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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一生中写了60多部戏剧作品，绝大多数都涉及宗教。泰戈尔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社会，虽然已被英国殖民化，但印度社会内部的主要问题在于各种宗教的冲突，解决问题的出路也主要在于宗教冲突的解决。泰戈尔对于近代印度精神存在状态进行的考察和审视以及在各种矛盾冲突中追寻和探索人类精神出路的努力，对于拯救近代印度乃至全人类人文精神的失落，并在终极关怀层面上确立一个指向未来的新的价值信仰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给予人们深刻的启示。 一 泰戈尔戏剧描写了三大方面的宗教冲突： 其一，功能与信仰的冲突。 泰戈尔戏剧中的人物，如剧本《古鲁》中的校长、小蓬乔克，剧本《国王》中的国王等主要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面与社会宗教规范与教义发生冲撞或背离，另一方面这些人物本身又都是宗教信仰者。他们坚持自身的信仰，而膜拜、祈祷的却是无神的庙宇。这无情地嘲笑了印度教社会持续不断的保守性，戏剧性地表现了“经典的”陈腐规章和不成文的规章等形式与生命之间的冲突。泰戈尔深信：“人类的体内有一颗永远不会死亡的生命的种子，这颗种子只要透过一丝缝隙，吸收到一丁点儿自由的阳光和雨露，就要发芽和生长。正是惧怕这一点，印度社会不允许任何地方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缝隙。”[1]第20卷， 349 贯穿泰戈尔戏剧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尊重人的价值，高扬人的精神，而人的觉醒、生命的觉醒乃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泰戈尔对于人的觉醒的意义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所主张的人本主义———人的觉醒与解放之后表现出人与神的对立、与自然的对立，泰戈尔高扬起的“人”的觉醒是人与神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古鲁》剧中的校长及幼童小篷乔克是吸收到了阳光和雨露的种子，他们在内心里体会到了一个爱的生命，于是试图挣扎着冲决千百年来的人性束缚，呼唤着宗教能作为灵魂的老师：“古鲁啊，带着动听的话语来吧，带着心灵中的话语来吧，请用生命来唤醒生命吧。”[1]第17卷， 355“用生命唤醒生命”，即是用以解决冲突的出路。 其二，生命与形式的冲突。 虽然小篷乔克是个天真可爱的幼童，却也受了种姓制度的影响。泰戈尔认为，种姓制度是一种贬低人的尊严的的东西，一个受种姓制度影响的印度人，不是一个良心上充分清醒、能判断人类价值的完美的人，种姓制度人为地造成了印度社会的分裂，并为殖民者的统治提供了机会。泰戈尔认为，种姓制度使印度在世界大舞台上的表演受到了局限。他说，不知从何时何地起，种姓制度的罪恶开始在印度的土地上流行，印度像一盏熄灭的油灯把自己封闭起来，而世界各国也相继对其关闭了大门。 戏剧《纸牌国》是用浪漫主义手法编织的一个优美动人而又发人深思的童话故事，在这一优美动人的童话故事里，泰戈尔对于种姓制度的厌恶和讽刺、对于破除旧制度从而建立新印度的理想憧憬，皆演绎得淋漓尽致。纸牌国里谁都没有愿望、没有追求、没有恐惧、没有开创新局面的勇气，这就是现实印度的真实写照。“印度的问题是世界问题的缩影。印度的地域过于辽阔，种族也太复杂。它是许多地区挤在一个地理容器里的国家……印度本来是多样性的，却偶然成为单一性，因而始终是由松散多样性和脆弱的团结所带来的痛苦。”[2]他希望印度人民能打破种种可笑而落后的宗教藩篱与禁忌，“突破懒惰的围墙、死气沉沉的包围，扔掉一切毫无意义的包袱”[1]第18卷， 399，为每个人的独立发展、为一个真正美好的新印度而努力。 其三，杀生祭祀与仁爱祭祀的冲突。 诗剧《牺牲》是泰戈尔非象征主义剧作的最高峰，被认为是印度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剧作。该剧人物性格鲜明，构思奇巧，多种戏剧冲突重叠出现而又未影响到全剧的统一。特里普拉国国王戈温达的王后龚娜瓦蒂没有子嗣，有人劝她向迦梨女神庙敬献一头牲畜祭品。乞丐女阿帕娜有一只心爱的小山羊，有人把羊抢去送到了庙上。献祭的一切准备就绪，戈温达国王带着阿帕娜赶到现场。国王命令神庙管事贾亚希玛停止献祭，把羊还给姑娘，贾亚希玛却要求姑娘牺牲她心爱的小羊。乞丐女眼泪汪汪地说，小山羊由她喂大，她可以说是它的母亲，迦梨女神凭什么要夺走它呢？围绕着同一只小羊是祭品还是爱物，在国王、王后、祭司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戏剧冲突。 《牺牲》反映了多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除了杀生祭祀和仁爱祭祀的矛盾冲突外，还有夫妻之间的冲突、教权与俗权之间的冲突、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冲突、爱情与职责之间的冲突、职责与天良之间的冲突、经典的陈腐规章与人性的不成文的规章之间的冲突。这些剧烈的冲突构成了全剧的戏剧性。国王与王后之间的冲突为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威之间更广泛的冲突所掩盖，但比这二者更深刻更有意义的斗争，是基于同情之上的人性普遍法则与受到刻板僵硬的传统制约的仪式主义礼法之间的较量，即宗教界与教外各方的连年不断的对抗。 二 如果我们把以上所述戏剧中的宗教冲突，放到诗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印度文化与社会特征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些冲突不但是一种源自宗教本身的作为功能与信仰之间的冲突，也掩藏着泰戈尔童年生活经历和受教育经历的影子，更是泰戈尔作为诗人宗教家的宗教思想和传统的作为功用宗教的印度教思想冲突的表现。 首先，宗教性是天赋予人的，人性中的虔诚、爱与牺牲是宗教性的表现，是人身上不朽的一面，是真善美的表现。为了显现人身上的神性(亦即“人性”)，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来表现内在的生命，在科学与哲学上，在文学与艺术中，也在仪式和礼拜里。随着新的生命冲动的产生，旧有的表现形式成为了形式，便有了作为形式的宗教与作为生命的宗教、作为功能的宗教与作为信仰的宗教的冲突。 长期以来，宗教在社会中起着稳定社会关系、整合社会结构的作用。在印度传统的宗教社会中，宗教是所有社会仪式、风俗、道德等形式的基调，从成家立业、履行社会职责到年老净修林中的苦修，生活中的一切无不是验证宗教性(爱、虔诚与牺牲)的方法。宗教不是为了实现外在世界的功能和手段，而是整个世界为了实践、亲证宗教而存在，因此宗教于家庭为德，于国家为国法，赋予整个印度社会以同一意义的宗教性，“于梵行是国育，成家立业是它的实践，整个社会都与之相适应”[1]第218卷， 338。 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教义与宗教机构及个体的宗教信仰相冲突，个体信仰与信仰对象相脱离，这种危机的出现，是个体生命与旧有文化形式的冲突，即所谓的文化危机。教派、教规等宗教机构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因为新的生命形式注定要冲破旧有的束缚，寻找新的表现生命的形式。西美尔曾有“后宗教”的提案，即建立主体宗教来克服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的分离。 泰戈尔的戏剧大量地隐藏着童年的生活经历和教育经历，他以其独特的笔调在《我的回忆》和《我的童年时代》中叙述的早年生活在他的戏剧中不断重现。从《古鲁》中的小蓬乔克，我们可窥见泰戈尔早年生活的影子。泰戈尔的母亲家务繁忙且身体不好，他孩童时期主要是由仆人们照管的，仆人们不许他走出屋子。在回忆这段早期生活时，泰戈尔称这段时间为“仆役统治”，说印度历史上的奴隶时代是不幸的，而他的这段生活也同样不幸。“倘若让小孩成为‘小孩’，让小孩做小孩想做的事，玩呀，跑呀，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那时，一切都会顺理成章，自然简单了；倘若与此相反，我们决断，不让孩子去户外，干涉孩子的游戏，强逼他们像文明人那般正襟危坐待着，那么我们肯定会制造无法解决的难题”[1]第19卷， 110。 泰戈尔不是哲学家，本质上他是个诗人，他的宗教是一个诗人的信仰。他反对解释一切的闭塞的公式化思想体系，对于一成不变的教条及顽固的宗教伦理更是厌恶。在戏剧作品及散文中他经常表达这种现实与理想的无奈：“我们印度人在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对于怯懦的正统宗教，以及它对人的无理性的压抑和它在许多死气沉沉的世纪里的积淀，是如何通过对过去的盲目崇拜而使人矮化，曾经有过可悲的体验。”[1]第22卷， 317泰戈尔一生都在追求个体的宗教信仰，冲破任何的宗教束缚。针对当时的宗教社会状况，他说：“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教义中众所周知的真谛、上帝的力量和同情悲悯之心，却丝毫也没有将真理推进一步，而是在陈词滥调的鞭笞下泯灭了自己的感悟力。”[1]第21卷， 336 当宗教囿于教派、习俗之中时，对教派的大多数信徒、社会成员来说，它也会变成一种习惯性的麻醉剂或迷魂汤。“我们为弘扬宗教而设立宗教社团，最终却发现宗教社团占据了整个宗教地位。我们创造的东西渐渐地掳走了我们的全部慈爱，以至于仿佛我们尊卑所创的宗教反倒退居次位。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宗教不受宗教社会的挟持。梵是值得赞美的，无论是在哪一国、哪一时期。它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社会、任何特定教派，以它的名义从事宗教职业乃是枉费心机。”[1]第21卷， 341 这里的宗教问题，不是“天外来客”，与印度本土丝丝相扣的“宗教关联”，有其特殊的语境。 1877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王，印度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历史上曾遭受多次外来力量的征服，但征服只触及了印度文明的表面，这次征服却触及了印度的内心。虽然英国殖民统治者给印度带来了新的因素：商品、机器、铁路、科学思想、枪炮、议会民主制度，也推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如废除童婚、寡妇殡葬等陋习，清除盗匪以维持社会治安，建造铁路、工厂和学校，在加尔各答、孟买等设立大学。但征服者以冷漠、粗暴的态度破坏印度文明，试图按英国人自己的模式塑造印度。让印度人民最不可容忍的是迫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这使印度人民不禁奋而反抗。同时，随着新思想的传入，人们对腐化的传统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随着以政党、选举为特点的西方式政治制度的确立，带来了印度本身宗教、种族和种姓之间矛盾的激化，并对印度民族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也使原来处于种姓体制最底层的人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增强。此外，英国人为了便于统治，利用印度固有的宗教、种族矛盾，人为地实行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增大了印度社会的分裂和印度人的离心。[3] 如何解决宗教冲突？泰戈尔对印度近代社会中人的主体精神的缺失进行批判，以充满博爱、平等、和谐的人道主义思想面对国家危机与人民的宗教生活，试图唤起生活在麻木社会当中的人们生命的感动，来消除社会对所有爱的限制，清除根深蒂固的陈腐陋习。 剧本《大自然的报复》写一位修道士的求道历程，泰戈尔企图通过禁欲苦修的历练达到自我的内在觉醒。他认为“对任何人既不热衷也不厌弃，谁想来就来，愿去就去”[1]第16卷， 40，这就是觉醒之道。真实的生命在空洞的誓言与形式化的修行中麻木，失去了知觉。剧中一位无父无母、无依无靠的小姑娘闯入了主人公的生活，他却以修行为由远离了她，但真理如阳光，一旦照进了人的内心，千年暗室亦为之光明。当人们告诉他，小姑娘已经死了的时候，他执著地坚信她不会死。此时他已真正摆脱了苦行者空洞的誓言的束缚，获得了一种寓于“内容、形式和目的”之中的真正的自由，真正领悟到了，觉悟在于生命之爱的自然流露，不是冷漠、弃绝和对真善美的无动于衷。 这出戏剧反映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剧中既有对印度种姓制的批判，又有对真实宗教内涵的反思：修道士们追求生命的觉醒却无视最鲜活生命的存在。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解脱到底在哪里呢？答案是：在爱之中。一旦我们认识到，需要并非是社会的最根本的基础，而爱才是维系这个社会的最深层的纽带，我们就会立即找到解脱之道。”[1]第23卷， 318-319这也是泰戈尔文学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是他认为能够解决宗教冲突的出路。“现在，《大自然的报复》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着那样的历史进程，它可以看作我后来全部文学创作的一个序曲，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就是我诗歌创作的唯一主题———即在有限之中达到无限结合的欢娱。”[1]第19卷， 241修道士苦苦地追求脱离尘世，达到心中所想的理想境界，可是小姑娘却一次次地把他拉回来。泰戈尔通过少女的死来唤醒修道士的觉醒，实际上也是通过这强烈的对比告诉人们，要改变传统社会中那种无视现实生活追求空幻世界的妄想。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泰戈尔在剧中所流露出的对人的生命的珍视与热爱。 《邮局》是泰戈尔最优秀最成功的象征剧，此剧与《大自然的报复》一样，也是表达了个体灵魂追求整体灵魂、小我渴望与大我相结合的思想。全剧分三幕，开始时小孩子阿马尔的姑父马特沃听从一位庸医的建议，让阿马尔呆在家里，不见阳光不见风。这时来了一位老大爷，执意要和阿马尔交朋友，却被姑父马特沃认为是个骗子。在第二幕里，阿马尔通过窗户感受外面世界多姿多彩的生活。第三幕里，阿马尔的病情恶化，医生要把他封闭起来，可阿马尔仍然关注着外部世界。化装成和尚的老大爷给阿马尔讲述他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故事，教他能越过高山大海的旅行咒语。最后，阿马尔在梦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实际上，他死去了。 这几部剧作所依据的故事本身是平淡无奇的，然而在平淡的题材背后所寄予或要表达的乃是作者对人的命运、人与宇宙的关系等印度社会自古以来就密切关注的问题的新思考。 泰戈尔一生都在追求个体的宗教信仰、冲破任何的宗教束缚。针对当时社会的宗教状况，他说“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教义中众所周知的真谛、上帝的力量和同情悲悯之心，却丝毫也没有将真理推进一步，而是在陈词滥调的鞭笞下泯灭了自己的感悟力。”[1]第21卷， 336 综上可见，泰戈尔戏剧中所表现的宗教冲突，一方面基于印度社会的宗教背景，另一方面基于其所不能脱离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既表现了泰戈尔本人的宗教观，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现实观，而二者的结合则体现了泰戈尔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对生活的深邃洞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泰戈尔那样，对植根于过去印度教教义和面向最普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印度社会的民族特征，作出如此权威性的分析。泰戈尔以戏剧为工具，解析了印度社会的宗教冲突，并初步提出了解脱这种冲突的方法。虽然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为人们提供了有助思索和参照的有效途径，这本身便显示了泰戈尔的伟大。 参考文献： [1]泰戈尔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2]泰戈尔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347. [3]叶公贤，王迪民.印度美术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202. 基金项目：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 徐志啸(1948-)，男，浙江镇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金云(1980-)，福建福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