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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贵晨先生所提出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三复情节”的理论（1），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杜先生还在他的论文中多次提到了古代小说中的“七复情节”的概念（2），但并没有详细地去论述，笔者想做一点尝试，探索一下《三国演义》中所运用的“七复情节”，来管窥“七”所代表的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学精神和文化心理在相关文本中的体现，并试图说明和评价其在文本的思想和艺术的结构中所起到的作用。 “七复情节”的关键在于一个“七”字。在古人的思想意识中，“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记数的符号，还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因此对之有崇信的习惯。古人对于数字“七”的崇信习惯不知起源于何时，这大概源于他们对“北斗七星”的崇拜。葛兆光认为：“在古代思想世界中，象征是极为重要的，在人们的思想中，象征有时竟取代了事实，成为意义之所在……”（3）北斗在古人的思想中被认为是北极的象征物，《尚书·尧典》中有所谓“璇玑玉衡”就是指的北极和它的象征物北斗。这样以来，虽然北斗只是北极的象征，它却可以替代北极并和北极具有一样的意义。 古人从天穹变化的“天道左旋”的规律中意识到以北极和它的象征物北斗星为中心，列星环布，运行不已，日月东升西坠，斗柄指向四方，划分四季，将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统一起来。于是北极和北斗被看成是天之枢轴和中心，被看成神秘的“道”。“道”是一，是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它拥有超出于一切现象界各种事物的绝对性和终极性，成为中国人理解世界的最高范畴（3）。“当这种‘道’、‘太一’的绝对性和终极性被确认，人们就反过来把它当成一个确定的、不言而喻的经验或理性的根据，把过去实测到的、经验到的、感悟到的时空现象放置在这个‘道’的下面，认定那种和谐完美的自然秩序就是‘道’的无言自化，于是星辰转移与四时推移，日月升坠与阴阳变化，四面八方与天象安排，乃至社会秩序和人间道德，都是不可言说的‘道’的显现，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是冥冥中神意的安排，这种看法几乎成了战国中期以来的共识。”（3）这样看来，北斗在古人的思想中，就逐渐成为神意或者天意的代表了。 在古人的思想中还往往把事物抽象成高度概括的数字式象征，当数字成为象征，这些数字不但有神圣的象征性、天然的合理性，而且还有可以替代现象世界事实本身的能力（3）。北斗有七颗星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把北斗所代表的意义逐渐积淀到数字“七”上，于是在古人的思想中数字“七”便可以象征天意，既然“七”可以象征天意，而天意是神圣的不可改变的，那么“七”在古人的思想中便被看作是“极数”，这样数字“七”也就由于具有了不容置疑的神圣性、权威性和久在人心的习惯，使人们产生了对“七”的崇拜，久而久之，这种崇拜渐渐内化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中，从而影响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而文学作品是来源于生活的，因此必然对此有所反映。这在古代的文化典籍有很多的论述。《史记·律书》：“七星者，阳数成于七，故曰七星。”《左传·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叙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对此，《汉书·五行志》引“刘歆以为……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而《周易·复卦》云：“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还两次说到失人或物“勿逐，七日得”，则“七”不仅因“七星”运转，而且因易占卦爻位移为阴阳交互变化一周期之数，等等。可见数字“七”不仅可以象征天意，而且因其有极数之义很便于作为文学叙事的度数（2）。因此，在叙述与描写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文学有种种“倚七”行文的模式和技巧。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古代小说这种叙事性文学体裁里面。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七”的这一数理，把它运用到人物设置、情节安排等方面，来传达自己的某种思想，并且形成了多种叙事模式，于是在情节安排上就有了所谓的“七复情节”。如果能够理解并阐释这一模式，我们会对文本有更深层次和更新的理解，从而获得更大的审美享受。 古代小说中的“七复情节”虽然没有“三复情节”运用的那么普遍，但不能因其较为少见，就忽视它在文学作品中的独特意义，它和“三复情节”、“六复情节”、乃至“九复情节”一起构成了古代小说文本中的独特景观。大体来讲，以“七”为度数者早见于《尚书·牧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等语，受其影响出现了后世《古今小说》中“张道陵七试赵升”；《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等等（2）；而《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这一“七复情节”的成功运用，对于小说的相应的故事的建构以及整部书的思想取向的传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由此产生了很高的审美价值。 首先，“七复情节”的运用，巧妙地暗示了整部小说的思想取向。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能够平定南中、收服孟获，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诸葛亮正确地采取了“攻心战略”，从而得到了人和；吕凯的献图和当地土人的支持使之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地利；还有他拥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等等。但在作者看来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这次战役是顺应天意的。通过阅读小说我们知道，《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相信天命的，而这种天命观又体现在“数”的运用上，在小说中提到的“‘天数’、‘气数’等往往指‘天命’、‘性命’之数，这种‘数’本身是对所写人事生灭兴衰宿命的解释，无可称道，所以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却决定着作品总体构思包括对题材处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使作品深蒙神秘气氛。例如《三国演义》描写各种场合中‘天数’一词出现17次，‘气数’一词出现10次，多半用于说明汉朝衰亡之象，而终卷诗‘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一联无疑代表了作者的宿命观，是《三国演义》总体构思的基本依据”（4）。这样作者在对题材进行处理时不免要受到总体构思的制约，而使小说中的重大故事体现作者总体的思想价值取向。平定南中自然是小说中需要作者倾心打造的重要故事之一，通过此故事来表现作者在整部小说中的思想取向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都没有成功，而“七擒孟获”就成功了。在作者看来，诸葛亮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收服孟获，安定南中，最重要的是这次战争是上合天意的，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点，但还是通过多种方式对之进行了暗示。比如在小说中作者写到了伏波显圣，诸葛亮夜半祈水，终于使蜀军摆脱困境等情节。对此，书中有诗赞曰“为国平蛮统大兵，心存正道和神明”，连孟获的手下朵思都惊恐地说“此乃神兵也”！这实际上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作者表达这种意图时巧妙地利用了数字“七”的象征意义。实际上“七擒孟获”的故事只是一种传说，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甚至流传着七擒诸葛亮的故事，因此陈寿的《三国志》中并没有记载对孟获的七擒，作者让诸葛亮“七擒孟获”正是他匠心独运之处。上面我们已经论述到某些具有神秘意义的“天数”是天意的象征和传达，因而古人认为，人们通过“法天之数”便可以使自己的行动上合天意从而取得成功了（1）。《易传》中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而“十数以内一至九各奇数为《周易》所说的‘天数’，因属阳主而神圣”（2）。所以数字“七”正是这样一种“天数”，它是北斗七星的象征，也是神圣的天意的象征，这样作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中“法七之数”，实际上是“天人感应”思想的体现。 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当然是荒诞迷信的东西，“但在古代科学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却是最容易为人接受因而能广为流行的观念，也就很容易成为小说情节构思的基础。而那个时代社会上每天都在大量生产这样的故事传说，也为小说家采为书中的点缀提供了方便，有时甚至成为小说总体构思的基础”（1）。“七”代表天意，而天命不可违，“七”便有了极数之义，这在古人的思想中多有体现。如在被认为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而成书的《周易·复卦》有“七日来复”和“七日得”的说法。因此，作者为“征服南中”的战争安排了“七复情节”有可能是“七日来复”与“七日得”之义在谋篇上的表现。也就是说作者用这种象征的方式来表明，七擒孟获的成功是由于它合了天意。而“六出祁山”和“九伐中原”的行为是逆天意而行，天命不可违，这两次行动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还可以看到，在诸葛亮和姜维伐中原之际，蜀国的谯周都曾经以夜观天象而得出伐中原不合天意的理由来劝谏，而伐南中时他并没有以不合天意来劝之。 其次，“七复情节”所代表的“七的数理机制”本身所包含的美学意义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审美价值。 第一，“七”象征北斗是一种传统象征，这种象征本身就具有审美功能。“传统象征主要靠文化传统，靠对先前著作中象征的重复使用而构成。传统象征是指一种象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被反复运用多次，就成为传统象征，比如，以‘岁寒三友’象征人品的清高、劲节”（5）。而“七”的象征意义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背景中形成的，它的审美意义就在于以象征物（北斗七星）本身的具体意义作为指向，引导人们穿透语言表层，去领悟深层的精神寓意，当然人们对被象征物的精神寓意的触摸并不以牺牲象征物的具体形象为代价，而是在对两者的委婉的联系中领悟其中包含的历史文化与人生的真谛，感受其中微妙隐秘的审美内蕴，让读者在品味故事的同时，领悟到小说中所孕含的传统文化的蕴藉。 第二，“七复情节”可以和小说中的“三复”、“六复”、“九复”情节一起形成拾级而上的序列美，并且错综交织为整体上的形式美。 “中国古代文学中数的传统铸成作品的数理美”（2），就是说，各种形式的数理机制的运用不仅能通过对小说的形象体系的制约和规范来作用于小说的整体的思想取向，而且这些由“数”和“象”融合而成的数理机制本身就具有一种形式的美。“英国美学家荷迦兹在《美的分析》中曾经讨论过一种逐渐减少的变化也可以产生美，并列举了金字塔由塔基上升到尖顶形状等例。同样的道理一种逐渐增多也可以产生拾级而上的序列美。”（2）《三国演义》的“七复情节”和小说中存在着的大量的“三复情节”，还有“六复情节”、“九复情节”，这些极数叙事模式实际也有使情节浩繁登峰造极的美学效果。另外，“三复”、“七复”、“九复”等情节或在各自构成作品单元整一的同时，又序列或错综交织为各单元的组合，形成情节络绎不绝如线又纵横交通如网之状（2），造成或贯穿或连续，文势错综尽变的效果，错综交织为整体上的形式美。对此，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说“三国一书……如五关斩将、三顾茅庐、七擒孟获，此文之妙在于连者；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只妙在于断者……”毛宗岗似乎已经体会到了数理机制所带来的美学意义。 第三，“七复情节”的运用，表现了人物形象的心理，还从客观上形成了小说叙述和描写中的含蓄美。 《三国演义》中的“七擒孟获”不仅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斗争，而且还是敌我双方心理上的较量。诸葛亮在出征前认为“南蛮之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服甚难”。因此他不仅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要使孟获接受王化，心悦诚服，永不反叛。所以他采取了“功心为上，功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残酷战争就变成了攻心的艺术。这就要求征服者应该有极大的热情和万分诚恳的态度来对待被征服者，用多次的反复来证明自己的诚意，从而突破被征服者心理上抵触的极限，彻底消除双方的心理障碍和思想隔阂，从而收到心服之效。这是一次武力的较量，更是一次精神、意志、决心和毅力的搏斗，作者安排了“七复”的情节，很好地展示了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攻心战，一方面很好地写出了孟获从反叛心理占优势到彻底心悦诚服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也突出地表现了诸葛亮的指挥才能和他的完美的道德人格。这正如毛宗岗所评：“于四擒见孔明之智，于五擒见孔明之勇，于四纵五纵见孔明之仁”。 作者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含蓄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内敛含蓄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古诗文一直是高雅文学的代表，其他文学样式只是末技，诗文以意境取胜讲究含蓄不直露，而儒家诗教传统所要求的也正是“含蓄”而忌“直露”。随着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它所提倡的审美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因此“含蓄美”成为社会上主流的审美意识，社会上主流的审美意识必然影响到小说的创作。其实许多的小说家同时也是很好的诗人，他们把诗的审美情趣带入小说也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作家往往不在小说中让自己的人物明显表露自己的心迹。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小说中就没有人物的心理的刻画，而是作家将“含蓄美”运用到小说的叙事中，在作品中作家往往通过人物的行动或者环境描写间接地刻画人物的心理。这样更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标准，也更容易为广大的读者接受，从而很好地适应了读者的审美心理。 总之，数字“七”的数理扎根于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土壤中而蕴涵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学精神和文化心理，“七”的数理机制的运用，不仅使作者通过收服孟获这一故事，含蓄地表现了作者建构小说的思想取向，而且对故事情节的安排发挥了独特而重大的作用，并且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审美价值。如果离开了数理机制的融入，就会很大程度上削弱小说情节的表现力和审美价值。可见，数理和形象融合运用、相得益彰对于文学作品的形象意义乃至整个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表现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使形象和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具有了哲学的根基，从而大大提升了小说的文化价值，使小说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杜贵晨.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10—34. （2）杜贵晨.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2，（4）.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7—148. （4）杜贵晨.“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1）. （5）狄其骢，王汶成，凌晨光.文艺学新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761—762. 作者简介：刘铭（1973—），男，山东宁阳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原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3卷，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