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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际，伴随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思想界和学术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革命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据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胡适开创了“新红学”，使《红楼梦》研究从“旧红学”转向“新红学”，在红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不仅如此，他对《水浒传》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一次运用现代的“文学”理念进行批评，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探讨《水浒传》的文学价值，在水浒研究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小说文体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兴盛较晚，文人们对于以小道野史为主要内容的文学现象尤为轻视，直至明清时期，才逐渐受到文学界的重视。但小说研究较为稚嫩，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研究理念。我们所看到的小说理论包含于小说序跋中的一些言词和阅读者读书笔记体的评点话语之中。评论者除对作品内容真实性的考查之外，主要关注文学的外部规律，重视道德实践，注重文学的社会思想及其教化作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从明代开始，《水浒传》由于描写了梁山起义队伍的壮伟声势，而遭受到延续不断的谴责。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认为：“《水浒》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万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李贽从“童心说”角度对《水浒传》的创作动因、人物塑造等问题作了评论，并进行评点，肯定小说价值，但他的学说被当时指认为“异端邪说”而遭围攻，评点学说仅成一家之言，并未改变当时社会对小说的偏见。崇祯十五年六月，明政府一度查禁《水浒传》。到清代，依旧是这种思想的延续，王韬的《水浒传序》说这是一部“奸盗诈伪之书”，“固可拉杂摧烧也。世传报应之说，圣叹及身被祸，耐庵三世喑哑。”俞万春因不满《水浒传》构思立意，而续写《荡寇志》，来表达卫道思想。金圣叹虽然高度评价《水浒传》，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传》右者”，（1）但同时也认为读《水浒传》会误导读者，产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以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2）的影响。这些“文以载道”的学术理念使《水浒传》的价值一度失衡。清代统治者考虑到小说产生的负面影响，先后几次查禁《水浒传》。到近代，虽有“小说界革命”的文化思潮，但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仍然没有摆脱对小说的指责，如周作人从人性论的角度认为《水浒传》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3）”可以看出，无论是“文以载道”观念还是人性论的观点，都因重视小说思想而忽视了对小说艺术价值的认识，偏离了正常的文艺鉴赏与批评的规律，使《水浒传》这部优秀的古典小说失去了学术意义。直到胡适的研究才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于1920年到1929年撰写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致语考》、《〈水浒〉续集两种序》和《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五篇文章，从学术观念上转变了对小说的认识，通过对作品内容的解构、版本的梳理、小说叙事艺术特征的分析，确立小说的文学地位，对解读水浒文化意蕴、建立水浒研究的学科体系及完善水浒批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批评“作史笔法”，转变文学观念 胡适是继李贽、金圣叹之后，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重申《水浒传》的文学地位的。他指出《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4）并通过个人的研究实践，使这部优秀的古典小说回到了科学的学术争鸣范畴中。胡适的研究是建立在对金圣叹《水浒传》批评基础之上的。众所周知，清代金圣叹根据百回本《水浒传》，删掉后三十回内容，附以序文、读法和评点文词，造出七十一回《水浒传》，从清初到民国这三百多年时间里，中国人读的《水浒传》，基本上就是这个本子。金圣叹的改造，使《水浒传》的思想主旨、结构内容和美学价值等方面遭到破坏，而序文、读法及评点文词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主观色彩，影响到这三百多年间读者对小说的正确解读。胡适有针对性地剖析金圣叹批思想，一针见血指出：“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5）同时认为“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6）这种批评有的放矢，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完全脱离金本《水浒传》影响的情况下，对于转变学术观念、改变读者对作品的认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胡适指出金圣叹“以清议派的身份出发研究《水浒》”（7），即以“作史笔法”的主导思想认识《水浒传》，评点文词中的道学气是很浓的，“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8）评点作为明清时期文人主要的批评方式，对提高小说的文体价值具有一定的意义，“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9）但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作者之意”，而是对作品思想的主观臆测，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正是封建社会文人们的通病所在。胡适曾在《西游记》研究中尖锐地批评这种现象，“《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10）针对这一现象，胡适推陈出新，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态度和演进的方法去认识小说，即：“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11）这种方法的具体表现，就是探求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在《〈水浒传〉考证》一文中，他科学地分析了水浒故事在不同时期发展演变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勾勒出水浒故事内容是经历了传说、杂剧、各种传本等不同形式长时间的演变过程，第一次较系统地陈述了小说形成的历史，从而揭示了早期长篇小说形成规律。胡适在总结自己的研究方法时说：“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这叫做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12）应该看到，胡适在研究中，采用了宏观综合微观分析、考评结合史论贯通并举的方法，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还原了小说的原始面貌，使水浒批评恢复到文学批评的范畴当中，而且逐步确立了一种全新的适应现代学术精神和治学规范的研究方法。 二、重视小说文本的解读，挖掘小说艺术特质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相对缓慢，叙事文体的成熟当属唐代的传奇作品。我们可以从唐传奇开始，结合明代《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以及清代《红楼梦》等作品，把握叙事艺术的发展过程，梳理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发展的脉络。其中，《水浒传》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它作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在艺术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是早期叙事文学的典范作品。小说中蕴含的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及语言艺术对后来之叙事文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确指《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13）然而受“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明清时期，《水浒传》的艺术价值并未得到全面的认识。这期间，客观上是受到了文学批评观念的制约，但主观上受金圣叹的影响是很大的。胡适认为金圣叹的评点文词中“穿凿的议论实在是文学的障碍”，（14）不利于读者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因此他“主张让读书的人自己直接去研究《水浒传》的文学”，（15）这样就可以使读者直接去感受小说文本所体现的艺术价值，从而摆脱评点文词的影响。 文学研究是以读者介入为主的特殊活动过程，读者通过对小说重构艺术世界的再认识去获得艺术感受，进而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解读作品主旨，体会文本艺术。胡适注意到《水浒传》的“文法的结构”和“章法的分段”特点，认为小说“很能摹神的叙事，并觉得这是叙事应有的句法”。（16）叙事与语言是小说主要的艺术成分，作家在叙事过程中充分运用语言性能的同时，又在语言环境中构建叙事模式，“小说家的语言的独特处不在它能用别人不用的词，而在别人也用词里赋以别人想不到的意蕴”。（17）优秀的小说作品在充分发挥语言性能基础之上，完善叙事艺术，这是小说文学价值的再现。而小说的评点，贯穿了“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所体现的重阐释、重解读、重感悟的特点，具有极强的批评主体意识和读者介入趋向，评点者的主观随意性和读者介入趋向又极易使批评脱离文本实际，破坏作品的文本价值。这种以文而起、因事而生的穿凿议论及无中生有的主观见解脱离了文艺鉴赏的轨迹，抹杀了小说所固有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影响到对小说深层意蕴的挖掘。胡适提倡用新式标点点读的《水浒传》，要“用文法的结构与章法的分段来代替那八股选家的机械的批评”。（18）这正是读者阅读的目的所在，其目的就是建立叙事与句法的关系，让读者在完整的叙事语境中认识小说的叙事艺术。小说评点派的批评方式忽略了叙事作品的语感特征及叙事的连续性、完整性原则，给读者的是一个被分解、被割裂后的文本。对读者而言，只有得到完整的小说文本，才能科学地认识小说中所蕴含的叙述焦点和视角的转换现象、叙事方式的运用艺术以及作家营造的语言体式及风格特征。 三、建立版本学研究的模式，拓展小说研究方法 版本学在《水浒传》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只有通过一个反映原著原貌的版本才能为读者提供真实的思想艺术空间，同时也是校勘善本的必要步骤。由于受印刷业、商品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早期的长篇小说都经历了作家创作、民间传抄和书坊翻刻的流传阶段。《水浒传》的问世大约在明代初期，而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出现于正德、嘉靖年间《京本忠义传》，经历了约二百年左右的传抄阶段，这期间自然避免不了来自读者的修改。随着刻本的问世，客观上改变了小说在民间无序传抄的现状，但小说在传播中受商人的影响比较大，书坊及下层文人为牟利之需，随意改动或删略原书已形成一种风气。《水浒传》正是在明代嘉靖前后的出版热潮中被大量翻刻，涌现出一大批良莠不齐的刻本。这些刻本与小说原创形态有很大的距离，小说故事情节长短不一，文辞详简各异，结构相对松散，形成了多种版本流传的现象。胡适注意到了小说流传过程存在的多元化因素，从历史角度分析水浒故事内容的多元现象，并确立以版本为切入点的研究方法，科学地揭示了《水浒传》成书的历史过程。胡适对《水浒传》版本的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爬罗剔垢，锐意穷搜，吸收了同时代学者鲁迅、俞平伯、李玄伯及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等人的观点，以设论为主，全面考证。其研究过程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在《〈水浒传〉考证》中，通过对小说内容进行考查，概括出水浒故事形成的阶段性特征，大胆假设，探索版本源流，拓展《水浒传》版本的渠道，树立学术风气;第二阶段，在《〈水浒传〉后考》中，通过对小说内容的对比校勘，梳理小说版本演变的轨迹，探索出版本研究的基本模式;第三阶段，广泛搜求资料，小心求证，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一文中，基本解决了《水浒传》版本流传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勾画出“水浒版本源流沿革表”，确立版本史学观。在此过程中，胡适具体分析了《水浒传》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等不同版本的成型原因，指出水浒版本中存在简本和繁本两种系统的特殊现象，并确定了百二十回本在《水浒传》版本中的地位。胡适独辟蹊径，不仅拓展了小说的研究方法，而且确立了以版本学为主的研究方法，以科学的态度使水浒研究摆脱了唯心主义方法论。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研究方法运用到其他古典小说领域中，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使“五四”时期古典小说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胡适的研究实践为小说版本研究及学科的建立作了开拓性的工作，对探讨通俗小说传播与被接受的过程及其发展规律，认识明代通俗小说乃至文学状况及社会文化心理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胡适在《水浒传》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是建立在个人进步的学术思想基础之上的。他把哲学与史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到文学研究中。在思想上，胡适受到西方进步教育理论，尤其是美国实证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影响，他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的了解。”（19）胡适依据杜威实证主义的观点，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的重务实、重客观、重例证的治学态度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运用到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当中。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有科学的内容、精神和方法，尤其是儒家传统具有自由讨论、独立思考和怀疑的特点，程朱哲学的“格物致知”的归纳方法，清代的考据学，就是中国文化最富于客观精神的科学方法。基于这种情况，他说：“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方原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20）胡适把西方的实证学说与中国的考据学说相结合，建立起新的学术理念，这是他一直追求的科学的方法。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归纳出三条国学研究方法：首先，用历史的眼光拓展国学研究的范围;其次，用系统的整理来归类国学研究的资料;再次，用比较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这些方法归结起来就是他的研究理念：“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便是胡适研究文学的出发点，也是转型中的中国学术所需要的东西，适应当时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方法论的思维模式。 当然，作为早期的研究者，必然会受到文学观念、学术条件的影响，其缺失和不足是难免的，胡适的《水浒传》研究虽然在以上几个方面取得了成就，其研究方法虽不失科学，但也会流于臆断而有失严谨，如对《水浒传》作者问题的讨论，是水浒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认为：“元明两朝还没有可以考证施耐庵的材料。”“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21）这种推论显然过于轻率，反映出胡适“大胆的假设”的另一面。而胡适对金圣叹《水浒传》评点文字的全部否定，表现出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下，主观上过于强调新文化、新事物和新文学而否定封建文化思潮的倾向，这种否定造成对明清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现象——评点方式的偏见，影响了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对小说形成过程的考察以元明之际的水浒戏为参照，可以看出胡适对这一方面认识较为模糊，研究略显薄弱。实际上，元明之际的水浒戏与小说分属两个系统。然而胡适是抱着发现的态度进行文学研究的，能够以谦虚的态度对待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很希望国中与国外爱读《水浒》的人，都肯随时指出我的错误，随时搜集关于《水浒》的新材料，帮助这个《水浒》问题的解决。”（22）材料的有限在客观上制约了研究成果，但胡适的治学态度为后来之学者树立了榜样，所做的工作为现代《水浒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金圣叹全集（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9、7. （3）周作人.艺术与生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1. （4）（5）（6）（7）（8）（10）（12）（13）（14）（15）（16）（18）（21）（22）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9）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133. （11）（20）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50、110. （17）汪曾祺.关于小说语言（札记）[A].小说文体. 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8. 4. （19）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09. 作者简介：丁一清（1974—），甘肃临潭县人，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语系讲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原载：《甘肃高师学报》2005年第10卷，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