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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的过程中，金圣叹起到了中坚的作用。在继承前人对小说批评理论的基础上，他对《水浒传》的评点提出了自己的批评理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以及《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小说的评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特点的分析。 金评《水浒传》的基本美学原则是“三境”说。他在《贯华堂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一》中说： 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 金圣叹的“三境”说，直接的思想来源就是李贽《杂说》中的“化工”、“画工”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圣叹认为《水浒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原则来描写人物，重形似而不拘于形似，达到了神似。“以形写神”，所以能使人物“传神”、“逼真”，达到“化境”。在第三十七回中，金圣叹对描写李逵的“黑凛凛大汉”五个字评道：“画李逵只五字，已画得出相”，“黑凛凛三字，不惟画出李逵形状，兼画出李逵顾盼、李逵性格、李逵心地来”。在第九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金圣叹评施耐庵对雪景的描写是“龙眠白描，庶凡有此”，“龙眠”指北宋画家李公麟。白描是绘画中一种朴素自然的艺术表现方法，不作繁琐的渲染，只用简单的数笔描绘出对象的形象，多用于水墨写意画。后来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指出《金瓶梅》采用了“白描”手法，正是接受了中国古代画论和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启发。张竹坡在《读法》中说“读《金瓶梅》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自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1]”。在评论潘金莲、应伯爵等人物时都是从白描的角度出发，如“描写伯爵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写潘金莲“总是现妒妇身说法，故白描入画也”等。后来卧闲草堂本和闲斋老人对《儒林外史》的评点中，指出了其采用白描手法，用极其朴素的语言把现实生活如实地写出来，高度逼真、传神，呼之欲出，如在目前。 第二，金圣叹提出了只有写出人物性格中的“同中之异”，才能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评《水浒传》曾提出“同而不同处有辨”，认为人物性格的特殊性是在对比中显示出来的，既要写出相同之处，又要写出不同之处。金圣叹在此基础上将它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同中之异”说。《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 《水浒传》只是写人物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鲁达、史进、李逵等这些人物都有共同的特点“粗卤”，金圣叹根据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文化教养、思想品质等精确地道出他们粗卤的不同之处，显示出人物的不同个性。在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金圣叹评道： 此回写过史进英雄，接手便写鲁达英雄；方写过史进粗糙，接手便写鲁达粗糙……作者盖特地走此险路，以显自家笔力，作者亦当处处看他所以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处，毋负良史苦心也。 金圣叹将鲁达和史进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指出他们身上相同的气质特点之中又各有不同：史进是财主家少年公子，而鲁达是军官出身，惯于粗放。此外第十二回金圣叹评杨志与索超比武相斗，通过周围人的不同表现，认识到了人物的身份不同，在同一问题上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后来到张竹坡之时借用“同中有异”的理论，分析《金瓶梅》中的人物性格。 “同中有异”的批评方法对后来的毛伦、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有很大的启发。毛氏父子在评《三国演义》的人物描写时，在金圣叹“同中有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为从对比中展现人物的性格，将其总结为两点：一是“以宾衬主之妙”，即以许多次要人物的描写来衬托和突出主要人物。如汉末的诸侯争霸，作者写了很多诸侯，却以魏、蜀、吴三家为主，有宾有主，“叙刘、关、张及曹操、孙坚之出色，并叙各镇诸侯之无用，刘备、曹操、孙坚其主也，各镇诸侯其宾也”。二是“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譬犹树是同树，枝是同枝，叶是同叶，花是同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成异采”。说明可以有大同小异，也可以有小同大异，如“写权臣则董卓之后又写李傕、郭汜，傕、汜之后又写曹操，曹操之后又写曹丕，曹丕之后又写司马懿，司马懿之后又并写师、昭兄弟，师、昭之后又继写司马炎，又旁写吴之孙綝，其间则无一字相同[2]。” 第三，金圣叹认为，《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合乎“人情物理”， 没有将英雄拔高、神化，认为他们既是理想的英雄，也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他在第二十二回对“武松打虎”的描写评道：“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故其妙不用说矣。乃其尤妙者，则又如读庙门榜文后，欲待转身回来一段……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尽人之笔。”将英雄人物的行为写得合情合理，给人以真实的感觉，显得自然可信。受金圣叹的这一理论的影响，脂砚斋认为《红楼梦》的人物描写在语言、动作、行为、处事等方面都写得合情合理，是“至情至理之妙文”（甲戌本），即使是在近乎荒唐的描写当中也有至情至理存在，“《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经之谈，间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耶，以破色取笑，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3]”。（庚申本）后清代人对《聊斋志异》评点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蒲松龄在描写花妖狐鬼时，使它具有人的性情，作品艺术结构安排也都符合现实的人情物理。冯镇峦评道：“说鬼亦要有伦次，说鬼亦要得性情。”这些花妖狐鬼因为具有了人的性情，所以使读者感到十分亲切，“凡事境奇怪，实情致周匝，合乎人意中所欲出，与先正不背在情理中也[4]”。 第四，金圣叹指出了《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的“个性化”，即善于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行为、动作、举止、处事方式，来表现其性格的特殊。他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直是一百八样。”（《读第五才子书法》）他在《水浒传序三》里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二回写鲁达打店小二“只一掌”，打镇关西“只一拳”、“只一脚”，金圣叹眉批道“一路鲁达文中皆用只一掌、只一拳、只一脚，写鲁达阔绰，打人也打得阔绰”。第六回写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林冲一把扳过来要打，见是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只是怒气冲冲的瞅着他，金圣叹批道“写英雄在人廊庑下，欲说不得说，光景可怜”。这些地方都说明《水浒传》在描写鲁达、林冲的性格时，注意到他们极有个性的动作和处事方式。脂砚斋在评点《红楼梦》中也注意分析个性化的人物性格，指出《红楼梦》对人物的刻画之所以特别“逼真”、“传神”，是因为作者善于抓住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典型细节，作深刻生动的描写。送宫花一节，林黛玉的语言很有特点，脂批道：“将阿颦之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此书得力处，全是此等地方，所谓颊上三毫也。”卧闲草堂本和闲斋老人评点的《儒林外史》，指出作者善于运用传统的“以形写神”、“得其意思之所在”的艺术表现方法，用有代表性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寿终正寝”描写严氏兄弟、王氏兄弟和偏房赵氏等人物的几个典型细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卧本评曰： 此篇是从功名富贵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个富字，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看财奴之吝啬，荤饭秀才之巧拙，一一画出，毛发皆动，即令龙门执笔为之，恐亦不能远过乎此……文章妙处真是在语言文字之外。 正是有了细节描写才能使人物活生生地显现在读者面前，这正是“以形写神”、“得其意思之所在”艺术方法的灵活运用和继承发展。 最后，金圣叹还从作家的主体修养方面出发，分析了作者创造出这么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原因。《水浒传序三》中说： 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之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众声，斯不免再吷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格物，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故不以为难也。 金圣叹借“澄怀格物”来强调作家必须在熟悉生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各个人物之间的性格差异，才能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他还强调必须懂得“因缘生法”，要求作家在推己及人地构思人物时，研究和分析人物的言论、行动、性格所赖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其特点，“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俱足。”作家只有懂得“因缘生法”，“其文亦随因缘而起”，深入分析他们性格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才能描写得十分逼真传神。张竹坡认为《金瓶梅》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描写“世情”真实自然，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合情合理上，“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又说：“一心所通，实又真个现身一番，方说得一番。然则其写诸淫妇真乃各现淫妇人身，为人说法者也。”人物形象要写的生动鲜明，作者必须先在构思中酝酿成熟，张竹坡提出的“心通”正是对金圣叹“因缘生法”的发展。 注释： [1]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见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们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3][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三会本序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原载：《现代语文》2009年第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