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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四回，写了这么一段著名情节： 曹操行刺董卓未遂，“乘马飞出东门”逃跑。“卓遂令遍行文书，画影图形，捉拿曹操”。曹操向东“飞奔谯郡。路经中牟县，为守关军士所获，擒见县令”。县令陈宫感其“忠义”，居然弃官随其潜逃。两人逃到成皋时“，天色向晚”。曹操提议到自己父亲的结义弟兄吕伯奢家去“觅一宿”。吕伯奢虽然已知曹操是“朝廷遍行文书”捉拿的要犯，仍然热情地接纳了曹操，并外出沽酒待客。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多心，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着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斩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1] 这段著名情节，历来成为曹操奸诈多疑、极端利己性格的注解，而他所说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也成为他极端利己主义处世哲学的“经典名言”，这段情节在《三国演义》中塑造曹操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段情节的“真实性”历来也饱受质疑。 一、关于情节设计的质疑 仔细研读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这段情节，并对照相关史料，我们不禁要对这段情节提出如下质疑： 质疑之一：吕家人有必要问“缚而杀之”这句话吗？直接导致“误杀”的关键性细节，就是操、宫二人听到了“磨刀之声”和“缚而杀之”的“人语”。但众所周知：要杀猪，当然要先捆绑了再杀，不可能满院子追了、捉了再杀！吕家人根本就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而吕家人如果不说这样的废话，曹操就不会误会，不误会就不会杀人。因此，罗贯中在这里“特意”设计了这么一句价值九条人命（包括吕伯奢本人）的“废话”。操、宫二人一连杀死吕家八口人以后，很快就知道是“误杀”了，因为他们“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这就又奇了怪了—— 质疑之二：吕家人能在短时间内无声无息地“缚一猪”吗？从听了“缚而杀之，何如？”到“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再到“遂与宫拔剑直入”，其间也就不过一两分钟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吕家人怎么可能无声无息地把猪“缚”于“厨下”呢？作者没有交代，这也许是罗贯中的“有意”疏忽。假如让操、宫二人听到了猪叫，他们也许就不会误杀人，不误杀吕家人，他们就不会看到“缚一猪欲杀”，就不会“急出庄上马而行”，曹操就不会杀沽酒回来的唯一“活口”吕伯奢，陈宫就不会指责曹操，曹操也就不会因这指责而说出那段“经典名言”，这段著名的情节也就不会产生令人震撼、使人感叹的阅读效果。 质疑之三：曹操“飞奔谯郡”的路线对吗？《三国演义》写曹操刺卓未遂，向东“飞奔谯郡”的路线是：京师洛阳→中牟县→成皋→谯郡。这条向东回“谯郡”的路线很有问题，我们如果对照地图、参照古今的地理位置，就不难发现：京师洛阳在最西边，洛阳往东的第一站应该是成皋（即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第二站是中牟县（即今河南省中牟县），最后到操故里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即正确路线应该是：京师洛阳→成皋→中牟县→谯郡。可见，罗贯中所设计的路线，是让曹操先到中牟县，然后“有意”要曹操弯回成皋，杀了吕伯奢一家，再回谯郡，这个结论岂不荒谬？！罗贯中显然忽略了这个路线的设计。 质疑之四：陈宫能做“证人”吗？我国古今律法，有两个几乎成为惯例的原则：一是无人起诉的案件根本就无法立案；二是没有证据的杀人案也是无法定罪的。罗贯中是深知律法这两个惯例的，因此，他设计曹操误杀吕伯奢的情节时，不仅让曹操杀了吕家8口人，而且还让曹操把吕家剩下的唯一“活口”吕伯奢也杀掉了，使吕家无法告官，这种设计实际上也非常符合曹操奸诈多疑的性格特征；而更有意思的是罗贯中让“中牟县令”陈宫当了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的全过程的“证人”。 然而，我们只要仔细研读《三国演义》所依据的主要正史材料——《三国志》及裴注，就会发现：“中牟县令”陈宫做这个“证人”，纯粹是罗贯中虚构的。首先，陈寿在《三国志》中并没有为陈宫立传，而且翻遍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根本就没有提到陈宫担任过“中牟县令”，更没有提到他“捉放曹”的故事。据《三国志·魏书·任峻传》载：“汉末犹乱，关东皆震。中牟令杨原愁恐，欲弃官走。”[2]联系上下文，当时正是董卓作乱之时，也正是《三国演义》中曹操刺卓未遂向东逃回家乡之时（《三国志》及裴注根本就没有曹操行刺董卓的记载！），可见当时的“中牟县令”是杨原而非陈宫。而关于“捉放曹”的故事，在《三国志》及裴注中有这么两段记载——一段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卓表太祖（即曹操，下同）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另一段是裴注引《世语》曰：“中牟疑是亡人，见拘于县。时掾亦已被卓书；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释之。”[3]这两段史料足以表明，“捉放曹”的故事与陈宫毫无关系。 其次，陈宫虽然与曹操有过一定纠葛，但从未有过共同在成皋吕伯奢家里“觅一宿”的经历。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时任兖州太守的刘岱战死。裴注引《世语》曰：“岱既死，陈宫谓太祖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4]这是陈宫第一次在《三国志》及裴注中出现，也是第一次与曹操打交道。根据这里所引史料，可以看出，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陈宫为曹操出任兖州牧而积极游说、奔走。如果说他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就有过一段“捉放曹”的故事、就有过见证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的经历，他还会为曹操出任兖州牧而积极游说、奔走吗？又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载：“太祖之禽宫也，问宫欲活老母及女不？宫对曰：‘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太祖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这是史料中所记载的陈宫再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曹操打交道，裴注引《鱼氏典略》，非常详尽地对陈宫刚直的性格、尤其是临刑前与曹操的精彩对话都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刻画，但仍然没有记载陈宫与曹操共同在成皋吕伯奢家里“觅一宿”的经历。[5] 根据上述四点质疑，足以表明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的情节设计确实有疏漏之处，但如果由此认定这一情节是虚假情节，这又会犯以偏概全、忽视史料依据的毛病。 二、情节设计的史料依据 如果将《三国演义》与其所依据的主要正史材料《三国志》及裴注仔细对照，尤其是将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的情节进行对读，就会发现，这段情节的设计实际上是有不少史料做支撑的。 首先，关于这段情节，裴松之主要引用了三则史料：其一，裴氏引《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其二，引《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其三，引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6]分析这三则史料，我们可知：第一，曹操逃归故里时，确实经过了成皋的故人吕伯奢家，吕伯奢确有其人。第二，曹操在吕伯奢家确实杀过人，除了吕伯奢以外，杀了八个人，这与《三国演义》中杀的吕家人数正好吻合。第三，“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与《三国演义》设计的曹操误杀吕伯奢家人的细节，非常相近！第四，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所说的“经典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显然是在“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有了这四个基本要素，《三国演义》设计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的情节可谓水到渠成。 其次，这段情节中设计的曹操的作为，除了有以上的史料依据以外，还与曹操在《三国志》及裴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性格特征密切相关，可谓他性格特征的自然体现。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松之在此引《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禽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7]从所引这两段史料，就足以说明：曹操年少时就非常机警、有权数、狡诈，有这样一种基本性格特征的人，设计他因多疑而误杀了吕伯奢及其全家，就不是违背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写法，相反，是符合生活中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的，是对曹操基本性格特征的进一步诠释。 三、情节设计的“艺术真实” 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曾在《“历史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一文中，以朱光潜先生的“物甲—物乙”说为根据，提出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历史1、历史2和历史3的概念，他认为：“那已经无法完全知道的本真的历史原貌是‘历史1’，而历史学家记载的史书，那里面的历史事实，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已经加入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成分的过滤，他褒扬他认为好的，贬抑他认为坏的，鼓吹他想鼓吹的，遗漏他想遗漏的，甚至其中起码也有细节和情节的虚构等等，这就是‘历史2’。”童先生认为：“真正的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从‘历史2’——史书开始，加工成文学作品。如前所述‘历史2’已经有了加工，文学家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在加工上面的再次加工。这后面的作家的加工属于文学加工，所产生的历史已经不再是‘历史2’，而是‘历史3’了。”[8]童先生这里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的情节的“真实性”。《三国演义》中曹操误杀吕伯奢及其全家的情节，显然属于“历史3”，而这“历史3”依据的“历史2”、依据的主要正史材料就是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正是我们前面所引的史料。《三国演义》中曹操杀吕伯奢全家的情节，不同于“孔明借东风”那样“无中生有”，也不同于“三顾茅庐”那样“无限延展”，而是基于“历史2”、符合曹操主要性格特征的“艺术真实”，属于“历史3”。“艺术真实”，乃是文学的审美价值追求实现的基础。曹操误杀吕伯奢及其全家的情节，实际上体现了“艺术真实”的主要特征。 首先，与“生活真实”不同，“艺术真实”以假定性情境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的认识与感悟。其一，“艺术真实”应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表现生活的内蕴。在曹操这个艺术形象的演化和形成过程中，狡诈权变已逐渐成为曹操这一人物本质性的性格特征，罗贯中根据史料及民间传说，抓住曹操的这一本质特征，通过设计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的情节，进行了具体的艺术表现。其二，艺术情境的假定性是“艺术真实”的外部特征，要求建立在符合事理逻辑、符合情感逻辑的基础之上。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罗贯中关于曹操误杀吕伯奢及其全家的情节的设计，除了前述的史料依据以外，假定、虚构的部分虽然有前述的瑕疵，但让陈宫当“证人”也还是有一定“历史2”基础的“艺术假设”（史料中曹操与陈宫毕竟还有过一定的纠葛），总体上还是“合情合理”的。 其次，与“科学真实”不同，“艺术真实”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第一，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就深受当时“拥刘反曹”的封建正统观念与民间是非美丑善恶标准的影响，在写曹操这个人物时就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自己的主观色彩，把曹操塑造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奸雄”典型，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也正好是曹操“奸”的具体表现。第二，罗贯中在设计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的情节时，运用了有张有弛的结构技巧，巧用误会、层层铺垫，将情节逐步推向高潮，用曹操自己的“处世名言”画龙点睛。娴熟的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段，使罗贯中设计的这段情节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中曹操误杀吕伯奢及其全家的著名情节，确有让人质疑的瑕疵，但更有不少“历史2”史料做支撑，加上罗贯中妙笔生花的艺术处理，达到了“历史3”的“艺术真实”，使人为之感叹、为之震撼。 注释： [1]参见《三国演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3版，1985年8月第18次印刷，第31-38页。 [2][晋]陈寿：三国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第89页。 [3][4][5][6][7]参见《三国志（及注）》（一），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1975年4月北京第6次印刷，第5页，第9-10页，第229页，第5页，第2页。 [8]参见童庆炳：《“历史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 作者简介：吴跃平，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负责人，人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大学语文、应用写作。 原载：《名作欣赏》200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