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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人们一提起山东就会联想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类字眼，山东人忠孝节义的道德正统形象已然深入人心，另外山东这一特殊地域又以出英雄好汉而名世。这一现象有文学叙事上的成因，也有其单一化概念化的偏颇。实际上，山东不仅有正统威严的一面，也有其世俗性的妩媚一面。只是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和文艺政策的指导，山东文化形象中符合主流文化形态的一面一再地被加以强调，得到了充分发展。而“世俗山东”的文学叙事一直在主流叙事的强势之下默默地发展着。 一、《金瓶梅》与“世俗山东”的地域文化形象建构 “世俗山东”这一地域文化形象的上源可追溯到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金瓶梅》以山东清河县为背景，以商人西门庆一家的日常家庭生活为主线，展示了一幅人生百态的世情巨景。它无疑奠定了后世对山东的世情民风的文学想象，开创了山东大地世俗性形象的建构风气。 《金瓶梅》是一座市民文学的不朽丰碑，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世俗”品格，也即它对世俗社会所作的具体、细腻、全面又深刻的描绘。“中国的古典文学史一直是一部雅文学史，所崇奉的是儒家‘含蓄’‘调和’的美学原则。到了明代后期，由于哲学思潮发生激变，传统的程朱理学受到冲击，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理论上的崇实和市民的实际需要导致了世俗文学的兴起。”陈近辉：《略论〈金瓶梅〉题材的全面世俗化及其原因》，载《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1995(2)。《三言》《二拍》等已开始以市井人生作为小说题材。而兰陵笑笑生将笔触更深入地伸向了市井人生、家庭内幕、性爱婚姻，千百年来为文人所不齿的俗而又俗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此却成为小说表现的全部内容，可以说《金瓶梅》是一部由雅文学向俗文学转化的里程碑之作。 本着思考现实社会、警饬世俗的写作主旨，兰陵笑笑生开始了以世俗日常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创作。作品涵盖了世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世俗生活的真实画面，它对千姿百态的驳杂的世俗社会作了全面的描写。小说为我们描绘出了世俗社会芸芸众生的群像。据统计，《金瓶梅》写了800多个人物，但作者浓墨重彩且刻画得惟妙惟肖的，基本上全是市井人物。这个庞大的人物群体，体现出了明代中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人情世俗的方方面面。《金瓶梅》由芸芸众生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所构成的世界是一个欲海横流的世界。它所极力铺排的，是世俗人生各种欲念的追求和满足，作者除了运用大量笔墨描写西门庆难填的欲壑、贪婪的追求和奢华糜烂的享受外，还花费大量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周围所有人的享乐生活以及他们共同的心态。对财对利的趋之若鹜，对声色之乐的追求，无不反映出中国16世纪金钱肆虐下的世俗社会的真实。张进德：《〈金瓶梅〉的世俗品格——兼论〈金瓶梅〉的地位》，载《明清小说研究》，1998(3)。因此《金瓶梅》的世俗化是具体的全面的深刻的其俗在骨的。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通过官方意志推行儒家文化。儒学成为文化正统，齐鲁大地成为礼仪之邦，深受齐鲁儒家文化教化的山东民众也成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节义”的典型。山东的地域文化形象始终是代表着官方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形态，是表现道德伦理、理想人道的庙堂山东文化形象。这一地域文化形象的特点就是正统性、道德性、模范性。各类文学作品也以文学想象建构巩固这一庙堂山东的文化形象，促进官方主流文化形态的发展。然而在《金瓶梅》对世俗生活的全面展示中，我们看到一个活泼生动、摇曳多姿的清河县形象，而一直以来山东的儒家正统的严肃面目也开始被人重新打量。《金瓶梅》中充盈着浓郁的平凡气、世俗气和生活气息，通过对庸常人生和欲望诉求的描绘，有力地反拨了道德伦理至上的儒家文化观念。书中琐细的市井人生、婚丧嫁娶、情感欲望等日常生活内容构建起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全新的山东形象，那便是世俗化、风情化。可以说，“世俗山东”的文化形象由此开始。而这一形象的塑造是通过《金瓶梅》创新性的文学叙事方法来实现的。 二、《金瓶梅》与百年“世俗山东”的叙事模式 1 风俗化叙事模式 风俗化叙事是《金瓶梅》世俗叙事传统的重要模式之一，通过对民间风情的展示，有力地塑建起了世俗山东文化形象。《金瓶梅》对饮食服装、家庭民俗、节日习俗、婚丧礼仪等市井风情与社会民俗的细腻描写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百科全书式的风情画卷。 《金瓶梅》风俗画卷式的写作为世俗山东的文学叙事提供了一条风俗化的传统，很多山东文学作品都呈现出一种风俗化民俗化的叙事模式。这一叙事模式自山东现代作家作品(如杨振声等)起，至新时期文学已经描绘出了一幅山东大地的风俗画卷，并形成了一大批极具风俗化的文学地域形象，例如张炜笔下的芦青河、李贯通笔下的微山湖、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刘玉堂笔下的沂蒙山村、王方晨笔下的塔镇、刘玉栋笔下的齐周雾村、张继笔下的鲁南农村等。这些文学地域以其独特的民俗民风分别表现了鲁南、鲁西、胶东等地的文化，共同构筑起世俗山东的文化形象。 2 家庭叙事模式 在《水浒传》中，行侠仗义替天行道是主要内容，家庭并不是豪侠关心的对象，家庭生活与绿林好汉是格格不入的。取材于此的《金瓶梅》恰恰相反，这里没有了英雄，没有了伟业，最重要的就是家庭生活。洋洋百回的《金瓶梅》写的几乎都是家庭俗事：饮食、迎客、串亲、游戏、经商、谋财、扩院、造房、参禅、诵经、养花、种草、闲聊、斗殴、吵架、庆寿、生子、幽会、性爱、婚嫁、殡葬等，可谓面面俱到。《金瓶梅》是家庭叙事的开风气之作。它将拍摄社会风云的镜头收缩回来，聚焦在家庭这个细胞上面，开创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由外向内，由反映社会重大矛盾向透视家庭琐事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空间变换，更是观念更新，即通过最熟悉、平淡和琐细的家庭人事反映社会人生，以收到“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真实而又具体细致地描绘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从中透视世界和人生，这种家庭叙事方法最具特色。 “家庭的核心是夫妻，夫妻之作成由男女。所以《金瓶梅》的中心又在西门庆与其众多妻妾的关系，从而在人情世情中突出男女之‘情’、‘色’二字。”杜贵晨：《〈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载《河北大学学报》，2001(4)。因此在家庭叙事中就少不了描写男女情感。这一叙写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批女作家笔下淋漓尽致。于艾香、路也、马枋、宋潇凌、郑建华等人坚持“写实”的写作手法，“对城市中普通人尤其是景况与她们相近的知识女性的日常生活方式，表达出强烈而深切的关注，真实而具象地描写刻画着饮食男女的生活细节及其情感体验。她们自觉地与当下盛行的文坛时尚保持一定的距离，既没有‘美女作家’们‘上海宝贝’式的叛逆偏激和颓废放纵，也没有‘小女人作家’们软语呢喃式的矫揉造作和甜腻发嗲。她们以认真而严谨的创作姿态，在小说中真实地呈现了自我的女性体验，描绘出身边都市生活的内在肌理和女性生活的日常情态。”李掖平：《论20世纪90年代山东女性小说》，载《山东文学》，2005(7)。正是得益于她们对世俗情感的出色描写，当代“世俗山东”的内容十分饱满。 在家庭叙事模式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关键词，那就是家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家族不仅是社会最稳定的基层单位，同时家族制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封闭性和自足性，成为独特的“东方奇观”。在以家国同构为特征的中国社会中，家族具有的历史意义和叙事功能是超乎寻常的。它是连接作为肌体的国家和作为细胞的家庭的重要通道，也就担负着国家的政治要求、民族的文化理念和历史的传承渴望向家庭、个人渗透的重要职能。总之，家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世俗山东文化形象的构建中，自然也无法绕开家族的叙事，代表性的作品有李亦的《药铺林》，衣向东的《牟氏庄园》，张炜的《古船》，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刘玉民的《过龙兵》，陶纯的《芳香弥漫》等。这些作品以一个或几个家族的故事展开对社会风云全景式的讲述，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建构起一系列的宏大叙事。 3 商业叙事模式 偌大一部《金瓶梅》描写世俗人欲是以商业文化作为贯穿线索的。尽管在宋元话本中已经多次出现了商人的形象，但表现商业文化的集大成者非《金瓶梅》莫属。《金瓶梅》是第一部以商人为主人公和表现商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书中描写的商人生活和商人世界之丰富，几达到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程度。作者在书中描写了几百个人物形象，他们都或多或少与商人有关；作者描写了一个商人短暂然而热闹的一生，他从发迹到巅峰到消亡的历史；作者描写了商人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从经营活动到日常起居。西门庆的形象，可以说是明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中最丰满的商人形象。”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4、319页。 西门庆的经商活动在齐鲁大地延续发展下来，但由于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得山东始终是一个农业大省，它的商业算不上发达。然而这阻止不了山东文学中出现了不少商人形象。这其中首推的是孟洛川的形象。毕四海在《东方商人》系列小说中成功塑造了这一商人形象，曲直的《瑞蚨祥与孟洛川》讲述的也是他的故事。这位亚圣孟子的第68代孙是作为一名近代民族商人而名世的，他创立的“瑞蚨祥”商号至今仍是著名老字号。他是封建文化和资本物质的混血儿，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的缩影和近代中国工商业的艰难发展史。其他的典型商人形象还有《大染坊》中的陈寿亭、《大观园传奇》中的赵宽等。 三、“世俗山东”叙事中的地域特征 在以上叙事中，我们能看到一个鲜活生动的世俗山东文化形象，从中我们发现了这一形象中所包蕴的齐鲁大地的地域特点，这片土地深受儒家文化日夜熏陶的痕迹一览无余。 1 家庭家族观念强 山东人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极强的家庭家族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安土重迁与注重子嗣强调多子多孙的思想上。追求子孙满堂，能从众多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李贯通的《鱼渡》等作品中以生的孩子又多又好算作女人有本事的标志；刘玉民的《过龙兵》中卓守则一次次离婚再娶的行为就是传统的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所致；凌可新的《人事儿》中乡民找瞎子卜算生男生女、男人因为女人生养不出儿子而对女人拳打脚踢就反映了一心生儿子传宗接代的落后民风；莫言的代表作《丰乳肥臀》这一作品本身就是过分注重女性的生育本能的男权观念的体现。体现安土重迁的作品也不少，像李贯通的不少作品都写到这种保守思想，《月缺》里“生在湖里，死在湖里！一代一代”的重土思想；《飞蛾》里辣椒奶奶一辈人靠下湖西乞讨为生而不愿以双手劳动致富。而这一思想在山东作家笔下又很容易转化成一种深深的“恋土情结”。张炜的《九月寓言》即是一篇惊绝古今的大地颂歌，土地作为人类生存之依托、栖居之场所，作者对其倾注了深沉的赞美与依恋之情。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爷爷对土地的崇拜和虔诚，他死在土地上的意象，也是这种土地情结的一个典型表征。衣向东的《牟氏庄园》更是描写了民国时期北方最大的地主家庭，掌门人姜振帼秉承着中国社会农本文化以土地为根本的传统，处处体现出对土地的感恩与热爱。陶纯的《芳香弥漫》塑造了母亲邢氏这一对土地有着病态般痴恋的形象。这是个古怪冷僻的中年妇女，常年吃斋念佛，却对土地有着无比的狂热与痴迷。她的唯一乐趣甚至说生命的中心就是置买土地，然后将厚厚的地契视作宝贝藏得严严实实。她可以不要丈夫不要儿女，却不能没有土地，这个地主婆对土地的痴迷与占有欲达到了病态的程度。 2 注重人格修养 山东比全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坚定地信奉儒家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圣人崇拜”。《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一书指出：山东百姓所崇拜的“圣人”，当然不是统治者手中用作“敲门砖”的孔夫子，而是作为文明知识的象征、道德理想的象征、区域文化精神的象征。他们对孔子的信奉，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天生需要，成了生存的一部分。孔子思想就是山东的地方宗教。而生活在齐鲁大地上的世世代代的人们，每当他们骄傲于自己是生活在诞生了“圣人”的土地上时，他们也在自觉不自觉地用“圣人”的形象激励着自己。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92页。这就使得齐鲁大地氤氲着一股文化气。山东人一直遵奉一副对联：“守祖宗清白二字，教子孙耕读两行”正反映出山东人对文化知识与人格精神的追求。读书人享有至高的荣耀，无论地主、大商人等富豪之家，还是小门小户，都以子孙读书为正途。《牟氏庄园》中就特意提到牟家“耕读世业，勤俭持家”的祖训，还塑造了一位学问人品俱佳的教书先生形象。张炜的《柏慧》、《外省书》等作品都描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即使不是读书人，也在用严格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红高粱家族”里粗俗汉子余占鳌自发组织起抗日队伍保家卫国；《大染坊》中大字不识的陈寿亭凭其传统的儒家道德人格在经商事业上节节高升；凌可新的《毛驴与唢呐的传奇》中不识字却明理晓大义的祖母送祖父去参军，让祖父去替换抓了壮丁的四祖父，等等。在山东人身上体现出一种自觉的道德意识。 3 豪爽大气 山东出好汉的传统观念不是没有根据的，山东人身上确实有一种豪爽，有一种大气。豪爽大气的方面单从饮食习俗上就得到了淋漓的展现，比如煎饼卷大葱等吃食方式、比如豪放的饮酒风尚、比如山东土地上那些泼辣的生命力旺盛的农作物，无不映射出山东人豪爽的性格特征。还有“红高粱家族”中那段著名的野调：“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铁打的牙关/钢铸的骨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散发出山东人特有的浓郁的生命强力与豪气。豪爽的性格也反映在经商贸易上。与晋商的守信不欺、徽商的信义为先相比，鲁商最大的特点是敦厚质朴。山东人特有的忠厚、质朴、善良、豪爽与实干精神完全地体现在山东商人身上，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 四、“世俗山东”叙事的百年脉络 虽然世俗叙事在山东最早形成，却没有在山东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发展。20世纪前半叶的山东新文学，在激荡、喧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相对寂寞的。“就区域作家的数量而言，没有像浙江、四川等地那样出现那么多成绩斐然的新文学大师；就区域创作的地位而言，无法与始终作为新文学中心的北京和上海等地相比；就区域作家的群体影响而论，也不如东北、山西等地能形成‘东北流亡文学’、‘山药蛋派’等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学流派。”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92页。世俗叙事也便相应的处于更加寂寞的地位，仅在少数作家的少数作品中出现过，像杨振声在《乞雨》、《抢亲》中的民俗描写。从50年代开始，山东新文学一扫20世纪前半叶齐鲁文苑的寂寞状态，进入繁荣昌盛的全新的历史时期。这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政府所大力提倡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正与山东的革命根据地性质相吻合，于是涌现出一大批颇有影响的文学艺术家，像杨朔、曲波、刘知侠、峻青、王愿坚、冯德英等。但是他们的“革命+农村”的题材无法胜任世俗叙事所要求的日常性、非崇高性的特点。“十七年文学”的主流特征激发起了山东作家由来已久的英雄情结，于是跟水浒传统背道而驰的重家庭重人欲的世俗叙事传统就被压制被遮蔽了。这一期间的世俗气仅从冯德英作品中的一些民风民俗、王安友的《李二嫂改嫁》中些许肯定世俗人性的成分中透露出来。80年代是山东文学的黄金时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炜的《古船》、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一系列在新时期具有轰动性影响的重要作品为山东文学夺得了“鲁军”的称号。毋庸置疑，这是一批优秀的作品，只是在张炜们注视人间的眼睛里布满了太多的悲悯，在他们讲述的男男女女恩恩怨怨里招展着太多的人文精神。山东作家太富有责任感、道德感和使命感了，山东文学太富于精神教化力量了。张炜等山东作家们展现现实生活，关注现实生活，但是更多的是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充满着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以理想改造现实的奋斗精神。他们笔下纯粹的世俗生活描写极少，大多作品都要承担理想、道德之类高高在上却并不轻渺的东西。如果文学也可以像工业一样有轻重之分的话，新时期以来的山东文学基本可划归到“重文学”之列。它承担着太多的苦难、太多的忧患、太多的道德、太多的终极关怀。进入90年代，山东的世俗叙事同全国的文学形势一道繁盛起来，出现了不少反映山东的世俗化生活的作品。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刘玉堂的沂蒙山村、张继的鲁南农村等描绘出日常乡村的世俗图景，于艾香、马枋、路也她们深刻地剖析男女情感的肌理与内核，《药铺林》、《牟氏庄园》、《过龙兵》等一大批厚重的作品问世，大大推动了世俗山东叙事的发展，世俗山东的叙事在世纪末开始了集中的喷薄的复兴。 五、结语 《金瓶梅》所开创的“世俗山东”文化形象集中体现了现实型的山东文化形象，是山东地域现实生活真实面貌的反映。风俗化叙事、家庭叙事、商业叙事等《金瓶梅》世俗叙事传统手法在山东现当代文学中得以应用，通过文学想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世俗性、日常性、现实性的山东文化形象。通过文中对世俗山东的文学叙事的演进过程的梳理，“世俗山东”的地域文化形象已然显出其面目，并开始与主流山东英雄山东的形象并肩而立，一个新异的山东形象摇曳多姿地从历史与文化的深处走来。随着文学的日常性、世俗化写作的不断深入，相信世俗山东文学叙事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世俗山东的文化形象还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而山东的地域文化形象也将日益趋于完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