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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点修正 此文乃“周曰校刊本研究之二”。 “周曰校刊本研究之一”是指在“第二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2002年，上海）上发表的《〈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一文。[1] 在《〈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中，我提出了两个初步的结论： 一是说，《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有四种：（1）周曰校刊本甲本，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残存卷六、卷七、卷九）。（2）周曰校刊本乙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残存卷三至卷六、卷九、卷十）、北京大学图书馆（残存卷一至卷七）、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3）周曰校刊本丙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内阁文库、日本蓬左文库。（4）仁寿堂刊本，已佚。 二是说，根据木版磨损和断裂的现象，我推测《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甲本大约刊行于万历十年至十三年（1582—1585）之间。 由于新的文献资料的出现，上述两点结论需作适当的修正：《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又增加了新的第五种版本；《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甲本的刊行年代远在万历之前。 二 历史文献：朝鲜王朝实录 在《朝鲜王朝实录》的“宣祖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六月）壬辰，上御夕将于文政殿进讲《近思录》第二卷。奇大升进启曰：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教内“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而或因朋辈间闻之，则甚多妄诞，如天文、地理之书，则或有前隐而后著，史记则初失其传，后难臆度，而敷衍增益，极其怪诞。臣后见其册，实是无赖者裒集杂言，如成古谈，非但杂驳无益，甚害义理，自上偶尔一见，甚为未安。就其中而言之，如董承衣带中诏，及赤壁之战胜处，各以怪诞之事，衍成无稽之言。自上幸恐不知其册根本，故敢启。非但此书，如《楚汉衍义》等书如此类不一，无非害理之甚者也。诗文词华，尚且不关，况《剪灯新话》、《太平广记》等书皆足以误人心志者乎。上知其诬而戒之，则可以切实拾学问之功也。[2] 又启曰：正史则治乱存亡俱载，不可不见也。然若徒观文字而不观事迹，则有害也。经书则深奥难解，史记则事迹不明，人之厌经而喜事，举世皆然。故自古儒士，杂驳则易，精微则难矣。《剪灯新话》鄙亵可愕之甚者，校书馆私给材料，至于刻板，有识之人，莫不痛心，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闾巷之间，争相印见，其男女会淫神怪不经之说，亦多有之矣。《三国志演义》则怪诞如是，而至于印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只见怪僻而已。[3] 其中提到了《三国志衍义》小说。 《三国志衍义》是不是《三国志演义》呢？ “衍”通“演”。《三国志衍义》即《三国志演义》。从上述引文的第二段仍作《三国志演义》看，可知《三国志演义》、《三国志衍义》二者所指实是同一部书。 古时书名中常用“衍义”二字。例如《御定孝经衍义》、《中庸衍义》、《周易衍义》、《千金方衍义》、《本草衍义》等等。那时的朝鲜人士也常称《三国志演义》为《三国志衍义》或《三国衍义》。例如，尹德熙（1685—1766）的《小说经览者》即载有《三国衍义》之目，另外还有《开辟衍绎》、《北宋衍义》等目[4]，都在书名中使用了“衍”字。 何况奇大升还提到张飞断桥、董承衣带诏、赤壁之战等情节，那都是《三国志演义》中的重要关目，更证明了奇大升所说的非罗贯中《三国志演义》莫属。 尽管囿于成见，奇大升对《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评价不高，而且横加指责，蔑称作者罗贯中为“无赖者”，他的话却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客观的事实：在朝鲜李朝宣祖时期，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已在朝鲜半岛的读者中间广泛流传。 三 时间：己巳 朝鲜李朝宣祖时期是怎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呢？ 据朝鲜王朝《源系谱》记载，明宗李峘（1534—1567）卒于明代隆庆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位二十二年； 其后，宣祖李昖（1552—1608）即位于同年七月三日，卒于万历三十六年，在位四十一年（1567—1608）。 那么，奇大升的进言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宣祖实录》的这段记载系年于己巳六月。己巳乃宣祖即位之次年，也就是明代的隆庆三年（1569）。 奇大升在隆庆三年的进言中提到了《三国志演义》，这足以证明，在这一年，或在这一年之前，《三国志演义》之书已在朝鲜半岛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并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问：那时在朝鲜半岛流传的《三国志演义》究竟是什么版本？ 四 两个时间词语的解读 答：那个在隆庆三年流传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既不是嘉靖壬午本，也不是叶逢春刊本。 在以往我们所知道的明代隆庆三年（1569）之前的《三国志演义》版本，只有嘉靖壬午本（嘉靖元年，1522）和叶逢春刊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两种，外加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残叶（可能刊行于成化、弘治年间）一种[5]。 但是，奇大升所说的《三国志演义》断非上述三种。 因为这受了奇大升所说的“此书出来未久”以及“印出”二语的限制。此二语是关键所在，值得仔细推敲。 先说“出来未久”。 “出来”不等于“进来”。“出”和“进”是两个含义相反的词。“进来”是指从外地、域外传入。而“出来”则是指在本地、域内产生（刊印）。换言之，“此书出来未久”实际上是说“此书在朝鲜出来未久”，而绝不是说“此书在中国出来未久”。 “未久”则是说明，该《三国志演义》版本之“出来”，离己巳（隆庆三年）时间很近。 既然使用了“未久”这样一个表示时间概念的词语，表明奇大升多少是了解这部《三国志演义》的刊行时间的。这只有该书是在朝鲜境内刊行的条件下，奇大升方始有可能对此了解清楚的。他并不是研究《三国志演义》版本和传播史的专家学者，他不可能真正掌握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在隆庆三年之前、在中国本土产生和流传的具体时间。如果把他所说的“此书出来未久”解释为“在中国出来未久”，那就未免对他这样一位朝鲜人士要求太高、太苛刻了。 再说“印出”。 这指的是在朝鲜本土“印出”，而不是指在中国“印出”。如果是指在中国“印出”，作为朝鲜王朝的大臣，奇大升是无权、无法加以指责的，也毋需在他的君主面前提及。何况，奇大升在前面还提到了《剪灯新话》，指责“校书馆私给材料，至于刻板”，说的一样也是朝鲜境内之事。 奇大升向宣祖进言之事，在一百五十年后，又见于李瀷的记载，并且他也使用了“印出”二字： 宣庙之世，上教有“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奇高峰大升进曰：《三国演义》出来未久，臣未之见，后因朋辈闻之，甚多诞妄云云。盖此书始出，而上偶及之。高峰之启，真得体矣。在今印出广布，家户诵读，试场之中，举而为题，前后相续，不知愧耻，亦可以观世变矣。[6] 这段记载更明确地给“印出”加上了时间的限制：始而说“此书始出”，继而说“在今印出广布”。这更证明奇大升所提到的《三国志演义》是刊印于朝鲜，而不是刊印于中国。一个“始”字，再加上“在今”二字，分明指的既不是遥远的地点（中国）、也不是遥远的时间。 因此，“出来”是指在朝鲜刊印出来，“未久”是指离己巳（隆庆三年）很近，“印出”也是指在朝鲜印出。语义分明，不容误解[7]。那么，奇大升究竟指的是《三国志演义》的什么版本呢？ 五 朝鲜翻刻本 要探讨奇大升所指的《三国志演义》是何种版本的问题，在时间和地点上，必须从三个重要的前提出发。 第一，这个《三国志演义》版本必是在朝鲜王朝宣祖即位之次年己巳（即明代的隆庆三年）之前印行的。 第二，这个《三国志演义》版本印行年代不但必是在隆庆三年“之前”，而且还必是在隆庆三年之前的“未久”。换言之，它的印行年代不能离开隆庆三年太远。 第三，这个《三国志演义》版本是在朝鲜印行的，也就是说，是在朝鲜翻刻的。 抛弃这三个前提而不顾，就容易产生理解的偏差，有找到错误答案的可能。 有些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传入朝鲜后，在读书界十分流行。但是，“朝鲜翻刻的通俗小说只有《三国志演义》一种”[8]。 这一种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 在毛评本传入之前，在朝鲜半岛流行的《三国志演义》，不是别的版本，而是周曰校刊本。例如，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有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朝鲜文译本，三十九卷，三十九册，就是译自周曰校刊本。 而本文要讨论的朝鲜翻刻本，其底本正是周曰校刊本。 2008年6月，韩国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初次出版了《三国志演义》的朝鲜翻刻本的影印本，四册，作为“韩国所见中国小说戏曲资料丛书”之十四，由朴在渊、金敏智校注[9]，共印三十部，为非卖品。2009年8月，改由学古房（首尔）公开出版、发行了此影印本，上下两册，限印两百部。 据朴在渊、金敏智“出版说明”说，此朝鲜翻刻本在韩国的存藏情况是： （1）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卷1—4，8—9，11—12。 （2）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卷2—10。 （3）岭南大学图书馆藏本，卷6，11。 （4）东国大学图书馆藏本，卷5。 （5）林荧泽藏本，卷4。 （6）李谦鲁藏本，卷12。 （7）金荣镇藏本，卷12。[10] 该影印本主要以（1）为底本，用（2）（、4）配补[11]，并附印了林荧泽提供的末卷末叶后半叶的复印件。 可惜，经过配补后，影印本仍有残缺：封面已佚，卷七1a缺，77a以下缺；卷十缺1a—3b、84b。 六 从影印本看翻刻本 《三国志演义》翻刻本共十二卷，十二册。 封面无。 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末署“嘉靖壬子孟夏吉望，关中修髯子书于居易草亭”。 此引言亦见于嘉靖壬午本和周曰校刊本乙本。标题，嘉靖壬午本同，周曰校刊本乙本作“全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引”。间有异文：“何病其赘邪”，嘉靖壬午本作“何病其赘耶”；“俚语于十韵”，嘉靖壬午本作“俚语四十韵”；“奸回白手弄威权”，嘉靖壬午本作“奸回白首弄威权”；“此编非只口耳资”， 嘉靖壬午本作“此编非直口耳资”。末尾署名之后，嘉靖壬午本有印章三方，阳文：“尚德”，“小书庄”，“关西张子词翰之记”；翻刻本、周曰校刊本乙本无之。 此引言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壬子”二字，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壬午”。“壬子”乃嘉靖三十一年（1552），“壬午”则是嘉靖元年（1522）。第二点：在引言的末行，周曰校刊本乙本题“万历辛卯季冬吉望，刊于万卷楼”，这锁定了周曰校刊本乙本的刊刻年代。辛卯即万历十九年（1591）。 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叙”，末署“弘治甲寅仲春几望，庸愚子拜书”。 此序言亦见于嘉靖壬午本和周曰校刊本乙本。标题基本上相同，嘉靖壬午本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周曰校刊本乙本作“全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叙”。间有异文：“与夺”，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予夺”；“与者褒之”，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予者褒之”；“伊传周召”，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乙本作“伊傅周召”；“舍之而不顾”，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舍而不之顾”；“言辞鄙俚”，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言辞鄙谬”；“子谓”，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乙本作“予谓”；“皆当如此”，嘉靖壬午本同，周曰校刊本乙本作“亦当如此”；“权窃之柄，日渐炽盛”，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权柄日窃，渐浸炽盛”；“而所用得人，立心操行，又非老瞒可议”，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瞒可议”。末尾署名之后，嘉靖壬午本有印章二方，阳文：“金华蒋氏”、“大器”；周曰校刊本乙本、翻刻本无之。 有“三国志（宗寮）”，亦见于嘉靖壬午本和周曰校刊本乙本。文字基本上相同。重要的异文，可举四例（：1）“关羽”，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关某”。（2）关羽“解人”，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解良人”。（3）张飞字“翼德”，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益德”。（4）“许静”，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许靖”。余不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见“关索”之名，“关平”下接“张苞”、“关兴”。 各卷卷首书名，卷一至卷六、卷八、卷九题“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卷七、卷十残缺，不详。 各卷卷尾书名，卷二题“三国志传道俗演义”，卷四、卷五、卷八、卷九、卷十一题“三国演义”，卷六、卷十二题“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卷一、卷三末尾无书名。 版心题“三国演义”。 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 除卷一外，其他各卷均有三行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书林周曰校刊行”。卷四“平阳”误作“评阳”。卷十一、卷十二“刊行”作“梓行”。卷一则多出一行：“晚学庐陵叶才音释”（见图一）。叶才何许人，不详，有待于我们继续查找。 此书卷八封面贴用“忠孝经集注合壁”扉页，并有两行字：“开国四百九十三年”、“广印社公所刊行”；则此书之改装已在19世纪末叶了。末叶末行钤有方章一枚，阳文四字，模糊不清。 卷九之首有空白叶，有“册主柳琦”字样，所指当是某个时段的收藏者；同叶另有“柳昌善”四字；之末有空白叶题字，署“甲午七月”。 全书有墨笔涂改多处。有的地方还用墨笔画人名号。 七 从翻刻本看底本 从题署可以看出，朝鲜翻刻本的底本是周曰校刊本。 周曰校刊本有甲本、乙本、丙本之分。朝鲜翻刻本的底本又是哪一种周曰校刊本呢？ 周曰校刊本甲本和乙本、丙本最明显的区别的主要标志有两点。第一点：甲本无图，乙本、丙本有图。第二点：甲本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每行二十六字。 而朝鲜翻刻本恰恰无图，又是每行二十四字。仅从这两点就可以判断，它所根据的底本既不是乙本，也不是丙本，而是甲本。 试以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周曰校刊本甲本残存的卷六、卷七、卷九与朝鲜翻刻本的卷六、卷七、卷九对勘，初步的结果如下： 卷首所题书名相同。甲本卷六、卷九是“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同于翻刻本。甲本卷七首叶缺，不详。 卷尾所题书名，甲本三卷末叶残缺，不详。 版心所题书名相同。甲本题“三国演义”，同于翻刻本。 行款相同，甲本和翻刻本都是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 作者、出版者的题署相同，甲本和翻刻本都是三行，各八字：“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书林周曰校刊行”。关于这，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点：朝鲜翻刻本卷一的题署多出一行，其第三行作“晚学庐陵叶才音释”，“明书林周曰校刊行”则位于第四行，其他各卷均仅有三行。第二点：朝鲜翻刻本卷十一、卷十二“刊行”作“梓行”。 甲本无图像，朝鲜翻刻本亦无图像。 甲本和朝鲜翻刻本之间最大的不同则在于：甲本有句读，朝鲜翻刻本无句读。 但这无碍于二者正文文字的相同。 我在《〈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一文中，曾举出许多的例子来说明周曰校刊本甲本和乙本文字的歧异。用这些例子来对照朝鲜翻刻本，可以看到，凡是甲本和乙本文字不同的地方，朝鲜翻刻本均同于甲本，而异于乙本。尤其重要的便是张飞的表字“益德”和“翼德”的歧异。[12] 不过，文字上的相同，不能说是“完全”相同，只能说是“基本上”相同。因为有少数的、个别的例外。 一个例外是，翻刻本的文字偶有错讹。试举数例，以概其余：甲本“夏侯”，翻刻本误作“夏侯椁”；甲本“数功”，翻刻本误作“类切”；甲本“退步”，翻刻本作“退去”；甲本“故特”，翻刻本误作“故时”；甲本“世称”，翻刻本误作“世解”；甲本“忿气”，翻刻本误作“念气”；甲本“大喜”，翻刻本误作“天喜”；甲本“征南”，翻刻本作“南征”；甲本“夜住晓行”，翻刻本作“夜走晓行”；甲本“乘凉”，翻刻本误作“乘冻”；甲本“董荼奴”，翻刻本误作“董茶奴”；甲本“王平”、“阿会喃”，翻刻本有时误作“王手”、“何会喃”。 另一个例外是，有的字，在翻刻本上用的是简体，而甲本却是繁体。例如，甲本“辭”，翻刻本作“辞”。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曰校刊本的朝鲜翻刻本是一个基本上忠实于周曰校刊本甲本的、有价值的版本。 由于《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甲本全书已不可见，通过朝鲜翻刻本不难窥见它的真貌。这便是朝鲜翻刻本的价值之所在。 朝鲜翻刻本是我们研究周曰校刊本甲本的一座桥梁。 问：朝鲜翻刻本刊刻于哪一年？它是不是出现在奇大升进言（隆庆三年，1569）之前？ 八 两个不同的末叶 答：朝鲜翻刻本的确刊刻于奇大升进言之前。 《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的末卷末叶的后半叶，影印本影印了不同的两幅。一幅（不妨简称为“末甲”）见于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另一幅（不妨简称为“末乙”）的出处，则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据初版本和再版本的“出版说明”都说，“成均馆大学林荧泽教授给我们提供了丁卯耽罗刊本（“末乙”）复印件”。也就是说，林荧泽教授提供的是复印件，而不是原书。但在初版本的“出版说明”所列举的藏书者的名单中，林荧泽藏本只有卷四，没有卷十二；相反的，在名单中，保存卷十二的，除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外，只有李谦鲁藏本。因此，该复印件复印的乃是李谦鲁藏本的“末乙”——这就是当初给予我们的印象。 第二种说法：再版本“出版说明”列举的藏书者名单中，添加了金荣镇藏本，它只保存着卷十二。因此，林荧泽教授复印的会不会是金荣镇藏本的“末乙”？——这却是我们后来产生的疑惑。 由于“出版说明”并没有说明白这个复印的“末乙”究竟出自何种藏本，所以我们只能随意瞎猜了。 不过，在《关于新发现的朝鲜翻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一文中，朴在渊教授倒是说：“成均馆大学林荧泽教授从山气先生（李谦鲁）那儿得到了复印件。”所以，这个“末乙”有可能出自李谦鲁藏本。 在“末甲”和“末乙”上，明显地出现了文字、笔画、字形的差异。 这要分作两个部分来观察。 （一）从第一行到第七行。 “末甲”和“末乙”文字完全相同。但是，有好几个字有细微的差异。例如第一行的“此”、“力”、“中”，第二行的“空”、“会”、“分”、“丕”，第三行的“涛”，第四行的“苗”、“穷”，第五行的“茫茫”、“逃”、“鼎”、“成”、“朝”，第六行的“武”等。 这说明，“末甲”和“末乙”并不是出于同一版。 （二）从倒数第三行到最后一行。 “末甲”倒数第三行空无一字，倒数第二行有五字：“三国志传通”；文句未完，似是发现刻字错行而中止。最后一行作“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卷之十二终”。 “末乙”最后一行的文字完全同于“末甲”；但是，“传”、“通”、“义”等字的笔画，“终”字的位置，都和“末甲”有细微的差异。 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倒数第二行和第三行，“末乙”并两行为一行，八个大字“：岁在丁卯，耽罗开刊”。 对比的结果，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末甲”和“末乙”确实不是出于同一版。 一个有刊刻年份的记载，一个没有刊刻年份的记载。 从刊刻时间上说，“末乙”晚于“末甲”。 按常理来推断，应该是：没有刊刻年份记载的在前，有刊刻年份记载的在后。如果“在前的”已经有了刊刻年份的记载，那么，“在后的”似乎没有必要无端地让这个记载消失。只有“在前的”缺乏这个明确的记载时，“在后的”才会想到要去弥补它。 九 丁卯与耽罗 “岁在丁卯，耽罗开刊”——这说的是翻刻本刊刻的时间和地点（见图二、图三）。 地点：“耽罗”。 耽罗是韩国济州岛的古称。此名曾见于《旧唐书》刘仁轨传。 耽罗曾刊印过许多线装书。据韩国学者李殷奉调查，《济州邑志》（1780—1789）有关于“《三国志》册版”的记载[13]。而此后的《济州大静旌义邑志》也有同样的记载[14]。如果这两部书所说的《三国志》指的就是《三国志演义》小说，则可以证明确有《三国志演义》耽罗刊本的存在。但，这是丁卯初刻本，还是丁卯之后的覆印本，尚难确知。 时间：“丁卯”。 “岁在丁卯”四个字意味着，“末乙”始刻于“丁卯”年。 丁卯又是哪一年呢？ 值得参考的丁卯纪年有三—— 正德二年（1507） 隆庆元年（1567） 天启七年（1627） 在这三个年份中，正德二年往上超越了嘉靖壬午本（嘉靖元年，1522）、叶逢春刊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刊行年限，嫌太早。我们不必关注它，不必考虑它。天启七年则往下超越了周曰校刊本乙本（万历十九年，1591）的刊行年限，嫌太晚，我们也不必去考虑它。唯一可以确定的年份是隆庆元年（1567）。也就是说，在这之后的二十四年，周曰校刊本乙本方才问世。 不关注、不考虑正德二年，学者们也许会认同。但是，不考虑天启七年，学者们就会抱有不同的意见。 例如，韩国柳铎一教授曾认为，朝鲜翻刻本的“丁卯”是指天启七年[15]。这是因为，他当时不知道周曰校刊本甲本的存在，因此错误地断定“丁卯”是在周曰校刊本乙本刊行之后的天启七年，而又把朝鲜翻刻本的底本误定为夏振宇刊本。 据朴在渊教授介绍，李谦鲁是一位有名的古书商、版本学家，他从纸张、字体、版式判断，《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是壬辰抗倭战争以前刊印的[16]。壬辰即万历二十年（1592）。若然，则可以排除丁卯是天启七年的可能。2009年9月19日下午，在参加于韩国首尔举行的“2009年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大会兼第七十六回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定期学术发表会”期间，朴在渊教授特意带来此翻刻本的原书（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专门供金文京教授和我二人查阅、鉴赏。我浏览之后，认为：说这是一部刊印年代久远的书籍，确实不虚。 而奇大升在己巳（隆庆三年）所说的“此书出来未久”、“印出”，李瀷所说的“此书始出”、“在今印出广布”，也都同样地排除了丁卯是天启七年的可能。 这说的是“末叶”始刻的年份，也只是就此末叶的后半叶而言。李谦鲁藏本或金荣镇刊本仅存卷十二。这个卷十二的其他叶，未见。它们的文字、版式，和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比较起来，有没有差异，则不详。 这有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之一：李谦鲁藏本或金荣镇藏本和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是两个不同的刊本，不仅末叶的后半叶不是同一版，全书也不是同一版。也就是说，李谦鲁藏本或金荣镇藏本是后刻的另一个版本。如果是这样，那么，李谦鲁藏本或金荣镇藏本和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不会刊刻于同一时段（例如，一年之内）。李谦鲁藏本或金荣镇藏本至少要晚于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两年或三年。既然李谦鲁藏本或金荣镇藏本刊刻于隆庆元年（1567），则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的刊刻年份至少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或嘉靖四十三年（1564）。 可能性之二：李谦鲁藏本或金荣镇藏本只有末叶的后半叶不同于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其余均同于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是同一版）。如果是这样，那么，李谦鲁藏本或金荣镇藏本末叶后半叶的刊刻或许会比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的末叶后半叶至少晚一两年左右。若然，则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的刊刻年份至少约在嘉靖四十四年、四十五年（1565—1566）。 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除了末叶后半叶，李谦鲁藏本或金荣镇藏本和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们没有必要重刻。这不比末叶的后半叶，那是增加刊刻时间和刊刻者名字的位置，因而不得不重新刊刻。 这说的是朝鲜翻刻本的刊刻时间。而从周曰校刊本甲本在中国本土刊行，再流传到朝鲜半岛，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一年或数年的时间。这部书流传到朝鲜半岛以后，受到读者的传阅、喜爱，引起书商翻刻的兴趣，这又至少需要一年或数年的时间。二者相加，大约至少要有三四年或五六年的工夫，翻刻本方得以有问世的机缘。因此，周曰校刊本甲本在中国本土的刊行年代应在嘉靖的后期，其时至晚约在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1562—1566）左右。无论如何，其时至晚必在嘉靖年间。 问：这个推测能不能获得旁证呢？ 十 “壬子”：另一种解读 答：的确有旁证。 旁证就在朝鲜翻刻本卷首关中修髯子（张尚德）的引言。 关中修髯子引言署“嘉靖壬子孟夏吉望”（见图四）。“壬子”二字，在朝鲜翻刻本（即周曰校刊本甲本的基本忠实的翻刻本）和周曰校刊本乙本是完全相同的。但在嘉靖壬午本卷首的关中修髯子引言却署“嘉靖壬午孟夏吉望”。三者有“壬子”与“壬午”之异。 壬子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壬午则是嘉靖元年（1522）。二者相差三十年。 怎样理解这两个不同的年份？ 这有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之一：“壬子”乃“壬午”的形讹。 可能性之二：“壬午”乃“壬子”的形讹。 形讹是我过去的看法。现在看来，这个看法需要纠正。 从字形来看，“午”误为“子”（“壬午”误为“壬子”），或“子”误为“午”（“壬子”误为“壬午”），都存在着可能性。 但是，夏振宇刊本的关中修髯子引言的署年也作“壬子”。周曰校刊本甲本、乙本和夏振宇刊本三个版本一致作“壬子”。这就很难归结为形讹的原因了。 我现在认为，嘉靖壬午本的“壬午”应是出于关中修髯子引言的原文，无错误可言；朝鲜翻刻本（周曰校刊本甲本）的“壬子”应是出于周曰校刊本甲本的更改。 周曰校刊本甲本为什么要把“壬午”更改为“壬子”？这个更改出来的年份，对于它，又有什么含义呢？ “壬”是天干，“子”是地支。为什么不改成“壬丑”、“壬寅”……乃至“壬戌”、“壬亥”，而偏偏要改成“壬子”呢？这里面一定有讲究。 周曰校刊本甲本、乙本和夏振宇刊本三个版本的关中修髯子引言的署年一致作“壬子”，这更增加了改“壬午”为“壬子”这种判断的分量。并且还有两点额外的收获。一、夏振宇刊本和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支系，和嘉靖壬午本则不属于同一个支系。二、夏振宇刊本的产生要晚于周曰校刊本。 这一被周曰校刊本甲本改动的年份，有非常大的可能，是标志着周曰校刊本甲本刊行的年份。 在上文引用过的那篇论文中，朴在渊教授曾指出，周曰校“刊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时候，有可能把张尚德的壬午序言改署为壬子序言。根据目录学、版本学的通例，我们可以把这一年定为周曰校刊本甲本刊印的年份”。我同意他的看法。 朴在渊教授所说的“通例”是有道理的。 拿《三国志演义》本身来说：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嘉靖壬午本的时候，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底本只有蒋大器“弘治甲寅”（1494）的序言，而不知何故没有张尚德“嘉靖壬午”（1522）的引言，便错误地将此书定为“弘治本”。他们的定名有误，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却是“目录学、版本学的通例”。现在我们所说的“嘉靖壬午本”不也是以张尚德的引言为依据吗？ 再拿《红楼梦》程甲本来说，书上并没有明确的印于何年何月的记载。但是学术界公认为它印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为什么呢？因为程甲本上有高鹗的序言，序言的末尾醒目地写着“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而辛亥正是乾隆五十六年。 因此，我认为，在没有正面的、直接的反证情况下，我们不妨把张尚德引言所署的“壬子”看作是周曰校刊本甲本刊刻的年份。 在上一节的末尾，我已指出：“周曰校刊本甲本在中国本土的刊行年代应在嘉靖的后期，其时至晚约在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1562—1566）左右。无论如何，其时至晚必在嘉靖年间。” 我使用了“至晚”一词。而“壬子”（三十一年）恰恰在“至晚”的四十一年之前。 嘉靖三十一年（1552）——这应当被看作是周曰校刊本甲本的刊行年份。 这个年份，离奇大升进言的己巳（隆庆三年）只相隔十六年；如果把翻刻本末叶的“丁卯”定为隆庆元年，只不过相隔十四年。而如果把“丁卯”定为天启七年，则相隔七十四年，未免太遥远了。 总而言之，在《三国志演义》嘉靖刊本的行列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版本：周曰校刊本甲本。对研究《三国志演义》版本与传播史的学者说来，这是一个莫大的喜讯。 十一 结语 现存的《三国志演义》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明代刊本中，最早的是嘉靖元年（1522）的嘉靖壬午本和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叶逢春刊本。再加上嘉靖三十一年（或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的周曰校刊本甲本，使得嘉靖刊本至少有了三种之多。 这是就现存的、已知的版本而言。想来，在明代嘉靖年间，作为畅销书的小说《三国志演义》一定不止印行了这三种。 如果再加上现存的、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三国志演义》残叶，那么，刊行于嘉靖年间和嘉靖之前的《三国志演义》刊本至少已发现了四种。 周曰校刊本甲本的朝鲜翻刻本卷首有“弘治甲寅仲春几望”的庸愚子（蒋大器）的序文。其中说： 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 庸愚子的这篇序文亦见于嘉靖壬午本卷首，与上引一段文字完全相同。 甲寅即弘治七年（1494）。 这又说明，至少在弘治七年之前，或者说，在公元16世纪之前，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已以传抄本的形式在社会群众之间广为流传了。 附记：拙文有初稿、第一次修改稿、第二次修改稿、第三次修改稿、第四次修改稿之分。此前提交“第八届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献暨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17日，北京）之拙文系初稿；提交“第四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2009年8月21日，杭州/金华）之拙文系第二次修改稿。第三次修改稿是在“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学术大会兼第七十八回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定期学术发表会”（2009年9月19日，首尔）上发表的论文。此次发表之拙文系第四次修改稿，初稿与修改稿之结构及文字均有所不同，学界同仁若有引述或赐教，请以此第四次修改稿为准。 注释： [1]此文刊载于《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2]在拙文初稿中，此段引文系请友人从《李朝实录》（日本未松保和编，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昭和三十六年，东京）第二十七册“宣祖实录第一”“宣宗大王实录”卷三中查出。后接受韩国学者的建议，改从《朝鲜王朝实录》中援引。 [3]据朴在渊《关于新发现的朝鲜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载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学古房影印本卷末）转引。该文节自《近世中国古典小说在朝鲜之出版》（载于《第四回东亚出版文化国际学术会议预稿集》）。按：“第四届东亚出版文化国际学术会议”系于2008年7月28日在日本仙台召开。 [4]尹德熙《私集》卷四。 [5]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残叶试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6]据朴在渊《关于新发现的朝鲜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转引。按：李瀷的生卒年是1681—1763。 [7]有的韩国学者认为：“‘其时之人’中的‘其时’可能是指中国的情况，把它解读为在我国刊印稍嫌牵强，因此很难作为《三国志演义》在我国刊行的依据。”（柳铎一《〈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传来版本及其时期》，《碧史李佑成先生停年退职纪念国语国文学论丛》，韩国骊江出版社1990年版。据朴在渊《关于新发现的朝鲜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转引）我认为，柳教授自己的解释才是“牵强”的，《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的发现，证实了柳教授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8]朴在渊《关于新发现的朝鲜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 [9]影印本正文每页分为上、下两截，上截是影印的翻刻本原文，下截是排印的朴在渊、金敏智校注的翻刻本原文。 [10]金荣镇藏本，不见于初版本由朴在渊、金敏智、曹永基三人撰写的“出版说明”（2008年6月12日），而见于再版本由朴在渊、金敏智二人撰写的“出版说明”（2009年7月18日）。此据后者。 [11]关于这一点，初版本“出版说明”和再版本“出版说明”说法不同。初版本的“出版说明”说“本书主要是以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为底本，并用首尔大学奎章阁、岭南大学图书馆、东国大学图书馆藏本配补”；再版本的“出版说明”则说“本书主要是以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藏本为底本，并用首尔大学奎章阁、东国大学图书馆藏本配补”。此据后者。 [12]请参阅拙著《刘世德说三国》中的《张飞的表字》，中华书局2007年版。《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试论 [13]李殷奉《〈三国志演义〉之受容样相研究》，仁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12月。 [14]朴在渊《关于新发现的朝鲜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试论 [15]柳铎一《〈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传来版本及其时期》。 [16]朴在渊《关于新发现的朝鲜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 作者简介：刘世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过专著《红楼梦版本探微》等。 原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