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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戏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国戏”。确实，《三国演义》与戏曲发展的关系是十分密切。一直以来，戏曲都把三国故事当作重要的题材来源。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记载，早在隋炀帝时期，三国故事已成为文艺表演内容。金元时期，三国故事被大量地改编为戏曲，据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记载，金元本中已有三国戏《刺董卓》《蔡伯喈》《襄阳会》《大刘备》等。宋元古戏中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刘先主跳檀溪》等。在现存的700多种元杂剧剧目中，三国题材的剧目就有50多种，其中以蜀汉方面的英雄人物为主角的有30多。从这些剧目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基本思想倾向都是拥刘而贬孙、反曹，歌颂刘备的宽厚仁义和深得民心，赞扬刘备集团的文臣武将的机智和勇武；从艺术上看，它们大多不拘泥于史实，较多民间传说和剧作家虚构的成分，就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情节的丰富性而言，比当时流行的话本《三国志平话》要更为成熟。这些戏曲在舞台上反复演出，扩大了三国故事的影响，也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倾向的形成以及书中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很大作用。 而近年出现的一些三国戏，无论是郭沫若先生的话剧《蔡文姬》，还是陈亚先先生的《曹操与杨修》《曹操与陈宫》或是魏明伦的《夕照祁山》，都是本着从历史和社会本来面貌来构思的，从真实人性方面进行创作的。这些戏虽然可能引起了一部分观众的反感，但却可以说是反映了一些历史本貌，点明一些实质性问题。 刘备，这位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无论在“三国戏”中还是在《三国演义》中，均被塑造为一位仁厚之君。而且《三国志》中也说他“弘毅宽厚，知人善任”。因此，刘备自古以来都是以“忠厚之人，仁慈之君”的形象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但刘备真是那么“宽毅，仁厚”吗？恐怕未必见得。其一，当时刘备所处的三国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时代，刘备若真是如小说、戏曲中那样“忠厚仁慈”的话，应该早就被别人吞并了。其二，我们若翻阅《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时，可以发现有那么几方面足以说明刘备并非是一个“忠厚之人，仁慈之君”。相反，刘备应是一个既富于心计，又阳奉阴违；既阴险狡诈，又貌似仁厚之君的人。 一、刘备“哭”武器的运用 其一，当时刘备所处的三国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时代，作为争霸天下的刘备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民间也广为传闻“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之说。理由何在？如《长坂坡》，为了收揽民心，刘备当阳县大哭。百姓对汉王宗亲后人痛诉家史，为解脱百姓苦难发誓恢复汉室天下自然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自然在百姓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好帝王之后的良好形象。在《借荆州》中，鲁肃来讨还荆州时刘备大哭，任何人面对一个汉王宗亲大男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肝肠寸断的惨恸与悲泣，哪还可能不生恻隐之心呢？只恨自己无力助其，哪还会强迫刘备还荆州呢？况且刘备哭诉的对象还是自己的朋友，老实本分以诚信待人的智者鲁肃，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忠厚之人，仁慈之君”的形象，但深入分析，却可看出刘备的哭完全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完全是不讲仁义道德的“骗哭”；既然是“骗哭”，自然哭的人就是骗子。由此可见刘备欲占其有而不择手段的枭雄本性。只要自己达到目的，哪还管仁义道德与诚信。在京剧《白帝城》中，刘备面对关羽的死可谓是真正的痛哭了一场，一是痛惜兄弟手足情断，二是有兔死狐悲之感，三是标榜自己的忠义肝胆，给世人一个榜样。可见刘备的确是个政治人才，在万分悲痛之中，也不忘树立自己的形象。当然，张飞死后刘备自然如法炮制，要哭给诸葛亮、赵云等部属和后来人看，以骗取更多人对他的尊重和依哭而建立起来的民心威望。 其二，相对孙权、曹操而言，刘备“爱哭”正是他作为“枭雄”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人物个性特征，刘备的“哭”成为刘备夺取天下的武器。具体到刘备的“‘哭’武器”的运用，在传统戏曲中已充分展现给世人，我们也可从中更深刻的认识刘备这一封建帝王的“枭雄”本性。三国故事与戏曲中刘备的“哭”，确实“哭”出了水平，“哭”足了文章。其实刘备的哭，一是以软弱形象求得别人同情而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二是采用主动的消极方法，以柔克刚的“太极原理”谋取私利；三是缓兵之计争取到了战胜对方的战机和时向；四是哭出了“无为而有为”的道家思想和哲学观。其实，刘备若真是忠厚仁慈、柔弱可欺的话，应该早就被孙、曹政治力量吞并了。 其三，历史上的刘备在创业过程中多次痛哭，刘备的“哭”是巧哭，妙哭，和枭雄之哭。刘备在创业之初累遭挫折,曾经四次丢下妻子仓皇逃命,其中,前三次妻子都做了对手的俘虏，刘备从未哭过。史书对刘备的评价很高，本传说他为人“弘毅”，“折而不挠”。《三国演义》描写吕布月夜袭取徐州，使刘备失去根基，他只是“叹曰：‘得何足喜，得何足忧！’”听到夫人失陷，也只是“默默无语”，并没有哭。被曹操打得大败，关、张失散，妻子生死不明，只落得匹马落荒，惶恐地逃奔冀州，他仍然没有哭，面对各种磨难，的确是坚强得很。看来，迎难而上、坚韧不屈才是刘备性格的主导方面，“哭”则是他用以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 二、荆州、益州问题 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方面“借”荆州休养生息。而东吴方面为了扩大地盘，也为促使刘备早日归还荆州，邀约刘备共同攻打益州，而这时的刘备由于羽翼未丰，拒绝了东吴的提议，并亲笔写信给孙权说明：由于他和刘璋同为汉室宗亲，不忍夺他领地，并且希望孙权也不要攻打刘璋。如果孙权一定要出兵，那他只好挂官归隐，终老于山林之间。因此，东吴方面未能攻打益州。可是，当刘备羽翼丰满后，他却立即发兵攻打益州。这时候，他可不管刘璋是不是汉室宗亲了。孙权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以刘备已得益州为名，欲索还荆州。而这时的刘备却摆出一副无赖嘴脸，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孙权听后，大骂他为“滑虏”，派吕蒙领兵夺取荆州。而刘备也撕去温柔面纱，亲自领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准备和孙权开战了。后来只是由于后方危急，才和孙权讲和，分江夏、长沙、桂阳等地给孙权，此事才告一段落。 当然，两国之间为争夺地盘，用一些政治手段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刘备在荆州一事上所用手段太过于无耻。 而在夺益州这件事上，刘备又一次暴露了他阴险狡诈的嘴脸。益州刘璋因想征讨张鲁，派人请来自己的宗亲刘备帮忙。刘备来了以后立即向刘璋要军要粮，却不去征讨张鲁。反而驻扎在霞荫关，“厚树恩德，以收民心”。而当刘璋未按他的要求资助他时，他立即翻脸，率众夺取刘璋领地。而在战争中，他竟然以刘璋军队中将领和士兵的家属作为人质，要挟刘璋以便取得战争的优势。 试问，这样一个拿人钱财，却夺人之地的人，能算忠厚之人吗？而在战争中，又以平民百姓作为人质的君主，能称为仁慈之君吗？ 而刘备最工于心计、最阴险狡诈之事，当数第三点，即一直被人推崇的“白帝托孤”。《三国志》及《三国演义》中，均记载了刘备死前在白帝城对诸葛亮所说的一段“肺腑之言”：“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若从刘备这一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看，“白帝托孤”一段无疑是为了把刘备的人格魅力推至“弘毅宽厚，知人善任”的崇高境界，作为作者在书中塑造的理想英雄楷模。但若从当时人物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社会环境、道德规范、传统封建礼教以及刘备和诸葛亮所居地位来看，那刘备这一席话就大有可疑了，既不是为蜀汉人民的长治久安而发出的肺腑之言，也不是对诸葛亮“弘毅宽厚，知人善任”的坦荡胸怀，而“白帝托孤”实际上只能是刘备临终之前对诸葛亮设下的“死亡陷阱”。何以见得，原因有三： 其一，自从“启”建立我国第一个朝代夏朝开始，就废除了“禅让”制，建立了皇位世袭的封建专政，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制度。从夏朝到汉代数千年的礼教束缚，封建专制的皇位世袭制度观念早已成为社会民众不争的封建法制，无论皇帝、皇室成员、臣子、还是平民百姓都视此制度为天理所定，不允许任何人持有异议。作为刘备，既是汉家皇室人，又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皇位世袭的思想必成规矩，而且根深蒂固，否则他也不用视曹操父子为乱臣贼子了。因此，“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自是假话无疑。 其二，《三国志》《三国演义》书中宣扬的观点立场是天下者汉家之天下。汉家即使不行，皇帝也该由姓刘的做，异姓人不能问鼎。万一汉家被别姓所篡，而另外有刘姓的才是正统，别姓只被社会视为篡位，《三国演义》第八十回目：“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就是这个意思。刘备称帝以前，早已开始做皇帝梦了。他的两个儿子，一名封，一名禅，合起来为封禅，即天子祭天地之大礼，可见他念念不忘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只有汉家天下刘家帝之观念。 刘备称帝以后，一直以西蜀是汉朝的延续，自己是汉朝的正统皇帝自居。从历史而言，他虽不是汉代的创业之帝，但理应为汉朝的延续之君。他继承的是汉家四五百年之基业，他的目标就是消灭各方的割据势力，恢复大汉河山。在兵败白帝城时，他若让诸葛亮自立，西蜀从此不姓刘而姓诸葛，就等于把汉家百年基业断送了。刘家从此退出皇位统治舞台，那他必将成为刘家的千古罪人，死后又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因此，刘备托孤让位是假，标榜自己试探孔明是真。 其三，封建统治需要忠臣，远过于需要明主。没有明主，有了忠臣，江山还是江山；只有明主而无忠臣，这明主可就寸步难行了。世间能够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不少，而能熟知天文地理、足智多谋、呼风唤雨、能掌握全局的忠臣，仅见诸葛亮而已。面对诸葛亮曾是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集一身的忠臣，刘备虽高风亮节，坦然肺腑托孤之言，必然在临死之前，只能是陷阱谋杀诸葛亮。至于恢复汉家江山，那就只有看阿斗的造化了。 而诸葛亮智慧的应对及其忠心又迫使刘备放弃了杀心。当刘备将儿子托付给孔明，把西蜀托付孔明时，仍为刘禅的无能而忧心忡忡，不得不对赵云说：“朕与卿于患难之中，相从到今，不想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这一句才是刘备临死前要保住刘家汉代的真话。就算自己死后，孔明真有自立之意，就凭长坂坡赵云血染战袍，拼死于百万军中救护阿斗的感情以及关、张、黄之后统领大军的威望和军事力量，孔明也奈何不得，这也正是刘备托孤力保刘家天下的要害。 综上所述，刘备的“忠厚、仁慈”只是他夺取天下的一种手段，并非他的真性情。而刘备的白帝托孤也只不过是帝王本性的表现，是谋杀诸葛亮的“死亡陷阱”，同时也只能是为了让儿子更牢固地坐稳王位的必要手段，而决非“弘毅宽厚，知人善任”的表现。因此，我们如在创作“三国戏”塑造刘备的形象时，应该多从历史的本来面目出发，把刘备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枭雄”形象，而不应将其塑造成“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整天只会靠眼泪来收买人心的这样一个“温柔”的形象。 作者简介：朱江（1978—），男，云南昆明人，2003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河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理论研究及创作。 原载：《长城》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