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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格林兄弟(Jacob und Wilhelm Grimm， 1785—1863， 1786—1859)于1806—1807年开始搜集整理， 1812—1858年陆续出版的“格林童话[1]”——《儿童与家庭童话》(Kinder- und Hausmaerchen)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以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吸引一代又一代世界各地的读者，成为西方世界翻译和传播领域仅次于《圣经》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化经典之一[2]。这些由格林兄弟在19世纪初搜集整理的童话故事，不仅保存了一种民间文化传统，确立了一种现代文学类型，而且也促成了现代童话研究的发展[3]。格林童话的翻译和传播更是西方文明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不仅阅读格林童话已成为西方文化生活的传统之一，而且那些蕴涵在格林童话中的审美追求和道德规范，以及那些通过童话传承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蕴含着西方文明化的基础[4]。所以，2005年6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格林童话”获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原版进入联合国“世界记忆”项目里。 但是，长期以来，传统研究对格林童话存在相当程度的误读。它或者被当作一种纯粹的儿童故事，偏向于探讨其简单的文艺形式下所蕴含的童真和童趣；或者被归类为一般的个人文艺创作，局限于分析其一般的故事内容和艺术风格；或者被理解成一种原汁原味的民间故事，强调它比其他童话更强的口头性、民族性和民间色彩。由于较少有人探讨格林童话作为一种时代文本所内渗的文化特质，对它也就很容易产生文化上的误解。近年来那些所谓“揭开格林童话真相”，“颠覆传统格林童话”的“新格林童话”的不断出现就是一种典型的误解和歪曲[5]。本文将从文化政治的视角，剖析传统研究对格林童话的误读内容，并探讨格林童话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6]。 二、传统研究对格林童话的误读 格林童话作为一种西方文艺经典，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史学和民俗学等诸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格林童话的分析和解读为我们理解它的丰富内涵奠定了知识基础。但是，长期以来传统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对格林童话产生了种种误读。 1.并非都是民间故事 传统研究认为，格林童话来源于德国下层民众的口头叙事，属于民间童话故事范畴[7]。格林兄弟在他们的注释和前言中也常常给人一种感觉，似乎他们的故事是从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的亲口讲述中采录下来的，因为这些来自民众口头的童话故事才真正代表一种民间传统。应该说，部分格林童话确实是来源于农民的口头叙述，为了搜集这些故事，格林兄弟也确实做过田野作业。但是，也必须指出，格林童话的来源并不像人们以前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像格林兄弟所声称的那样纯粹，它的复杂性几乎可以颠覆对格林童话的定性。可以说，格林童话既不是完全来自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也不是完全来自于农村，更不是纯粹的民间故事。 格林童话主要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这一点从故事的讲述者和搜集者的社会和教育背景便可窥见一斑。格林兄弟本人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虽然后来由于父亲的去世一度家境困难，但他们的家族背景和后来他们自己的生活历程，表明了他们的市民阶层地位。而其它故事讲述者的社会、家庭和教育背景也并不简单[8]。以魏枚琳女士为例，她是一个来自茨维恩(Zwehrn)的妇女，第一版的《儿童与家庭童话》中有三分之一的故事是由她讲述的，由于她富有冷静与天真的气质，天生具备传承民间故事的素质，因而被威廉称赞为一个理想的故事讲述者。但是，这样一位理想的讲述者并不是农民。她的丈夫是个裁缝，父亲是个小店主，她每周两次到卡塞尔(Kassel)城里出售她的农产品。格林兄弟并不是亲自到她所居住的地方搜集她的故事，而是等她来到卡塞尔的时候在自己的住所里采录她讲述的故事，有时报酬是一杯热咖啡[9]。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居住于小城市的市民女性是否属于传统民间故事所指涉的民众呢？他们讲述的故事又是否属于民间故事呢？从当时浪漫主义文化语境来看，答案是不一定的。浪漫主义文化语境下的民众主要是指农民，特别是指那些居住于偏远乡村或山野的农民、矿工、牧羊人和渔夫等下层民众。所以，格林兄弟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在小城市居住的市民女性那里搜集的故事不能说完全属于传统的民间故事。 2.并非全部来自口头 传统研究认为，格林童话是格林兄弟直接从民众的口头上采录而来的，认为格林兄弟为了搜集这些口头故事，带着纸和笔，深入乡村山野，田间地头，整日与农民为伍，经常与牧羊人为伴，一边听他们讲述故事，一边如实记录。事实上，新的研究发现并非如此。虽然直接从民众口头搜录故事是格林兄弟搜集格林童话的基本方法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方法，他们在搜集格林童话的过程中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10]。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格林童话其实来源于书面材料。1812年第1版《儿童与家庭童话》收录了86个童话故事，其中有12个是格林兄弟从书面材料中整理出来的。1857年第17版收录了211个童话故事，其中有49个故事也是来源于书面材料。格林兄弟精通多种语言，可以直接阅读各种语言的童话故事，而且他们早年在图书馆的工作经历使他们有机会大量接触各种民间童话和故事书籍。加之他们长期研究中世纪文学、习俗和史诗，在民间诗歌上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知识。 在格林童话的各种书面来源中，首先是德国各种民间书(Volksbuecher)、中世纪文学原稿和各种方言文学[11]。其次，是国外流传的各种童话故事集。如法国裴奥特(Charles Perraul，t 1628 -1703)的《旧时故事和童话与寓言》(LesHis-toires ou contes du temps passé)，意大利巴塞尔(Giambattista Basile， 1575-1632)的《童话故事集》(Pentamerone)和斯特帕俄拉(GiovanniFrancesco Straparola， 1480-1557)的《十三夜》(Nights)等。 虽然也有学者指出，格林兄弟从书面材料中整理民间故事是有选择的，主要是以那些从民间口头搜集而来的童话故事为基础。而且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三个目的：一是搜集故事异文，二是证明搜集到的民间故事的本真性，三是便于查阅更详细的故事资料[12]。但是，由于这种方法与直接从民众口头搜集民间故事的方法有差异，特别是与现代民间文艺学者的田野作业要求相距较远，因而一直受到不少现代民俗学者的批评。所以，格林兄弟搜集的格林童话应该说并非完全来自口头。 3.并非纯粹德国故事 传统研究认为，格林兄弟在德国中部地区搜集到的民间童话和故事应该都是地道的德国故事。泰勒(EdgarTaylor， 1793-1839)在首次将它们翻译成英语时，就将标题翻译成《德国大众故事》，并在前言中指出，他所翻译的这些故事是地道的德国故事，是格林兄弟从德国农民口头上采录而来的[13]。自此之后，格林童话一度成为德国民间文艺的代表，甚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更成为法西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之一，成为纯粹的日耳曼民间文艺的象征和符号。 其实，格林童话不是德国文化的专有产物，而是欧洲童话传统的结晶。从格林兄弟的童话知识分析，格林童话并不是格林兄弟一时兴起的创造性发现，而是整个欧洲古代童话传统发展的自然结果。格林兄弟非常熟悉欧洲的童话传统，特别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北欧的童话知识。它们自然会对格林兄弟童话知识的形成产生影响。格林兄弟早在哈瑙时就对裴奥特的童话非常熟悉，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它们。后来他们在搜集和整理格林童话的时候，也曾以裴奥特的童话作为参照，发展自己的童话思想。他们在批评裴奥特的童话缺乏口头性的同时，对他童话的风格非常欣赏。因此，可以在格林童话和裴奥特童话之间找到类似的童话故事，如《小红帽》、《睡美人》和《灰姑娘》等[14]。 而且，从那些故事搜集者或讲述者的家族背景分析，格林童话不完全是地道的传统德国故事，至少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法国童话的影响[15]。格林兄弟本人也讲流利的法语，早在入学之前他们就已阅读了法国裴奥特的《鹅妈妈的故事》(MotherGoose Tales)。雅各布还曾几次前往巴黎学习和研究，拿破仑占领卡塞尔后，他还曾在当时新国王的图书馆工作并担任过法律顾问。而格林童话的许多讲述者和搜集者也都是法国胡根诺教徒(Huguenot)的后代，如卡特林娜·维尔德家庭的女仆人老玛丽亚，哈森福路克家族(Has-senpflug)和哈克森豪瑟家族(Haxthausen)，都是法国胡根诺教徒的后代[16]。魏枚琳女士(Frau Vie-hmaennin)的老祖父曾经是胡根诺教徒在修勒堡(Schoeneberg)定居点的第一任市长[17]。虽然在整个《儿童与家庭童话》中只有6个故事与裴奥特的故事相似或相近，而且这些相似或相近的故事在开头或结尾都与裴奥特的故事不同，但不可否认这种影响的可能性[18]。 4.并非完全忠于传统 传统研究认为，格林兄弟在搜集和整理童话故事时始终忠于传统。应该说，格林兄弟形成这种理念和方法从整体上体现了他们对民间文艺的独特性把握。他们重视保存民间童话故事的本真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只是对童话故事的语言和修辞等外在形式进行编辑修改[19]。 但是，忠于传统只是他们的一个基本思想，而不是全部思想。在对格林童话进行实际整理过程中，他们既坚持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保持故事的原始风貌，又不断地根据各种故事异文加以编辑修改，有时还对童话故事进行大的调整、合并或重组。特别是从第二版开始，威廉逐渐加大了对格林童话的编辑力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们不断地对单个童话故事进行编辑。随着搜集范围的不断扩大，搜集到的异文不断增多，威廉不断地进行童话故事的修改，其中特别是语言和修辞上的编辑最明显。他依据自己在民歌搜集、史诗和中世纪文学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对童话故事的语言和修辞进行纯净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文字检查[20]。其次，他们有时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童话故事整理成一个故事。在他们搜集到的异文中，如果从内容主题、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上判断两个属于同类型的故事，他们就将两者合并为一个故事。虽然他们的合并是坚持同类型的原则，坚持内容、人物和情节上的高度一致，但主观判断上的陷阱是不可避免的[21]。 这些方法上的矛盾性体现了一种思想上的复杂，也打破了曾经流行一时的，认为格林童话是原汁原味、自然天成的德意志民间童话的观念。所以，曾有学者认为，格林童话是格林兄弟“生产”出来的。 三、发现格林童话的文化真相 作为历史上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童话故事集之一，格林童话经久不息的生命力既来源于其独特的文艺价值，也来源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继承和发展出来的民间文艺思想、童话故事理念和搜集整理方法在童话研究学科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样，渗透和融入格林童话之中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其生命力的另一来源。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格林童话的产生既是格林兄弟个人生活经验的结晶，也是特定时代文化发展的产物。 1.家世衰落的阴影 格林兄弟搜集和整理童话故事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个人身世导致的心理因素便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前后具有反差性的生活经历所带来的阴影是推动他们搜集和整理童话故事的重要心理动力。 首先，这种阴影来自父亲的去世所带来的前后生活的变化。格林兄弟出生在德国小城哈瑙的一个律师家庭。他们的父亲——菲利普·格林(1751—1796)是一位勤恳的律师。格林家族早期家境优越，住在哈瑙广场附近一栋舒适的大房子里。家里不仅有仆人帮助料理家务，而且幼年的格林兄弟还请有家庭教师。1791年，他们的父亲被授予地区公职，全家迁往斯岱瑙，住在一栋宽敞的全部用石料砌成的大房子里。在那座环境幽美、民风淳朴的小镇里，格林兄弟在舒适的生活中度过了他们的童年。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父亲于1796年病逝。由于失去了生活来源，格林一家从此陷入困境，有一段时间里只能靠亲戚朋友的救助才得以维持。虽然那时雅各布和威廉分别只有11岁和10岁，但他们已经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种前后生活的差异所带来的痛苦。正是因为父亲的去世，他们后来不得不离开母亲和家人，到远离家乡的卡塞尔去求学。 其次，这种阴影来自父亲去世后格林兄弟与现实生活作不屈斗争的经历。1798年兄弟俩在姨母的帮助下，被安排在卡塞尔的律臣姆(Lyzeum)中学就读。在远离家乡和母亲的日子里，兄弟俩相互照顾、相依为命。但由于他们来自一个小镇，在卡塞尔求学时还是不幸被区别对待，受到过被歧视的心理刺激。中学毕业后，又因为社会地位低，差点失去获得大学资助的机会。兄弟俩先后于1802和1803年前往马尔堡大学(Marburg)学习法律。他们希望继承父亲的职业，以后承担起维持家庭的责任。但是大学毕业后，威廉却因为疾病而不得不留在家里，不能出去工作。后来在哥廷根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时候，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但又因为“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不得不重回卡塞尔，再次陷入生活的困境之中。虽然后来受普鲁士国王的邀请，前往柏林，生活和研究条件舒适而稳定，但在此之前的生活阴影是难以消散的。虽然他们出生中产家庭，也是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与所有辛苦谋生的普通市民一样，内心深处既需要一种情绪的表达，也渴望一种精神的安慰。 所以，他们早年在哈瑙和斯岱瑙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田园牧歌似的生活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后来所经历的世态炎凉激起了他们对过去美好生活的眷恋和向往。由于他们儿时生活在乡村化的小镇里，他们眷恋的美好生活便与乡村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搜集那些曾给他们带来欢乐的童话和故事便成为一种回到过去的方式[22]。 2.国道衰弱的忧患 格林童话产生于德国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那个时代浓厚的民族情怀赋予了它很强的民族性色彩。 格林童话产生时的德国既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18世纪的德国是一个由三百多个大小公国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虽然在名义上处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但这种统治早已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这些大小公国和自由城市相互独立，自由发展，无法结成一股强大的民族力量，导致德国封建和宗教势力相当顽固，资本主义进程相对缓慢。相反，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洗礼后的法国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将仍在历史泥浊中蹒跚的德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火焰，但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极端性发展使这种民族意识的萌芽并没有得到显著性的发展。德意志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法国入侵的战火中点燃的。1806年拿破仑彻底粉碎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外壳[23]，虽然从历史发展来看，拿破仑的入侵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民族政治的统一和国家生活的进步，但法国资产阶级推行的经济掠夺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德国人的强烈反抗[24]。外来民族的统治从根本上激起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一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开始宣扬文化民族主义，主张从发现民间文化入手，重构德意志民族文化，再造日耳曼民族精神。用强大的民族自信和认同对抗法国霸权，促使德意志民族振兴，从历史困境中彻底突围。 格林童话便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受浪漫主义民间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他们在一群主张发掘和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和鼓励下，着手搜集广泛流传于德国民间、蕴含德意志民族特色的童话和故事，希望以此发掘民间文化传统的力量，唤醒沉睡的日耳曼民族精神。这些故事宣扬德意志民族独特性，如遵守秩序、推崇英雄和领袖、信仰顺从的美德、遵从权威、崇拜勇气和武力、对外来者充满恐惧和敌意等等[25]。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指出，促使格林兄弟搜集和研究民间文艺的巨大动力便是强烈的“日耳曼精神”[26]。可以说，格林童话反映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当时正遭受民族奴役的德意志希望觉醒的民族意志。因此，格林童话不仅是格林兄弟生活经验的结晶，而且也是十九世纪德国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体现。 3.民族文化复兴的理想 格林兄弟搜集和整理格林童话也寄托了他们对民族文化复兴的理想。格林童话产生时的德国既没有统一的语言，也没有统一的文化。由于13—14世纪的德国没有经历一场其它西欧民族国家都经历过的“文艺复兴”，导致德国既没有英法那样比较一致的文化传统，德国知识界也没有英法知识界那样的文化自信。加之，由于德国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统一过，神圣罗马帝国徒有其表，所以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缺乏统一性，文化的民族特色十分淡薄。各自独立的大小公国和自由城市之间，在语言、文化和制度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德国的分裂和不统一不仅是表面上的，知识界关于德国的民族个性、文化传统、德意志精神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27]。 这种民族文化力量的衰弱导致18世纪上半期德国在西欧其它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的渗透下陷入文化危机之中。当时文化发达的法国热衷于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与法国的文化霸权互相补充、互为后盾。在法国文化霸权的笼罩之下，许多日耳曼人迷失了自我，以贵族为主的德国上层社会都以讲法语为时尚。“我们尽量说法语，按最新的法国款式穿着，头戴巴黎式的假发，嘴里唱的不再是古老的德国民歌，而是最新的法国流行舞曲，跳的是最典型的宫廷舞——小步舞。人们聘请宫廷教师教育自己的子弟，这些子弟成年之后像年轻的法国侯爵一样出门去作骑士旅行”[28]。甚至连当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徳里希大帝(Frederick)也完全瞧不起德意志文化，竟以自己的德语讲得“象个马车夫”而自豪，他的文章也基本上都是用流利的法语写成的，因此被他的父亲称作“法国的轻浮浪子”。由于对法国文化的盲目模仿，德语的使用越来越少，德意志人的民族认同日渐弱化，作为民族感情基石的日耳曼民族语言和文化面临着消亡的危险[29]。 正是在德意志民族语言和文化面临着消亡危机的时候，德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提倡发掘民族文化，他们不仅秉承浪漫主义文化精神，从研究民间文艺入手，反对理性主义和法国文化霸权，将眼光转向理性主义者所不屑一顾的民间文化传统。而且从搜集研究民间文艺入手，用天真自然、自由活波和充满民族激情的民歌民谣和童话故事来反对理性、呆板、雕饰的理性主义审美取向。同时，他们批判德意志文化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那些相互独立的大大小小的公国和自由城市之间，缺乏统一认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他们从发现民间文化力量入手，主张从民间文艺中探寻德意志民族文化的渊源和根，重构德意志民族文化和日耳曼民族精神。 格林兄弟早年在马尔堡的学习开阔了他们的学术和思想视野。在萨维尼的指引下，他们逐渐走上了民族知识分子的道路。后来，格林兄弟又结识了一批德国浪漫主义大师，如海德堡浪漫派大师布伦塔诺。正是在布伦塔诺等浪漫派大师的影响下，格林兄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民间文艺。在协助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搜集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时，格林兄弟于1807年开始搜集和整理在德国广为流传的民间童话和故事。这些被认为具有民族特性，反映日耳曼民族精神的童话故事，不仅唤醒了德意志最初的民族觉醒和凝聚力，也奠定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 四、结语 格林兄弟于19世纪初搜集、整理而成的格林童话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作品，也一直是传统民俗文化研究的对象之一。通过对格林童话的来源、故事的口头性、民族性和传统性等特征的分析，发现格林童话并非传统研究所推定的那样，它们并非都是民间故事，也并非全部来自口头，也并非纯粹德国故事，也并非完全忠于传统。应该说，它们并不是纯粹的儿童故事，也不是一般的个人文艺创作，更不是原汁原味的民间故事，而是复杂的时代文化思潮的复合体。特别是通过对格林童话成形过程的分析，发现格林童话作为一种时代文化经典，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政治脉络。它不仅是格林兄弟个人生活命运和经历的结晶，更是挽救民族文化危机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家道衰落的阴影、国道衰弱的忧患和民族文化复兴的理想等构成格林童话多层面的文化政治色彩。 可以说，从文化政治视角研究格林童话，不仅有助于更充分、更深刻地理解格林童话的文化内涵，推动格林童话研究突破传统窠臼，向新的文化分析层面发展，而且对我们现在如何理解和分析中国文化遗产提供了一种参考。 [作者简介]伍红玉(1975-)，男，湖南邵阳人，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助理教授，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任。(广东珠海， 519085) 参考注释： [1]格林童话是指由格林兄弟于1806-1807年间开始搜集整理， 1812-1858年陆续出版的童话故事集《儿童与家庭童话》，其中共收录童话故事210篇，至1858年共出版了7个全本、10个选本。格林童话流传于世界各地，至今已被翻译成一百多种语言，其中有些童话如“灰姑娘”、“青蛙王子”、“小红帽”、“白雪公主”和“睡美人”等已成为世界文艺经典。 [2] 《儿童与家庭童话》从1812-1858年被格林兄弟不断补充和整理，分别于1812、1819、1837、1840、1843、1850和1857年出版了7个全本，于1825、1833、1836、1839、1841、1844、1847、1850、1853和1858年出版了10个选本。 [3] 虽然格林兄弟并不是第一个搜集、整理民间童话和故事的人，格林童话也不是首次出版的童话故事集，但格林童话具有的文化意义是其它同类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早在格林童话之前就有一些童话经典问世，例如，法国著名童话诗人裴奥特(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 )早格林兄弟一百多年就已开始搜集和创作民间童话，成为童话研究史上的第一座高峰。他于1697年出版的《旧时故事和童话与寓言》(Les Histoires ou contes du temps passe)在18世纪流传了整个欧洲，分别于1729、1745、1747、1752和1768年翻译成英语、徳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和俄语。它不仅奠定了法国和国际古典童话传统，而且也深刻影响了德国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此外，与格林兄弟同时代的德国浪漫主义大师狄克(Ludwig Tieck，1773—1853)也早于格林兄弟搜集，整理和出版民间童话。 [4]请参考： Jack Zipes， The Brothers Grimm—From Enchanted Forests to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1988)： P. 17. Jack Zipes， Rotkaeppchens Lustund Leid (Koeln： Diedrichs， 1982)： P. i.i [5]目前流传的有七种版本：齐霞飞《格林成人童话全集》，台北：志文1999年版；桐生操《令人颤栗的格林童话》，台北：旗品文化1999年版；王在琦《揭开格林童话原始全貌》，台北：大步文化2000年版；谭理《成人格林童话》，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刘子倩和许嘉祥《初版格林童话》，台北：旗品文化2000年版；金成阳和刘子倩《透视恐怖的格林童话》，台北：旗品文化2000年版；柯明晓《颠覆传统的格林童话》，台北：华文网2001年版。 [6]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作为现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而逐渐成形的一种文化分析方法。它以福柯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同时亦受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和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它一方面消解了传统的政治概念，如国会、政党、国家体制、科层制度等，另一方面扩散了新的政治观念，如文艺政治、性别政治、种族政治、日常生活政治等。 [7] 这一认识可能开始与泰勒首次将格林童话翻译成英语。他在翻译前言中指出，他翻译的这些故事大部分是格林兄弟从德国农民口头上直接采录的。 [8]格林童话的讲述者主要有：魏枚琳女士(Frau Viehmaennin)，卡特林娜·维尔德(Catherine Wild)和她的女儿们，卡特林娜·维尔德家庭的女仆人老玛丽亚(Old Marie)，恩尔哈特家族(Engelhard)，哈森福路克家族(Hassenpflug)，哈克森豪瑟家族(Haxthausen)，布伦塔诺的妹妹鲁多维珂·鞠帝斯(Ludovica Jordis)，一位退休的守夜人弗雷德利希·克劳瑟(Friedrich Krause)，一位部长的女儿弗雷德里克·曼勒(Friederike Mannel)和费帝岚特·瑟伯特(Ferdinand Siebert)。很明显，除了那位退休的守夜人弗雷德利希·克劳瑟，其它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 [9]HeinzRoelleke， ed.，Wo das Wuenschen noch geholfen hat，“GesammelteAufsaetze zu den，，Kinderund Hausmaerchen “derBruederGrimm (Bonn： Bouvier Verlag， 1985)： P. 163-165. [10]虽然结合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民俗研究发展的历史背景，应该说他们的某些方法在童话研究学科史上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特别是在各式各样的方法背后，是他们对民间传统和自然诗歌的重视和尊重，这正是现代民俗研究发展的思想源头之一。但是，由于在故事搜集方面，他们既直接从民众口头搜集民间故事，又委托朋友或熟人代为搜集记录，同时还从各种书面材料中寻找来源，所以长期以来被现代童话和民俗学者所批评。 [11]其中有约瑟夫·戈尔斯(Joseph Goerres)搜集出版的“民众书”(Volksbuecher)；乔治·维克朗(Georg Wickram)出版的《小丛书》(Rollwagenbuechlein， 1555)和雅各布布·福莱(Jakob Frey)整理的《花园社会》(Gartengesellschaft)；马丁·门塔罗斯(Martin Montanus)编写的《捷路人》(DerWegkuerzer， 1557)；约翰·菲谢德的《哨兵》(Schildwacht， 1560)；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于16世纪前半期创作的大量戏剧文学和作品。 [12]Christa Kamenetsky， The Brothers Grimm & Their Critics， Folktales and the Quest for Meaning (Ohio University Press，1992)： P. 137-147. [13]Edgar Taylor， German Popular Stories (London： Murray， 1823)： Preface. [14]除此之外，格林兄弟还研究和借鉴了世界各地的童话故事集，其中包括英国、爱尔兰、丹麦、希腊、俄国、波兰和北欧等地的童话故事。格林兄弟对以上那些童话故事集如此熟悉和欣赏自然也就难逃它们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这些故事集的影响，也就不会有格林童话的出现。 [15]对此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例如克丽丝特？克门勒斯柯(Christa Kamenetsky)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她从这些讲述者和搜集者的双语背景和所受的德语教育，以及他们中某些人与格林兄弟的通信，论证她们所搜集和讲述的故事不会受法国童话传统的影响。参见： Christa Kamenetsky， The Brothers Grimm& Their Critics， Folktales and the Quest for Meaning(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18-122. [16]他们并不是完全的胡根诺教徒后代，大部分都是胡根诺教徒与德国新教徒联姻的后代。 [17] 也有学者指出，她老祖父是荷兰血统，早在格林兄弟搜集故事的128年前从荷兰移居德国黑森。参见： Walter Scher，f“ Jacob and Wilhelm Grimm： A Few Small Correction to a Commonly Held Image” in The Brothers Grimm and Folktale，James MacGlathery， et a.l (Urbana： Th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8-192. [18]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格林兄弟并未如实说明故事讲述者的家族背景给予了批评，甚至有学者批评格林兄弟是故意欺骗他们的读者。参见： John Ellis， One Fairy Story Too Many： The Brothers Grimm and their Tal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103. [19] Christa Kamenetsky，“Wilhelm and Jacob Grimm (1785-1863 and 1786-1859)”in Jane Bingham， ed.， Writers for Children： Critical Studies of Major Author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York： Charles Scribers Sons， 1987)： P. 379-383. [20]Jacob und Wilhelm Grimm， Kinderund Hausmaerchen (Berlin： Reimer， 1819)： Introduction. [21]Jacob und Wilhelm Grimm， Kinder- und Hausmaerchen (Berlin： Reimer， 1819)： Introduction. [22]其实，格林兄弟的这种文化恋旧情怀也是时代文化心理的一种反应。18—19世纪的欧洲，由于近代工业技术的发展，自然纯朴的生活方式遭到工业化的破坏，欧洲人面对一种工业化所带来的文化和精神危机。与此相应，浪漫主义运动中的德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近代工业社会知识分子对民间的浪漫想象。他们在文化审美心理上倾向恋古、复古，留恋古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认为纯真朴实的古代文化在工业化的城市生活里已荡然无存，只有在那些受近代工业化影响较小的乡村还有遗留，但也在面临消失的危险。因此他们呼吁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搜集民间文艺，保存古代文化。 [23]1806年8月，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二世在拿破仑的刀剑威逼下摘下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役中被法国军队彻底击败。 [24]据统计， 1807—1812年德国付给法国10亿法朗以上的战争赔款，许多德国年轻人被拉到法国军队中服役，法语在德国强制推行。 [25]John Ellis， One Fairy Story Too Many： The Brothers Grimm and Their Tal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P. 101-102. [26]格·盖斯特涅尔：《格林兄弟》，刘逢祺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27]郭少棠：《德国现代化新论———权利与自由》，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18页。 [28]莱奥·巴莱特、埃·格哈德：《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王昭仁、曹其宁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页。 [29]Katia Canton， The Fairy Tale Revisited， A surve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ales， From Classical Literary Interpretations to Innovative Contemporary Dance-theater Productions (Peter Lang， 1994)： P. 32. 原载：《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