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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朱多锦先生的《诸葛亮文学人物形象批判》一文，我基本上同意朱多锦先生的立论和观点，尤其赞赏朱多锦先生大胆质疑和勇于批判的治学精神。文论中的发现是独具慧眼的，反思中的批判是有理有据的。 朱多锦先生思辨的中心问题是“诸葛亮形象本是一个历史误会”。这个误会的焦点在于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是今天的中国人应当如何对这个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已被舞台化、定型化的文化形象重新定位的问题。这种思辨和这种定位在理论认识上和在社会实践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这里先说的是诸葛亮逆天下大势而行的问题，而后将再从诸葛亮的“干部路线”和“军事路线”而论之，那将是另一篇文章了—— 东汉末年，世势倾颓，社会混乱，战争频仍，民不聊生，英雄无用武之地，志士无施展抱负之机，众生迷惑沉沦。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当时先有董卓，后有李傕、郭汜，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志士才俊，不过是一时嚣张狂妄的跳梁之辈。世事骤变，大浪淘沙，其间必有真正的英雄人物崛起。曹操、刘备、孙权父子这些称得起英雄豪杰的治世之人可谓应时应运而生。他们都有叱咤风云干预社会创立基业的大志，但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势力集团、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利益：孙权父子凭借祖宗创立经营的基业回师江东继续盘踞，谋求区域发展；刘备不安于小县令的地位，区区一县怎能满足他积储之野心，挂印率狮虎兄弟跑向南方；曹操击退“地方军阀势力”，稳住中央地盘，“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创建，比较全面地发展国家实力。现在来看，当时是只有曹氏集团代表着社会新兴势力的利益而顺应天下大势，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呈现新派、主流、发展的势头。所以武将和谋士竞相汇于其麾下，成定局之后，曹操亲自挥师南征北战，击溃、消灭了地方割据的“军阀势力”，在中原地区在大半个中国平定战乱，恢复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文化乃至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试问，曹氏创立的业绩，孙、刘集团能办到吗？孙、刘他们办不到，首先是因为他们各代表的集团势力的历史性质是落后的。诸葛亮就是在这个特定历史大局中的一个棋子，比“象”重，但算不上“车”。不论他出自何情景何意图，也不论他怎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客观上他都充当了没落腐朽的政治集团的忠实奴才——因为他依附的刘氏集团占不着天下大义。刘备为什么不和曹操合作了？因为刘备所干的事是匡扶没落腐朽的汉室。他借种白菜养韬晦之计窥测曹氏行迹，“青梅煮酒论英雄”在曹操的诈问下露出马脚，在得傀儡小皇帝之血诏欲除曹操之私谋败迹后，他就只好跑了。曹操是不尊崇汉末小皇帝，问题是汉末那个小皇帝值不值得尊崇呢？汉刘王朝没落腐朽既成定局，不然天下就不会大乱了。难道我们也要求曹操在那个昏聩小皇帝脚下顶礼膜拜，唯唯诺诺，正事不干只成天歌舞升平“高呼万岁”才是真忠臣？曹操不愚忠，敬皇室是个策略，时机成熟即使取而代之也是顺应天数民意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什么这个天下非姓刘不可？让它姓曹就不行么？为什么维护姓刘的才是“忠臣”？在当时是不是英雄，重要的要看是不是代表着历史的新生势力？而这个新生势力又是否比较地反映百姓的利益？可以这样说：当时代表着历史新生势力的只有曹氏集团，他们是比较地反映百姓的利益的。刘备是维护当时的汉皇室的，后来拥兵自重偏安称帝了，还念念不忘那个汉室小皇帝，至于他自己想不想代汉室而取之，那是另一回事，不过可以想见，即使时运格外娇宠与他，让他继承汉室当了大皇帝，恐怕他也是个任人惟亲、猜忌贤能、假仁假义、沉湎女色、忘乎所以的昏君。他武不能征战，文不能诗墨，只有一个“爱哭”的本领。他东吴被招亲，一旦睡在床上就把国事忘记了，不思回蜀了；那场“摔阿斗倒买人心”的假戏也唱得非常拙劣；有一回逃难到民间，吃了农夫为他杀妻取肉做的饭也吧嗒一下嘴就罢了。诸葛亮就跟了这么一个狂妄野夫，甘心情愿、肝脑涂地为他效劳终生，这不是这个文人的“反动”又是什么呢？这种“反动”同时还是一种悲哀。当刘备倾国力只为兄弟情分去给那个不听话的关羽报仇时，他是应当据理力阻的，但他却不能，诸葛亮只是一味地迁就。果有大智大勇，你弄个“元老会议”也好哇。不必说诸葛亮逆天下大势之趋，最后不自量力地北伐而终归于失败，但就他只为那样的一个刘备而效劳于前后就可在“天下大势”面前定他的所向所背了。总之，曹操是“奸”于腐朽昏聩的汉末皇室而致力于安邦治国，而诸葛亮忠于刘氏父子则是逆行于天之大势。 人类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古人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只能是那样思想。从罗贯中写《三国演义》那个时候到今天，人类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嬗变与更新。因此，我们如果再全盘肯定、接受古人的思想的话，就只意味着保守和落后。多少年来，《三国演义》是一直为中国人肯定和接受的，在半个世纪之前只有郭沫若为曹操这个人物形象翻过案，在此之前没有人系统地立言说曹操是个可以肯定的人物，一直是“汉贼奸臣”地骂着；而对诸葛亮，一直是“贤相良臣”地颂扬。由此我们发现，中国人在整个封建社会那段漫长的历史中，观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中国的儒学思想渗透、控制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五四”运动时期的变革者们以“德、赛两先生”冲击了固若金汤的儒家思想的城防，然而很快又是儒家思想的回归。中国的历史似乎发生了—个毫无意义的百年轮回。为什么呢？这恐怕就是中国人的思维和思想还没有真正实现解放。鲁迅说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脑子，也就是说中国人脑子老走直线，思维单一，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不质疑，不反思。时至今日，能有自己的头脑的还是很不多，而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更是寥若晨星，因此也就无发现，无批判。诸葛亮被看作神，正是儒学正统思想之下的产物。 这种历史误会的形成首先源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如果站在今天来看，罗贯中的致命弱点是其政治观点——他拥刘反曹。由于拥刘就渲染刘备的真龙天子的身价，由于反曹就夸大曹操的奸诈，由于拥刘反曹就神化诸葛亮的才能。在罗贯中的笔下刘备显示过龙迹，其坐骑就曾化龙而飞；诸葛亮也不是凡人了，能向天借东风，死后还显灵吓退魏国大军。尽管罗贯中反曹，不厌其烦地书写曹操的奸诈之处，但他不能无视历史真面目，又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曹操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大人物。在三国诸多人物形象中，罗贯中最投入精力和感情的是诸葛亮，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诸葛亮写得是非常成功的。罗贯中通过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把他想依附某一社会集团势力来施展才能而换取高官厚禄、显达地位的政治抱负、人生理想充分展现出来，也把他投靠无门卖身无主的失落感及其寂寥的苦闷发泄了一番。在今天看来，这个明末的知识分子是相当保守落后的，他拥刘而为没落腐朽的汉末皇权辩护，他反曹而丑化代表社会新兴势力的政治集团，这无疑是一种反动。他极力歌颂依附刘氏父子充当家臣奴才的诸葛亮，说明他骨子里全是皇权奴才的本性；他把狂妄野夫吹捧成真龙天子，一种没落皇室的思想意识暴露无遗。如果说受时代的限制，那么和在自己的小说中载有民生意识、人文观念的曹雪芹和施耐庵相比，罗贯中就不是儒林中的好鸟了。 原载：《当代小说》200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