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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受到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的普遍赞誉，这与文人们对诸葛亮的评论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说，正是历朝历代文人对诸葛亮一生言行的反复诠释与渲染，才形成了诸葛亮文化现象这一中国社会独特的人文景观。在中国浓重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文人们对诸葛亮的评论愈来愈趋于道德化、绝对化，致使诸葛亮的形象距其本来面目愈来愈远，而文人们在圣化诸葛亮的过程中越来越认同于官方文化，同时其君子小人判然两分的思维模式也给民众以巨大的影响。 一 古代文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在魏晋至隋唐、宋、元明清这三个历史时期有较明显的变化。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评论较朴素平直，以肯定者居多；宋代有褒有贬；元明清时期则盛誉者居多，批评者绝少。 1．魏晋至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距诸葛亮生活的时代未远，又属战争频仍阶段，人们评价诸葛亮比较客观，多以公允平和的语调论之，但亦有道德评价的因素在内。 陈寿(233——247年)是最早对诸葛亮做出全面评价的人。他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后有一段集中评论，其核心是“用心平而劝戒明”，其结论是“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的评价就事论事，言简意赅，高度概括，致使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诸葛亮的评论，不管赞同陈寿的看法与否，其议题均莫能出其范围[1]。 最早从忠义、正统的角度肯定诸葛亮的，是蜀汉的君臣。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在诏策中即强调诸葛亮“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的意义，借此标榜了蜀汉政权的正统性。此后不久，习隆等大臣在请求为诸葛亮立庙的奏折中说：“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2]仍着意强调诸葛亮对汉室兴衰的意义。晋武帝司马炎曾感慨若得诸葛亮以辅，可无“今日之劳”[3]，并赞叹“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其善一也”[4]。司马炎所谓的“善”，其实是“忠”，是从一般忠君的意义上去讲的。西晋张辅强调：“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5]亦如此意。 东晋的习凿齿(？——384年)在当时文人对诸葛亮的评论中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他赞扬诸葛亮以仁德之心执政，“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6]，将诸葛亮视为秦汉第一臣。更重要的是，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首倡帝蜀寇魏论。因为此时东晋偏安江南，“其事有类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7]。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习凿齿认为周瑜、鲁肃是“小人”，因其尽臣礼于孙氏；诸葛亮为“君子”，因其“有匡汉之望”、“有宗本之心”[8]。习凿齿这一提法，与刘禅对诸葛亮的评价“参伊周之巨勋”以及“忠武侯”的地位相呼应，诸葛亮的忠义逐渐成为后世文人评价诸葛亮的主题。 隋朝短祚，评论不多。唐朝李白、杜甫、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有咏怀诸葛亮的诗篇，他们主要歌颂诸葛亮“欲尽智能倾僭盗，善持忠节辅庸昏”[9]的忠义与才能，尤其赞其“誓将雄略酬三顾”[10]的豪气。“倾僭盗”显然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但同时也有“天地三分魏蜀吴”[11]的客观看法。唐朝宰相裴度(756——839)认为遍阅旧史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他斥责陈寿、崔浩“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成就教化之道)不其谬欤”[12]裴氏此论从谋义不谋利的角度，为诸葛亮的北伐作了一个苍白无力的辩护。薛逢“赤伏运衰功莫就”[13]亦为此意。晚唐薛能(817——880)则“病武侯非王佐才”，言“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余身”，讽刺诸葛亮不明上天意愿，权变诈伪，连年征战，既扰民，又未能兴汉，他辛辣地嘲笑“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14]。魏晋至隋唐时期对诸葛亮的评价，可谓方方面面，举凡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道德人品，均已涉及，其特点是较为平直。 2.两宋时期 在历代文人对诸葛亮评价的过程中，宋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中，正统观念的影响和理学的发展最为关键。北宋的积贫积弱，南宋的偏安江南，使汉民族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在王朝呈衰败之势以及民族危难之际，诸葛亮作为“兴复汉室”的一面旗帜，特别能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因而北宋后期到南宋一代，有关诸葛亮的评论很多。这些评价自然而然地从民族感情出发，从正统观念出发。与东晋习凿齿改变《三国志》正统说的做法一样，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一反《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的做法，再次以蜀汉为正统。其原因，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所言：“(宋)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朱熹此意与习凿齿完全相同，但他的影响则比罢官返襄阳的习凿齿要大得多，清人蓝鼎元曾谓“紫阳《纲目》大书特书，千载名分已定”[15]。 宋代是理学的创立与发展阶段。姜广辉先生在《理学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将理学概括为“一种学圣人的思想运动”，精确地揭示了理学的特点。在宋儒精心设计并反复阐释的修齐治平理论体系中，诸葛亮是一个倍受瞩目的人物。宋代的理学家在评论诸葛亮时，往往从德行的角度去评论，“王佐”之议集中反映了宋儒的诸葛亮观。赞誉者从不同的侧面，谓诸葛亮出山、征伐、事君、道德均可与伊尹、周公相提并论。认为其受三顾而出，与伊尹、姜尚之出处同；出山即为“天下大义拨乱继绝”[16]，故为仁义之师；重权在握而不专擅，尽道以事庸主刘禅，非盛德不能致此[17]；刘备托孤，“听其自取而终不自取，此伊尹、周公之心也”[18]；一生廉洁，不累于物，亦与伊尹、周公同[19]。徐积(1208——1103年)评价诸葛亮“用心平而得人心”时，认为自尧、舜、禹、夏、商、周、汉以来七代，“辅佐之臣有其才者甚多，惟少德耳。武侯诚奇人，谢安可比之”[20]。特别突出了“德”的分量。宋人一般很少将谢安与诸葛亮相题并论，徐积之意，显然在于强调两人对安定王室方面的特殊功德。戴少望(？——1215年)则强调：“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杰之才；有英雄豪杰之才者，未必有忠臣义士之节；三者，世人之所难全也。全之者，其惟诸葛亮乎！”因而，他认为诸葛亮“宜其擅美当年，仰高后代，古今一词，称为王佐之才而不可加也”[21]。这是对诸葛亮的综合评价，要之不外德、才两项，关键仍是德。 然而宋代并非众口一辞肯定诸葛亮。俞文龙认为诸葛亮于大义未明，“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之忠于汉室则未也”[22]，因为献帝尚在，刘备于汉宗室服属疏远，又非人望所归。特别是荆、益之事，论者颇多。程颐从“王佐”、“道义”的角度出发，强调“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批评诸葛亮“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宁无成耳，此不可为也”[23]。朱熹赞赏程颐“其论极当”，强调“诸葛亮大纲却好，只为如此，便有斑驳处”[24]。叶适评价曰：“荆、益虽可取，然假力于孙权，则借贷督索；会盟于刘璋，则欺侮攘夺。”非君子所为。认为“自伊、吕不兴而管、乐久亡，无复可为之时也”[25]，实际上否定了诸葛亮可比伊、吕，甚至也难以和管、乐并列。诸葛亮为刘禅手写《申》、《韩》之事，亦被朱熹斥为“其学只是霸”[26]，叶适认为诸葛亮是“本王心而行霸政，以儒道挟权术，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27]。实际上是对隋唐以来“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可兴”[28]这一说法的否定。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也颇受一些人的非议。“三苏不取孔明”，苏洵、苏轼、苏辙对诸葛亮的攻守方略、治军能力都有微辞，认为他是治国之才而非征伐之将[29]。北宋的兵学理论家何去非亦认为诸葛亮为相才而非将才，他却一身兼二任，结果“不获两济”[30]。这些说法和陈寿之论相去不远。 3.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文人们对诸葛亮赞誉有加。诸葛亮为宋人诟病之处，这一时期有了新的解释。明人赵南星认为，苏轼之论“孔明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与曹操异者几希”，是不知孔明苦心，为匡复宗社，取刘璋等宗室弱小不能自保者以安其身，实乃仁义之大者[31]。宋濂一一驳斥前人对诸葛亮的指责，认为他们“皆以权谋术数测孔明”，三代以下惟诸葛亮一人“合于先王之道”[32]。清人王萦绪则指出，袭取刘璋事倡自法正，成于庞统，与诸葛亮无关[33]。对“将略非其所长”的问题，除朱彝尊、王夫之仍表赞同并有较深入的分析外，杨时伟、李光地、王萦绪等或谓与司马懿对垒时“孔明将略，益见其长”[34]；或谓“孙吴一片诡诈，成何局面”，仁义之师不为行险侥幸之举，自可堂堂正正出之[35]。这些已近乎迂腐之论。唐代杜甫曾将诸葛亮与伊尹、吕尚并论，有“伯仲之间见伊吕”之说。而在清人的议论中，诸葛亮已位居伊吕等众圣之上。清初毛宗岗(1632——？ )盛赞：“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36]空前地提高了诸葛亮的地位。蓝鼎元(1675——1733年)更提出：《正议》、《二表》，“百世可师”，诸葛亮是“天生王佐”，“出处似伊尹，忠诚似周公，学问似颜子，三代以下第一人之目，明道君子咸推之”。应“从祀至圣庙庭，俎豆万世”[37]，永享祭祀。王萦绪(1713——1784)在《祭风论》中甚至说诸葛亮“讨贼之心贯日月而动鬼神”，祭风之举“天地当无不立应者。与周公《金滕》之事相似，固实理也，何妄诞之有！”诸葛亮曾“自比管、乐”，王萦绪认为诸葛亮一生言行，诚、公、忠、信、谨慎、宁静、淡泊，“一切皆圣贤真派，从无杂霸之术，亦从无杂霸之心，岂屑与管、乐为伍”[38]。诸葛亮终于被塑造为“无一点黑暗处”[39]的圣人了。 二 从上述可知，魏晋至明清文人们对诸葛亮评价的主流，由平实朴素渐趋于玄虚空泛，由多角度渐趋统一，文人的思维愈来愈呈现出道德化、绝对化的倾向。 人物品评注重道德，本是中国文化题中应有之意。在儒学渐次普及的汉代，“经明行修”是评价士人的主要标准。但随着东汉中后期儒学的式微，“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等名实不符现象的出现，人们对士人的评价比较注重于实际。诸葛亮本人为学不“务于精熟”而“独观其大略”[40]，魏晋时人的评价主要从政治家、军事家的角度立言而较少从道德的角度评价，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而宋代以后，对诸葛亮评价中的道德化色彩越来越浓，“王佐”之议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诸葛亮从“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到“天生王佐”，被文人逐渐地圣化了。而这种圣化，主要从正统的角度突出强调了诸葛亮的忠义，特别是这种忠义对千秋万世的政治表率和道德激励作用。 政治化、道德化的立场容易导致绝对化、极端化的结论。宋代以后的文人笔下，诸葛亮与司马懿、曹操往往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自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在民族危难之际，由正统观念衍生的正义感、忠义感往往给仁人志士以巨大的精神支持。《出师表》“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名言使他们热血沸腾。岳飞夜书《出师表》，陆游疾呼“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41]，文天祥《怀孔明》诗“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42]，均借此直抒收复中原之壮志。然而在这种强烈的感情色彩支配下，文人对诸葛亮以及三国人物的评价往往走极端，“汉贼不两立”在他们头脑中深深扎下了根。诸葛亮与曹操、司马懿被判然分为汉室与汉贼两大阵营，一个绝对是忠义的代表，一个绝对是奸诈的代表。典型如南宋主战派人物陈亮，他承认司马懿用兵“出奇制胜，变化如神，天下莫不惮之”，但将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比时，则强调诸葛亮“去诡诈而示之以大义，置术略而临之以正兵”，“仲达以奸，孔明以忠；仲达以私，孔明以公；仲达以残，孔明以仁；仲达以诈，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达气已沮矣”[43]。这简直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了。蓝鼎元声称“平生最恶曹孟德”，闻人称“魏武帝”，必“唾其面而奴之”，他甚至作《拟诸葛武侯伐魏檄》，以重申诸葛亮“灭曹兴汉”之志[44]。清人黄恩彤认为同受托孤之重任，诸葛亮有“自取”之命而终不取，司马懿未受“自取”之命而自取之，“此天下后世所以仰诸葛若鸾凤，恶司马如枭鸱也”[45]。实际并非如此，文人们扬诸葛贬司马的根源仍在于正统与非正统之辨，诸葛亮与司马懿一“忠”一“奸”、一正一反只是由此角度衍生而来的道德评价。 关于诸葛亮是否为“王佐”的议论，体现的也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儒家推崇的“圣王”是尧、舜、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圣臣”也是寥寥可数的伊尹、吕尚、周公几位。“圣王”因仁义兴，“圣臣”以忠义辅，因而称为“王佐”。诸葛亮出山前曾自比管仲、乐毅，体现的是欲建功立业的士人心态，是一种常人的心态。而诸葛亮在世时惟彭羕狱中上书称誉诸葛亮为“当世伊、吕”[46]，去世后刘禅定之为“参伊、周之巨勋”，均有一定的背景。宋代以后关于诸葛亮是否为“王佐”的议论，典型地反映了文人们极端化的思维特征。无论肯定者或者反对者，均是一种绝对化的评价：前者全盘肯定，因而诸葛亮出师即为仁义之师；取刘璋为保宗本；为刘禅写《申》、《韩》是对症下药；不用魏延之计是“明道正义”，“义兵不用诈谋奇计”[47]；屡次北伐最终不胜，则是天不祚汉而非人力。总之，诸葛亮的一举一动都是仁义道德的体现，没有丝毫不义。后者对诸葛亮的批评则是从“君子欲有所立于天下，必使之无一不正而后从其君”的角度出发，既是王佐，就容不得半点瑕疵，因之取刘璋、写《申》、《韩》均为美中不足。两者异曲同工，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对诸葛亮的肯定。元明清时期的文人则干脆不提那些“不正”处，诸葛亮成了没有争议的人物。 三 魏晋到明清时期文人们在对诸葛亮的评价中呈现的变化，如前所述，与时代条件密切相关。唐代安史之乱后，北宋后期及南宋、明万历朝以后，为诸葛亮作诗或作传、编谱者明显增多，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但诸葛亮更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历史人物，他在中国文人中形成的影响历久不衰。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文人们何以对诸葛亮情有独钟？在对诸葛亮评价中形成的思维定式，其后果与影响是什么？ 在古代文人的心目中，诸葛亮无疑是内圣外王完美统一的典型代表。诸葛亮在汉末那种特殊环境中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所成就的功业，是大一统时期的文人所无法实现的。诸葛亮个人的品德，如忠义、公允、清廉、进取、献身等，确实为文人们所由衷敬仰，与他们的精神追求相契合。因而，诸葛亮激励着千百年文人的心弦，牵动着他们的思绪。文人们在诸葛亮身上，汲取到了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他们在评论诸葛亮时，或借此抒发自己修齐治平的豪情，或倾诉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而更多的时候，是主动迎合政治需要极力挖掘和宣扬诸葛亮的功德，为统治者献计献策。元代程钜夫《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一文典型地反映了文人们这种自觉的政治意识。文中载曰：“有能推尊圣人之道，表彰大贤之业，作兴民俗，敷弘治化者，此真人臣之职，而上之所宜闻也。”“人臣之职”即是崇圣彰贤，以此化民成俗，这是中国古代文人自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而文人代代沿袭的经学知识结构和生存环境，也使他们只能从“圣贤气象”的阐释中去显示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程钜夫在文中着重强调了南阳武侯祠、诸葛书院与祠东的孔子庙在文化传统、道德精神上的契合，认为“孔子作《春秋》而万世君臣之法定”，诸葛亮于汉末首倡“汉贼不两立”，方使《春秋》之义焕然复明，“不有武侯，《春秋》已亡”，因而诸葛亮是捍卫《春秋》君臣大义、承续儒家礼乐文化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南阳营建诸葛书院的深意即在于使“诸学子以及有位之人，师圣人之道，仰大贤之业……所以教天下知为君臣之道也”[48]，从而使《春秋》大义永远延续下去。这与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春秋》的“微言大义”，诸葛亮彰显、承传春秋大义的“功德”，都是文人们精心揣度、“创造”的成果。文人们在对诸葛亮忠义的阐释中，使自己越来越认同于官方文化。 文人们在对诸葛亮的评论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 其一，距真实的诸葛亮越走越远。宋代以后，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被逐渐道德化、符号化了。将魏晋与宋元明清时期文人们对诸葛亮的评论两相对照，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的评价往往游离了汉末三国的生存与战争环境。三国时吴国大鸿胪张俨《默记》一书的《述佐》篇，尽管认为诸葛亮在谋略方面较司马懿高出一筹，但前提是，在“天下崩坏，豪杰之士，竞希神器”之际，诸葛、司马二相各为其主，均是“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并无正统与非正统、忠义与奸诈之分。张俨是吴臣，其《默记》又为私存之文，评论比较客观。而到后世，诸葛亮与司马懿两人的形象逐渐演变为水火不容的君子小人两极化代表。回顾文人对诸葛亮的评论，仍是陈寿的评价较为朴素，也较为公允全面。这自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时代愈近评论愈公，而只能从后代文人的时代环境、思想方法中找原因。 其二，圣化诸葛亮的过程，禁锢了文人的思想，使之僵化、单一。南阳武侯祠镌刻一幅清人的对联曰：“陈寿何人也评论先生长短；文公(指朱熹)特笔为表明当日孤忠。”清代文人对陈寿的指责，对朱熹的赞誉，正反映了对诸葛亮的评价中从魏晋较自由的“评论长短”、到宋代刻意“表孤忠”、再到明清沿袭宋人之说而很少反观历史的文人思想脉络。古代文人们秉承统治者意旨，运用其智慧与才能所创造的五经神话，孔子神话，最终使自己越来越丧失主体意识，拜倒在自己所创造的权威面前。圣化诸葛亮的过程也是一个造神的过程，它使文人对诸葛亮只可赞同，难有客观分析。 其三，文人们的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其价值观在民间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元末明初，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中，诸葛亮是核心人物。曾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罗贯中作书的本意，是“帝蜀黜魏，表彰诸葛”[49]。《三国志演义》的盛行以及明清时期三国戏的盛行使诸葛亮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清人顾家相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50]的觚庵也指出：三国戏如“《定军山》、《火烧连营》、《七擒孟获》等著名之剧何止数千，袍笏登场，粉墨杂演，描写忠奸，足使当场数百十人同时感触而增记忆……宜乎妇孺皆耳熟能详矣”[51]通过小说与戏剧的传播，诸葛亮以鲜活而并非真实的形象从书本走向了民间，精英文化世俗化了，民众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文人的价值判断，中国民众非此即彼、君子小人截然两分的一元化思维方式与此不无关联。 注释： [1] 政治方面，蜀国杨戏(？——261年)作《季汉辅臣赞》，赞诸葛亮曰“敷陈德教，理物遗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袁宏(328——376年)赞其礼刑有度；西晋的李兴《祭诸葛丞相文》谓诸葛亮“刑中于郑，教美于鲁”；东晋孙盛则谓诸葛亮纵容法正擅权，失政刑之平。对诸葛亮军事方面的评价，其对手司马懿有“亮虑多决少”之贬，亦有“天下奇才”之誉。而对陈寿“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西晋袁准认为：“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后魏宰相崔浩(？——450年)的评论较为激烈，认为诸葛亮不可称为“管、萧之亚匹”，只可与南越王赵佗并列。贬其诱夺刘璋，伪连孙氏，穷守崎岖之地，已为下策；又以严刑治蜀，“矜才负能，高自矫举”，却屡出而不胜，不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之道。崔浩此论，在当时属罕见之言。这些议论基本上都是在陈寿的议题上展开的。 [2]《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 [3]《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4]《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晋泰始起居注》。 [5]《四库全书》，《艺文类聚》卷二三。 [6]《三国志·李严传》，裴注引习凿齿之语。 [7]《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三国志》。 [8]《太平御览》卷四四七。 [9]《全唐诗》卷三三零。 [10]《全唐诗》卷六七。 [11][13]全唐诗》卷五四八。 [12]全唐文》卷五三八。 [14]全唐诗》卷五六一。 [15][43]四库全书》，《鹿州初集》卷十六。 [16]王士祺辑《诸葛忠武侯全书》卷十八，《附评》。 [17][19]《宛委别藏》，《致堂读史管见》。 [18]《牧莱脞语》卷十一，清初影元抄本。 [20]《四库全书》，《节孝集》卷三一《语录》。 [21]《将鉴论断》卷五，明嘉靖抄本。 [22]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 [23]《四库全书》，《二程萃言》卷下。 [24[26]《四库全书》，《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 [25[27]《四库全书》，《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 [28]陶宗仪：《说郛》，《文中子》。 [29]《四库全书》，《齐东野语》卷一。 [30]《四库全书》，《何博士备论》。 [31]《畿辅丛书》，《味檗斋文集》卷十五。 [32]《忠武录》卷四。 [33][35[38]《诸葛忠武侯集》，手稿本。 [34]《诸葛忠武书》卷六，《北伐》。 [36]《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所附《读三国志法》，醉耕堂刊本。 [37][[44]《四库全书》，《鹿州初集》卷十六。 [39]《四库全书》，《榕村语录》卷二二。 [40]《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 [41]《剑南诗稿》卷四二。 [42]《指南后录》卷二。 [43]《龙川文集》卷七，《酌古论》。 [45]《三国书法》卷九，《蜀志·诸葛亮》下，咸丰七年本。 [46]《三国志·彭羕传》。 [47]《四库全书》，《容斋随笔》卷八。 [48]《四库全书》，《雪楼集》卷七。 [49]朱一亥、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 [50]《五余读书廛随笔》。 [51]《觚庵漫笔》。 作者简介：黄丽峰，女，河南南阳人，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南阳师范学院诸葛亮研究所所长。 原载：《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