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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小说家海明威以“精通叙事艺术”和“独特的文体风格”荣获了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思想颇具张力，探讨了生存和死亡，“迷惘一代”到“硬汉子”形象，从虚无到“重压下的风度”等多元的主题。他更是以凝练而蕴藉的语言、“冰山”风格等独树一帜，成为一代文体大师，对许多现代当代作家产生深远影响。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被公认为海明威里程碑式的作品，思想和艺术风格的标志。同“永别了，武器”指涉了战争与爱情的双重主题一致，小说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主人公亨利和凯瑟琳的爱情悲剧。战争中个体的心理情感和悲剧命运成功融合了“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不仅反映了残酷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不幸和灾难，而且探讨了丰富多元的重大命题。独特的零度叙事浅而不陋、思而不乏，使小说意蕴深厚，充满了悲剧的张力。 一、“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是指以其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历史、现实内容，由此给定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是一种追求完整性和目的性的现代性叙述方式。宏大叙事的题材往往是反映人类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强调写实的基础上“再现”历史，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像现实主义文学一样，它要求按照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来描写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在广阔的历史、社会和生活场景中，表达作者对生活意义的认识。《永别了，武器》正是源于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小说中亨利自愿参战，在意大利前线受伤，后来在米兰医院疗伤等情节均与作者亲身经历相似。因此小说对战争的展示、刻画的人物形象具有现实主义纯粹指涉性特征。作者尤其在对战争环境方面力求真实地描写：“卡车在路上溅泥浆，士兵披肩淋湿……每人身前的皮带上挂有两个灰皮子弹盒，里面装满着一排排又长又窄的六点五毫米口径的子弹。”这段描述反映了作者强调观察世界的客观和描写的精确细致，对于外部世界的细腻描摹。此外，宏大叙事通常追求宏观性覆盖和叙事原则上的整体性，其文本结构的特征是：人的成长在叙事中占有中心的、强势的地位；故事、情节等叙事因素得到凸显；时间与因果逻辑成为叙事的主轴和基本的语法规则。从最初参战的盲目乐观到战场上的迷茫失落，再到困境中表现的坚定和勇气，主人公亨利在残酷战争和爱情的悲剧中不断成长蜕变。小说叙述时间和叙述空间保持一致，形成宏大的历史画卷。在历史时空中，小说情节按照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呈线性向前推进。战争双方的对峙、搏杀再到溃退；主人公的相识、分离再到相爱，小说的叙事追求的是宏大叙事的完整性、整体性与一致性。 宏大叙事是一种主体性高扬的叙事，叙述人被定位于观念及信仰的“代言人”的社会角色。他把自己关于世界、历史、人生的理念渗透在文本之中。作为“迷惘一代”典型形象，亨利代表了那一代人典型的人生经历和精神状态。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亨利怀着保护世界和平的理想参加了战争。然而，两年多的亲身遭遇使他这位“爱国志士”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原来所追求的理想只不过是虚幻，并没有所谓的“光荣、勇敢、荣誉或神圣”，战争带来的只是残酷的厮杀和死亡。于是他茫然若失、心灰意冷，深深地陷于精神危机之中。像亨利一样，战争摧毁了迷惘一代人的信仰、理想以及追求，他们的价值观念土崩瓦解。然而“人能够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亨利在逆境中逐步战胜颓废，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硬汉形象最明显的标志是：“世界要把每个人都打碎，但许多人在破碎处表现出顽强精神，而在破碎处站立起来的就是硬汉。”海明威赋予主人公的这种硬汉形象体现了他的“重压之下优雅风度”的美学追求。宏大叙事强调塑造体现共性和个性结合的典型形象，再现典型环境下中的典型人物。女主人公凯瑟琳属于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理想化的女性。她温柔体贴，有求必应，甘愿为心爱的人献出自己的一切。凯瑟琳用爱和温柔为迷惘的亨利营造了一处精神避难所，让他找回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除了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形象之外，海明威还运用了人物对照塑造了典型的次要角色。一方面是失落的士兵、逃跑的军官；另一方面是里纳迪军医在一心一意抢救病人伤员，意大利神父坚持宣传基督的爱，他们始终在坚守自己的职责。 宏大叙事具有沉重的历史感与悲情感。美好事物和人的毁灭引起人们的悲悯与恐惧，使人们心灵得到净化，这是古典美学关于悲剧的要义。海明威承认“生活是个悲剧，人注定要被冥冥之中不怀好意的宇宙引向毁灭，这是一个无法改变或缓解的事实。”主人公亨利在人生最危险的战争和最浪漫的爱情里，都无法战胜或挣脱命运的束缚，昭示了人类命运被无情践踏的残酷事实。而温柔、善良的凯瑟琳在荒诞、疯狂的战争环境下也只能听天由命，带有悲剧性的宿命感。她的死亡无疑是这场悲剧中最重要的一幕，而男女主人公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彷徨、挣扎、幻灭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悲剧形式。正如评论家里特·威廉斯指出：“《永别了，武器》强调的是无法抗拒的灾难性毁灭……它震撼人心，是最惨痛的悲剧，不存在任何超脱或缓解。”人犹如挤在“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被烧得焦头烂额，不知往哪儿逃。可是无论朝哪里跑，都难逃厄运。然而海明威在小说里所表现的并不是一种悲观主义思想，而是一种令人有所启迪的悲剧感和悲剧意识。悲剧是人处于极限生存困境的张力，人必定要经受苦难或牺牲，才会有处理危机的信心，也才能得以继续生存。亨利的跳河逃生更像是一种洗礼，河水洗掉了他的愤怒以及义务和职责。但这种抗争在命运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显得无奈和无力，带有悲壮的意味。他的悲剧人物形象体现了现代人对死亡的一种新的意识：“于绝望之中发现希望并沉入悲观而激扬的乐观、赋予无意义以意义，进而体现了现代人对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生存和理想人性的无尽追求。” 二、“个人叙事” 在对重大历史题材的书写和主题探讨的宏大叙事背后，《永别了，武器》最主要的叙事策略是从个人的角度和个人的体验出发认识、理解和阐释历史。“个人叙事”融入“宏大叙事”，在经验与超验之间建立隐喻转换的关系。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宣称的个人叙事就是“利用故事唤起被主流叙述所遮蔽的叙述方式”，用个体经历替代集体“文献记录”的叙事话语。小说中的爱情正是以普通个体的体验对战争集体霸权的控诉和对抗，“我们不该争吵。因为你我只有两个人，而跟我们作对的是整个世界上的人。如果你我产生隔膜，我们就完蛋了，人家就能征服我们。”在这里，爱情成为了摆脱战争束缚和死亡威胁的希望，爱情是他们对人生自由的追求，就是他们的生命。正如“新历史主义”强调小写复数的“诸历史”一样，个人叙事的目的就是要解构主流话语强调的那种集体的、整体的、一元化的叙事模式，从而建构丰富多样性的历史。他们的爱情正是那段特殊时刻、特定环境中个人的历史。亨利从最初认为他和凯瑟琳的结合只是“一场游戏”到萌生爱意，爱情在战争的推移中实现了自己的历史建构。此外，个人叙事强调人物的道德评价不能简单地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概括、判定，重要的是在具体语境考察人物的行为。亨利对战争理解 的改变和他对凯瑟琳的承诺使他作出了决定，不仅在生死关头跳河以拯救自己的生命，而且逃离了意大利军队，当了逃兵。尽管他的行为有悖主流价值观，但是“逃跑”是受到生存本能的驱动，是对生命和爱的渴望。从普通个体的角度出发，战争的本性就是对生命的荼毒和残害，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利者。他们只是国家政策的工具，被动地卷入了一场残酷的厮杀中。亨利这个反英雄形象解构了脸谱化、单一化、平面化的人物形象，建构了一个有个性、有缺陷、多样化的独立个体。从人性的角度体现了战争中个人的多侧面性格、复杂多变的心理以及面对生死时的心理抉择。 传统文本大多采用居高临下、带有权威评论性质的视角从外部构筑整个话语体系，而《永别了，武器》中叙事者从自我经验出发，讲述着关于自己的故事，更适合思维方式和情感的表达。这种运用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关于“自身故事”的个人叙事颇有自传体叙述的色彩。海明威以他自己在意大利战场的恋爱为小说的主要素材来源，作者自身就是叙述者亨利的“前文本”。因此文本中经验自我(海明威)与叙述自我(亨利)声音常常混同，难以分辨。海明威时常融入作品的情境，与叙述者“我”产生共鸣，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情感通过叙述者直接表露出来。而“我”的叙述似乎都是亲身经历和见闻，因此读者会有一种格外真实、亲切的感觉。由于将“我”作为叙述主体，作为个体的“我”可以自由地展示自己隐秘的精神世界，表达自我复杂的心理活动，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在小说最后一章，凯瑟琳难产，生命危在旦夕，亨利坐在医院的长椅子上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她不能死，但是倘若她死去呢?”短短的一句内心独白反复出现了十次之多，而且重复的间隔越来越短，节奏加快。此时主人公那种焦急、恐惧、痛苦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强烈地感染着读者。但小说中作者和叙述者的声音除了相互统一外，也会出现分离、交叉。詹姆斯·费伦认为小说开篇关于平原和高山的景物描写既可以说是亨利的声音，但更像是海明威的声音。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处一泓蔚蓝。部队打从房子边走上大路，激起尘土，洒落在树叶上，连树干上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早落，我们看着部队在路上开着走，尘土飞扬，树叶给微风吹得往下纷纷掉坠，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白晃晃，空空荡荡，只剩下一片落叶。” “这段所传达的信息是叙述者的声音所不知的，……是作者的声音而非正在叙述的声音控制的”。全知全能的叙述加大了作者和叙述者的距离，而通过这种距离的控制，叙述话语表现出了一定的张力。 《永别了，武器》从个人的爱情与死亡的角度表达了强烈的厌战、反战情绪，突出了“放下武器，告别战争”的反战主题。小说描绘了一个冷酷、荒谬的世界，战场上的军官到士兵都产生强烈的厌战情绪，人人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战争使他们遭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人生理想、信仰和希望的幻灭最终使他们对世界和人生产生了否定和怀疑。正像亨利看见在垃圾桶旁觅食的那条狗一样，人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虚无”。这样的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你迟早当然也得一死，不过世界并不特别急着要你的命。”整个世界缺失意义和价值，弥漫的只是虚无和空洞。“上帝已死”这一西方现代文明的征候使人成了一种被遗弃的、孤独的、无目的的存在物。但悲观虚无并不等于彻底的绝望，海明威让亨利在悲剧中不断地成长。亨利认清了战争残酷与虚伪的一面，但义务又使他一直有负罪感：“……战争对我个人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又并不觉得有真正结束了的感觉。我的心情就好比一个逃学的学生。”亨利先是把爱情视为一场游戏，但战争又使他领略到爱的真谛。亨利在爱的幻灭中逐渐成熟，理解了生活、生命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反映的是西方现代人的苦闷彷徨而又不甘绝望的精神面貌，是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回归和诉求。 三、“零度叙事” 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指出海明威、加缪等作家似乎在进行一种无风格的、透明的写作，也就是“零度风格”。巴特对于这种风格的写作给出了明确的定义：“零度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可以准确地说，这就是一种新闻式写。一种毫不介入的，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零度”是个相对概念，运用“零度写作”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是以一种中性的、非感情化的方式创作，是不动情的关照。“冬季一开始，雨便下个不停，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瘟疫得到了控制，结果部队里只死了七千人。”这段叙述语调沉稳、冷漠，七千人的性命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这种漫不关心、轻描淡写透漏出辛辣的反讽。在文体特征上，“零度”是一种直陈式、新闻式的写作。“冬季、雨、霍乱、死亡、七千人”，这种没有形容词修饰的简约陈述就像新闻播报一样传递信息，不掺杂过多的感情色彩。此外。小说中电报式的对话也具有精练、不介入、陈述式等特点。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护士中的一个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读者能够从这段对话中感受到对话的节奏、速度、语调，从而判断对话者隐秘复杂的心理。简洁、紧凑、明朗的文体于平淡中见深远，于简约中见博大。贝茨说：“海明威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 巴特认为作者对于某种风格的追求也就是对于某种写作方式的追求。他所提倡的透明的语言、中性写作和海明威含而不露的“冰山原则”异曲同工，留有“空白”。“空白结构”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存在的语言空缺、叙述中断和叙事要素缺席等断裂与不连贯性。《永别了，武器》的结局就具有明显的修辞性和叙述断裂的“空白”特征。“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一会儿，我走了出去，离开医院，冒雨走回旅馆。”没有过多的描述和渲染，只是几个客观的动作，无动于衷的反应，在无声胜有声中烘托出含蓄凝练的意境，修辞性空白让读者感受到亨利巨大的失落与悲痛。海明威力图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思想，厚积薄发，以使叙述具备张力。这种出人意料、戛然而止的结尾使小说留有了意义“空白”，留给读者思考、想象的空间。亨利的归宿是什么?没有了卡瑟琳，他将怎样继续生活?作者把这些问题都留给读者自己去揣摩和推测。伊瑟尔总结了空白在意义解读中的三个作用：一是使相互作用中的读者投射有可能组织成一个参照视域；二是在读者的意义建构中起控制作用；三是能使读者先发的和后续的想象连结起来，构筑一个审美的意象世界。小说结尾的“空白”艺术要求读者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参与去阅读，在读者与文本、读者与作者之间形成互动，最大程度地开掘文本的意指潜能，进一步扩大小说的解读和阐释的空间。此外，小说的互动建构的空白效果也来自于人物、环境描写等方面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画面感。海明威认为创作的目的在于向读者传达每一种感觉、视觉、感情和情绪。“平原上有丰饶的庄稼；有许许多多的果树园，而平原外的山峦，则是一片光秃秃的褐色。山峰间正在打仗，夜里我们看得见战炮的闪光。”这段描述带有印象主义的色彩，让我们不仅看到了光和色彩，而且还似乎听到了声音。让读者看到、感受到甚至听到他的描写并产生强烈的印象，从画面中去体验真实和意境。 结 语 《永别了，武器》以“私人叙事”为主线，以一段战争中的爱情悲剧推动小说的线性发展。主人公亨利以一名战争的参与者、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身份在行动、观察和思考中自外而内的成长蜕变。作者凭借这一人物形象以第一人称视角重新审视那段战争和历史，探索和揭示战争中人性本质的表现和嬗变。个体体验叙述了具体的、人性化的、情感化的历史，也就是个体记忆中的历史。战争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现象，它总和生死、命运、人性有着深刻的联系，小说自然地将私人叙事导引入宏大叙事之中，引出了有关的多元的重大命题，反映战争对人的成长、价值、精神等深刻的影响。亨利的失落和困惑影射了“迷惘一代”的精神症结。悲剧性的爱情或成长没有造成全然的绝望，“虚无”的力量没有消解庄重、严肃的人文立场。然而在探讨这些主题的时候，作者并没有说教或妄下结论，而是通过“零度”的叙事策略，言简意赅、欲言又止，引起读者深思和对文本的建构。语气冷峻而不失真情流露，叙述简洁而不失内涵，从而凸显了作品的深度、厚度和力度，形成了简约但又浑厚、含蓄却又明朗的艺术张力。 原载：《山花》2010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