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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小说史上，以艺术水平论，《三遂平妖传》大约只能算是三流作品；而作为文学史演变的环节，它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近三十年的研究情况看，罗尔刚、徐朔方、韩南、张国光、欧阳建等一批重量级的学者都就此发表过论文，而这些论文涉及的问题远超过这部小说本身。梳理一下的话，学界讨论的问题大体在两个层面上：一个层面是围绕作品本身，另一个层面则拓展到早期长篇白话小说的宏观范围。在前一个层面，问题的核心是二十回本的时代；在后一个层面，则有“与《水浒传》之关系”、“与《三国演义》之关系”、“明代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模式”、“罗贯中在小说史上的真实面目”等一系列问题，而又以徐朔方提出的“创作模式”话题尤显重大。 分析起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虽然“兹事体大”，但讨论的基础却在第一个层面上。换言之，宏观的问题虽然范围甚广，而最为关键的地方却离不开一个具体问题，就是“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之时代”。今刻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1]或以为成书于明初，或以为明中，或以为晚明，而这一点不确定，其他问题便只能是沙上筑塔了。 按说此本卷首明确题有“东原罗贯中编次”，成书元末明初似无可置疑。但是，由于四个方面的原因，这一点受到了挑战。其一，冯梦龙在《（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的叙言中讲：“余昔见武林旧刻本止二十回……突然而来，杳然而灭，疑非全书，兼疑非罗公真笔。”由于这种“疑非真笔”的阅读感受有《三国演义》做映衬，所以显得十分真确、客观，因而其质疑很容易在现代读者中产生共鸣。其二，韩南根据小说第九回建立“保甲制”的描写，认为反映的是明初朱元璋建“里甲制”的反映，而“这个新制度不可能立即出现在以北宋为背景的故事中”，因此“目前我们只能断定小说产生于1400—1550年之间”[2]。这样，便断定《平妖传》产生于永乐至嘉靖的明前期，自然也就与罗贯中无关了。其三，根据书中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相同或相近的文字，断定是在二书风行之后引发的抄袭行为，所以时间应在明中叶之后。其四，根据文本“突然而来，杳然而灭”的疏漏，断定是由“繁本”删节而来，时间则只能是晚明。 这四点理由彼此并不兼容，但在否定二十回本产生于元末（及明初）这一点上是“同盟”的。 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是否为罗贯中所作，现在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但肯定其产生于元末，却还是有较为充分理由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 韩南在《平妖传之形成》一文中，首先注意到了“保甲制”的问题。他依据的主要材料是《明史》的《食货志》。这条材料是这样的： 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3]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由此，韩南推论道：“这个新制度不 可能立即出现在以北宋为背景的故事中”，所以只能是在1400年之后才会写到作品里。且不说“不能立即”这样的逻辑缺乏说服力，就是这条材料本身也有使用不当的嫌疑。 我们先来看看小说中涉及“保甲制”的描写究竟是怎样的。小说第九回写包拯到任开封府： ……即日升厅，行文书下东京并所属州县，令百姓五家为一甲，五五二十五家为一保，不许安歇游手好闲之人在家宿歇。 揆诸史册，这一段文字肯定不是纪实之词。因为保甲制的创立是王安石“新政”的重要举措，所谓“王安石行保甲法，则督民操练，使自备衣甲器械，天下始骚然矣”[2]，与包拯毫无关系，同时其主要内容在于军备方面。不过后世军备的作用逐渐消退，赋役、治安与民事的功能逐渐成为了保甲制的主要内涵。 既然不是史实，那么是不是反映了明初的施政现实呢？ 如果我们不是笼而统之地说保甲，而是做一点具体的比较、分析，那么对这条材料的理解就会有所不同。 洪武年间的制度准确地讲应是“里甲”制，因为其中只有“里”与“甲”的设置，并没有出现“保”的字样；而小说中则是“保甲”制，“保”与“甲”是层级的关系，而没有“里”的设置——“保甲”、“里甲”显然不是同一个制度。另外，两个制度的具体内容也分明不同：《明史》所记为“一甲十户，十甲一里”，小说所写则是“一甲五户，五甲一保”。如果小说中这一笔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那实在没有理由做这些变动。 如果类似的“里甲”制只有洪武年间这一个，这样使用材料也勉强可以。但是，事实是历史上不止是在洪武年间有“里甲”制，而是宋代、元代都有类似的制度；而且，宋元两代的制度恰恰是称为“保甲”制。 据《宋史》： 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4] 这便是“保甲”的发端，而且显然是因军备而起的。这个制度成为北宋后期政争的主要问题，几经兴替，其内涵亦几经变化。入元后，忽必烈继续推行这一制度，而重点由军事转到了民事。据《新元史》，“保甲”一词凡八见，如： 宪宗三年，入觐，赐卫州五县分邑。世祖在潜邸，知汉地不治，河南、陕西尤甚，请以天泽及赵壁为经略使。天泽均赋税，更钞法，建行仓，立屯田、保甲，境内大治。[5] 可见， 1253年，忽必烈就开始任命大员推行保甲之法，而主要目的在于改变地方上“不治”的状况。又如： （李拱辰）至大元年，迁绍兴路新昌县尹。拱辰患经界不正，核其地图，与保甲册印分两券，官执左，民户执右，鬻产则券随之，隐设诡缉之弊悉除。[6] 至大为元武宗年号，元年即公元1308年。据此，直到元末，“保甲”制都是一项实行中的社会政治制度。至于“保甲”的功能，《新元史》虽未集中系统记述，但也散见于志传之中。如监督“不法”人员——“籍记拘检者，经五年不犯，听保甲除籍”；表彰良民——“本社有孝弟力田者，从社长、保甲、本处官司量加优恤”；举荐优秀人才——“岁页之时，于学生内选行义修明、文学优赡、通经史达时务者，保甲解贡”。 根据这些材料，小说中的“保甲”制的描写，不但不能说明作品“必须”晚于1381年，而且恰恰相反，小说中的“保甲”制文字应是早于“里甲”制出台的1381年，应是在“保甲”制作为民事、治安主要制度的元代。其实，明袭元制，《明史》的《食货志一》中本有明白的记述： 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为里甲。[7] “仍元里社制”，“仍”者，沿袭也。可惜韩南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对此，还有一个小小的旁证材料。前面已经指出，小说中的“一甲五户，五甲一保”与明代的“一甲十户，十甲一里”显然不合。那么，“保甲”制与“五”有没有关联呢？这方面的具体记载很少，但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如《宋史》记王安石为“保甲”制寻找依据时，提出所谓古制“五家为一比，五比为一闾”；又如《新元史》记元代至正二十三年，重申“社规”，五十家为一社，一社内若干保、甲。这些虽与小说所写不尽一致，但较之《明史》却还要接近一些。 综上所述，就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的“保甲”制内容而言，作品产生于元代的可能性远大于产生于明代（特别是洪武以后）的可能。 二 从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与宋元话本之间的直接关联看，二者间的“脐带”还没有剪断。 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多有指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故事情节的因袭。如小说中的妖异、灵怪情节，颇有一些直接来源于宋元话本。从《醉翁谈录》所列名目里，我们发现灵怪类的《红蜘蛛》《葫芦儿》；公案类《八角井》；妖术类《千圣姑》《贝州王则》，都与《三遂平妖传》相关。《红蜘蛛》与《八角井》很可能敷衍成“八角井卜吉遇圣姑姑”一节，而《三遂平妖传》第十一回《杜七圣法术剁孩儿》中杜七圣用葫芦儿报复弹子和尚的故事则与相关，至于妖术类的《贝州王则》，更明显与小说中王则种种妖术直接关联。第二个方面是民俗、俗语。如第二回有“初如萤火，次若灯光。然后似千条蜡烛焰难当，万个生盆敌不住”。这段描写火势的诗赞见于话本《碾玉观音》（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中原注作“宋人小说”或“古本”）。其中“万个生盆敌不住”，“生盆”又作“糁盆”、“籸盆”，是宋代民俗于除夕为祭祀祖先、神灵焚烧木柴竹叶的高架。而冯梦龙不明其义，增补为四十回时改作成“火盆”。再如第三回中，胡永儿变出的米“缸里、瓮里、瓶里、桶里，都盛得满了；这里还有许多，兀自没家生得盛里”，第十回另有“一面收拾家生入去”之语。“家生”为宋元时家用杂物之总称，冯梦龙亦改作“家伙”。如此等等都可以显示二十回本与宋元话本之间的生命脐带。第三个方面是人物形象。薛霸、董超在话本中常是联缀登场的人物，而且身份往往定型为衙门中的差役。如《简贴和尚》中的两个巡军，即差役，名董霸、薛超。《平妖传》中两个押解卜吉的差役则为董超、薛霸。（有趣的是《水浒传》中押解林冲的差役也叫董超、薛霸，於是引发了“平妖”与“水浒”谁抄谁的问题）再如话本《勘靴儿》中提到“却有一个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贵，唤做冉大，极有机变，不知替王观察捉了几多疑难公事。王观察极是爱他”。这本是北宋的一个真实人物，被写进话本并成为模式化的捕快形象。《三遂平妖传》第二十九回也有“内有一个做公的，常时温殿直最喜他，其人姓冉名贵，叫做冉士宿，一只眼常闭，天下世界上人做不得的事，他便做得，与温殿直捉了许多疑难公事，因此温殿直喜他”。此外还有媒婆等市井人物形象，《平妖传》也是直接从话本中克隆过来。 除上述三个方面，本文再补充两个方面，以证明《三遂平妖传》与宋元话本之间确实存在十分紧密的“脐带”关系，是话本片段攒接而成的。 一个方面是《三遂平妖传》大量套用宋元话本中现成的描摹景物形貌的赞词。如《三遂平妖传》第一回描写夜色： 十分俄然黑雾，九霄云里星移。八方商旅，回店解卸行装；七星北斗，现天关高垂半侧。绿杨□里，缆扁舟在江蓼滩头；五运光中，竟赶牛羊入圈。四方明亮，耀千里乾坤；三市夜横凉气。两两夫妻归宝帐，一轮皎洁照军州。 对照宋元话本《阴骘积善》里的赋赞： 十色俄分黑雾，九天云里星移。八方谪旅，归店解卸行装；北斗七星，隐隐遮归天外。六海钓叟，系船在红蓼滩头；五户山边，尽总牵牛羊入圏。四边明月，照耀三清。边廷两塞动寒更，万里长天如一色。 虽有局部的差异，但大的框架与主要部分基本相同，显然这是说话人共用的一种“套子词儿”。再如第二回中胡永儿初次见到圣姑姑时，对圣姑姑的描写： 那婆婆腰跎背曲，眉分两道雪，髻挽一窝丝。眼如秋水微浑，发似楚山云淡。形如三月尽头花，命似九秋霜后菊。 话本《西湖三塔记》《简贴和尚》中都有对老年婆婆的描写词赞： 鸡肤满体，鹤发如银。眼昏如秋水微浑，发白似楚山云淡。形如三月尽头花，命似九秋霜后菊。 眉分两道雪，髻挽一窝丝。眼昏一似秋水微浑，发白不若楚山云淡。 “套语”、“克隆”的痕迹同样明显。再如第七回“八角井卜吉遇圣姑姑”卜吉在井下看到的处所词赞： 金钉朱户，碧瓦雕檐。飞龙盘柱戏明珠，双凤帏屏鸣晓日。红泥墙壁，纷纷御柳间宫花；翠霭楼台，淡淡祥光笼瑞影。窗横龟背，香风冉冉透黄纱；帘卷虾须，皓月团团悬紫绮。若非天上神仙府，定是人间帝王家。 而话本《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均有类似的描写： 金钉朱户，碧瓦盈檐。四边红粉泥墙，两下雕栏玉砌。即如神仙洞府，王者之宫。 除去这些成段的韵文外，入回诗也有不少直接克隆而来的句子。如第三回“只为一时风火性，等闲烧了岁寒心”，近似于《简贴和尚》的“时间风火性，烧了岁寒心”；第八回的“从空伸出拿云手，提出天罗地网人”，同《董永遇仙传》，又《史弘肇传》亦有“袖中伸出拿云手，提出天罗地网人”；第十二回“飞蛾投火身须丧，蝙蝠遭□命被坑”，近似于《错认尸》的“飞蛾投火身须丧，蝙蝠遭竿命必倾”。有意思的是，在冯梦龙增订的四十回本的《平妖传》中，虽然二十回本的大部分叙事文字都得到保留，恰恰上述直接由话本搬来的韵文被改掉了。最为有趣的是，十二回的入回诗共四句：“为人本分守清贫，不义之财不可亲。飞蛾投火身须丧，蝙蝠遭□命被坑。”到了冯氏增订本中，变为了：“为人本分守清贫，不义之财不可亲。命里有时当自至，不然好处反遭迍。”偏偏把两句“套子词儿”替换掉了⑧。其实替上的两句词义粗率，“反遭迍”尤为蹇涩，并非冯氏得意之笔。因而只能理解为文人操觚之时，特意避开了来自书场的“进化残留物”。 在叙事中穿插韵文，是宋元话本的一个重要特色，既是说书人调节演出节奏、书场气氛的需要，又是艺人炫耀文化修养的一种方式，正如描写的：“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⑨但实际上大多数艺人并没有这样的文化水准，所以就形成了大量的通用的韵文词赞。当叙事文学由书场向案头逐渐过渡的时候，其案头化、文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模式化词赞减少的程度。所以，清代的白话小说中，此类“套话”明显少于明代。因此，上述大量克隆的事实，正说明《三遂平妖传》成书于书场向案头过渡的起步期。 三 还有一个方面，痕迹不象上述四个方面那样具体，但同样是“脐带”的一种表现。这便是作品在表现小市民生活，迎合小市民口味方面形成的一些特色。 首先是对富商的情感态度。《三遂平妖传》以市井生活为背景，所以多写商贾、小贩。小说开篇便描写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然后概述商贾阶层：“上下有许多员外；有染坊王员外，珠子李员外，泛海张员外，彩帛焦员外，说不尽许多员外。”对于这些“员外“——富商，作者的叙事态度颇可玩味。书中较为具体描写的富商共计三家，三家都遭到横祸而家破人亡。首先是胡员外，“家中巨富，真个是钱过壁斗，米烂陈仓”。作者为他安排的命运是，一场天火烧尽家财，沦落为乞丐。接下来是焦员外，家中开着彩帛铺，可是只有一个傻儿子；傻儿子娶了妖妇之后，完全无辜地吃官司，受苦刑。后面还写了个李二。本是小商贩，突然发迹，当他还是卖青果的小商贩时，作者的态度似乎还是同情多一些，而当他发迹之后，立刻描写其遭横祸而死。总之，作者似乎有意给富有的商人安排不幸的命运。 此外，这些富商的人品也着意被丑化。如胡员外，已经沦落为乞丐，当他发现女儿有异术可以带来温饱时，他不仅不宽慰，而且为避祸持刀去杀亲生女儿，又故意将女儿嫁给一个年长的白痴。胆小、避祸，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杀女、害女就不是人情之常了。 看来作者，或是说“攒书人”，对于富有的商人确实持不甚友好的态度。 其次是表现小市民的人情世态。书中描写较多的，除了富商，就是小贩。这也有一段概述：“何谓五熟行？卖面的唤作汤熟，卖烧饼的唤作火熟，卖鲊的唤作腌熟，卖馉饳的唤作油熟。”表明了对市井的熟悉与兴趣。后面写了三个小贩，一个是卖炊饼的任迁，一个是卖猪肉的张琪，一个是卖素面的吴三郎。三个人都是被妖人戏耍。但作者描写时候，分明把同情放在了三个小人物身上，如写任迁看到比自己还穷的左瘸时，现是折价卖给炊饼，又忍受损失给调换馒头，在对方反复刁难时，“忍气吞声”一再容让。把小商贩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厚道本分的性格刻画的细致入微。这在全书粗糙的文字中是异常的亮点。 另外，小说在选取素材时，明显可以看出迎合文化水平较低的市民的趣味。小说设置了许多节外生枝的情节，胡永儿私走郑州，路遇轻薄浮浪子，完全可以不睬，回避骚扰，但却偏偏假装依顺在客店变化异相惊吓戏弄他。如果胡永儿撩拨惊吓轻薄子还有些许理由的话，瘸师变法术戏弄任迁、张屠和吴三郎，搅乱他们的生意真有无理挑衅的嫌疑，尤其对猪头施以法术，令猪头张口咬人而惊死婆婆更是恶作剧，无端地招引是非。蛋子和尚不仅戏弄游手好闲的善王太尉，诈得三千贯钱，更为大胆的是，被称为清正廉明的包龙图，也被他蒿恼得狼狈不堪，威风扫地。而戏弄卖艺的杜七圣，令其难续断头术，则纯属无聊取乐。当然这些节外生枝的故事令小说增添了许多曲折和笑料，更有吸引力，同时也反映了听“说话”的市民们的世俗兴趣所在。《三遂平妖传》的“攒作”基础就是宋元话本中的“妖术”，全书可谓法术大全。所谓“如意册”，自然是随心所欲能满足所有心愿的秘笈。小说中所涉及到的法术，有变钱术、变米法、假金银锭变真金银锭术、剪草为马，撒豆成兵术、尸首变笤帚术、纸月变真月术、死猪头变活术、纸马变活马术、板凳变老虎术、接头术、隐遁术、快行术、变形术、搬运移物术、定行术、幻术、飞磨术等等，可谓千奇百怪、恢恑憰怪，极尽想象之能事。超自然的法术本就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难以解决和实现的困难、意图的一种幼稚的幻想，而本书的幻想尤显其幼稚的程度。变钱变米反映了不得温饱的下层市民的心理，死猪头咬人更是迹近儿童的调皮心态。 中国小说史上写法术的代不绝书。不过同是写法术，反映出的文化水平与趣味所在还是有所区别的。《红楼梦》的颠僧跛道自不必说，就是《绿野仙踪》《女仙外史》所写，文人气息也是很重的。相比之下，《三遂平妖传》的市井气，甚至是下层市井气，则是显而易见的。 作品内容上的浓厚市井气息，特别是反映出下层市民情趣、口味的种种描写，说明了《三遂平妖传》未经文人太多的染指。从成书的过程看，基本是杂取话本而攒成；从成书的年代看，应在话本向案头读物演化的“起步”阶段。而这样的分析、判断，恰恰是与我们在前两节揭示的时代背景、文字“克隆”的证据相合的。 注释： [1]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刊本。之所以不称“世德堂本”或“王慎修本”，是因为对此本与王慎修、世德堂的关系，学界尚有不同看法。 [2][美]韩南《〈平妖传〉著作问题之研究》，《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3][7]《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 [2][明]黄佐《泰泉乡礼》卷六《保甲》。见《四库全书·经部》。 [4]《宋史》卷一百九十二，志第一百四十五，兵志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 [5][6]《新元史》卷一百三十八，列传第三十五；卷一百九十四，列传第九十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飞蛾”两句并见于百回本《水浒传》第58回，可见其“套子词儿”的性质。 [9]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3期，总第93期 (责任编辑：admin) |