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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诠释学认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不是读者通过文本把握作者原意的过程，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历史性而使文本的意义得以不断创生和流动的过程。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曾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1）P380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成书以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正是在历代读者的诠释和解读之下才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使这部作品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拥刘反曹”思想是《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此书面世以来历代读者争论最多的话题。因此，本文就明清两朝对“拥刘反曹”思想的诠释进行探析。 一、明代小说评点对曹、刘的客观态度 对于“拥刘反曹”这一《三国演义》的基本思想倾向，明代《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如嘉靖本、余象斗评点双峰堂本，李卓吾评本等，都没有刻意强调和突出。明代《三国演义》的评点者以余象斗和叶昼为代表，他们对曹、刘的评价没有鲜明的倾向性，比较客观。 明代万历年间，余象斗在其《三国志传评林》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他对于曹操、刘备的功业都予以很高的评价，只是对两人的德行有所褒贬。对曹操的奸诈品性余象斗持否定态度，如“曹操会兵击袁术”一节，袁氏评“曹操截发”曰：“截发当首，以申军令，老瞒之用心何其诡也。”但他毫不吝惜对曹操的褒扬，如“曹操起兵杀董卓”一节，余氏评“曹操结卫弘”曰：“曹操往寻陈留，义结卫弘，国助家资，矫诏招兵以诛卓贼，乃忠义之举也”；“关云长千里独行”一节，余氏评“操送金袍”曰：“既不追其去，又赠金袍，即此可见操有宽人大度之心，可作中原之主。”而对于刘备，则更多的是褒扬。如“诸葛遗计救刘琦”一节，刘表要将荆州让与刘备，刘备固辞不受，对此，余氏评曰：“刘表以荆州付玄德，此殆天赐基业也，顾乃不忍，正所谓不乘人之危者。宜其三分有二，而光汉烈哉。” 明朝末年，叶昼在其《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中对曹操的总体态度是否定的、贬斥的，但他没有一概而论，一笔抹煞，而是就事论事，对曹操的过人识见、多谋善断、延揽人才等屡加赞赏。如第4回回末总评云：“哭死董卓之语，非有廿分识、廿分才、廿分胆，亦何敢旁若无人，开此大口也？孟德人豪哉！孟德人豪哉！”（2）P49第14回又对曹操的识才爱才赞曰：“老瞒每见人才，即思收拾，如徐晃等无一放过，只此便是伯王之本。视彼忌才而力为排摈者，谁为豪杰也？”（2）P170第18回，郭嘉将袁绍与曹操对比，认为袁绍有十败，操有十胜，对曹操的褒扬达到了极致。对此，叶昼在眉批中道：“十胜非谀语也，乃老瞒实录也。”此回的回末总评中又曰：“尝欲为老瞒作一定案，不意郭生言之甚确也。不知者定以为谀也，第其大根处不胜耳！”“观郭嘉之论袁绍十败、曹操十胜，吾人倘能一一自检其身，去绍之败，集操之胜，则一生举动有胜无败矣。”（2）P224 综上，明代的评点者，无论是余象斗还是叶昼，他们对曹操的赞赏都是毫无保留的，有时甚至言过其实。由此可见，他们都没有鲜明的“拥刘反曹”思想倾向。他们对曹刘的评价是对人物具体行为和具体故事情节的有感而发、就事论事，而不是事先就有“拥刘”或“拥曹”的鲜明倾向性。特别是叶昼，他是一位落魄不羁的失意文人，虽博学多才，却功名未就，生活窘迫。同时，他受到王学左派的影响，狂放不羁、玩世不恭、行为诡异。因此，他的评点更倾向于独抒己见，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是晚明思想解放运动在《三国演义》评点中的投影。 二、明代小说序跋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的推重 与评点不同，明代文人为《三国演义》所作的序跋具有鲜明的“拥刘反曹”思想倾向。作于弘治甲寅年的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曰：“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故不足论。……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3）P233嘉靖壬午年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曰：“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3）P234明人李祥《三国志传序》曰：“余观炎祚之际，三强鼎峙，英雄迭出，然吴、魏僭窃，竟不能与蜀共居正统，固知神器有主，不可以智力奸也。”（3）P235明人无名氏《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曰：“《三国志》一书，创自陈寿，厥后司马文正公修《通鉴》，以曹魏嗣汉为正统，以蜀、吴为僭国，是非颇谬。迨紫阳朱夫子出，作《通鉴纲目》，继《春秋》绝笔，始进蜀汉为正统，吴、魏为僭国，于人心正而大道明，则昭烈绍汉之意，始暴白于天下矣。然因之有志不可汩没，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明白易晓，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3）P246 首先，明代的序跋作者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倾的阐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封建正统观。诸论者正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以“汉室宗亲”刘备为汉家政权的合法继承人，而将异性的吴、魏视为篡逆僭国。其次是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论者将蜀汉君臣刘备、诸葛亮、关羽等视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化身：“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3）P233而曹操则被认为是“假忠欺世”的“万古奸贼”，成为反面典型。明代的序跋作者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的诠释主要是政治观念的诠释：前者是从谱系传承上肯定刘备的正统地位，后者则是从统治者的德行方面进一步肯定其正统地位。不可否认，这种政治诠释体现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指向。 其次，明代序跋作者对“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诠释表现出一致性。诠释者对某一文本的诠释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这种一致性的出现主要是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 其一，是由他们相同的诠释目的决定的。小说自产生以来，就被以经史为正统的封建正统文人所不齿，被讥为“小道”、“末技”。即使是在小说繁荣发展、小说艺术水平业已成熟的明代，小说仍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三国演义》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问世以后，虽然好评如潮，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喜爱，但也有一些否定的反面的声音。如明人莫是龙于其《笔塵》中曰：“野史芜秽之谈，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焚之可也。”明人谢肇浙《五杂俎》则曰：“惟《三国演义》与《残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3）P249小说序跋的主要作用是向读者推介小说作品，于是，明代文人在为《三国演义》写作序跋时，为了抬高它的社会地位，努力向正统文学观念靠拢，强调它具有与正统文学相同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其二，是当时文人思想观念的反映。明代建国以来，统治者为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加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通过科举考试、学校教育等国家政策逐渐树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明代文人也由最初对程朱理学的被动接受逐渐演变为自觉接受和认同。因此，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成为明代文人品评褒贬人物的首要标准，他们对蜀汉君臣的忠义、仁慈等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品质大加赞赏，而对“奸贪谀佞”的曹操则大加贬斥。 三、清代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倾向性的加强 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三国演义》进行校正、删改、评点的过程中，加强了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使《三国演义》的正统色彩和伦理道德观念更加浓厚。 毛氏父子是以李卓吾评本为底本，并参考《三国志传》本来评改《三国演义》的。毛评本《凡例》即指出，原来的评点中“多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之语”，故“俱削去，而以新评校正之”。因此，毛氏父子在对《三国演义》进行校正增删的过程中，从情节的设置、史料的运用、人物的塑造到个别用词（如原作称曹操为“曹公”处大多改去）等都对“李卓吾评本”进行了改造。在毛本中，曹操的形象被丑化，而刘备的形象则被美化。如“李卓吾评本”第1回有一段曹操和刘备的形象描写。如曹操，“李卓吾评本”曰：“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恒、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这段描写中，曹操赫然一位盖世英雄。于是，“毛本”对这段描写进行了删减，只剩下这样一句：“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毛本”的贬曹之意已然鲜明。再如刘备，“李卓吾评本”曰：“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于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这本是史实，却因有损刘备形象而被“毛本”改为：“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其褒刘之心也同样鲜明。至此，毛氏父子“拥刘反曹”的主观意图已非常明显，但在回前总评中仍不忘再加一笔：“百忙中忽入刘、曹二小传：一则自幼便大，一则自由便奸；一则中山靖王之后，一则中常侍之养孙，低昂已判矣。后人犹有以魏为正统，而书蜀兵入寇者，何哉？”（2）P1 1.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动机 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动机很简单，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主要是受到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繁盛局面的影响。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认为，明末清初（指明天启、崇祯和清顺治、康熙四朝的100来年）“是古代小说评点最为繁盛的时期”。（4）P20这一时期，明代“四大奇书”中金、毛、张三家评点本完成，并成为此后最为通行的读本。明末清初，大量文人加入到了小说评点的行列，他们将小说评点视为自己立身的事业和发表思想情感的方式。李卓吾首开以评点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先河。后来，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将自己的现实感慨、政治理想和忧患意识一并诉诸笔端。张竹坡在谈到其评点《金瓶梅》的动机时指出：“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本欲自撰一书，又恐“前后结构甚费经营”，故借评点《金瓶梅》“以排遣闷怀”，并明确说道：“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张竹坡《竹坡闲话》）！而毛宗岗与其同乡金圣叹曾有过交往（毛宗岗曾向金圣叹请益过唐诗，今见《圣叹尺牍》存有《与毛序始》），其评改《三国演义》正是师法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曲江廖燕在康熙35年游吴时曾说道：“先生（即金圣叹）没，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为最著，至今学者称焉。”（5）P201此外，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的同时，对小说文本作了较大程度的修订。这在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中也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对小说文本加以修订，是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一个普遍现象，尤其在‘四大奇书’的评点中表现得更为强烈。”（4）P25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张竹坡评点《金瓶梅》都对文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因此，毛宗岗父子正是金圣叹、张竹坡中的一员，他们也是将对《三国演义》的评改当成自己的事业和表达思想情感、理想愿望的载体。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也不是为某种政治力量服务，他与金圣叹、张竹坡等人一样，只是参与到明末清初小说评点大潮中的文人中的一员，只是将小说评点视为自己的事业和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 2.毛氏父子加强《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倾向的原因 关于毛氏父子加强《三国演义》中“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原因，建国以来有不少学者对此做过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毛宗岗在评改《三国演义》的过程中突出“拥刘反曹”的倾向性，宣传封建正统观，是“为了迎合清代统治者的需要”，“维护清王朝的正统地位”。（6）其二，“毛宗岗之所以竭力为蜀汉争正统而尊刘贬曹，乃是清初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主张‘华夷之别’，为南明争正统这种反清态度的曲折反映。”（7）另一种观点在承认上述两种观点的同时认为“他们在尊刘贬曹时或多或少地寄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些思想感情”。 建国以来研究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均认为毛宗岗父子加强《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倾向性是以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民族意识为动机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过于强化了其政治色彩。毛纶、毛宗岗父子都是终生未仕、以坐馆课徒为生的“学富家贫”的下层文人。对于如此的一介寒士来说，将“维护清王朝的正统地位”或“为南明争正统”这样的国家重任强加于其身，未免显得过于牵强。这种动辄以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来研究历史人物的做法也是大而无当的。 关于毛氏父子“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原因，则应主要从其身世经历中探寻。毛本《三国演义》卷首《读三国志法》开篇即曰：“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则昭烈之为正统愈无疑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3）P254由此可见，毛宗岗对历史上的正统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同时也反映出他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这正是他从正统观出发加强《三国演义》中“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主观原因，即内因。同时，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文人，毛氏父子“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表现出了作者对于一种理想政治和政治人物理想人格的认同，即赞美以刘备为代表的仁爱和批判以曹操为典型的残暴”。（4）P243 毛宗岗的父亲毛纶具有强烈的“拥刘反曹”思想。他曾经想“补古来人事之缺陷”，打算作“雪恨传奇”，其四曰《丞相亮灭魏班师》。虽然这件事他没有付诸实践，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三国演义》中蜀汉败亡的悲剧结局的不满和遗憾。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毛纶应该亲眼目睹了当时满清入主中原、对百姓大肆烧杀抢掠的悲惨情景。他在“拥刘反曹”思想中寄寓自己反清复明、“为南明争正统”的思想情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毛宗岗在学识上直接受到其父的熏陶与传承。毛纶“废目”后的著述，全部由毛宗岗笔录并整理校订；毛宗岗还对其父评论中的未尽旨意“畅言之”，未发之旨“增补之”。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改是在其父对《三国演义》评改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很大程度上应该受到其父的影响。因此，他虽然生于晚明，主要生活于清代，但由于受到其父的直接影响，其“拥刘反曹”思想中包含有故国之思的民族情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但这不应该用“为了”句式表述，不能被说成是为了某种动机或目的而“拥刘反曹”。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有着深远、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三国”之后，历代史家和统治者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而采取了“拥刘”或“拥曹”的不同态度。实质上，这种“拥刘”与“拥曹”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因此，《三国演义》中的“拥刘反曹”思想是以为统治政权争取正统地位的历史思想为背景的，“拥刘反曹”思想中含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小说中许田射猎、董承奉诏、曹丕废帝、刘备正位等故事情节也流露出了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而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民间的“拥刘反曹”倾向日趋鲜明。尤其是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因此，偏处西南一隅的蜀汉被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而盘踞中原的曹魏则被视为汉族政权的篡夺者。同时，民间的“拥刘反曹”情结还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在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对明君贤相的渴望。宋元时期，社会民众饱受压迫摧残。他们无力改变现实，也找不到生活的出路，于是，他们将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君和文臣武将身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蜀汉君臣的贤明、仁义正好符合民众对明君贤相的理想和渴望，而曹操的奸诈、残忍正是他们所厌恶和恐惧的。于是，蜀汉君臣成为民间理想君臣的代名词，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得到美化；而曹操则成为百姓眼中残民害民的君主代表，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得到丑化。元明之际，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罗贯中正是在元末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在民间浓重的“拥刘反曹”氛围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将“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熔铸于《三国演义》的创作中。 《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作者的创作过程结束，继之而起的是读者对这一作品的解读过程。读者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的诠释是一个开放性命题，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可以作出不同诠释。明清以来以至今天，读者对“拥刘反曹”思想的丰富发展和不同观点之间的论争也印证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三国演义会评本（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3）朱一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4）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陈翔华.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及其理论贡献[A].三国志演义纵论[C].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 （6）三国演义·前言[A].三国演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7）熊笃.关于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批改[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1）. 作者简介：郭素媛（1980—），女，山东寿光人，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文化传播系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元明清小说。 原载：《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总第14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