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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身居城市，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福利，却又觉得内心虚无，感到人情冷暖而不自知。凡此等等，我们习惯于归结于城市病，却忽略了这可能是我们忘记了人类的另一种本性：相助。在凯瑟琳·斯多克特的小说《相助》中，或许我们能找到时代的病因，那对我们而言，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救赎。 《相助》描写的是1960年代，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种族冲突此起彼伏，两个女佣，一个大学刚毕业、涉世未深的小姐，三个小人物冒险开始她们的变革之路。 凯瑟琳·斯多克特的家乡密西西比州的杰克森，以黑人和白人聚居的南部地区，在《黑奴解放宣言》之后的一个世纪，黑人女佣给白人照看孩子，做家务，但收入颇微，她们通常被迫使用白人房屋外独立的厕所，却还坚持照看着白人的孩子。 黑佣艾碧莲、明尼、白人雯小姐三个女性，在故事中沉浮，她们以不同的视觉来审视日常生活，这期间包含的有悲伤有叹息，亦有惊喜。然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理解则是，大时代的激流教小人物只能学会隐忍，但当变革的声音从喉咙里发出，饱满而又真挚的感情喷薄而出，谁又能说，这股直抵人心的力量不能给他们的命运带来救赎？ 在看过关于种种所谓的种族冲突的小说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些冲突不是基于道义上的，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本质，改变了生活方式，趋向于病态的时代必然会呈现。但难以被发现的是，偏见固然会带来种种问题，其价值可能更深层次地揭示日常生活的秘密。 那么，小说中的那个种族冲突的年代，艾碧莲、明尼、雯却能互助，走向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这很冒险，但带给她们的则是生活的愉悦。历史在变革，对个人而言，也许不是那么的美妙。《相助》的尾部，雯离开家去了“北方”，而艾碧莲失去了工作，继续面对苦难。评论者认为，作者似乎力图表明，新时代的公理战胜，并没有一下子终结人间的磨难。在苦难面前，只有敞开自己，相互理解，才能够互相帮助，一起超越自我，面对不公正和压力，走向新的生活。坦率的说，这样的解读可能是一种误读。 对《相助》来说，相助乃是另一种救赎，只是方式的不同而言，并不能以此评判哪种更好一些，毕竟每个人的救赎方式是不同的，只有一种才是最适合的。如果以此来反观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亦有所新发现，恰如学者熊培云所论的“重新发现社会”，重拾社会的逻辑，对我们来说，消除歧视与偏见的方式在于重新回到生活的原点。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译者唐颖华可能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感受，把西化的语言方式转换成中国小说叙述，这固然看上去很亲切，很立体、生动，如果把人物的名字换上张三李四，可能就是一部乡土小说，但小说的韵味和叙述方式尽失，这多少让《相助》的魅力打了一些折扣。 (《相助》，凯瑟琳·斯多克特 著 唐颖华 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年4月版) 原载：时代信报2010年07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