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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铁鹰先生近来发表《“大闹天宫”活水有源——顺昌齐天大圣之我见》一文，文中提到中野美代子和我的一个观点，孙悟空原籍福建。蔡先生认为《西游记》传说有北方系统与南方系统，北方系统由取经原始故事发展而来，以后有宋代的《唐僧西天取经》、元代的《销释真空宝卷》、元明之际的《西游记平话》相承，应是《西游记》故事的主流；而南方《西游记》故事传播系统以猴精及齐天大圣的故事为主，其代表作是大闹天宫的故事。南北《西游记》故事在元末明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中融为一体，形成了后世的《西游记》故事。我认为，该说的优点是终于承认《西游记》故事中除了北方的系统外还有南方系统。但是，蔡先生将《西游记平话》当作北方系统的故事似不成立；其次，所谓队戏《唐僧西天取经》诞生于宋代一说也是不可靠的。南方《西游记》故事系统的贡献在于塑造了孙悟空的形像、构建《西游记》故事的基本内容，但是，将《西游记》故事演绎得丰富多彩，则是各地“说话”艺人共同的贡献。 一、关于《西游记平话》诞生的地域问题 在朝鲜古籍《朴通事谚解》中保留了一段元明之际的对话，其中提到有人想去买《唐三藏西游记》一书，结果受到批评：“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理。要怎么那一等平话?”这段文字说明：在元明之际存在一本书，其名为《西游记平话》。《朴通事谚解》还记录了《西游记平话》的故事梗概，“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绚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详见《西游记》。”这段梗概涉及《西游记》的部分主要故事，说明这一时代的《西游记》已经初具规模，比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不可同日之语。专家公认，《西游记平话》是《西游记》故事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所以，如果论证了《西游记平话》的地域属性，实际上就确定了《西游记》故事的主要起源地。 在宋元之际，平话是一种以讲故事为主的艺术形式。它与唐代佛教“俗讲”及宋代的“说话”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我们注意到：宋元“平话”一词的流行有明显的地域性。宋代讲故事，名为“说话”，而不是说平话。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都流行说话艺术。据说宋太宗喜欢请人说故事，每天都要请人讲一则故事，这些故事以后编成《太平广记》一书。所以，当时的汴梁已经有说话艺人。北宋末年，金人克汴，索“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金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以上各种艺人中，即有说话艺人。此外，南宋的《都城纪胜》一书记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可见，当时河南与浙江都流行说话艺术，但没人将其称为平话。而且，《都城纪胜》及《梦粱录》等都书，载有许多故事简介，却没有提到唐三藏取经故事被列入“说话”的内容。 平话一词最早出现于福建建阳出版的小说之中。福建建阳县在宋元明三代是赫赫有名的。其原因在于，宋代大儒朱熹晚年定居于此，建竹林精舍，后人称之为考亭书院。对那一时代的儒者来说，考亭是和曲阜阙里一样的圣地。何乔远说：“建阳，文公之乡也。士者侈谈文公，如东鲁之名孔子也。”建阳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于此可见。从宋朝到元朝、明朝，建阳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版本学界著名的“麻沙本”、“建本”都出自建阳县。祝穆在《方舆胜览》中曾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朱熹的《嘉禾县学藏书记》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元代建阳书坊的地位独一无二，元初熊禾骄傲地说：“睠我考亭之阙里，实为崇化之书林，渊源可渐，文献足征，二帝三王以来之道，至此大明，四书六籍而下之文，靡所不备……光天薄海，无地不有其书”。明代建阳书坊仍然号称印书最多的地方。 建阳书坊在元代印了许多平话，其中一些版本保留在日本。清末民初王国维等学者发现这些小说后，将其介绍到中国。 都是建安虞氏所刊。建安即福建建安郡，郡治在今天的建瓯县，建阳隶属于建安管辖，所以，建阳人将建安作为郡望。虞氏在宋元之际是一个有名的印书家族，例如：乾道五年(1169)，“麻沙镇南宅虞千里”刊印《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南宋虞氏家塾刊印《老子道德经章句》二卷；虞平斋务本堂刊印《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元代虞氏务本堂刻印《赵子昂诗集》，这都是藏书界梦寐以求的珍品。看来虞氏家族在元代还印了不少平话。这些平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平话。 平话最早是福建人对说话艺术的特殊用法。平话这一艺术形式在福建流传很广，20世纪60年代尚且流行于民间，迄今偶尔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还可以看到讲平话。宋元之际，建阳及其附近的建宁路(唐代建州、南宋建宁府)诸县应为说话艺术最盛的区域。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三月壬戌，元朝廷曾经下旨福建，“征建宁处士彭炳为端本堂说书，不至。”这反映了元代建宁路的“讲平话”艺术相当出名，乃至朝廷都想从建宁路聘请说书艺人。与此同时，建阳又是出版业最发达的区域，一些脑筋灵活的书商将说话人的话本修改后付印，便成了刊印本的平话。随着建阳书籍传播到全国各地，平话也流传到全国各地，成为刊印本小说的标准形式。元明之际，建阳出版了不少平话，清代编写四库全书的编者说：“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伙，皆优人以前代轶事衍为俗语而口说之。”明代民间编写平话已经成为很流行的习俗。建阳因刊印小说最多，成为中国小说出版中心。以上事实表明，朝鲜人所见到的《西游记平话》肯定是建阳书坊的产品，否则，它不会叫“平话”。 另要注意的是，古代福建与朝鲜保持着密切联系。朝鲜在宋代自称高丽，由于契丹国的兴起，高丽与宋朝之间往来的陆路被切断，所以，二国之间的来往不很正常。但是，福建商人却经常访问朝鲜半岛。在《高丽史》一书上，常有福建商人访问高丽的记载。早在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即有泉州人林仁福等四人到高丽国，二年后，又有二拨福建商人来到，其一为泉州陈文轨等一百人，其二为福州虞瑄等百余人。有人根据朝鲜人郑麟趾的《高丽史》的记载统计，自1012－1278年的266年间，宋商人赴高丽者达129回5000余人。其中多数是泉州、福州商人。商人的往来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高丽原从山东水路向宋朝进贡，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北宋中叶，高丽“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北宋后期，罗拯任福建转运使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其王云白天圣后职贡绝，欲命使与谨俱来”。于是，“熙宁二年，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国王旨意，形于部述”’。其后，宋朝与高丽的关系恢复正常，民间往来也越来越多，苏轼曾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许多福建商人留于当地，《宋史》记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朝廷使至，有陈牒来诉者，则取以归”。可见，虽说高丽位于中国东北部，但在宋代，福建与高丽的关系最为密切。由此看来，《西游记平话》一书最可能是由福建商人带到朝鲜半岛的。事实上，宋代赵汝适的《诸番志》一书记载了与宋朝贸易的海外国家，其中在朝鲜半岛的新罗国条内注明：“商舶用五色缬绢及建本文字博易。”新罗国，今为韩国，这说明古代韩国曾向中国进口产自建阳的书籍。元代初年建阳学者熊禾说：“书坊之书，犹水行地”，“书籍高丽日本通”。可见，元代建阳的小说行销东亚各国。 以上论证表明，《西游记平话》是诞生于福建的一部小说，并在宋元时期传人朝鲜。蔡铁鹰先生将《西游记平话》列为北方《西游记》故事系统是不对的。实际上，《西游记平话》是南方《西游记》故事系统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西游记平话》故事的实际作者是南宋永福人张自观，即张僧，有关考证可见拙作《论瑜珈教与西游记的众神世界》。 二、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应产生于《西游记平话》之后 20世纪80年代，山西的学者发现了一部明代的抄本《礼节传簿》，其中有一篇概述了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梗概。蔡先生说：“研究者们一致认为(队戏)是一种初级的戏剧形式，其形成不会晚于唐五代至宋初，因为它比金代的院本还要古老。《唐僧西天取经》被认为是有可能是宋代，至少是宋元间的产物。”。蔡先生认为从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到元代的《销释真空宝卷》，再到《西游记平话》，形成了北方西游记故事的发展系列。但从三者故事的比较来看，应是《西游记平话》最早，《销释真空宝卷》次之，《唐僧西天取经》最后。现将三种《西游记》传说的故事梗概引述如下。 《朴通事谚解》记载《西游记平话》：“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约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详见《西游记》。”除此之外，在《永乐大典》一书中，还保留着《梦斩泾河龙》的故事，并标明引自《西游记》。 据说是元代的《销释真空宝卷》中的取经故事如下：“唐圣主，烧宝香，三参九转，祝香停，排鸾驾，送离金门。将领定，孙行者，齐天大圣，猪八戒，沙和尚，四圣随根。正遇着，火焰山，黑松林过，见妖精，和鬼怪，魍魉成群。罗刹女，铁扇子，降下甘露；流沙河，红孩儿，地勇夫人，牛魔王，蜘蛛精，没人洞去。南海里，观世音，救出唐僧。说师父，好佛法，神通广大，谁敢去，佛国里，去取真经?灭法国，显神通，僧道斗圣，勇师力，降邪魔，披剃为僧。兜率天，弥勒佛，愿听法旨。极乐国，火龙驹，白马驼经。从东土，到西天，十万余里。戏世洞，女人国，匿了唐僧。到西天，望圣人，殷勤礼拜，告我佛，发慈悲，开大沙门。开宝藏，取真经，三乘教典，暂时间，一刹那，离了雷音。” 现在我们见到的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情节梗概：“唐太宗驾，唐十宰相，唐僧领孙悟恐(空)、朱悟能、沙悟净、白马，往至师陀国，黑熊精盗锦兰袈沙，八百里黄风大王，灵吉菩萨，飞龙柱杖；前至宝象国，黄袍郎君、绣花公主；镇元大仙献人参果；蜘蛛精；地勇夫人；夕用(多目)妖怪一百只眼，波降金光霞佩；观音菩萨，木叉行者，孩儿妖精；到车牢(迟)国，天仙，李天王。哪叱太子降地勇(地涌夫人)，六丁六甲将军；到乌鸡国，文殊菩萨降狮子精；八百里，小罗女铁扇子，山神，牛魔王；万岁官主，胡王宫主，九头附马，夜叉；到女儿国；蝎子精，昂日兔下降；观音张伏儿起僧伽帽频波国；西番大使，降龙伏虎，到西天雷音寺，文殊菩萨，阿难，伽舍、十八罗汉，西天王，护法神，揭地神，九天仙女，天仙，地仙，人仙，五岳，四读，九曜，千山真君，四海龙王，东岳帝君，四海龙王，金童，玉女，十大高僧，释伽沃(佛)，上，散。” 经比较，很明显，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产生时代最迟，因而也最接近吴承恩的《西游记》，理由如下：其一，《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最为繁复，从神话故事由简到繁的一般规律来看，《唐僧西天取经》应是最后出现的故事；其二，《唐僧西天取经》中唐僧四徒弟的名字最接近吴承恩《西游记》，例如，沙僧之名在《西游记平话》、《销释真空宝卷》中还是沙和尚，但在《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中，已经是沙悟净；猪八戒的名字也是如此，原被称为黑猪精朱八戒、猪八戒，但到了《唐僧西天取经》里，却有了文雅的朱悟能之名。其三，《唐僧西天取经》中出现了“镇元大仙献人参果”、“九头附马”、“蝎子精”等不见于前二书的故事。其四，女人国的故事在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中演化为女儿国故事。女人国出现于《诸番志》、《岭外代答》、《岛夷志略》等古籍中，《=西游记平话》及《销释真空宝卷》仍然保持女人国的称呼，反映了宋元时代的传统，但在《唐僧西天取经》中，“女人国”却被改为“女儿国”，女儿国的名字更好听，民间故事的发展规律，应是好听的称呼取代一般的称呼，这也表明《唐僧西天取经》是后出的。 如同一些学者的研究，队戏这种艺术出现于五代宋初时期，但这并不是说，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也是五代宋初出现的。队戏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流传很久，当代，闽南与台湾仍然流行队戏。每逢节庆，寺庙道观前每每有人跳“宋江阵”之类的队戏，并在街上游行；山西是队戏产生的地方，其流传应不输于福建、台湾，明清时期肯定有队戏流行。《唐僧西天取经》是明清时期最流行的队戏之一。所以明代抄本的《唐僧西天取经》会有女儿国、西番大使之类明代才流行的称呼。总之，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应产生于《西游记平话》之后。 三、取经传说南派源流对《西游记》的贡献 中野美代子提出孙悟空传说起源于福建的观点有其史料为证。其一，宋代泉州宝塔上有猴子带刀的塑像；其二，长乐郡有猿精掳人为妻的传说；其三，南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记载了福建永福县人张僧的诗，诗中提到猴精与取经的故事；其四，南宋福建著名诗人刘克庄在诗中提到取经故事。以上四则例证中，猴子带刀的塑像是佛经中的故事，很难说一定与孙悟空有关；而长乐郡在南朝时期是桂林郡的名称，迄至唐代才成为福州的别称，中野美代子所述猿精掳人的故事发生于南朝时期，应属于广西桂林，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福建民间信仰源流》一书中作了考证。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张世南、刘克庄有关取经故事的记载，至今还是不可推翻的铁证。张世南所载张僧的诗如下：“无上雄文贝叶鲜，几生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为珍宝，句句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复，沉毛江上马驰前。长沙过了金沙难，望岸还知到岸缘。”这首诗将猴精与唐三藏联系在一起，说明他是在讲取经的故事。蔡铁鹰先生认为南派源流取经故事的贡献只是创造大闹天宫的故事，西游记主体故事是北方创造的，但张僧的诗说明，早在南宋时期福建已经有了猴精辅助唐僧取经的故事。至于刘克庄的诗：“一笔受楞严义，三书赠大颠衣。取经烦猴行者，吟诗输鹤阿师。”其中“取经烦猴行者”一句，也很清楚地表明：猴行者的故事是与取经联系在一起的。张世南与刘克庄所记载的两首与取经有关的诗，是迄今为止年代可靠、时代最早的“猴行者”与取经故事的史料。它是孙悟空形象诞生于福建的铁证。所谓孙悟空诞生于北方的史料，除了队戏《唐僧西天取经》这类时代不明的材料外，我还见过有人说西北的石窟中有五代时期猴行者的画像，若能证实这一点，我不拒绝猴行者起源于西北的结论。但画像考古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些画像的风格有人说是五代，也有人说是宋代，某类画风产生于什么时代，众说纷纭，很难有确认。所以，光凭队戏与石刻这类史料，还无法让人相信猴行者的故事产生于北方。迄今为止，最可靠的猴行者史料，应以张世南及刘克庄笔下的二首诗为早。至于蔡铁鹰先生说，猴行者只是南方故事，而北方故事早就有孙悟空出现，从而强行将猴行者与孙悟空分开，我觉得过于武断。从民间故事进化的原则来看，应是先有猴行者的故事，后有孙悟空这类学名。队戏出现孙悟空这一学名，正是其出现时代较迟的明证。 除了张世南、刘克庄文献中的二项铁证外，我认为还有几项史料可证明孙悟空的传说出现于南方。 其一，有关水晶宫的故事。《西游记》中海龙王所居住的水晶宫，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小说中有地方性特征的事物可以看出作者生前生活的环境及其地域性。在南方，很早就有水晶宫的传说。南宋张世南记载福州的民俗，“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于鼓门之前。若晴明，自哺后达旦，倾城出观。巨室或乘轿旋绕。相传云，看牛则一岁利市。三日游贤沙，四日游天宁，六日乌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宫。逮暮始散，此皆图志所不载也。”如上所载，福州人正月初六游西湖水晶宫是一项重要的活动。据吴任臣的《十国春秋》，福州西湖水晶宫是由闽王王延翰建于五代时期，这是《西游记》故事起源于东南的证明之一。作者应是受福州水晶宫的启示，才创作了小说中东海水晶宫的形象。此外，《西游记》一书最热闹的是大闹龙宫与大闹天宫的故事，大闹龙宫故事的产生肯定和东南海洋文化有关，没有沿海民众加入《西游记》故事的创作，不可能有大闹龙宫的故事。从取经故事的发展源流来看，唐三藏取经本来完全是大西北的故事，但经东南民众改造之后，有关龙宫的故事也进入《西游记》小说之中。从而使《西游记》一书展现海洋文化的风貌。 其二，福建有“宗演降猴妖”的故事。“福州永福县流行能仁寺护山林神，乃生缚猕猴，以泥裹塑，谓之猴王，岁月滋久，遂为居民妖祟。寺当福、泉、南剑、兴化四郡界，村俗怖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热，渐病狂不食，缘篱升木，自投于地，往往致死。小儿被害尤甚。于是祠者益众，祭血未尝一日干也。祭之不痊，则召巫觋乘夜至寺前，鸣锣吹角，目日取慑，寺众闻之，亦撞钟击鼓与相应，言助神战。邪习日甚，莫之或改。长老宗演闻而叹日：‘汝可谓至苦，其杀汝者，既受报，而汝横淫及平人，积业转深，何时可脱!’为诵梵语大悲咒资度之。……” 将能仁寺猴精比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有相通之处，他们原来都是猴精，都曾危害人类，后来都被高僧收伏，从而成为佛教的护法神。所以，这一故事中的猴王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本质上相通。其次，关于这一故事流传的年代也令人回味。这一故事中的能仁寺的长老宗演，在《永福县志》中被称为“唐僧宗演”，而能仁寺建于五代时代，所以，宗演约为后唐或是南唐时的人物。可见，能仁寺猴精的故事在五代时期就流传开来了。 其三，福建流行通天大圣崇拜与齐天大圣崇拜。福建顺昌县有齐天大圣之碑及通天大圣之碑，是顺昌县干部的发现。其县委书记郭跃进先生对此十分兴趣。他们很想弄清楚齐天大圣碑与《西游记》的关系。2004年4月27日，我应顺昌县委书记郭跃进之邀，赴顺昌调查。4月28日，郭跃进先生让顺昌县文化馆长王益民领我上宝山看齐天大圣之碑。车子走到半山之后，王益民领我走小路登山，约一个半小时后登顶。在离山顶很近的地方看到始建于元至正二十三年的宝峰寺。该寺的主神是三济祖师。离宝峰寺不远处，有一石砌的小庙，庙内有二块碑，即齐天大圣之碑与通天大圣之碑。王益民将此庙称为“双圣庙”，但在我追问下，他也承认：其实这些原来只有二块石碑，为了保护这二块碑，后人才盖了一座小房子。看来，这小房子不是庙，更不是所谓双圣庙。下山后我向郭跃进先生建议，应当调查顺昌县境内其他相关史迹。于是，在郭先生的发动下，各乡镇上报了许多线索。4月29日，我和陪同干部走访了几个乡镇。首先去看峡阳镇的雪山寺，传说其中有唐僧像。但看到之后大失所望。原来，这唐僧像实为地藏菩萨像。不过，在与陪同干部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当地有许多通天大圣碑，我便要求去看这些碑。在建西镇安下村殷坑自然村看到了一处通天大圣碑，其旁还有“黄公道者”及“本埴土地”两块碑，唯惜碑上文字看不清楚，大约是万历年间立的。在大历镇立墩村的金斗顶看到了又一处“通天大圣”之碑。在这块通天大圣之碑的旁边，同样有“黄公道者”及“本埴土地”二块碑相伴而立。通天大圣碑上的时间是：“正德十四年二月初九日。”其后，我们在山腰附近的范地自然村又看到一处通天大圣碑，其旁也是黄公使者与本埴土地之碑。该碑的纪年与题名是：“正德二年岁次丁卯六月初三吉日立，喜拾花银信士张文盛同室蔡珠娘。”此外，在大历镇的大山头，也看到一处通天大圣碑，其题名是：“丁亥年七月喜拾，信女谢仙娘伏愿子孙绵远者。”4月30日，我返回福州。 这一次调查有所收获，顺昌方面一直希望我表态顺昌是孙悟空的故乡，这使我踌躇。伴随我行动的文化馆长王益民提出：宝峰齐天大圣碑与通天大圣碑是二人的墓地，当时人的习惯是生于斯、葬于斯，宝峰既然有齐天大圣之墓碑，说明齐天大圣即为顺昌县人。但这一观点我不可能接受。首先，顺昌的齐天大圣碑与通天大圣碑都不是墓碑，尽管其外型很像墓碑。如前所述，顺昌县城乡有多处明代的通天大圣碑，一个人的墓地只可能有一处，若通天大圣碑只有一处，那可能是通天大圣之墓，但若通天大圣碑有许多处，则表明通天大圣碑只是人们的敬香处。其功能类似庙宇。宝山的通天大圣碑与齐天大圣碑并列一处，既然通天大圣碑不是墓碑，齐天大圣碑也不是墓碑。其次，我注意到顺昌人的通天大圣崇拜有悠久的历史，但对齐天大圣的崇拜历史并不太久远。上述发现的通天大圣碑都立于明代。而且，这些碑大都立于可看到天空的空旷处。村民说，通天大圣的神通就是通天，所以，不能在通天大圣碑上搭盖建筑物，以免妨碍通天大圣神通的发挥。因此，虽说好几处立通天大圣碑的地方，都有小庙，可供敬香人休息。 但这些小庙都立在通天大圣碑之外，庙的屋檐不得遮盖大圣碑。这些故事说明乡民对通天大圣的信仰历史悠久，而且十分虔诚。在这次调查中，我很想再发现齐天大圣碑，却一直没有收获。虽说顺昌当地有齐天大圣庙，了解之后也很失望，原来，该庙附近原有的碑是通天大圣碑。以理推之，当地原有的信仰应为通天大圣信仰，齐天大圣是后来引进的。总之，齐天大圣应当不是顺昌的原生信仰，而是从外地传人的，所以，当地没有很多的齐天大圣碑。 事实上，齐天大圣信仰主要分布于福建沿海。《八旗通志》有关迟维城的记载表明清初福州有齐天大圣庙：“迟维城，汉军正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任福建福州府知府。刚决善断。闽俗尚鬼，多淫祠，……又有所谓齐天大圣、九使等庙。维城痛惩其弊，力请大吏禁止。又亲率民壮扑其像，拆毁淫祠百十余所，陋俗始革，而疠疫亦稀。”此外，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也记载了福州齐天大圣庙的故事。这都说明齐天大圣崇拜在福建沿海具有悠久的历史。顺昌县的齐天大圣崇拜，应是从福建沿海传入。总之，闽北山区的通天大圣崇拜与沿海的齐天大圣崇拜形成并立的文化现象。在通天大圣碑及齐天大圣庙宇发现之前，人们以为齐天大圣是小说家的创造，但新的发现表明，通天大圣及齐天大圣都是福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西游记平话》的作者受到福建民间信仰的影响才创作了齐天大圣孙悟空这一英雄形象。 宋元以来，建本(麻沙本)书籍的影响是很大的，南宋歙县人方岳的诗云：“生母谓我不读书，待捡麻沙见成本。”如其所云，好像当时人要读书就是念麻沙本了。又如金国学者元好问《夏日》一诗咏道：“床头书册聚麻沙，病起经旬不煮茶。更为炎蒸设方略，细烹山蜜破松花。”可见，即使是在南北隔离之时，金国境内也流行麻沙本书。因此，元代产于福建的《西游记平话》流传到北方，乃至影响到北方的《西游记》故事，这是可以接受的。 最后我要声明的是：我提出《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最早产生于福建，这并不是否定《西游记》故事为全民族文化遗产。首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西游记平话》虽然在福建出版。但它的形成肯定是综合了全国各地有关西游记传说的成果；其次，虽说《诗话》、《平话》二书是《西游记》故事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但这二本书的文字水平都不怎么样。要在全国各地的说书先生不断加工之后，融汇各地优美的民间故事，它才成为一部足以代表明代文学成就的巨著。我仅仅是证明，该书的一部分源头在福建而已。 原载：《东南学术》2007、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