊瑞排第二十四（除了朱武）；而且鲁智深是步军头领的第一名，樊瑞是步军将校的第一名。作者在路线斗争展开之前，就借助看似荒唐的情节，婉曲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作者紧接着在下一回又让公孙胜收服樊瑞，樊瑞拜他为师（792），为书末朱武、樊瑞去寻公孙胜埋下了伏笔。 史进的行踪是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书中最令人喜爱的一位英雄鲁智深是由他引出（43）；玄女“遇宿重重喜”的“天言”也因“宋江闹西岳华山”去救史进、鲁智深而得到印证（780）；第九十八回史进、陈达、杨春等被射死在昱岭关下（1261），下一回便是“鲁智深浙江坐化，宋公明衣锦还乡”，一部《水浒》将完。 二 《水浒》脱胎《英烈传》 在《水浒传》第七十二回里，柴进见到睿思殿素白屏风上，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940）。《水浒传》取材于《大宋宣和遗事》（《古本小说集成》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内中说宋江等人“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县”，张叔夜招降后，“归顺宋朝......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认为《宣和遗事》“三路之寇”指的就是“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强人”，“皆宋江属，不知何人误读，遂以王庆、田虎辈当之”。其实作者并没有误读，四大寇别有其来历。《英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二回中左丞相脱脱奏请元顺帝派兵“讨平徐寿辉、刘福通、张士诚、芝麻李四寇”（第7页），当时“反了共一十四处”，徐、刘等是其中的“大寇”。所以《英烈传》比《水浒传》先出，《水浒传》的作者在构思的时候借鉴了《英烈传》中的情节。 《英烈传》讲述了明朝开国元勋的事迹。《水浒传》的作者自比朱武，我们从朱武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作者缅怀朱元璋缔造明朝的武功。朱元璋夺取天下靠的是淮西政治集团。《英烈传》第八回（24页）说定远“有一个唤做李善长，此人足智多谋，潜心博古......长来做第一位文臣辅佐”，《水浒传》第五十九回也说朱武“原是定远县人氏，平生足智多谋”，可见朱武的主要原型之一便是辅弼朱元璋的定远人李善长。（第五十七回里说“李忠祖贯濠州定远人氏”（760），也许是作者“施耐庵”讥刺定远人性格孤寒的小小幽默吧。第六十五回作者又写“华亭县人，唤做油里鳅孙三”（861），亦甚促狭。） 《水浒传》“智取生辰纲”这一段从《宣和遗事》中情节化来，但《宣和遗事》只说“八个大汉，担得一对酒桶”，不像《水浒传》里让晁盖等七人装扮成贩枣子卖的客商，挑酒的则是白日鼠白胜。《英烈传》第六回朱元璋上金陵贩卖乌梅，遇到吴祯、邓愈、汤和、郭英、郭子兴、吴良，合在一起，也是七人。所以“智取生辰纲”还揉入了《英烈传》中贩乌梅的情节。黄泥冈上七人自称“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去”，《英烈传》里朱元璋正出生在淮西濠州（10页）。因而《水浒》作者暗自以朱元璋作为造反英雄的标志。 《英烈传》第一回元顺帝“忽梦见满宫皆是蝼蚁毒蜂”（3），一个穿红衣的人“手执扫帚，将蝼蚁毒蜂尽皆扫净”。《水浒传》开头则是“京师瘟疫盛行”（5），张天师“禳救灾病，瘟疫尽消”（16），去请天师的人叫洪信，即红信，红（朱）色信息的意思。又《英烈传》中“只听得一声响亮，恰似春雷......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穴内黑气冲天”，穴底有一石碣。《水浒传》里则说石碑掘起，现出“一个万丈深浅地穴”，“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这里的“百十道金光”无疑是指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水浒》第一回的本意是暗示梁山好汉举起义旗，整顿乾坤，使“瘟疫尽消”。 《英烈传》第五回述朱元璋初生时“不住啼哭”（14），一个“头顶铁冠”的道士对他说了几句话，就再也不哭了。《水浒传》“引首”则讲宋仁宗“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2），太白金星“化作一老叟”，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个字，就不啼哭了。又《英烈传》第十回中铁冠道人自言：“我姓张字景和，江西方外之士。”（30）《水浒传》则在第一回仔细渲染了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形象。 《水浒传》既以洪信为红信，第十三回又说山东济州郓城县“东溪村山上有株大红叶树，别处皆无”（173），第十四回复叙晁盖是东溪村的保正（174），因此大红叶树也传达了造反的信息。东溪村、西溪村“只隔着一条大溪”，而《英烈传》中皇觉寺所处地方，也有钟离东乡、钟离西乡之别（10）。《水浒传》改东乡、西乡为东溪村、西溪村，又在第四十七回里让指点石秀识别祝家庄盘陀路的老汉复姓钟离（637）。 《英烈传》第五回记朱元璋幼时住在东乡“红罗巷”（14），“古迹至今犹存”。第十七回说刘伯温是处州青田县人，“县城外南边有一座高山，俗名红罗山”（51）；第七十三、七十四回又述元太子屯兵于红罗山，刘伯温感慨“南北红罗一样名”（242），联想到自己一生的结局，“不胜叹息”（241）。《水浒传》第十一回柴进向林冲介绍梁山泊，说其地“方圆八百餘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145），全书时以蓼儿洼作为梁山事业的代称（如15、142）；第九十九回宋江平定方腊回来，封了楚州安抚使（1290），第一百回叙“楚州南门外有个去处，地名唤做蓼儿洼......和梁山泊无异......其山秀丽......虽然是个小去处......龙虎踞盘......俨然似水浒寨一般”（1300），又叙“楚州南门外蓼儿洼......虽然窄狭，山峰秀丽，与梁山泊无异”（1302），这一回里反复说到“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又在诗中称之为“红蓼洼”（1304），且宋江被害后葬于此地，可见作者的慨叹是深长的。 《水浒传》脱胎于《英烈传》的例证还有很多，如《英烈传》第六回说“五台山和尚......使一条花棍，如风如电一般”，郭英“便从他学这棍法”（20），第七回讲郭子兴“一向在神策营十八万禁军中做个教师”（21），这明显是《水浒传》里鲁智深五台山出家和林冲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来历。如第七十八回讲“华云龙镇守北平而死”（260），“施耐庵”因“华云龙”与“入云龙”近似，就在第十五回说公孙胜“是蓟州人氏”（195）。如《英烈传》第七十四回记徐达被“赐诰命铁券”（244），《水浒传》第九回讲柴进“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124）。又如《英烈传》第二十回说“先锋郭英便率兵三千出战。......吴将统军都督吕珍......有谋智，有胆力，善使一条画戟......与郭英战到三十餘合，彼此心中俱暗暗喝采”（62、63），而《水浒传》第三十五回中吕方、郭盛之间的比试与此十分相似。这些都不是一句“偶然的巧合”所能马虎解释的。 三 胡守中和杨一清、郭勋 沈德符《野获编》说在嘉靖初年，郭勋“谋进爵上公，乃出奇计，自撰开国通俗纪传名《英烈传》者，内称其始祖郭英战功，几埒开平（常遇春）、中山（徐达）。......当武宗朝，勋撰《三家世典》......三家者，中山王（徐达）、黔宁王（沐英）及其高祖追封营国公（郭英）也；序文出杨文襄一清笔。其配庙妄想，已非一日。”这种说法与《英烈传》故事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相符的。此外，《英烈传》在郭英刚出场时就称赞他“想是汾阳（郭子仪）复耀灵......喜看到处勤勋名”（20），既把他比作唐朝的郭子仪，又在诗里含了勋字，用心良苦。根据晁瑮《宝文堂目.子杂类》的记载，郭勋还刊印过《水浒传》和《三国通俗演义》，以致有人误解《英烈传》是模仿《三国》、《水浒》而作。如郑晓《今言》就说：“嘉靖十六年（1537），郭勋欲进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不过，这也说明郭勋本《水浒传》在1537年以前就已面市。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也记“嘉靖十六年正月......进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庙”，并加了按语：“嘉靖十年（1531）间，刑部郎中李瑜议进诚意伯刘基侑祀高庙，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勋欲进其立功之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讲、《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显然沈国元在抄录《今言》时嫌郑晓没有讲清郭勋撰书的来由。现在看来，很可能郭勋本《水浒传》是在1531年以后刊行的，否则沈国元不一定会将郭勋撰《英烈传》和刘基配庙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但《水浒传》既然脱胎于郭勋撰写的《英烈传》，郭勋还刻印过《水浒传》，那么《水浒传》的成书和郭勋也就应当有所关联。 《水浒传》里一再赞叹杭州的景致，如第九十四回（1217）、第九十五回（1221）；还写到钱塘江潮信（1283），以呼应全书开头（14）。书中鲁智深、武松和林冲在风景秀丽的杭州去世，这三位都是作者（也是读者）深心喜爱的英雄。林冲、武松二人得到过柴大官人的救助，反映了作者托庇豪门的思想。另一位天巧星浪子燕青，为人机警，“知进退存亡之机”（1285），他是“卢俊义家心腹人”，“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808），也是豪门家仆的身份。 《水浒传》介绍卢俊义“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801），这分明是在暗示《英烈传》里“一棍平成天地烈”（20）的郭英。作者自寓的朱武几次做卢俊义的军师（高级幕僚），其原型李善长在朱元璋军中做记室（秘书长）。燕青列名天罡之末，朱武位居地煞之首，这是作者特意安排的。作者对燕青这个笔下的人物似乎更有感情，估计作者跟武定侯郭勋的关系很不一般，他甚至愿意把自己放在郭勋家仆的位置。而鲁智深身上有《英烈传》中郭英的师父的影子，所以作者对鲁智深才格外尊重，连宋江也以“吾师”（768）称之。 这个“钱塘施耐庵”很可能就是与郭勋来往密切的胡守中。胡守中于嘉靖十一年（1532）中进士，同年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科试考二》，王世贞）《水浒传》也许是他在翰林院的三年内写成的。后来，胡守中在都察院担任过监察御史、副都御史。《古今书刻》记载有一部都察院刊本《水浒传》，大概是胡守中利用职务之便出版的。 《水浒传》里朱武跟从宋江接受招安、征辽、讨方腊，最后跟随公孙胜出家。前面说过，作者以雪花大蛇比宋江，而杨春的绰号就叫白花蛇；公孙胜则“道号一清先生”（195）。于是朱武 宋江+公孙胜 杨一清，作者用这种方式把他最敬重的人藏在了书中。 杨一清，号邃庵，谥文襄。杨一清“历官中外五十餘年。他三次总制陕西三边，两次入阁，还担任过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的重要职务，是著名的政治家。他生活在政治日趋腐败的明朝中叶，谈不上赫赫政绩，个人的仕途也坎坷不平，三起三落，郁郁以终。但凭借他广博的学识才干，丰富的政治阅历和经验，在加强西北边防建设，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保障西北地区安全方面还是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才兼文武，重人才，能容人，识拔了一批文臣武将，保护了一些受排挤的官僚。正德时，他以张永为内援，计诛刘瑾，扶明王朝大厦于将倾；嘉靖初年，在由大礼议引发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情况下，他顶风逐浪，不顾个人安危，为议礼获罪同僚亟力辩护，最后祸及己身，他的这种品德深得士大夫的赞许。”（《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 杨一清给郭勋的《三家世典》写过序言。但郭勋在北京的公府后院花园以及一笔田地，也是被杨一清没收的。（《水浒研究论文集》，32页，沈伯俊编，中华书局，1994）嘉靖八年（1529），杨一清向世宗进言，说郭勋“沮挠营政”。（《嘉靖皇帝传》，卜键，团结出版社，1995）后杨一清在与政敌张璁、霍韬的斗争中失败，被迫致仕（下野）。因为郭勋和张璁是一党，郭勋这才有惊无险，度过了政治上的难关。第二年，杨一清病逝。 郭勋仗着自己是皇帝宠幸的贵族，长期横行不法。1541年，郭勋下狱，次年死于狱中。郭勋逮捕前，胡守中“上疏论郭勋罪”，言辞激烈。（《嘉靖皇帝传》，183、184）但郭勋入狱后上本，有“臣奸何事，臣党何人”（《水浒研究论文集》，38页）之句，细味语气，似出《水浒》作者之手。 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录入韩邦奇所撰《见闻考随录》的抄本一部，系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此本之中时见批注，“如胡守中结交郭勋一条，则云传闻之过；.....藩臬升迁一条，则云铨法变自杨邃庵”。这个评阅本说不定就是胡守中收藏的。他敬佩杨一清，又在评注中为自己辩诬。胡守中是否真的背叛了郭勋，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杨一清在胡守中心目中的形象无疑要比郭勋更高大。 四 “老调子已经唱完” 《水浒传》第一回石碣“遇洪而开”（14），走了“妖魔”；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石碣上面写着一百单八将的名字，晁盖却不在内。《大宋宣和遗事》里说晁盖住在郓城县石碣村，《水浒传》中在“梁山泊边石碣村住”（184）的则是阮氏三雄。因此作者“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明确梁山领袖是宋江，不是晁盖。作者塑造的晁盖无领袖之才，初上梁山吴用便说他“兄长性直，只是一勇”（242）；在从江州回梁山路上，“来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黄山门（注：红叶变黄）”，“前面山嘴上锣鸣鼓响”，“花荣便拈弓搭箭在手，晁盖、戴宗各执朴刀，李逵拿着双斧，拥护着宋江，一齐趱马向前”（548），这时就已暗示晁盖比宋江逊色了。 《水浒传》“引首”称宋太祖为“武德皇帝”（1），而宋江征方腊后封授武德大夫（1290），因此作者是将宋江暗比宋太祖。宋江奉诏破辽国，离京时“取陈桥驿大路”（1075），取胜还京时也“屯驻军马于陈桥驿”（1159）。前次军校杀了克减酒肉的厢官，宋江“滴泪斩小卒”；后次众将“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1162）。可见作者对宋江不能像赵匡胤那样陈桥兵变充满了惋惜之情。全书第一回比之于白花蛇，即是此意，因为蛇毕竟是龙的不成材而已。 第九十回“当风雁影翻”（1156），宋江说“此宾鸿仁义之禽......递相谦让，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不越群伴......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依次而飞，不越前后，此为礼也......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弟兄一般”（1158），足见宋江的儒家思想。第一百回宋江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1302）他“自幼学儒，长而通吏”（1301），儒家的教条在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制度的象征）”，到头来却忠义无用（吴用），不得花荣（“吴用、花荣自缢身死”，1304）。宋江这个形象实在是代表了作者对官僚集团内部关系的一种理想：等级森严，秩序井然，各得其所，彼此护持，不相互倾轧。宋江的下场则表露了作者绝望的心态。 作者羡慕那些善于进退的人物，入云龙公孙胜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第四十二回在梦里宋江受玄女天书，梦的结尾宋江见二龙戏水（560），暗喻宋江和晁盖两人的权力角逐。公孙胜很快就看出了端倪，便回蓟州探望母亲去了（563），避开了梁山上头领间的分化组合。宋江征辽辛苦一场，到头来却是“仍将夺过檀州、蓟州、霸州、幽州，依旧给还大辽管领”（1151），公孙胜的故乡还是在沦陷区。回朝之后，公孙胜在皇帝赐宴的次日就向宋江辞行（1160），没有参加剿方腊的战事。 作者在书中暗藏了杨一清的名字（宋江+公孙胜），表明了传统中国儒道合一、以道补儒的人生观。书末诗云：“生当庙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1309），又云：“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注：指范蠡）泛钓船”，寄意是清楚的。 又《水浒传》第九十九回篇首诗云：“衲子心空圆寂去，将军功遂锦衣回。两人俱是男儿汉，不忝英雄济世才。”（1275）将军指宋江，衲子就是鲁智深。《英烈传》第五回里说“朱公将孩子（朱元璋）送到皇觉寺中佛前忏悔，保佑易长易大”（14、15），朱元璋十七岁（虚岁）时又“托身皇觉寺内”（16），“权且为僧”。而《水浒传》里赵员外送鲁智深往五台山做和尚（58），宋朝皇帝便是姓赵。鲁智深义气深重，不远千里，大闹野猪林，救了林冲，这段故事也是从赵匡胤千里送京娘（林冲使女叫锦儿）的故事变来。所以鲁智深才是《水浒传》真正的洪（红）信。鲁智深“听潮而圆，见信而寂”（1157、1283），在战鼓般的钱塘江潮声中离世，结束了他“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53）的一生。 但作者还是让鲁智深不违“忠义”。他说：“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虽然反对招安，却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作者同情人民的斗争，所以梁山好汉征辽不死一人，征方腊则死去三分之二。作者渴望斗争，因此钱振鹏战关胜的时候骂道：“量你等一伙，是梁山泊草寇，不知天时，却不思图王霸业，倒去降无道昏君”（1186）。作者向往自由，因而当李俊许诺要保他们做官的时候，费保（注：《中庸》“君子费而隐”，费保即隐以求保）说：“若是我四个要做官时，方腊手下，也得个统制做了多时，所以不愿为官，只求快活”（1201）。但《水浒》渴望斗争却消解现实中的斗争，向往自由却找不到尘境里的自由。作者的心理是非常矛盾的，他对“官逼民反”的揭露和愤慨终究不过归结为改朝换代的幽微的暗示。更何况朱武也出家修道去了，哪里还有朱元璋这样的底层英雄来旋乾转坤？ 从客观上来讲，这部将近五百年前的《水浒》通过儒学信徒宋江的悲剧质疑了虚伪的儒家礼教，质疑了儒学所维系的传统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尽管作者主观上不免还想继续唱下去。 原载：作者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