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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千野拓政教授这一年学术休假，客居上海。他本来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但近年来却转向了文化研究，尤其关注流行文化对东亚城市青年的影响。如此一来，“村上春树文学”就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现象”了。在东京他那间被日文、中文和英文书塞满了的办公室，我看到桌上醒目地堆放着村上春树小说的日文本以及台湾和大陆出版的不同中译本，他当时正给学生开一门“村上文学及其翻译”的讨论课；来到上海，千野教授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同样是他如何看待“村上文学”，特别是怎么看刚刚出版的《1Q84 BOOK 3》？关于这个问题，他写了好几篇文章，也发表了多次演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参考。而我则对千野教授私下说的一番话印象深刻，他认为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发明了一种写法，就是用“现在时”来写“过去”发生的事情，这在日语中很明显地可以表达出来，但翻译成中文，无论是赖明珠的译本（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还是林少华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想法子把这种特殊的“写法”用中文传达出来。有趣的是，村上在《1Q84 BOOK 3》又故技重施，不过今年10月出版的赖明珠译本（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还是没有细察这一时态上的变化，所以现在他很期待施小炜的译本（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是不是能够将这种“特色”翻译出来呢？ 施小炜翻译的《1Q84 BOOK 3》已经在“豆瓣”读书频道的首页上挂了好些天了，不知道千野教授是否看到书了，他的期待是实现了还是落空了？不过早在施小炜接手翻译村上春树之前，关于台湾和大陆译本的优劣短长已经众说纷纭了。以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赖明珠比较倾向于“直译”，甚至行文中还保留某些日语的片假名，对于不谙日文的读者构成了某种障碍，但好处在于保留了些许“原汁原味”；林少华则明显地带有“归化”的痕迹，喜欢将具有陌生效果的日文转化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句式乃至成语典故，严厉的批评者认为这颇有一些“大中华主义”的味道。不过就像钱锺书先生在讨论“林纾的翻译”时说得那样：“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来看花毯”。（载《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译”既然必定包含了“化”和“讹”两个方面，那么对不同风格而非粗制滥造的译作也就无需太过苛求了。 说到，不禁让我想起，由于美国学者帕特丽夏·劳伦斯的著作《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翻译出版，使得中国的“新月派”和英国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似乎具有了平行的可比性。这本书的标题来自于伍尔夫的名作《到灯塔去》，丽莉·布瑞斯珂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被作者形容为“有一对中国眼睛”。但几乎所有中国读者都沉迷于“中国眼睛”的意象，没有进一步追问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眼睛”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呢？幸而有人指出，“中国眼睛”不是什么好话，所谓“中国式眼睛”，就是中国人说的“单眼皮”，英文叫“slit eyes”（眯细眼）。从《到灯塔去》上下文似乎可以看出，不漂亮可能是丽莉嫁不出去的原因。尽管作者劳伦斯教授反复强调，伍尔夫让这个虚构英国女画家得到一双“中国的眼睛”，从而让中西现代性形成过程中出现“美学上的相辅相成”。那么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艺术家是否早就该换上了“西方眼睛”？（赵毅衡：《难得一双“中国式眼睛”》） 这种由自作多情的“化“所导致的自取其辱的“讹”，恐怕比“翻译”是否忠实于“原作”要严重得多，它相当清晰地标示出看上去平等的“世界主义”背后的“霸权”关系。当年身处这种关系中的当事人恐怕比后来学院中的研究者更能体会到其间的不平等。1936年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红色延安所写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的一些片断，同年11月14日，报纸又开始连载他的《毛泽东访问记》并刊登毛泽东的大幅照片。这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毛泽东身世和言论的第一次公开发表，一时震撼了国内外。《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J.B. Powell）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在中国二十五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可能更不为人所知的是，时任鲍威尔助理的斯诺在赴延安采访之前，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编选和翻译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也就是那本著名的《活的中国》（Living China，英文版1936年8月由英国伦敦GEORGE G. HARRAP & CO. LTD出版，中文版1983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翻译这本包括鲁迅、茅盾和郭沫若等人15篇小说的集子时，斯诺体现了一种不同于“中国眼睛”那样“自我他者化”的原则：“这些小说并不是‘直译’出来的——如果‘直译’是指一个中国字对一个英文字、一个短句对一个短句(不管读起来多么不通)，……我在这里努力做的是传达每一篇作品的精神实质，是诠释而不是影印复制；我不但想用英文来传达原作的感情内容，而且还想烘托出存在于这种感情深处的理智信念。从中文‘直译’，往往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样也只能把西方读者认为中国人‘离奇’的传说描得更重……在精神上和内在涵义上对原作是忠实的，它把原作的素材、根本观点以及它们对中国的命运所提出的问题，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读者可以有把握地相信，通过阅读这些故事，即便欣赏不到原作的文采，至少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居住着五分之一人类的幅员辽阔而奇妙的国家，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而达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的人们，具有怎样簇新而真实的思想感情……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他同样面临了翻译的“化”与“讹”，但在处理上不仅没有被虚幻的“世界主义”所迷惑，反而在召唤“活的中国及其灵魂”的过程中，表现出相当深刻的如福柯后来所论述的“国家理性”。（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29日1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