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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金评《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赵平平 参加讨论

    在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的过程中,金圣叹起到了中坚的作用。在继承前人对小说批评理论的基础上,他对《水浒传》的评点提出了自己的批评理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以及《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小说的评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特点的分析。
    金评《水浒传》的基本美学原则是“三境”说。他在《贯华堂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一》中说:
    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
    金圣叹的“三境”说,直接的思想来源就是李贽《杂说》中的“化工”、“画工”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圣叹认为《水浒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原则来描写人物,重形似而不拘于形似,达到了神似。“以形写神”,所以能使人物“传神”、“逼真”,达到“化境”。在第三十七回中,金圣叹对描写李逵的“黑凛凛大汉”五个字评道:“画李逵只五字,已画得出相”,“黑凛凛三字,不惟画出李逵形状,兼画出李逵顾盼、李逵性格、李逵心地来”。在第九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金圣叹评施耐庵对雪景的描写是“龙眠白描,庶凡有此”,“龙眠”指北宋画家李公麟。白描是绘画中一种朴素自然的艺术表现方法,不作繁琐的渲染,只用简单的数笔描绘出对象的形象,多用于水墨写意画。后来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指出《金瓶梅》采用了“白描”手法,正是接受了中国古代画论和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启发。张竹坡在《读法》中说“读《金瓶梅》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自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1]”。在评论潘金莲、应伯爵等人物时都是从白描的角度出发,如“描写伯爵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写潘金莲“总是现妒妇身说法,故白描入画也”等。后来卧闲草堂本和闲斋老人对《儒林外史》的评点中,指出了其采用白描手法,用极其朴素的语言把现实生活如实地写出来,高度逼真、传神,呼之欲出,如在目前。
    第二,金圣叹提出了只有写出人物性格中的“同中之异”,才能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评《水浒传》曾提出“同而不同处有辨”,认为人物性格的特殊性是在对比中显示出来的,既要写出相同之处,又要写出不同之处。金圣叹在此基础上将它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同中之异”说。《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
    《水浒传》只是写人物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鲁达、史进、李逵等这些人物都有共同的特点“粗卤”,金圣叹根据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文化教养、思想品质等精确地道出他们粗卤的不同之处,显示出人物的不同个性。在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金圣叹评道:
    此回写过史进英雄,接手便写鲁达英雄;方写过史进粗糙,接手便写鲁达粗糙……作者盖特地走此险路,以显自家笔力,作者亦当处处看他所以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处,毋负良史苦心也。
    金圣叹将鲁达和史进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指出他们身上相同的气质特点之中又各有不同:史进是财主家少年公子,而鲁达是军官出身,惯于粗放。此外第十二回金圣叹评杨志与索超比武相斗,通过周围人的不同表现,认识到了人物的身份不同,在同一问题上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后来到张竹坡之时借用“同中有异”的理论,分析《金瓶梅》中的人物性格。
    “同中有异”的批评方法对后来的毛伦、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有很大的启发。毛氏父子在评《三国演义》的人物描写时,在金圣叹“同中有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为从对比中展现人物的性格,将其总结为两点:一是“以宾衬主之妙”,即以许多次要人物的描写来衬托和突出主要人物。如汉末的诸侯争霸,作者写了很多诸侯,却以魏、蜀、吴三家为主,有宾有主,“叙刘、关、张及曹操、孙坚之出色,并叙各镇诸侯之无用,刘备、曹操、孙坚其主也,各镇诸侯其宾也”。二是“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譬犹树是同树,枝是同枝,叶是同叶,花是同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成异采”。说明可以有大同小异,也可以有小同大异,如“写权臣则董卓之后又写李傕、郭汜,傕、汜之后又写曹操,曹操之后又写曹丕,曹丕之后又写司马懿,司马懿之后又并写师、昭兄弟,师、昭之后又继写司马炎,又旁写吴之孙綝,其间则无一字相同[2]。”
    第三,金圣叹认为,《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合乎“人情物理”, 没有将英雄拔高、神化,认为他们既是理想的英雄,也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他在第二十二回对“武松打虎”的描写评道:“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故其妙不用说矣。乃其尤妙者,则又如读庙门榜文后,欲待转身回来一段……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尽人之笔。”将英雄人物的行为写得合情合理,给人以真实的感觉,显得自然可信。受金圣叹的这一理论的影响,脂砚斋认为《红楼梦》的人物描写在语言、动作、行为、处事等方面都写得合情合理,是“至情至理之妙文”(甲戌本),即使是在近乎荒唐的描写当中也有至情至理存在,“《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经之谈,间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耶,以破色取笑,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3]”。(庚申本)后清代人对《聊斋志异》评点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蒲松龄在描写花妖狐鬼时,使它具有人的性情,作品艺术结构安排也都符合现实的人情物理。冯镇峦评道:“说鬼亦要有伦次,说鬼亦要得性情。”这些花妖狐鬼因为具有了人的性情,所以使读者感到十分亲切,“凡事境奇怪,实情致周匝,合乎人意中所欲出,与先正不背在情理中也[4]”。
    第四,金圣叹指出了《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的“个性化”,即善于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行为、动作、举止、处事方式,来表现其性格的特殊。他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直是一百八样。”(《读第五才子书法》)他在《水浒传序三》里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二回写鲁达打店小二“只一掌”,打镇关西“只一拳”、“只一脚”,金圣叹眉批道“一路鲁达文中皆用只一掌、只一拳、只一脚,写鲁达阔绰,打人也打得阔绰”。第六回写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林冲一把扳过来要打,见是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只是怒气冲冲的瞅着他,金圣叹批道“写英雄在人廊庑下,欲说不得说,光景可怜”。这些地方都说明《水浒传》在描写鲁达、林冲的性格时,注意到他们极有个性的动作和处事方式。脂砚斋在评点《红楼梦》中也注意分析个性化的人物性格,指出《红楼梦》对人物的刻画之所以特别“逼真”、“传神”,是因为作者善于抓住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典型细节,作深刻生动的描写。送宫花一节,林黛玉的语言很有特点,脂批道:“将阿颦之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此书得力处,全是此等地方,所谓颊上三毫也。”卧闲草堂本和闲斋老人评点的《儒林外史》,指出作者善于运用传统的“以形写神”、“得其意思之所在”的艺术表现方法,用有代表性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寿终正寝”描写严氏兄弟、王氏兄弟和偏房赵氏等人物的几个典型细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卧本评曰:
    此篇是从功名富贵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个富字,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看财奴之吝啬,荤饭秀才之巧拙,一一画出,毛发皆动,即令龙门执笔为之,恐亦不能远过乎此……文章妙处真是在语言文字之外。
    正是有了细节描写才能使人物活生生地显现在读者面前,这正是“以形写神”、“得其意思之所在”艺术方法的灵活运用和继承发展。
    最后,金圣叹还从作家的主体修养方面出发,分析了作者创造出这么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原因。《水浒传序三》中说:
    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之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众声,斯不免再吷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格物,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故不以为难也。
    金圣叹借“澄怀格物”来强调作家必须在熟悉生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各个人物之间的性格差异,才能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他还强调必须懂得“因缘生法”,要求作家在推己及人地构思人物时,研究和分析人物的言论、行动、性格所赖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其特点,“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俱足。”作家只有懂得“因缘生法”,“其文亦随因缘而起”,深入分析他们性格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才能描写得十分逼真传神。张竹坡认为《金瓶梅》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描写“世情”真实自然,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合情合理上,“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又说:“一心所通,实又真个现身一番,方说得一番。然则其写诸淫妇真乃各现淫妇人身,为人说法者也。”人物形象要写的生动鲜明,作者必须先在构思中酝酿成熟,张竹坡提出的“心通”正是对金圣叹“因缘生法”的发展。
    注释:
    [1]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见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们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3][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三会本序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原载:《现代语文》2009年第06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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